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藤湖南

日本历史学家

內藤 湖南(1866年8月27日-1934年6月26日),本名虎次郎,字炳卿,號湖南[1],別號憶人居主、湖南鷗侶、彫蟲生悶悶先生。生於日本秋田縣鹿角郡毛馬內(現為鹿角市),歷史學家漢學家

内藤湖南
NAITO KONANN19340409.JPG
内藤湖南1934年4月9日
性别
出生1866年8月27日
日本秋田縣鹿角市
逝世1934年6月26日(67歲)
 日本京都府加茂町
母校秋田師範学校
京都帝国大学(博士)
职业历史学家、汉学家
知名于“唐宋变革期”理论
日語寫法
日語原文内藤 湖南
假名ないとう こなん
平文式罗马字Naitō Konan

生平编辑

內藤湖南的最高學歷是在故鄉秋田師範學校日语秋田師範学校的兩年師範科。1907年至1926年間任教於京都大學,教授東洋史。他處於盛世的日本折衷學派轉向實學的時代背景(1875年福澤諭吉刊行《文明論之概略》,鼓吹「脫亞入歐」,倡導獨立意識,對明治精神和國民主義的形成起了更大的作用,而明治中期,日本人盲目仿效西方的熱潮開始降溫,日本朝野從一度急切歐化的狂熱中逐漸清醒)。

1890年,內藤湖南曾經參加1888年成立的國粹主義的文化政治團體「政教社」,其領導人物有三宅雪嶺、志賀重昂、杉浦重剛等,其宗旨為革新傳統社會,但反對歐美文化入侵,主張恢弘日本文化以及東方文化。青年時曾任記者,1897年至1898年,在台灣擔任《台灣日日新報》前身之一的《台灣日報》的主筆。1900-1906年,內藤湖南任職《大阪朝日新聞》,兼高橋健三的秘書。大致上,他交往的大多數有才能的人物具有國粹主義的國民主義傾向,對於內藤史觀的形成大有影響,如:最後成為無政府主義者的幸德秋水;宣揚國民主義的政教社;西村天囚主張的坤輿文明論、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東洋文化論。

內藤湖南一生曾十次訪華,一次訪歐;在遊歷華南華北期間,他通過面會筆談,結交了嚴復文廷式張元濟沈曾植柯紹忞王國維羅振玉劉鶚等人。綜觀他的前半生生涯,經世取向使他具備了現實意識,開闊的視野成就了他的業績,職業的實踐推動他進一步對中國歷史作出宏觀的通盤考察,並為他日後轉入教授歷史、研究歷史鋪平了道路。[2]

学术研究编辑

内藤湖南一生致力于历史学研究,旁及其他学科,学问渊博,世所罕见。大正十年(1921)左右他在京都大學所使用的講義,日後成為其大作《支那上古史(中國上古史)》(收錄於《內藤湖南全集一○》,筑摩書房)一書之稿本,該書開宗明義指出:「我所謂的東洋史就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其對於東亞文化的研究即是以中國歷史的研究為範圍:簡而言之,內藤氏史學研究的地理範圍,即以帕米爾、西藏高原為中心而開展,去除印度、中亞細亞、西伯利亞的所謂「東亞」為地理區劃的歷史文化學研究,上述範圍的史學,在他本人界定中即為所謂「東洋學」,而此東洋學概念,正隱含著一種將東亞視為整體的世界史史觀。[3]內藤湖南關於中國歷史最著名的理論是「唐宋變革期」(或稱「唐宋變革論」、「唐宋變革」):在內藤湖南眼裡,中國歷史從中古轉變為近世,是一大變革,這變革把唐宋分割,故後來以「唐宋變革」稱之。[4]他認為中國歷史分期以秦漢以前為「上古」,東漢西晉為「第一過渡期」,五胡十六國唐朝中葉為「中世」,唐朝後期到五代十國為「第二過渡期」,宋朝以後則為「近世」。此時代區分論曾遭到多方批評,議論尤其在日本國內於戰後越來越熾,然最終他的理論被之後的日本學者所繼承,成為日本人研究中國歷史的基本觀念。此外,除以中國為開展的「東洋史」外,在日本歷史研究上,內藤認為,邪馬台国位於九州,而不是在近畿地區。

內藤湖南的時代區分論编辑

內藤湖南於上世紀二○年代提出極具啟發性的時代區分論,主要是以《支那上古史(中國上古史)》一書的論點為人所知。此區分論乃將中國的朝代根據其時代特色,分為「上古」、「中世」、「近世前期」、「近世後期」等四期。「上古」指的是文明起源直至中後漢中葉,上古時期的特色是形成中國文化,並以此文化擴及周圍各地;「中世」則為五胡十六國至唐代中葉,此時乃是東洋史的第二階段,此階段與前述「上古」之別乃是以後漢半期至西晉期間為過渡,這段時期的特色是邊疆民族入侵中國內部,而此種入侵特色在唐末五代中達到巔峰。至於何謂東洋史第三、四階段,亦即何為「近世前期」、「近世後期」,在《支那上古史(中國上古史)》一書中沒有明確說明。[5]

