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然灾害

中国自然灾害是在中国发生的自然灾害,主要分为洪涝地震台风瘟疫旱灾蝗灾。1990年後,每年天災的死亡人數有降低趨勢,但經濟損失逐步上升;2006年後,每年經濟損失均達人民幣兩千多億元以上。

洪涝编辑

中國水災頻仍,商朝的五次迁都均为水患所致。歷朝水患尤以黃河為烈。黃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每年從黃土高原帶走16億噸黃沙。因此黃河有“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之說。1194年至1855年間黃河竟以淮河的河道作出海口,史稱“黃河奪淮”。

公元前602年,「黄河第一次决口」於今滑县东北,河道向东迁移80公里,由今黄骅入渤海,史称汉志河。

漢朝编辑

元狩三年(前120年),关东大雨,百姓饥乏,武帝“徙贫民于关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史记·平准书》)。

公元11年,「黄河第二次决口」於今濮阳西北,河道向东迁移40公里,由今利津注入渤海,史称东汉河。

延光元年(122年),黃河水患。

魏晉南北朝编辑

西晉永嘉四年(310年)四月,江東大水,李淳風認為「時王導等潛懷翼戴之計,陰氣盛也」[1]

東晉成帝咸和五年(330年)五月發生大水,在於「是時嗣主幼沖,母后稱制,庾亮以元舅決事禁中,陰勝陽故也」[2]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515年)三月,梁軍截斷淮河,以水倒灌壽陽城。四月,堰成而復潰,“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導致“沿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畢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疫災大起,“是冬,寒甚,淮泗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次年“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到“九月丁丑,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3]

隋朝编辑

開皇十八年(598年),河南諸州大水,則被認為「是時獨孤皇后干預政事,濫殺宮人,放黜宰相。楊素頗專。水陰氣,臣妾盛強之應也」[4]

仁壽二年(602年)九月,「壬辰,河南、北諸州大水,遣工部尚書楊達賑恤之。」[5]

隋煬帝大業七年(611年),秋,「大水,山東、河南漂沒三十餘郡,民相賣為奴婢。」[6]

唐朝编辑

贞观初,太宗已“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诸州水旱则遣使,有巡察、安抚、存抚之名。”[7]

元和七年(812年)五月庚申,宪宗對宰相說:“卿被辈屡言淮、浙去岁水旱,近有御史自彼还,言不至为灾,事竟如何?”李绛回覆:“臣按淮南、浙西、浙东奏状,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设法招抚,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岂肯无灾而妄称有灾邪!此盖御史欲为奸谀以悦上意耳,愿得其主名,按致其法。”[8]

大历十二年(777年)秋,大雨成災,農作損失慘重。御史巡覆,回奏诸县凡损三万一千一百九十五顷。皇帝又命御史朱敖再检,渭南损田三千余顷。皇帝告訴朱敖曰:“县令职在字人,不损犹宜称损,损而不问,岂有恤隐之意耶!”[9]

宋朝编辑

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第三次决口」於今濮阳东昌湖集,河道西迁80公里,河水分两股分流,由今天津入渤海。

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黄河第四次决口」於今原武,至徐州入泗水汇集淮河注入黄海。

《祥符縣志》、《開封黃河志》載:大定二十年(1180年)黃河在開封縣境決口。

明朝编辑

明朝时,黄河决溢143次,如1410年黃河氾濫事件。崇祯元年至十四年,有11年黄河发生决口,史不绝书。

清朝编辑

顺治十年大雨成灾,“直隶被水诸处,万民流离,扶老携幼,就食山东。但逃人法严,不敢收留,流民啼号转徙”[10]魏裔介作《哀流民歌》:“田庐水没无乾处,流民纷纷向南去。岂意南州不敢留,白昼闭户应蹲踞。檐前不许稍踟蹰,恐有东人不我恕。上见沧浪之天,下顾黄口小儿,命也如何!……彼苍者天,哀此黎庶。”[11]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與四十八年,桐乡相繼有旱涝之災,汪文桂“设粥厂,立药局”,救济饥民。

雍正四年(1726年)浙西遇水灾,汪文桂首倡赈济,“以食饥民”[12]

嘉庆九年(1804年)浙西水災,巡抚阮元实行平粜、赈济、借种子等办法渡荒[13]

道光三年(1823年)直隶大水,受灾州县120個,总督蒋攸銛请出帑银180万,修治永定河[14]

光绪九年(1883年)顺天府水灾,顺天府尹周家楣奏准在各乡镇及京城六门外设立粥厂。光绪十三年(1887),黄河决口,顺天府水灾,震钧《天咫偶闻》載:“京东大水,通州水几冒城,自是无岁不水”。光绪十六年(1890)顺天府又大水,时京中“无舍不漏,无墙不倾”,“人皆张伞为卧处”,“市中百物腾贵,且不易致,蔬菜尤艰,诚奇灾也”。

