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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

(重定向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权状况存在一定爭議,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1]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表示:“中国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坚持将人权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全面协调发展,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2]。中国的人权事业正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但由于中国发展不充分和发展不平衡,中国的人权状况还存在着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3]

美国、英国、西班牙[4]等西方国家政府和印度政府及其政要,国际特赦[5]人权观察[6]等国际组织和学者,以及中國大陸的異議人士認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缺乏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普选权等政治權利[7][8],并且存在迫害異議人士[9]的现象”,批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權“狀況不良并持续恶化”[10][11][12][13]

目录

历史编辑

中國一直到20世紀初還是君主專制的國家,相對於擁有兩三百年甚至更長的君主立憲制共和制的西方國家,中國在人權領域起步较晚。清末民初,中国发生了急遽的社会和政局变化,新思想和政治概念开始被大量引入,知识分子在中国开始宣扬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等思想。在中华民国大陆时期中國共產黨批評中國缺乏民主和人权。其中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陈独秀人权进化论社会主义作为现代文明的三个突出特征[14][與來源不符][15]

1956年至1969年,阶级斗争一词成为政治詞語的主流[16]。在1957年“百花齐放”时期许多民主党派的人士批评政治运动中对人权的侵犯,要求宪法规定的权利和自由得到更好的保证,但受到打击后这类声音逐渐消失[17][18]。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权状况开始得到改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民也获得越来越多的人身与言论自由,在旅行、就业、教育、文化、工作与住房选择以及获取信息方面,中国公民已经拥有了一定的选择权[19][20]。在1978-79年的民主运动中人权一词开始复苏。

在1991年的白皮书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称:“中国共产党从创建那天起就一直高举民主和人权的旗帜”[2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人权概念由于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的不同而不同,中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建立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人權也提出自己的看法,著重强调生存權和發展權,同時也強調个人對集体人權的義務[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97年10月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2001年3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该公约,但对结社、成立工会等权利做了保留[23]。在1998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多次表明要尽快批准[24],但至今人大还未批准。2004年1月,胡锦涛表示,一旦条件成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向全国人大提交批准该公约。同年5月,温家宝访问欧洲再度回应说尽快批准。[25]在2008年,中国有公民公开联名请求人大在奥运会前批准[26],同年3月,有记者询问温家宝政府准备何时提请全国人大正式批准该公约,温家宝回答正在研究,尽快批准[27]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立至今,涉及人权问题的事件或议题包括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反右运动西藏问题文化大革命[28][29]六四事件镇压法轮功等。

 
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侵犯人權的抗議活動。

2009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30],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首次制定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31]。2011年中国第一本人权蓝皮书《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报告 (2011)》指出,中国已参加27项国际人权条约[32],其中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全国人大尚未批准,未生效)、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日内瓦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权安全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反恐怖主义公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難民地位公約、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58年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其他。

政治权利编辑

新闻言论出版自由编辑

在中国大陆,民众没有开办私人报纸、电视台的权利,媒体被控制在中国共产党与政府手里,被喻为“喉舌”[33][34],通讯社仅有新华社中新社两家[35][36]。尽管在二十五年前就已有《新闻法》立法的呼吁,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尚無《新闻法》、《廣播電視法》,以行政法规進行規範[37][38]。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招致美国之音无国界记者等组织的负面批评[39][40][41]

英国广播公司批评中國政府審查民眾思想、建立防火长城,審查者对内容进行监控與限制消息[42],如臉書推特Youtube维基百科等网站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屏蔽[43][44][45]。2018年4月1日,部分境外媒体报道称,中国政府禁止使用未經核准的虛擬私人網路[46]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政府并未禁止个人VPN业务,「我們下屬司局並未下發相關通知,此前外媒報道不實[47]。」

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審查制度针对中国内地及境外的各类电影[48]。2016年,具有穿越及性別轉換情節的《太子妃升職記》和青春劇《上癮》分別因為內容「有傷風化」及富含同性戀情節被要求整改。同性恋题材的戲劇影片通常会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禁播或因媒体的自我審查而删减[49][50]

