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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杰明·李·沃尔夫(英语版本优良条目)

本杰明·沃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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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李·沃尔夫
出生(1897-04-24)1897年4月24日
马萨诸塞州温斯罗普
逝世1941年7月26日(1941歲—07—26)(44歲)
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
国籍美国
母校麻省理工学院
知名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语言相对论)、纳瓦特尔语语言学、音位变体隐型范畴玛雅文字
科学生涯
研究领域语言学人类学消防
机构哈特福德火险公司、耶鲁大学
受影响自法布尔·道立维爱德华·萨丕尔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伯特兰·罗素C. K. 奥格登布拉瓦茨基夫人
施影响于乔治·莱考夫约翰·A. 露西迈克尔·西尔维斯坦语言人类学M.A.K. 韩礼德

本杰明·李·沃尔夫(1897年4月24日–1941年7月26日),是美国语言学家消防工程师。[1]沃尔夫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他是一种主张的支持者。这种观念认为,由于不同语言在语法和惯用法上存在差异,因而这些操持着不同语言的民众对世界就形成了不同的概念和经验。这一原则以他和他的导师爱德华·萨丕尔的名字命名,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然而沃尔夫本人却称其为语言相对论,因为他认为这一主张与爱因斯坦相对论有着相似的含义。[2]

沃尔夫一生都以化学工程师为自己的职业,然而他在年轻时对语言学也产生了兴趣。最开始,这一兴趣吸引他进行圣经希伯来语的研究,但很快他就转而独自研究中部美洲的土著语言。他的研究成果给专家学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1930年他收到了一笔资助款,以开展对墨西哥纳瓦特尔语的研究。返回美国后,他在语言学会议上发表了数篇有影响力的语言论文,这使他得以在耶鲁大学跟随爱德华·萨丕尔学习语言学。而与此同时,他依然继续着在哈特福德火险公司的日常工作。在耶鲁的这段时间里,他致力于对霍皮语(Hopi language)进行描写,以及犹他-阿兹特克语系历史语言学研究,并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在1938年萨丕尔患病离职期间,他被选为接替萨丕尔的人选。沃尔夫讲授题为“美洲印地安语语言学有关问题”的研讨班。除了他在语言相对论方面的著名作品之外,他还撰写了一份霍皮语的语法概要以及纳瓦特尔方言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种破译玛雅象形文字的观点,并发表了他首次尝试重构的犹他-阿兹特克语。

1941年沃尔夫因癌症病故之后,他的一群语言学家朋友对他的手稿进行了整理,同时他们也为扩大沃尔夫理论观点(即语言、文化以及认知之间存在联系的观点)的影响而努力,因此,在他死后十年内,他的多部作品都先后得以发表。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沃尔夫的观点遭到了排挤和严厉的批判。批评者认为,语言结构首先反映的是认知的普遍性,而非文化的差异性。他们称,沃尔夫的理论是无法检测的,也未进行系统地阐述,而提出这些理论所依据的数据在分析和理解上也存在着偏误。到了20世纪末,语言学家们对沃尔夫理论又产生了兴趣,他的主张迎来了一次复兴。新生代的学者们开始阅读沃尔夫的作品,他们认为,之前学者们对沃尔夫的批评仅仅是针对他实际思想理论中最浅表的层面,或者是批评那些他从来没有表述过的观点。语言相对论这一领域一直是心理语言学语言人类学研究的焦点,也持续地引发了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支持者之间的辩论与争议。而相比于沃尔夫在语言学上的其他研究成果而言,音位变体和隐形范畴等概念的发展,以及犹他-阿兹特克历史语言学中的“沃尔夫定律”的描述等一些语言理论,则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