中華民國编辑

民国二十年(1931年)7-9月,江淮水灾。高邮湖缺堤。武汉南京高邮上海等地受灾。官方报告死亡人数估计200万人。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6月6日,八年抗戰期間,中華民國国民革命军为阻止日军西进,决定在黄河花园口掘堤放水淹日军。6月9日,國軍炸開鄭州花園口,河水淹没了豫、皖北、苏北等66个县,造成89万人死亡(有称89万人死亡是包括之后9年之间因疾病、饥荒死亡人数的加总,而绝非当时的死伤[15][16]),1250万人流离失所。史稱“花園口決堤事件”。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8-10月,因连续暴雨和日军扒开河堤的因素,天津遭受严重水灾,天津市区百分之八十的地区被洪水所淹,超过10万间房屋被冲毁,八百多万人受灾,六十五万天津及其周边居民成为灾民,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法币6亿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编辑

 
1975年8月河南“75·8”水库溃坝洪水淹没范围
 
长江堤岸的一块指示牌,记载了此处1998年中国水灾的最高水位

地震编辑

 
中国地形图,中国是世界上地震最频发的国家之一,21世纪仅有的2次大陆8级以上地震都发生在中国。
 
唐山大地震后倒塌的楼房 (原唐山理工大学校内)

台风编辑

 
1975年8月台风尼娜河南“75·8”水库溃坝洪水淹没范围

瘟疫编辑

 
2020年COVID-19疫情:1月23日武汉市宣布“封城”后,武汉地铁6号线大智路站于当日10时发出末班车

瘟疫,亦稱大流行,最常見的是鼠疫,又稱黑死病,有腺型、肺型和敗血症型三種,在人類歷史上有過三次跨洲際的傳染力。最早在《舊約聖經》中已出現類似鼠疫侵襲亞述軍的記載。首次的大流行發生於西元6世紀,疫情持續了五十多年;14世紀歐洲爆發“黑死病”,發病1至3日之內死亡,大約死亡一千七百萬至兩千八百萬條生命,死亡人數占歐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義大利英國死者半數,據稱是由中國商人和蒙古軍隊傳入。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於1860年,正值中國清朝後期。其它的疫疾還有痘疹(天花)、大頭瘟、羊毛瘟、疙瘩瘟、吐血瘟。

遠古時期编辑

中國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蟲”、“蠱”、“瘧疾”、“疾年”等文字的記載。[27]至於“癘”字可見於《尚書》、《山海經》和《左傳》。

漢朝编辑

元始二年(2年),青周大疫,漢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王莽天奉三年(16年),丙子年,“二月大疫,冯茂在句町,士卒死于疾疫者十有六七。”(《后汉书·王莽传》)

王莽地皇三年,壬午,“大疾疫,死者且半。”(《后汉书·刘吉传》)

建武二十五年(49年),己酉,“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后汉书·马援传》)

元初六年(119年)“夏四月,会稽大疫。”

延光四年(125年)“冬,京都大疫。”

元嘉元年(151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

延熹四年(161年)“正月,大疫。”

建宁二年,己酉,“疫气流行,死者极众。”(《备急千金要方·伤寒》)

建宁四年(171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

光和五年(182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185年)“正月,大疫”。

三國時期编辑

建安十三年(208年),孫權劉備聯軍與曹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併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發生疫病,當時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給吳質的信中說:“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四人死於傳染病。曹植《說疫氣》描述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說:“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二十三年四月曹操在詔令中說﹔“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於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 《傷寒論》張仲景自序中描述:「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

黃初三年(222年)九月,江陵城被圍,“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幾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污染……令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

黃初四年(223年)正月,魏文帝築南巡台於宛(今南陽)。是年三月,大疫。“三月,宛、許大疫,死者萬數”。

青龍二年(234年)“夏四月,大疫”。“是年夏大疫,冬又大病,至三年春乃止”。

青龍三年(235年)“正月,京都大疫”。

正始三年(242年)是年為吳赤烏五年。“吳孫權赤烏五年,大疫”。“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後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28]

兩晉南北朝编辑

嘉平五年(256年),癸酉,四月,新城大疫,死者大半。(《宋书·五行志》)

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五芩夷强盛,州兵屡败,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资治通鉴》)

永嘉年间(307年─312年),戰亂頻仍,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隆安元年(397),丁酉,八月,北魏大疫,人与马牛死者十有五六。(《北史·魏本纪》)