结社组党权利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除中国共产党外,中国另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八大民主党派,它们大多是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根据中央统战部的2011年的声明,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已经基本涵盖目前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广泛的覆盖面,没有必要组建新的政党[5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组建独立的工会[52][53],全国唯一的工会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受中国共产党领导[54]。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农民可以自行成立独立的农会团体,农会团体分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合作联合社两类。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的统计,截至2019年2月,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有218.6万家、联合社有1万多家[5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的规定,所有的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56]。学者李煜兴指出,社会团体登记条件中不确定法律概念较多,变相增加了行政机关的裁量权,使社会组织登记较为困难[57]

游行示威集会权利编辑

在1980年代,中国公民的游行示威集会权利虽不能说有保障,但还在合法状态下。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0月31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该法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提前五日向主管机关提出書面申请并获得许可。

2014年1月22日,78名教授、律師和媒體人表达了对该法律的忧虑,认为《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與憲法相抵觸[58],但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目前不能作为判案依据,所以无法进行违宪审查[59]。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关规定:“第六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二)监督宪法的实施;第六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一)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理论上来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废止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废止除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修改的法律以外的法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二、六十七条)[60],因而违宪审查的权力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共同行使。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部门表示共收到77份游行示威申请,并已在北京开辟三块区域专门用于游行示威。英国广播公司则指,並沒有任何示威申请得到通过[61][62]英国广播公司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有位80余岁的老人因为住房拆迁问题申请示威遭到劳动教养处罚一年,但政府随后撤销了这一决定[63][64]

台湾中央通讯社报道指,截至2018年,除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时,公安部批准过游行,尚無民間申請遊行通過實例[查证请求][65]

宗教信仰权利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2004年11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26号公布了宗教事务条例,规定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应当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行政管理。学者杨俊锋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设有专门宗教事务管理机关对宗教事务进行全面系统管理的国家[66]

中国全国性宗教团体包括中國佛教協會中國道教協會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67]

在西藏,受到2008年藏区骚乱影响,宗教自由受到一些限制,比如不允许谈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达赖喇嘛,因为其宣传西藏独立。而反对者则批评为缩水的西藏佛教信仰自由。[68]

司法人权保障编辑

执法领域人权保障编辑

人民网援引北京行政诉讼案件数据指,行政执法部门违反法定程序进行执法的问题较为突出[69]。全国人大代表张桂华批评各地城市管理执法部门的执法方式,认为应加强立法对城管部门的执法程序进行规范[70]

监狱人权保障编辑

在2010年,中国政府表示刑讯逼供事件至少造成每年30起冤案[71]。2006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布了禁止刑訊逼供的规定[72]。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批评指,中国部分地区的公安与司法部门仍然存在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问题,其主要原因是警务部门追求破案率与定罪率[73][74][75]

2010年5月13日,赵作海收到商丘市中院国家赔偿金及生活困难补助费共计人民币65万元之后,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文,强调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进一步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范。而无罪推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则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沉默权并未在司法实践中真正贯彻[76],但是零口供未經人民法運依法判決前不会被作为有罪的依据[77]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及一些人权组织认为中国监狱系统存在管理不严格的问题,批评监狱劳动改造制度。亦有学者认为,监狱劳改的多数产品收入以税收的形式上缴,支援着中国的建设[78][79][來源可靠?][80][來源可靠?]

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劳动教养制度正式废止[81];同时,对正在被执行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82]。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劳动教养管理所等机构则陆续撤销。2014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全面依法治国[83]

死刑问题编辑

由於死刑人數在中國是國家绝密,確切的數字無以得知[84],國際人權組織大赦國際2018年有關死刑的年度報告中說,中國依然是全球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每年約有數千人在中國被處以死刑[85]。死刑的核准權於2007年1月1日以後收歸最高人民法院來復核[86]。且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指出,2007年一年中,由於證據不足、程序不當或是量刑過重等原因,最高人民法院推翻了地方法院15%的判決[87]

中國政府承諾要在慎殺上努力。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授許蘭亭認為中國政府2000年代中期已經在減少死刑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88]

器官移植问题编辑

21世纪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器官移植分为死刑犯器官捐献和公民自愿捐献两种形式。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相继指控“中國大陸政府有計劃的在刑場和火葬場摘取死囚的皮膚眼角膜腎臟派遣各大醫院使用”[89]與批評[90]。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的議員提議拒絕向摘取死刑犯身體器官的中國人發放簽證[91]

