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禮館

三禮館是乾隆初年設置的纂修機構,參修人數達百餘人,至十九年,編成《三禮義疏》。

乾隆元年(1736年)六月詔開三禮館,以為“《禮記》一書,尚未修纂。又《儀禮》、《周禮》二經,學者以無關科舉,多未寓目。”,[1]隨著清廷異族統治秩序的漸趨穩固,加強禮制建設成為迫切之舉,至七月九日,始任命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甘汝来等為三礼馆总裁,[2]一时重臣、名儒,如诸锦惠士奇杭世骏蔡德晋吴廷华姜兆锡等,均赞纂修之职参,李紱即由博学鸿词科跻身三礼馆副总裁,发凡起例和搜集《三礼》文献,另一位副总裁方苞曾就《三礼书目》徵询李绂意见,李绂則建议辑抄《永乐大典》。三礼馆最早的工作是从《永乐大典》中录出有关于《三礼》者,此举亦开四库全书馆辑录《永乐大典》之先河。后汪由敦尹继善陈大受彭维新李清植任启运等又补副总裁。杭世骏於乾隆元年(1736)中博学鸿词科之后,入三礼馆纂修《礼记义疏》,用功颇多,[3]《学记》、《乐记》、《丧大纪》、《玉藻》等篇,即出其手,至乾隆八年(1743年)杭因考选御史上书直言触怒高宗被斥罢。全祖望与杭世骏同年考取博学鸿词,次年却力辞方苞邀请他入三礼馆而回乡,但他又推薦另一位禮學大家吳廷華入館。[4]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礼义疏》最后成书。乾隆十九年(1754年),《三禮義疏》定本刊刻,包括《周官义疏》48卷、《仪礼义疏》48卷、《礼记义疏》92卷,前後歷時19年,堪稱一時盛舉。《三礼义疏》刊成后,高宗赐国子监,并颁发各直省学政,令士子研习。

清初朝廷為籠絡中原士子,大開文治之門,除三禮館之外,還創辦所謂的实录馆明史馆会典馆三通馆一统志馆等。这些馆都以大学士任监修总裁官,学士分别兼副总裁和总纂、纂修等职。誊录官則由各館內從生員中自行挑選,或由官员举荐。開館期間,館内費用全部公出,並有饭食银两则出自总裁、副总裁公费。清高宗大规模纂修《三礼义疏》,開啟清朝禮學振興之風,不少修繕人員在離開三禮館後,仍繼續鑽研三禮,例如杭世骏在館期間於《礼记义疏》的修纂用功颇多,在离开“三礼馆”后更倾心于《礼记》一经的搜讨和编纂,晚年撰成《续礼记集说》一百卷。又如王士让撰有《仪礼紃解》、官献瑶撰有《读周官》、诸锦撰有《夏小正诂》等都是離館後的私人續作。

惠棟之父惠士奇於乾隆元年(1736)赴京纂修《三禮義疏》。然其學問不獲方苞看重,在三禮館未盡所學,貢獻無多,四年後乃告歸。三禮館學風深刻表現在惠士奇與方苞學術風貌不同。方苞與三禮館同仁多不協,於學術討論,往往流於意氣之爭。[5]乾隆五年(1740年),漢學健將江永應同郡程恂之邀游京师,方苞頗自負,不服江永的学问,曾當面遭到江氏的嘲笑。[6]從三禮館到四庫館的學風轉變,可以淸楚看到從清初到中葉過程中,乾嘉漢學的興起。

注釋编辑

  1. ^ 《清高宗实录》卷二一,乾隆元年六月己卯条:“乾隆元年(1736)六月十六日,高宗颁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命开馆纂修《三礼义疏》。其言曰:昔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阐明经学,嘉惠万世,以《大全》诸书,驳杂不纯,特命大臣等,纂集《易》、《书》、《诗》、《春秋》四经传说。亲加折衷,存其精粹,去其枝蔓,颁行学校,昭示来兹。而《礼记》一书,尚未修纂。又《仪礼》、《周礼》二经,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朕思五经乃政教之原,而《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传所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者也。昔朱子请修《三礼》,当时未见施行,数百年间,学者深以为憾。应取汉、唐、宋、元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久。其开馆纂修事宜,大学士会同该部,定议具奏。”
  2. ^ 《清高宗实录》卷二二,乾隆元年七月辛丑条。
  3. ^ 李富孙《鹤征后录》卷一:“先生读书五行倶下,博综广览,于学无所不贯。所藏书拥搨积几,不下千万卷,沈酣其中,几忘晷夕。故发为文章,宏肆奥博,一时莫与抗者。”
  4. ^ 《奉方望溪先生辞荐书》:“况某刻期南下,省觐切于晨昏之恋,若一人荐章,则行程中阻矣。……交好中有堪此任者,不敢不为执事告。前福建興化通判吳君廷華,其留心《三禮》蓋二十餘年。”
  5. ^ 張濤,《乾隆三禮館史論》,頁 69-72。
  6. ^ 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記載: “是时三礼馆总裁方侍郎苞自负其学,见永,即以所疑《士冠礼》、《士昏礼》数事为问,从容答之。苞负气不服,永哂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