義熙元年(405年),益州大族譙縱據四川,自稱成都王。義熙二年(406年),劉裕派遣劉敬宣率兵五千人伐蜀。義熙四年(408年)九月,敬宣部隊勢如破竹,到達遂寧郡之黃虎,譙縱請求後秦姚興出兵,姚興遂派遣平西將軍姚賞等率兵增援,黃虎之戰中劉敬宣前進受阻,雙方相持六十餘日,敬宣部隊糧草啖盡,此時疾疫大起,「死者大半」,敬宣下令退出四川。到建康時,士兵十不存一。

泰始四年(468年)六月,太白犯輿鬼,占曰:“民大疫,死不收,”其年“普天大疫。”[29]

建元元年(479年),顧憲之提升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旁。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30]

天監二年(503年)“六月丁亥,詔以東陽 (今金華)、信安(今衢州)、豐安(今浦江)三縣水潦,漂損居民資業,遣使周履,量豁課調。是夏多疫癘。”[31]

天監十四年(515年)三月,後梁軍截斷淮河,以水倒灌壽陽城。四月,堰成而復潰,“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導致“沿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畢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

大通三年(529年)“六月壬午,以永興公主疾篤故,大赦,公主志也。是月,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為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為禱”。

太清三年(549年)春,侯景軍圍建鄴城( 今南京城 ),邵陵王長子蕭堅“終日蒲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這年三月,有士兵“以繩引賊登樓,城遂陷”。侯景得以攻入南京城,當時疫災尚未平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而未斂,或將死而未絕,景悉聚而燒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32]

天嘉六年(北齊後主天統元年,565年)十二月,“是歲,河南大疫”。“是時頻歲多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湧;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33]

太建六年(574年)四月,陳軍伐北齊,詔曰:“大軍未接,中途止憩,朐山、黃郭,車營佈滿,扶老攜幼,蓬流草跋,既喪其本業,咸事遊手,饑饉疾疫,不免流離。”[34]

隋朝编辑

開皇十年(590年),首都長安發生疾疫。

大業八年(612年),山東河南大水,不久出現疾疫,“壬申年,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北史·隋本纪》)

唐朝编辑

垂拱三年,丁亥年,“是春自京师至山东疾疫,民死者众。”(《旧唐书·中宗纪》)

景龙元年,“丁未,夏,自京师至山东、河北疫死者千数。”(《新唐书·五行志》)

代宗廣德元年(763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辛丑歲(762年),大旱,三吳飢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為之空虛,而存者無食,亡者無棺殯悲哀之送。大抵雖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棄其骸於田野,由是道路積骨相支撐枕藉者彌二千里,春秋以來不書。」(《吊道殣文》)

貞元十六年(800年)……韓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宦者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少誠吳秀吳少陽等戰于塚南廣利原,鋒鏑纔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五)

广明元年(880年),“庚子,春末,贼在信州疫疠,其徒多丧。赋众疫疠。”(《旧唐书·僖宗纪》)

宋朝编辑

北宋慶曆八年(1048年),河北大水,次年三月疫災。

绍兴元年(1131年),“辛亥,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尸无算。”(《宋史·五行志》)

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帶大疫。(《宋史·五行志》)

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浙江永嘉地區大疫。

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六月,常州等城為元軍佔領,城內居民四處逃竄,「民患疫而死者不可勝計」。

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閏正月,元軍包圍了臨安府,德祐二年閏三月,臨安府大疫。

遼、金、蒙古编辑

金末年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元军围攻汴梁,汴京疫病大起,河南50天内有90万人病殁[35]。“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而死者继踵不绝。”當時汴京有城门12座,每日各门送出死尸多达2千具。

元朝编辑

至大元年(1308年)春,紹興、慶元、召州大疫,死者二萬六千餘人。皇慶二年(1313年)冬,京師大疫。(《元史·五行志》)

至順二年(1331年),衡州連歲大旱,又發生疫災,“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紀》)。

至正四年(1344年),中國淮河流域爆發黑死病(《明史》卷一,太祖本纪,“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時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歿,貧不克葬。”),河北商人再沿「絲路」將之傳到印度、中亚、波斯、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等地。同時期蒙古金帐汗国在攻打克里米亚的卡法城市时,將染疫屍體用投石機投入城中,由此散佈病毒至歐洲各處。造成1347年歐洲大流行,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談》即是以這場瘟疫為故事背景,描寫浩劫下的人性。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縣和廣東南雄路大疫。

明朝编辑

景泰六年(1455年),南京等地“死者相枕连途,生者号啼盈市。弃家荡产,比比皆是;鬻妻卖子,在在有之。”次年,湖广黄梅县奏报:“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计三千四百余口;有全家灭绝者,计七百余户;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惧为所染,丐食则无门,假息则无所,悲哭动地,实可哀怜。”[36]