生平介绍 编辑

早年生活 编辑

本杰明·李·沃尔夫1897年4月24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温斯罗普,是哈利·彻奇·沃尔夫和莎拉·沃尔夫之子。哈利·彻奇·沃尔夫是一名艺术家、知识分子兼设计师,他先后从事了商业艺术家和据作家的工作。本杰明有两个弟弟,约翰·沃尔夫和理查德·沃尔夫,他们都先后投身艺术领域,并且小有名气。约翰成为了一名画家兼插图画家,而理查德则成为了一名电影演员,参演了《胜利之歌》(Yankee Doodle Dandy)等一些电影,之后他又改任电视编导,执导了《豪门新人类》(亦名《贝弗利山人》,The Beverly Hillbillies)等剧作,并获得了艾美奖提名。本杰明与他的两个弟弟则都不同,他成为了兄弟三人中知识分子。他在很小的年纪时就利用他父亲的照相机配件做成了化学实验,[3]他同时也是一名废寝忘食的读书人,对植物学、占星学以及中美洲史前史都有兴趣,曾读过数遍威廉•H•普雷斯科特(William H. Prescott)的《墨西哥征服史》(The Conquest of Mexico)。17岁时,他开始大量地写日记,在其中,他记述了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梦境。[4]

消防工作 编辑

1918年,沃尔夫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获得了化学工程学位,他在校期间学业表现平平。1920年,他与西莉亚·伊内兹·佩卡姆(Celia Inez Peckham)结婚,并有三个儿女:雷蒙德·本、罗伯特·佩卡姆和西莉亚·李。[4]与此同时,他开始在哈特福德火险公司从事消防工程师(巡视员)的工作。他在这份工作上完成得十分出色,得到了上司的高度赞赏。他的这份工作要求他遍访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的工业企业。有这样一则轶闻,据说他曾到过一家化工厂,工厂的总监拒绝他进入,因为该总监认为工厂的生产流程是商业机密,外人不得参观。在得知该工厂生产的产品之后,沃尔夫在纸上写了一个化学方程式,并告诉这位总监:“我想这就是你们工厂里正在做的事”。工厂老板大吃一惊,便问沃尔夫他是如何得知这一秘密生产流程的,沃尔夫只回答道:“因为你们用其他方法是做不出这种产品来的”。 [5]沃尔夫还帮助火险公司招揽新客户,客户也对他彻底的检查和建议表示了认可。另一则脍炙人口的趣事也是关于沃尔夫的工作,沃尔夫本人也曾引用过这则趣事来说明语言的使用习惯会影响人的日常行为习惯。[6]这则轶事说的是:一个工厂把所有装满汽油的汽油桶都放在工厂的一个房间,而将空的汽油桶存放在另一个房间里。沃尔夫认为,尽管工人们对那些空桶的处理较为随意(例如工人们会在放空桶的房间里吸烟,而不会在放着装满汽油的汽油桶的房间里抽烟),然而由于含有可燃性气体,那些似乎“空”着的汽油桶事实上比那些装满汽油的桶还要危险。沃尔夫解释说,由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将那些盛满油气的汽油桶称作“空桶”,因而出于惰性,工人们忘记了在“空桶”旁抽烟的危险。[w 1]

对宗教和语言的早期兴趣 编辑

尽管沃尔夫信仰什么宗教一直是学者们争议的焦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一生都信教。在他年青的时候,曾写过一篇题为《我为何放弃进化论》的手稿,这使得一些学者认为他是一名虔诚的美以美会信众,信奉基督教基要主义,可能还是创造论的支持者。[7]然而,沃尔夫一生对宗教最大的兴趣却是神智学,这是一种基于佛教印度教教义建立起来的非宗派组织,主张将世界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强调“不论种族、宗派、性别、社会阶层以及肤色有何差别”,整个人类社会都应该和睦与统一。[8]部分学者认为,正是沃尔夫对宗教和对科学两者之间不同倾向的冲突,成为了他理论发展的驱动力,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他的语言相对论观点上。[9]沃尔夫所著的一些关于精神信仰方面的手稿也表明,他受到了神智学协会创始人海伦娜·布拉瓦茨基的主张影响,布拉瓦茨基夫人主张“宇宙演化”(cosmic evolution),即认为“重生”是人这一物种不断向更高级形式演化的源泉。[10][11]沃尔夫称,“在我遇到的各类人群中,信仰神智学的这群人似乎是最容易因为各种(新)想法而兴奋的”。 [12] 在1924年左右,沃尔夫第一次对语言学产生了兴趣。最开始,他想通过分析圣经经文的方式来挖掘其中的言外之意。[13]受到安托瓦内·法布尔·道立维的秘教作品《重构的希伯来语》(La langue hebraïque restituée)的启发,沃尔夫开始对圣经希伯来语进行语义分析和语法分析。由于沃尔夫试图揭示古代象形文字和字母未知意义,因而他早期所撰写的希伯来语和玛雅文字研究手稿也就呈现出了很大程度上的神秘主义倾向。[10]

