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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團中共黨史名詞。有原「三人團」與新「三人團」的區別,分水嶺是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

三人團指1930年代中共遭到國民政府五次圍剿,第四次到第五次時期,被迫放棄江西蘇區,轉移開始向湘桂黔等省轉移過程,當中的軍事指揮集團。包括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秦邦憲(化名博古)、政治局常委兼中革軍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常委周恩來、以及蘇聯軍事顧問李德。由於當時上海中共中央已遭國民黨破獲,發生向忠發叛降等事件,蘇聯設於上海的長波地下電台亦無法正常運作,長征時期的紅軍與上海、第三國際(共產國際)遠東局(設於上海租界)都不能電報聯繫,上海來贛人員安全也無法保證,蘇區軍事指揮決策完全由「三人團」獨斷專行。

上海中央派往蘇區代表項英等人並不信任早期成功抗擊圍剿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中革軍委常委毛澤東,認為毛在蘇區經營已久,有專擅的作風,在整肅「AB團」事件上負有整風擴大化傷害無辜的責任,紅軍最具聲望的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朱德又傾向周恩來等人,毛澤東在長征初期並未獲得中央青睞,甚至自嘆成為可有可無之人。博古實際上是中共中央最後負責者,即代行總書記

長征歷次戰役損失較大、傷員過多,在行軍至遵義,中共內部就作戰方針發生爭論,並檢討「三人團」的軍事路線。遵義會議是一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結果解除了博古的黨務、解除了李德的指揮權。決定軍事上負最後責任的是周恩來,而由毛澤東輔助周決策。負黨的決策最後責任的是張聞天(化名洛甫)。洛甫雖貴為總書記,並不參與軍事。新三人團實際上是黨務與軍事老幹周恩來、留蘇派的王稼祥、以及「輔佐周」的毛澤東。

中共黨史一般記載,舊的「三人團」走的是錯誤的左傾冒險主義。遵義會議糾正了這一錯誤的軍事路線,成功地擺脫被追剿困境,終於在當年冬天到達陝北。遵義會議確立了黨務與軍事上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的領導架構,而其中張聞天專長集中於馬列理論,周恩來強調黨內和諧,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並不參與日常管理,中共中央領導權逐漸集中於毛澤東,自此逐漸成為難以扭轉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