成化七年(1471年),京城大疫,诏“顺天府五城兵马司于京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六门郭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瘗遗尸,仍命通州、临清沿河有遗胔暴露者,巡河御史一体掩藏之。”[37]

成化十二年(1476年),福建延平府“疫疠之余,盗复窃发”[38]

嘉靖初年(1521年),凤阳大疫,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夙夜奔劳,出入于瘟疫之境,全活百万余人。”[39]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时疫太甚,死亡塞道。”龚钟庵有诗:“疫疠饥荒相继作,乡民千万死无辜。浮尸暴骨处处有,束薪斗粟家家无。”[40]

萬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萬曆《山西通忘》卷26記載,潞安“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

天启三年(1623年),明军在平定奢寅时有大疫,“分布各将据险固守,相机擒剿,迟速殊难豫定”[41]

崇禎六年,山西出現爆发“明末大鼠疫”,加速明朝灭亡。

  • 崇禎“七年八年,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
  • 崇祯八年(1635年),总兵龍世威统兵防守潼关、朱阳关等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疠不能军,闯贼大至,遂溃。”[42]
  • 崇禎十年(1637年)以後,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過半”,疫情傳到河南地區,“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 崇禎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劉宗敏的義軍將士染病。
  • 崇禎十三年(1641年),順德府(今邢台)、河間府(今河間)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鼠疫),人死八九,死尸处处枕藉。
  • 崇禎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腺鼠疫),“大疫,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易者多得紙錢,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甚至白日成陣,牆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則痛哭咆哮,聞有聲而逐有影”。[43]
  • 崇禎十六年八月,天津爆發肺鼠疫:“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44]
  • 崇禎十七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註:明末的瘟疫很可能包括鼠疫和瘧疾,病毒有可能是北方清軍入侵時帶進關內的。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入關的清軍安然無恙。

清朝编辑

顺治四年(1647)夏秋,“江西抚州大疫,尸相枕籍,死数万人。”(光绪《抚州府志》卷84)

康熙九年(1670)正月灵川大疫。(《清史稿》)

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月,榆次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德平大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一年(1702)三月,连州疫。(《清史稿》)

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天台疫。(《清史稿》)

雍正元年(1723)秋,平乡大疫,死者无算。(《清史稿》)

乾隆五年(1740)瘟疫流行,民有死亡。(《通渭县志》)

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枣阳大疫。(《清史稿》)

乾隆三十二年(1767)八月,嘉善大疫。(《清史稿》)

乾隆四十年(1775)春,武强大疫。(《清史稿》)

咸豐五年(1855年)六月,雲南清水大疫(鼠疫),是全球性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开端。六年五月,湖北咸寧大疫。十一年春,山東即墨大疫。六月,山東黃縣大疫。[45]

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天国”战区中出现严重霍乱疫情,属于全球性的“第四次霍乱大流行”的疫情。

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上海疫疾流行,死亡二萬餘人。夏天,陝西瘟疫流傳。余澍疇《秦隴回務紀略》記陝西的疫情:“自夏徂秋,疫癘大作,死亡甚多,至有全家無一生者。”

俞樾的《曲園筆記》記載,“同治之初,滇中大亂,賊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白骨飛野;通都大邑,悉成坵墟。亂定之後,孓遺之民,稍稍復集,掃除胔骼;經營苫蓋。時則又有大疫,疫之將作,其家之鼠,無故自斃,……人不及見,久而腐爛,人聞其臭,鮮不疾者,病皆驟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諸醫束手,不能處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鄉間,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則其左右十數家即遷移避之,踣於道者無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闔門同盡,比戶皆空,小村聚中,絕無人跡……”

光緒十六年(1890年)秋,北京有大疫[46],當時的重臣潘祖荫曾国荃曾纪泽彭玉麟杨岳斌等皆病逝。戶部左侍郎孫诒经患重病,“痰喘甚重”,不久去世。翁同龢在日记中说:“七日之中两哭吾友,伤已,子授亦谅直之友哉。”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醇亲王奕譞病逝。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因服用金鸡纳霜痊癒。

1855年,咸丰年间,云南爆发鼠疫,引发全球性第三次鼠疫大流行,造成全球1000-1500万人死亡。

  • 光緒二十年(1894年),鼠疫曾發現於香港,後即釀成疫癘[47],並造成大流行,與1855年雲南清水鼠疫有間接關係。
  • 宣統二年(1910年),东北爆发鼠疫伍連德的《伍連德自傳》記載「這種病(鼠疫)……滿州里一帶的俄國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份以捕土撥鼠為之山東移民,患得更多。他們將鼠捕來,剝取其皮,染以顏色,冒充黑貂,售與西方婦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條鼠皮,即往客棧居住,靜候顧主之光臨。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傳染整個客棧,再延至他處。」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等多地爆发大规模霍乱疫情,属于全球性的“第六次霍乱大流行”疫情,杭州地区死亡超过一万余人。[48][49]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六月初十日给徐世昌的信函中说:“近日疫症大作,伤人甚多。”