中部美洲诸语言语言学的早期研究 编辑

沃尔夫的圣经语言学研究主要是在沃特金森图书馆(即今哈特福德公共图书馆)完成的。这座图书馆中有丰富的美洲原住民语言民俗学馆藏资料,这些资料的原收集者是詹姆斯·哈蒙德·特仑布尔(James Hammond Trumbull)。[14]正是在这座图书馆里,沃尔夫和一位叫约翰·比塞尔·卡罗尔(John Bissell Carroll)的小男孩成为了朋友,这个小男孩后来在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的指导下学习心理学,并在1956年编辑并出版了沃尔夫的论文集《论语言、思维和现实》(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Carroll (1956b)。该论文集再一次引起了沃尔夫对中部美洲古迹的兴趣。1925年他开始研究纳瓦特尔语,三年之后他又开始了玛雅象形文字文本的研究。在迅速熟悉了各种材料之后,他和中部美洲学家(如哈佛大学玛雅考古学家艾尔弗雷德·托泽以及布鲁克林博物馆学者赫伯特·J·斯宾登等人)进行了学术讨论。[14]

1928年,他在国际美洲人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mericanists)上首次发表了自己的论文,论文内容是他对哈佛大学毕巴底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中所收藏的纳瓦特尔语文献所进行的翻译。同时,他也开始研究犹他-阿兹特克语系(直到最近爱德华·萨丕尔才证明这些语言同属一个语系)的比较语言学。在纳瓦特尔语之外,沃尔夫还研究比马语(Piman language)和提皮卡诺语(Tepecano language),并与语言学家约翰·奥尔登·梅森(J. Alden Mason)保持了密切的联系。[14]

在墨西哥的田野调查 编辑

由于他在研究犹他-阿兹特克语系的作品中展现出的潜质,托泽和斯宾登建议沃尔夫申请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资助款,以支持他进行研究。沃尔夫考虑用这笔款项去一次墨西哥,以给沃特金森图书馆获取阿兹特克文手稿,不过托泽却建议他去墨西哥,为现代纳瓦特尔语方言提供证明。[14]在他的申请书中,沃尔夫提到他打算借此确证纳瓦特尔语的语言本质——一种少式综合语(oligosynthetic)。在离开美国之前,沃尔夫在美国语言学会(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的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玛雅语的词根系列”(Stem series in Maya)的论文,在会上他提出了“玛雅语系语言的音节以符号的形式承载着其意义和内容”这一观点。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将资助款拨给他后,1930年沃尔夫到达了墨西哥城。在那里,罗伯特·H·巴洛教授让他和几位说纳瓦特尔语的被调查者取得联系。这些被调查者中,有来自迪坡斯特兰的马里亚诺·罗哈斯(Mariano Rojas)以及来自上米尔帕(Milpa Alta)的卢斯·希门尼斯(Luz Jimenez)。这次墨西哥之旅的不仅使沃尔夫形成了一份在他去世后得以出版的纳瓦特尔语上米尔帕方言的语言梗概。同时还包括了一篇论述阿兹特克象形文字的文章,这些文字是他在莫雷洛斯州迪坡斯特兰城的“迪坡斯特兰纪念碑”上发现的。他注意到,阿兹特克的这些文字不论是在形态还是意义上都与玛雅的“日符”(day sign)有相似之处。[15]