2005年,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在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卫生高层会议上首次承认中国以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主要来源[92],但強調不存在強迫或者盜取死刑犯器官的問題[93]。2006年,中國衛生部對規範器官移植、禁止人體器官買賣制定了新規定,並于同年7月1日正式實施;2007年4月6日,中國國務院公佈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于同年5月1日正式實施;內容規定,醫療機構臨床用於移植的器官,必須經捐贈者書面同意;捐贈者有權在器官移植前拒絕捐贈器官;人體器官不得買賣。[94]

2008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务院的支持下,黄洁夫使用技术准入手段,在3个月内把全国能做器官移植的医院从600多家减少到163家[92]。2014年12月3日,黄洁夫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自2015年1月1日起停止死囚器官的使用,公民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2017年2月,黄洁夫在梵蒂冈的反器官贩卖峰会上再次承诺对死囚器官移植零容忍[95]。但美国之音、法新社等媒体对于中国是否真正停用死囚器官仍有质疑[96][97]

新疆穆斯林群体人权问题编辑

有新闻报道指出,新疆政府将中国及部分中亚国家的一些穆斯林在未经审判的前提下被关押至新疆的“再教育基地”中,在这些基地中,他们被迫接受“重新教育”,要求他们在拥护中国政治体制的同时放弃他们的伊斯兰信仰[98][99][100]通过在新疆的一些政府网站发布的招标信息显示,这种基地在新疆的数量在一年的时间内的增长极为迅速[來源請求]中国官员[谁?]国有媒体[哪個/哪些?]上称,这些举措是为了打击分裂主义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101][102]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编辑

财产权编辑

大陆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一直处于缺位的状态,对个人所能拥有和支配的财产有严格的限制,从而使得建国初的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得以完成。改革开放后,对个人的私有财产的承认与保护开始建立并逐步进展,普遍认为初具体系。2004年3月14日通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文字写入宪法,在憲法地位上首次确认了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障與价值确认;2007年3月16日物权法在草案經過多次重大爭議後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通過,这被认为是建立民法典的重要一步。

房产所有权也被部分学者质疑,如王怡认为公民买来的房屋所有权证并非有所有权,“支付的只是70年的房屋租金”,“基于目前的地权制度,我们无法‘买断’任何一间房屋。”认为它和《宪法》修改所确立的“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原则就已构成显著的冲突。有人认为,由于这种私有财产的拥有不可测性,应当进行地权改革,进行土地私有化[103]

迁徙居住权编辑

1949年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都曾承认和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至今未恢复。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拟放开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放开自由迁徙权 [104]。2015年,中国开始实施居住证制度改革,并配套以相应的公共资源建设计划。 [105]

妇女权利与婚姻自由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妇女权利大幅提高。当下,中国妇女的权利在宪法意义上规定与男性平等,但是在实务角度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仍与男性有着差距。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中国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

性少数群体权利编辑

LGBT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行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属于违法行为,不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和法律支持,也没有任何相关的反歧视法律和政策,同时一直视同性恋议题为“敏感话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可以归结为“三个不”,即“不支持,不反对,不提倡”[106][107]。《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婚姻为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对同性结婚法无明文规定,行政实务上则只接受由男女登记结婚,不承认同性婚姻或民事结合等同性伴侣关系,没有保护同性恋免受歧视和仇恨罪行的法律、规章和政策。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08],废除了模糊地将同性性行為入罪的流氓罪。2001年,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会等制定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將“自我和谐型同性恋”從中刪除[109]。这两个事件一般被认为标志着同性恋在中国的非罪化和非病理化[110]

2006年发布的一项针对生活在大中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相对年轻和“活跃”的男同性恋者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因为受歧视,30%~35%的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超过半数人由于不被理解,曾感到很痛苦并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111]