中華人民共和國编辑

旱灾编辑

鄧拓(邓云特)編著的《中國救荒史》中介绍:“中国历史上水、旱、蝗、雹、風、疫、地震、霜、雪等災害,自商湯十八年(前1766年)至紀元後1937年止,計3703年間,共達5258次,平均約每6個月強便有災荒一次。”其中,旱災共1074次,平均約每3年4個月便有1次。[50]袁林在《西北灾荒史》中统计出隋至民国(581—1949年)期间陕西发生旱灾652次,甘宁青地区有601次。李约瑟统计,在过去的2100多年间,中国共有1600多次大水灾和1300多次大旱灾。陈达在《人口问题》中统计,自汉初到1936年的2142年间,水灾年份达1031年,旱灾年份达1060年。[51]旱災(drought)其實即是缺乏水,農產品因此而枯萎,導致饑荒。乾旱大部分發生在中國北方地區。水災則多在江南地區。

商朝编辑

商朝建國不久便发生罕见旱灾,旱情持续长达數年之久。《呂氏春秋·季秋紀·順民篇》記載:“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

成湯十八年至二十四年(前1766-1760年間),曾有連續七年的大旱,《汉书·食货志》载:“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管子·輕重篇》亦載:“湯七年旱,民有無子者。”管仲還認為:“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52]

太平御览》八十三引《竹书纪年》:“文丁五年,洹水一日三绝”。

淮南子·俶真訓》載:“殷紂時,嶢山崩,三川涸。”《國語·周語》載:“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周朝编辑

詩經》有“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53]以及“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54]的描述。《诗经·大雅·云汉》二章:“后稷不克,上帝不临。”《集传》:“言后稷欲救此旱灾而不能胜也。”

厲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前858-853年),連續六年大旱。[55]

周幽王二年(前780年),史載“三川竭,岐山崩”,[56]三川即泾河渭河洛河。當時的哲人伯阳父认为:“山崩川竭,亡之徵也。”[57]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

漢朝编辑

盐铁论·水旱》:“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

《史记·孝景本纪》载后元二年“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

《前漢書·武帝本紀》載,(前114年),“四月,關東旱,郡國四十餘饑,人相食”。

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58]

王莽建平四年(前3年)發生大旱災。《汉书·王莽传》载:王莽时,“连年久旱,亡有平岁,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饥民死者十七八。”

东汉安帝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时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59]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60]

《后汉书·杨终传》載杨终上疏:“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

南北朝编辑

太安四年十二月,文成帝下诏说:“六镇、云中、高平、二雍、秦州,遍遇灾旱,年谷不收。其遣开仓廪以赈之。”[61]

北魏太和十一年(488年),“大旱,京都民饥,加以牛疫,公私阙乏,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挽耕载。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禀,至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62]

太和十二年,“是岁,两雍及豫州旱饥。明年,州镇十五大馑。”[63]

南朝宋大明年间有旱災。沈约在《史臣曰》说,“大明之末,积旱成灾,虽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减过半”。[64]

南朝梁天监元年(502年)“吴越,是岁大旱,斗米五千,人多饥死。”[65]

正光二年八月,“今春夏阳旱,谷籴稍贵,穷窘之家,时有菜色。”崔光上表:“秋末久旱,尘壤委深,风霾一起,红埃四塞。……霜旱为灾,所在不稔,饥馑荐臻,方成俭弊。”[66]

隋朝编辑

大業八年(612年)大旱,“時發四海兵,帝親征高麗,六軍凍餒,死者十八九。”[67]

大業十三年(617年)大旱,“時郡縣鄉邑,悉遣築城,發男女,無少長,皆就役。”[67]

唐朝编辑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冬旱,至是(六月)雨 ”。[68]

《旧唐书·德宗本纪》载贞元六年夏“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

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69]

元和三年(808年),元稹曾任监察御史,负责赈灾,他寫有《旱灾自咎,贻七县宰》:“吾闻上帝心,降命明且仁。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胡为旱一州,祸此千万人。一旱犹可忍,其旱亦已频。”。

宋朝编辑

《文献通考》卷301记载,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南方大旱,种粒皆绝,人多流亡,因饥成疫,死者十二三。”

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平江主簿王夢雷在湖南大旱饥荒,写下一首《勘灾诗》,“散吏驰驱踏旱丘,沙尘泥土掩双眸。山中树木减颜色,涧畔泉源绝细流。处处桑麻增太息,家家老幼哭无收。下官虽有忧民泪,一担难肩万姓忧。”。

