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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專題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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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
1921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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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CPC100
建黨百年
中國共產黨是當前中國唯一的執政黨,全面領導政府、軍隊、經濟到社會各個層面。而在今日,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共產黨採取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度,其中全國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並經由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則將其職權轉移到中央政治局,最後轉移到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主要的官方意識形態為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是在改革開放後出現巨大變化。同時,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均會提出自己的思想,並納入《中國共產黨章程》之中。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其後便遭到警方搜查。由於政治局勢的發展,該會議的具體日期一度不明,因而毛澤東決定把「7月1日」視為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念日。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而八個民主黨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具有參政黨的地位。由於這些民主黨派直接受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控制,在意識形態上亦和中國共產黨保持高度一致。
中國共產黨在地方政府、各級學校、私營企業、社會組織和軍事部隊等單位設有近500萬個地方基層組織,黨員人數近9,200萬人。不過女性在黨內高層的比例仍然偏低。
中國共產黨設有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青年組織之一。中國共產黨將招募年輕黨員視為重要工作項目,並有超過三分之一的黨員年齡小於40歲。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便密切地掌握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儘管在鄧小平時期曾經有出現變化的跡象,但之後中國共產黨仍然維持「黨領導一切」基調。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初期便建立自己的武裝部隊,許多早期領導人也都具有軍事經歷。在蘇聯解體後,中國共產黨更加相信必須控制軍隊,以避免其統治權遭到挑戰。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是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也是實際上的國家最高領導人。該職位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出,是排名最高的領導職位,並會兼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歷史崎嶇
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約略是建黨至開國30年、毛澤東主政30年、改革開放40年。其中前60年路程崎嶇,後40年則相對平順。
1920年代初期,由於受到馬克思和列寧思想的啟發,中國各地陸續建立共產主義研究小組。1921年7月23日,在共產國際的協助下,多位小組代表在上海租界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建立中國共產黨,並由陳獨秀擔任總書記。
1934年,蔣中正領導的中國國民黨軍隊發動圍剿戰爭,中國共產黨部隊從中南地區撤往西北地區,又被稱為「長征」。中國共產黨高層在這期間經歷更迭,並在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的軍事領導地位。
在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共產黨的部隊逐漸在國共內戰擊敗中國國民黨的軍隊,並藉由土地改革獲得廣大農民的支持。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市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
1957年,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高層決定發動「大躍進」運動,希望中國能夠從農業國家躍升成為工業強國。但是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國內經濟和糧食產量下降,並最終導致全國範圍內出現飢荒,又被稱為「三年困難時期」。
1966年,退居第二線的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嘗試重新回到中國共產黨黨內核心。其後紅衛兵在中國進行全方位的階級鬥爭,多位官員、軍人和知識份子成為批鬥的對象,直到1976年才隨著毛澤東逝世、粉碎四人帮宣告結束。
1978年,在鄧小平掌握中國共產黨最高政治領導權後,決定推動「改革開放」政策。該政策是在維持中國共產黨政治權力基礎下,採納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政策,並向外國企業開放、及放鬆對個人自由的管控。
1989年4月,在胡耀邦逝世後,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發起要求民主的示威活動。6月4日,在鄧小平等中國共產黨高層主導下,中國人民解放軍針對天安門廣場展開武力清場。在六四事件過後,江澤民出任總書記職務。
2008年8月,在胡錦濤擔任總書記任內,中國北京市舉辦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強化中國作為世界強國的地位。其後中國一方面對於全球經濟的影響日益增加,另一方面則是更為細緻地維持自身治理權力。
2012年11月,習近平出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逐步集中中國共產黨、政府和軍隊的政治權力。其後「習近平思想」被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而國家主席任期亦無限制。
黨國歧路
習近平掌權至今已經將近10年的時間,但中國共產黨並未照著西方國家的預想發展,逐漸走向另一條不同的道路。
中國共產黨將發展視為核心利益,習近平提出希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並強調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但這種訴諸民族主義的動員遭到西方國家的質疑和反彈。
習近平認為全世界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百年變局」,認為中國崛起應該建立新型國際關係、而不再僅有美國獨霸。其後中國透過一帶一路、疫苗外交等積極對外擴張影響力。
中國共產黨分別提出在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在2049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不過中國動員社會消除貧困的「脫貧攻堅戰」,其真實成分遭到外界質疑。
針對其他國家對中國制度的批評,中國共產黨經常以「中國模式」、「中國特色」回應,並發展出具民族主義的「戰狼外交」。但是這種做法也引起國際社會的不滿與不信任。
隨著中國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緒的高漲,中國共產黨透過教科書、輿論宣傳等強化對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和權威。同時還強化軍隊對於最高領導人的效忠,並加強黨員的政治學習。
中國共產黨開始延續「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雙重歷史敘事,重新塑造中國共產黨形象和幹部作風,並且強化「十四年抗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論述。
儘管中國共產黨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載明許多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選舉權等公民基本權利,但實行上更加強調國家集體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公民權利相對沒有保障。
在經歷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後,中國先是通過《香港國家安全法》因應,並調整在「一國兩制」下的政治制度。
隨著世界多個國家譴責中國共產黨針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維吾爾族的同化政策是種族滅絕後,相當程度上影響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