受教育权编辑

2003年9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英语Katarina Tomaševski在考察中国教育状况后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公共教育经费方面的支出不足GDP的2%,低於聯合國建議的6%,認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义务教育上的投入在非常低,远未到达世界教育投入比重的平均水平[112][113][114],但其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稱,托马舍夫斯基沒有採用中國政府提供的數據,「却使用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的数据」[115]。根据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布的数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温家宝于2013年初所作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内地教育经费投入的比重已占国家GDP总量的4%[116]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施行《義務教育法》,規定小學初中不收學雜費,但由於政府投入不足,實際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实现。2006年修订通过《义务教育法》并规定2006年9月1日开始实行,俗称“新义务教育法”。率先保障西部農村國中小學生,小學生平均每人每年補助140元,國中生180元,貧困寄宿生500元,當年就有20萬中輟生回流。2007年中國大陸中東部農村中小學實施「免雜費、免書本費、逐步補助寄宿生生活費」;2008年京津滬等21個省市試辦城市國中國小學生(含私校學生和農民工隨遷子女)學雜費免費,每生每年免繳190元至350元[117]。2015年,中國財政部中國教育部宣布將在2017年全面免除義務教育學雜費、免費提供教科書和提供補助生活費給家庭經濟困難寄宿生[118]

高考招录问题编辑

高考按省份地區劃分入學分數線的現象的公平性具有一定争议。諸如山東,河南,湖北等參加高考學生比重大的省份,每年許多學生的分數已經達到很多著名大學在所在地的入學分數線。然而在上述省份的學生若是填寫入學志向略欠考慮,可能會直接落第[119]。例如2008年河南省參加高考的學生100萬人(全國的十分之一)中,僅僅4%的學生就讀重點大學,是全國均值的三分之一,而頂級大學的入學率更是僅有全國均值的四分之一。這是按省份地區劃分入學分數導致的不公平現象[120]

根據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的研究,按照現行的高考制度,以北京大学為例,不同省份學生入學的機率相差懸殊。若以每一萬學生報名北京大學并順利入學的比例計算,廣東省是1.4人,接近萬分之一。而大學所在地的北京的學生入學率是52.2人,相差37倍[121]。由此引發的移民現象已經出現,雖然這種現象通常不被政府允许。以此移民的人又被稱為“高考移民”。

高考除了考試分數外,還有多種加分途徑,如少數民族、烈士家屬等;过去,省级优秀学生、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奥林匹克竞赛优胜者和体育特长生等也可以获得加分,而这些加分项已于2018年取消[122]。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上述已取消的高考加分项目在方式上违背“程序公平”原则,加分的范围和具体分值存在不严谨性,不能真实体现学生素质,反而会衍生出腐败、造假现象,对教育公平造成损害[122]——例如無線電測向、航空模型等項目作假現象嚴重[123]

高校自主招生中曾出现过的校长推荐制存在争议。對校長推薦制存在質疑的人認為該制度給予校長很大權力,監督不到位則有可能滋生腐敗,並且不能保證實施過程中的公平性;就目前公示名單來看,校長推薦的學生成績多名列前茅,該制度很有可能成為北京大學提前鎖定優秀生源的變相政策。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進一步規範高校錄取、自主招生、保送生;加強、加分資格審核,查處違法違規[124][125];中国各大高校已经颁布自主招生简章,规范自主招生行为[126][127][128]

高考阅卷问题编辑

2011年,《中國青年報》披露了一名河北的學生因模擬考試與高考實際成績相差過大而要求查詢考卷,卻處處受阻的事件。該學生2008年參加高考,原本幾次模擬考成績都可以就讀重點大學,正式考試時也沒有沒有出現發揮失常的情形,但最終成績居然與預估的和模擬考試成績的相差100分之巨,因而向河北省教育局提出查詢考卷的要求,最後被拒絕。後來在2009年,該學生复讀並再次參加高考,得到幾乎和2008年一樣的結果,提出查詢申請雖然得到批准,卻不允許學生本人查看考卷,而是由考試閱卷組的評議專家查看,得到了“考卷沒有問題”的結果,學生本人認為這無法令人信服[129][130]。同樣的問題在北京河南等地也出現過類似的案例,有的案例甚至還鬧上法院,但能查詢到考卷的案例很少。[129]教育学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認為造成這些事件的原因在於高考查詢制度的不完整,而且高考考卷屬於“國家機密”,查詢考卷的可操作性不高;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除了認同楊東平的意見外,還認為一些高考改卷的評卷員“不負責任”。[129][130]