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江浙郡国,秋旱。[70]

开禧三年(1207年)夏秋,久旱,大蝗。[71]

元朝编辑

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诸路旱蝗,告饥者令就食他所。”[72]

明朝编辑

洪武十二年(1379年)诏曰:“广平所属郡邑天久不雨,致民艰于树艺,衣食不给。……今年夏秋税粮悉行蠲免,以苏民力。”[73]

洪武三十年(1397年),“鬰林州旱,庄稼失收,次年乃饥。”

《明英宗实录》载:天顺三年,“辰州、永州、常德、衡州、岳州、铜鼓、五开等府卫自五月至七月不雨,民之饥殍者不可胜记。”

嘉靖元年、十年、十一年、十七年、二十四年、二十九年、三十四年陕西连年大旱。[74]

《烈皇小识》:“先是天启丁卯,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耀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阴纠数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涂面。王二高喝曰:‘谁敢杀张知县?’众齐声应曰:‘我敢杀!’如是者三,遂闯入城。守门者不敢御,直入县杀耀采。众遂团聚山中。”

《鹿樵纪闻》说:“崇祯改元之岁,秦中大饥,赤地千里。白水王二者,鸠众墨其面,闯入澄城,杀知县。”

崇祯四年,“冬,延安、庆阳大雪,民饥”。

崇祯十年,“是夏,两畿、山西大旱。秋七月,山东、河南蝗,民大饥”。

崇祯十二年,“六月,畿内、山东、河南、山西旱蝗”。

崇禎十三年(1640年),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獸皮蟲蠅皆食盡,人多饑死,餓殍載道,地大荒”。河南內黃縣蘇王尉村發現的《荒年志》碑記崇禎十三年時“斗麥價錢六百文,斗米價七百文,斗豆價四百文”。

崇祯十四年,“六月,两畿、山东、河南、浙江、湖广旱蝗”。

有專家統計明朝旱灾次數一共有174次。[75]当时旱灾之总数各世纪之冠。[76]

清朝编辑

 
1878年畫,《中國饑荒》(The Famine in China)。饑荒受難者被强迫把兒女給賣掉

《济南府志》记载康熙四年,“春饥,免顺治十八年以前民欠赋粮并发帑分赈。六月大旱,飞虫蔽天,坠地如蜣螂”。

乾隆二十年(1755年),“绍兴秋收大歉。次年春夏之交,米价斗三百钱,丐殍载道。”[77]

乾隆五十年(1785年)有十三個省受旱,“草根樹皮,搜拾殆盡,流民載道,餓殍盈野,死者枕藉”。

清光緒元年至四年间发生丁戊奇荒,尤以光绪三年(1877年)四年(1878年)为重,“河南全省大旱,夏秋全無收,赤地千里,大饑,人相食。”又山西境內“無處不旱”,“河東兩熟之地,災者八十余區,饑口入冊者不下四五百萬。”[78]是年8月1日,山西巡撫曾國荃奏折曰:晉省報災州已有57處,饑民200余萬,後來“赤地千有餘里,饑民至五六百萬之眾。”[79]據12月10日奏報統計,全省被旱10分(顆粒無收)者16個州縣;被旱9分者13個縣;被旱8分者30個縣;被旱7分至5分以下者還有9個縣。[80]

中华民国编辑

民國成立至抗戰前的二十六年之間,至少有十五年的時間發生水、旱等災荒。[81]

《河南省志》记载1942年:“安阳苦旱,二麦未收,秋禾盈尺又未结实;淇县山丘颗粒未收;洛宁二麦收成不佳,早秋旱死,晚秋未出土。”河南《巩县县志》也记载:“民国三十一年,大旱,几近绝收,加之日军侵略酿成大灾,农民多以树皮、雁屎、观音土充饥。”

1942年河南爆發重大旱災[82]據當時的國民政府統計,這一年總共造成了360萬老百姓餓死。

中華人民共和國编辑

至今中國依舊是旱災频发,幾乎是無年不荒,缺水成為中國全國境內最迫切的問題。2006年內蒙古蘇尼特草原持續旱災,受災草場面積23186.7平方公里[83]。2006年5月中旬以來,重慶市遭遇大旱災。2009春,干旱波及中国12个省份,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西南部等地一度达到特旱。2010年初,雲南貴州為中心的五個省份已達到特旱。2019年,中國多地出現嚴重乾旱[84][85][86]

蝗灾编辑

2020年7月31日 直击云南江城灭蝗:从阻击战转入歼灭战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秦汉蝗灾平均8.8年一次,两宋为3.5年,元代为1.6年,明、清两代均为2.8年,受災範圍、受災程度堪稱世界之最農學家徐光啓除蝗疏》言:“國家不務畜積,不備凶饑人事之失也。凶饑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旱災之後更容易引起蝗災,所謂“旱极而蝗”,[87]由於蝗蟲能飛移,有時候大量發生,形成大集團,因此災害擴大面積往往遠大於水、旱。