在耶鲁大学的时光 编辑

 
沃尔夫在耶鲁大学的导师爱德华·萨丕尔

直到他1930年从墨西哥归来之时,沃尔夫才完全成了一名语言学理论和田野调查方法论方面的自主学习者。不过在此之前,他就早已在中美洲语言学界小有名气,因而沃尔夫也就得以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与当时美国顶尖的语言学家萨丕尔会面。1931年,萨丕尔由芝加哥大学转至耶鲁大学任教,担任人类学教授的职位。艾尔弗雷德·托泽将萨丕尔的一份论文《纳瓦特尔语声调和萨尔蒂略方言》(Nahuatl tones and saltillo)给了萨丕尔,萨丕尔在给前者的回复中说,“要尽一切手段出版这份论文” [16]然而直到1993年,莱尔·坎贝尔和弗朗西斯·卡图南才准备出版这篇论文。[17]

沃尔夫在耶鲁所选的课程中,第一门由萨丕尔任教的课是“美洲印第安语言学”课,之后他又进入了耶鲁大学研究生院计划。他名义上在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但事实上他并没有想要获得这个学位,而只是通过参与萨丕尔所组织的知识界活动来愉悦自己。在耶鲁求学时,沃尔夫加入了由萨丕尔学生组成的一个小圈子,其成员中还包括了不少杰出的语言学家,比如莫里斯·斯瓦迪士、玛丽·哈斯(Mary Haas)、哈里·霍伊格尔(Harry Hoijer)、乔治·L·特雷格(George L. Trager)以及查尔斯·F·沃格林(Charles F. Voegelin)等。在这群学生中,沃尔夫是当中的核心人物,也倍受其他学生的尊敬。[15][18]

萨丕尔对沃尔夫思想的影响极大。萨丕尔在他最早期的撰文中就已经表露出了对“语言与思维相关联”这一源于威廉·冯·洪堡学派传统观点的支持。萨丕尔本人是从弗朗茨·博厄斯那里学得这一观点的,这一观点认为,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或民族世界观在历史层面上的体现。然而,萨丕尔后来又受到了逻辑实证主义思潮(诸如伯特兰·罗素的观点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早期观点)的影响,特别是通过C. K. 奥格登和I. A. 理查德所著的《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使他形成了这种思想,即自然语言可能并不能使人更好地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对世界进行感知和描绘,相反还会起反作用。依照这种思想,获取正确观念只能通过形式逻辑的手段实现。他在耶鲁的这段时间里,沃尔夫对这一思潮的了解,一部分通过萨丕尔而得知,而另一部分是他通过自己阅读罗素、奥格登和理查德等人的作品而知晓的。[10]随着他愈加受到实证主义科学的影响,沃尔夫也同时疏远了一些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思想方法,他将这些方法视作是缺乏精确描绘和深刻见解。其中之一是波兰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尔兹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的“普遍语义学”,而美国人斯图亚特·蔡斯却支持这一学说。蔡斯很崇敬沃尔夫的作品,但沃尔夫却总是不愿见他,因为沃尔夫认为他“不论在受教育经历上还是教育背景上都完全无法掌握这一论题”。[19]讽刺的是,后来蔡斯却成了撰写卡罗尔所编的沃尔夫作品集前言的人。

霍皮语和描写语言学研究 编辑

萨丕尔同时也鼓励沃尔夫继续对犹他-阿兹特克语系进行历史语言学描写语言学研究。在这个时期,他发表了几篇与此相关的论文,其中一些论文是与已成为他密友的G. L. 特雷格合著的。沃尔夫对霍皮语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并开始与一位名叫欧内斯特·纳瓜尤玛(Ernest Naquayouma)的操霍皮语人士开始共事,他来自托雷瓦村(Toreva village)、居住于纽约的曼哈顿区。沃尔夫所需的有关霍皮语的资料和介绍大多都来自于纳瓜尤玛,不过在1938年,沃尔夫本人去往位于亚利桑那州“第二台地”地区(Second Mesa)的霍皮人保留地(Hopi Reservation)米尚诺维村(Mishongnovi village)进行实地考察。[20]