评价编辑

批评编辑

2018年,在无国界记者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中国的排名為倒數第五[131]。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為「劣中之劣」[132]。美国人权观察组织指出2009年中国人权“显著恶化”[133]

美国国务院几乎每年度都在其发表的各国人权状况报告中国部分中,指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侵犯了许多国际普遍认可的基本人权,包括对异议分子的压制、法律体系无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等。被指违反人权的例子包括了长时期拘留、通过劳改的形式对犯人进行再教育、强迫供罪、虐待以及对犯人不当管制,以及对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集社自由、宗教自由、劳工权利以及隐私权方面的压制与侵犯[134][135]。2010年3月11日,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称:“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化。反对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受到迫害和打压,互联网信息自由流动受到限制和禁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加强了对使用互联网的监管、控制内容、限制信息、屏蔽国外和国内一些网站,鼓励自我审查,惩罚那些违反规定的人。中国中央、省和地方各级政府雇用成千上万互联网电子通讯信息监督员(被外界称为“网警”)[136]

美国之音报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把通过互联网和平表达自己意见的中国公民关进监狱。至2009年年底,中国囚禁了30名记者和68名网络持不同政见者。2009年,中国对5000人执行了死刑,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的人数比创纪录的2008年有所下降,但是仍然有1150人被逮捕,其中1050人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起诉[137]”。

2016年3月,美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基思·哈珀宣读了一份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德国、荷兰、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爱尔兰和冰岛共计12国的政府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表的联合声明,声明说:“我们对中国无情镇压公民社会以及手段之严厉深表关切,现在已经从压制批评舆论发展到镇压维权人士以及大胆直言的书商和律师,而且还越来越扩展到海外”,“我们在纪念活动人士曹顺利被拘留致死2周年的同时,应该采取联合行动,明确表示,不能袖手旁观,让践踏异议人士的行为继续下去。”[138]

肯定编辑

英国驻华大使馆在2015年世界人权日(12月10日)发布声明,肯定中国在社会和经济领域所取得的人权进步。“英国与中国的代表都参与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并且两国现在都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英国驻华大使馆在12月10日的声明中说,“中国在社会、经济领域所取得的人权进步值得肯定。单单2014年一年,就有超过1200万人脱贫,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普及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139]

中國政府认为,中国人民享受着广泛的人权保障,中国的人权問題大多是由于经济不发达造成的,中国政府坚持致力于提高中国的人权水平,中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特殊情况来建立人权观,对中国人权状况恶意批评者是意图利用人权问题为其政治目的服务[21]改革开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权状况开始得到改善。[20]

2000年1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积极努力下,人民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水平明显提高。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这是世界上任何不带偏见人士公认的事实。”[140][與來源不符]

2004年4月17日,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沙祖康表示:中國今天的人權狀況就比美國的人權狀況要好,中國人口比美國多五倍,如果按照人口比例來講,我們問題至少應該比美國多五倍,那才說明我們人權狀況和美國一樣。但現實是,我們目前人權狀況比美國的好,說明中國人權至少比美國好五倍。”[141]

新华社在《中国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意味着什么?》一文中说:“何为人权?人权的含义和内容比较广泛,但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一个人的最根本的人权就是生存权,也就是吃饱饭的权利,穿暖衣的权利,有房住的权利,总之,就是享有基本生存权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人权观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即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人权观主要是指人的生存权、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较大改善[142]

2009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接受美、英、法、德、日、南韓、新加坡、香港8國和地區媒體聯合採訪宣称:“中國從來不缺少言論自由。”[143]

2013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刊文《中国人权事业,博采众长的实践》,文章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是完美的。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努力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国愿继续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各国开展人权对话,为促进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144]

在2015年世界人权日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于美国驻华大使德国驻华使馆关切中国人权状况的声明作出回应称:“我注意到一些人总是过分关注中国的个案,却选择性忽视中国13多亿人民的感受和正在享受的自由和进步。这如果不是政治偏见,就是认识论和方法论出现了严重偏差。希望他们不要一叶障目。”[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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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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