彭邦炯《商人卜螽说——兼说甲骨文的秋字》一文認為中國蝗災史可追溯到甲骨文[88]诗经》提到“去其螟螣(螣即蝗虫),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89]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秉畀炎火”意思是指晚間以火诱捕蝗虫以消灭之。[90]

東漢思想家王充在《论衡》记载:“虫食谷者,部吏所致”,蔡邕說,“蝗者,在上貪苛之所致也”。災難的源頭,均出自於官衙的苛捐雜稅。

漢朝编辑

後漢書·五行志》載:(46年)“春三月,蝗螟大起,被害者九十郡國;二十八年(52年),大蝗,被害者八十郡國。”

唐朝编辑

贞观二年(628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为灾。[91]

开元三年(715年),淮河流域发生严重的虫灾,“蚀稼,声如风雨。”宰相姚崇下令捕蝗灭虫,汴州刺史倪若水抗拒,反对捕蝗,姚崇向倪若水批评说:“坐看食苗,忍不相救?因此饥馑,将何以安!”《旧唐书》載倪若水率民捕蝗,“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92]此法稱為“埋瘗法”。

通典》卷7:“开元四年(716年),山东诸州大蝗。”

《新唐书·五行志》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发生蝗灾,“有白鸟数千万,群飞食之,一夕而尽,禾稼不伤。”

贞观二年六月(628年),“京畿旱蝗。”(《新唐书》卷36《五行三》)

兴元元年(784年)四月,“自春大旱,麦枯死,禾无苗,关中有蝗。”[93]

舊唐書·五行志》載:(唐貞元元年,785年)“夏,蝗,東自海,西盡河隴,群飛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葉及畜毛靡有孑遺,餓殍枕道。”

《新唐書》武德六年,“夏州蝗。蝗之殘民,若無功而祿者然,皆貪撓之所生。先儒以為人主失禮煩苛則旱,魚螺變為蟲蝗,故以屬魚孽。”

开成四年(839年)六月,“天下旱,蝗食田。”(《旧唐书》卷37《五行志》)

五代十國编辑

旧五代史·五行志》记载: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爆發蝗災,“许、汝、蔡、陈、颍五州生,有野禽群飞蔽空,食之皆尽。”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夏六月,大蝗蔽日而飛,晝為之黑,庭戶衣帳悉充塞。”(《十國春秋·吳越忠懿王世家》)

《旧五代史·五行志》载,乾祐二年(949年),蝗虫蔓延到宋州(今河南商丘),“蝗一夕抱草而死”。這種“蝗一夕抱草而死”的記載殊為可議,有人認為是粉飾太平,也有人認為當地植物有殺蝗效果,如周怀宇《隋唐五代淮河流域蝗灾考察》一文说:“在淮河流域的植物类中,也有杀蝗的草本植物……”,“宋州发现当地生长杀蝗的草本植物……”,一般稱“抱草瘟”,或吊死瘟(蝗霉病)。

宋朝编辑

雍熙三年(986年),“山蝗,鄄城县有蝗自死。”(《宋史·太宗本纪,五行志》)

淳化三年(992年)七月“贝、许、沧、沂、蔡、汝、商、兖、单等州,淮阳、平定、彭城飞蝗,抱草自死。”(《宋史·太宗本纪,五行志》)

至道二年(996年)六月“亳州蝗,秋七月谷熟,许、宿、齐三州蝗抱草死。”(《宋史·太宗本纪,五行志》)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秋七月丙辰,“开封府祥符县蝗抱草死,有数里。”(《宋史·真宗本纪》)

元符元年(1098年)八月“高邮飞蝗抱草死。”(《宋史·五行志》)

乾道元年(1165年)六月壬辰,“淮南转回判官姚岳言:境内飞蝗自死。”(《宋史·武宗本纪·五行志》)

《宋書》載景祐元年春正月,“詔募民掘蝗種,給菽米。”

元朝编辑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诸暨蝗及境,皆抱竹死。”(《元史·真宗本纪》)

明朝编辑

朱元璋《御製皇陵碑》:“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為糧。”

嘉靖三十九年,“蝗食禾苗殆盡;萬曆十四年飛蝗蔽空;清朝康熙三十四年蝗起寶武界,饑民相食。”(天津市《寶坻縣志》)

万历十九年(1591年),“天津县夏蝗飞蔽天,声如雷雨,食苗殆尽”,新乐“夏五月蝗生县东,未几数日滋类遍野。”