1936年,沃尔夫获委任成为耶鲁大学人类学系的名誉研究员,并受弗朗茨·博厄斯之邀担任美国语言学学会委员职位。1937年,耶鲁大学授予他“杰出人士”(Sterling Fellowship)称号[21]在1937年至1938年期间,他为当时正重病缠身的萨丕尔代课,任人类学系讲师。[22]沃尔夫讲授的是研究生级别课程“美洲印第安语言学问题”。1938年,他在特雷格的协助下完成了一份关于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语言研究演进的报告。这份报告里包含了一些沃尔夫对语言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例如音位变体的概念以及隐性语法范畴。Lee (1996)认为,这份报告用浓缩的形式体现了沃尔夫语言学理论。他同时也认为,沃尔夫通过这份报告对描写语言学这一学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n 1]

晚年生活 编辑

1938年末,沃尔夫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一次癌症手术之后,他进入了一个低产时期,1939年初萨丕尔的逝世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也正是在他生前最后两年的作品中,他才阐述了语言相对论的研究计划。1939年,他写了一篇追忆萨丕尔的文章《习惯思维与行为和语言的联系》(The Relation of Habitual Thought And Behavior to Language)[w 1]。学界特别将此文视为沃尔夫在这一问题上决定性的观点表述,此文也成为了他所有作品中最常被引用的一篇文章。[23]

在他生命中最后的几年里,沃尔夫依然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科技创业》上发表了三篇的文章,标题分别是《科学与语言学》[w 2]、《作为精密科学的语言学》和《语言与逻辑》。另外他还曾受邀给出版地点在印度马德拉斯的神智学期刊《神智学人》(Theosophist)投稿,投稿文章的题目是《语言、思维与现实》。[w 3]在沃尔夫最后的这几篇文章中,其中有一篇是他对西方科学的评论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相比于欧洲语言而言,非欧洲语言对现实世界的各个侧面都有着更为直接地反映,借此它们也更多地涉及了物理现象。他认为科学应当注重语言学范畴化的作用,以努力描述客观世界。沃尔夫还尤其批评了印欧语系语言宣扬错误的本质主义世界观的行为,因为科学的发展已经证明这种世界观是错误的。而他认为非印欧语系的语言则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物质的变化过程和动态上,而非固定不变的物质本身。[10]沃尔夫认为有两件事值得关注:一是其他的物理现象在语言学研究中是如何描述的,以使其能通过指出某个关于现实的假说在其语言结构中的蕴含方法,而对科学产生有价值的贡献。二是语言如何将说话者的注意力引向世界上的其中一些现象,使之有被过分注重之虞;而同时又忽略另一些现象,使之有被忽视之忧。[24]

逝世后的境遇及其遗产 编辑

沃尔夫去世之后,他的朋友乔治·L·特雷格被指派为沃尔夫未出版手稿的保管者。这些手稿中的一部分在他去世数年之后被他的另一位朋友哈里·霍伊格尔交付出版。在其后数十年中,他的这两位朋友(尤其是霍伊格尔)为推广沃尔夫语言相对论的思想作了不少工作。也正是霍伊格尔,在1954年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一术语。[25]之后,特雷格发表了一篇题为《沃尔夫假说的系统化》的文章[26],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是沃尔夫提出的这一假说应当成为实证研究计划的基础。霍伊格尔也发表了对美国西南部原住民语言与文化的研究结论,结论表明在其文化模式与语言模式之间发现了一致性。于是,尽管“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一个错误的称呼,但这一术语却成为了沃尔夫的主张当中最为人们所知的一个标签。[27]正如约翰·A. 露西所言,“沃尔夫的语言学作品过去曾是、现在也依然是被语言学界公认为有极高专业质量的作品”。 [28] 2. T/V差别

啊。:

  1. ^ Newcombe & Uttal (2006); Chapman & Routledge (2005:268–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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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4.0 4.1 Carroll (1956:6頁)
  5. ^ Carroll (195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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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Hutton & Joseph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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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14.0 14.1 14.2 14.3 Carroll (1956:10–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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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Lee (1996:11頁)
  22. ^ Darnell (1990:380–1頁)
  23. ^ Lee (2000:47頁)
  24. ^ 引证错误:没有为名为Subbiondo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25. ^ Leavitt (2011:1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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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Leavitt (2011:169頁); Lucy (1997:294頁)
  28. ^ Lucy (1992b: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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