天启六年(1626年),迁安“秋七月飞蝗蔽野,大伤禾稼。”

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初九日,徐光启上疏“屯盐疏”,其中第三篇为“除蝗疏”,後编入《农政全书》。

有專家統計明朝蝗灾次數一共有94次。[94]

清朝编辑

陳芳生著有《捕蝗考》,有“备蝗事宜”和“前代捕蝗法”两部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条分缕析,颇为详备,虽卷佚寥寥,然颇俾于实用”。

《济南府志》记载康熙四年“春饥,免顺治十八年以前民欠赋粮并发帑分赈。六月大旱,飞虫蔽天,坠地如蜣螂”。

光绪三年《海盐县志》卷十三:“康熙十年七月二十日,蝗从西北来,飞过城上。”

嘉庆《松江府志》卷八十載:“康熙十一年,飞蝗蔽天,自北而南,所过但食竹叶芦穗,无食禾者。”

康熙五十六年(1716年)“徐州邻县秋蝗入州界,不食禾皆抱草而毙。”(《清史稿·灾异志》)

清雍正十年(1732年)“泗阳西乡柴林湖夏蝗蝻遍地,厚数寸。官兵惶惧,旋尽抱草僵死。”(《清史稿·灾异志》)

清乾隆五年(1740年)八月“河南蝗来境,抱草而死,不为灾。”(《清史稿·灾异志》)

光绪八年《归安县志》卷二七:“乾隆二十年,蝗蝻生。”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郧阳二月“蝻起,至四月皆依草附木而枯。”《清史稿·灾异志》

咸豐二年(1852年)底:“柳、慶上年早蝗過重,一二不逞之徒倡亂,飢民隨從搶奪,比比皆然”[95]

咸豐三年(1853年),“夏,武郡蝗虫蔽日”(咸豐《武定府志》)

咸豐五年(1855年),“七月,蝗從南來,飛蔽天日.集田害稼”(宣統《重修恩縣誌》)

咸豐六年(1856年),“夏,蝗虫又起,飛翳天日,棲樹枝折,復值歲飢,木葉草亙,人虫爭相取食,衰鴻遍野,賣男鬻女”[96]

咸豐六年(1856年),“五月,飛蝗遍野。六月,蝻生,食禾害稼”(民國《定陶縣誌》)

民国十年《嵊县志》卷十三:“咸丰六年八月,有蝗自北来,顷刻蔽天。”

咸豐六年(1856年),安徽皖北大旱,“旱,飛蝗大至,食禾幾盡。”(民國《太和縣誌》)

民国《吴县志》卷五五:“咸丰六年七月,蝗从西北来,如云蔽空,伤禾。同治元年七月甲申,飞蝗自北至南,有雷声送去。”

《清史稿·災異志》載:“八月,昌平蝗,邢台蝗,香河、順義、武邑、唐山蝗。”

咸豐七年,“秋七月至望復返,群飛蔽日,食禾太甚。”(雍正《遼州志》)

光绪三年(1877年)阜宁五月“大风雨,蝗抱草毙。”(《清史稿·灾异志》)

光绪《松江府志》卷三十九載“秋八月,飞蝗蔽天,城乡俱是,中秋后热如夏,蝗复来。”

宣统《太仓州志》卷二十六載“夏,蝗自北来,既而入海,灾亦不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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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 鄧雲特:《中國救荒史》(1937年,初版;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三年影印第一版),頁四○~四八。
  82. ^ 据《宋任穷回忆錄》提到晋冀鲁豫根据地冀南军区:“一九四二年春,天旱无雨,夏粮收成无几。春旱持续发展,旱情波及十几个县,许多地方大秋作物无法下种,致使秋收所获甚微。一九四三年灾情更为严重。先是旱灾,自春到秋久旱无雨长达八个月。许多水井干涸,河水断流,甚至人畜的饮水都成了问题。”河南《前锋报》记者李蕤写道:“旱灾烧死了他们的麦子,蝗虫吃光了他们的高粱,冰雹打死了他们的荞麦,到秋天,最后的希望,又随着一棵棵的垂毙的秋苗枯焦。”
  83. ^ 中國的天災人禍:內蒙古旱災嚴重 近十萬牲畜死亡. [2020-04-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04-03). 
  84. ^ 近期中国部分地区出现严重干旱 专家:降水异常偏少. [2020-04-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8-09). 
  85. ^ 长江中下游持续干旱,安徽抗旱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
  86. ^ 中央气象台预报:全国降水减少,安徽、江西、浙江再次面临干旱. [2020-04-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15). 
  87. ^ 徐光启云:“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农政全书》卷四四)
  88. ^ 彭邦炯《商人卜螽说——兼说甲骨文的秋字》(《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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