主要著作编辑

  • 支那論
  • 日本文化史研究 (有中譯本)
  • 支那繪畫史
  • 支那史学史
  • 清朝史通論
  • 內藤湖南著,夏應元译:《中國史通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 內藤湖南著,馬彪译:《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內藤湖南著,栾殿武譯:《中國繪畫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

政治觀编辑

內藤湖南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深入,認為中國文化為東亞文化的主流,並給予極高的評價。但他並不是絕對的中國中心主義者,從他高度評價北畠親房的《神皇正統記》所開啟的日本中心和文化獨立思想,可以瞭解內藤的立足點和他的全面的東亞文化觀。[6][7]

內藤湖南所著作的《支那論》在二戰後受到了野原四郎增井經夫池田誠五井直弘增淵龍夫等多人撰文批判內藤出自國族主義的文化史觀的言論,指出其書中言論助長了軍國主義。池田誠寫過一系列研究內藤的文章[8] ,認為研究內藤史學不能無視明治時代後期的國族主義背景。池田誠說:“內藤湖南的中國史研究是建立在內藤所發揮的國族主義的延長線上。”[9],並履次提及內藤是“《國民論》派的國粹主義”、“可以說是中國版本的國族主義派之國粹主義政治論”[10],《國民論》派的國粹主義指的就是政教社日语政教社三宅雪嶺志賀重昂等人和日本主義者陸羯南所主張的日本民族主義丸山真男曾將明治時期中產階級的國族主義分疏為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國家主義三種[11]

周一良曾经评点日本三位汉学大师,说:“白鸟库吉(1865-1942)受西方学术影响较深,内藤湖南受乾嘉朴学影响较深,两人分别巍然成为东西两京(按:指日本的东京和故都西京即京都)中国史研究的长老;而桑原隲蔵(1871-1931)则兼承乾嘉与欧洲学术传统,是明治以后中国史研究的又一巨擘。三人之中,内藤湖南治中国史卓然有所建树,以其最为深长,自成系统,故有内藤史学之称。”[1]另外研究中國歷史著名的傅佛國包弼德(Peter K. Bol)教授亦對內藤有所評述,博佛國指出「對於像內藤這樣一位相信學當致用的人說來,日本為亞洲作決策的重任,絕不能只聽任職業政客和軍國主義人物一手把持。」[12] ,包弼德認為「內藤從他的中國史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是,貴族專制體制終將成為日本現代化的障礙;這個對日本的殷鑒,看起來內藤在開始從事中國研究的時候就繫之於心。」[13]

在《支那論》中,內藤認為中國乃是蚯蚓式的國家:「如果日本和支那衝突,不幸而兵戎相見,為此使支那陷於土崩瓦解、不可收拾的境地,日本不是要負全部責任嗎?……日本每每會有這樣杞憂。然而這種憂慮實在是因為對支那國家的成立、支那的社會組織的全然無知所造成的。打個極簡單的比方:……例如小笠原島假若被外國占領了,日本國民肯定全體激憤。然而支那的情況卻與日本不同,支那恰似蚯蚓這種低級動物,把一段身子給切斷了,其他部分能沒有感覺,仍然能夠繼續活著。… …在支那,政治這種東西和社會組織,兩者互無關係,這種情況由來已久。所以,如果今天支那人真的興起了民眾運動,那也不可能是由國民的公憤引起來的。如果看上去具有國民公憤的形式,就完全可以判斷,那是由於虛假的煽動所致。」[14]

参考资料编辑

  1. ^ 1.0 1.1 《内藤湖南:汉学为一生寄托,中国为学问归宿》. 凤凰网. [2009年6月17日] (中文(简体)‎). 
  2. ^ 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题解 - pixnet
  3. ^ 伊藤道治等著,吳密察等譯,《中國通史》(板橋:稻鄉出版社,2010年),頁170。
  4. ^ 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 〉,《中華文史論叢》第81期 (2006),頁125-171。
  5. ^ 伊藤道治等著,吳密察等譯,《中國通史》(板橋:稻鄉出版社,2010年),頁171。
  6. ^ 內藤湖南《日本文化の獨立》,《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124-129頁;儲元熹、卞鐵堅譯《日本文化的獨立》,《日本文化史研究》,146-150頁。
  7. ^ 張廣達. 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 2011-09-04 [2017-05-11]. 
  8. ^ 池田誠《內藤湖南の辛亥革命論》,《立命館法學》第39.40合併號,1961年,285-327頁;又《辛亥革命と內藤湖南》,《現代中國》第37號,1962年,86-94頁;又《內藤湖南の袁世凱論》,《立命館法學》第44號,1963年,491-523頁;又《內藤湖南の國民的使命觀について——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一典型》,《立命館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紀要》第13號,1963年,52-92頁;又《內藤史學にかんする私論》,《內藤湖南全集月報》11,東京: 築摩書房,《內藤湖南全集》第5卷《附錄》,1972年,1-5頁。
  9. ^ 池田誠《內藤湖南の國民的使命觀について——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一典型》,54 頁,轉引自寺地遵《日本における宋代史研究の基調》,中國史學會編集《中國史學》第1號,1991年,195頁。
  10. ^ 池田誠《內藤湖南の辛亥革命論》,304、307頁。參看寺地遵上注引文,195頁。
  11. ^ 《政治學事典》1031-1035頁,《ナショナリズム》條;寺地遵《日本における宋代史研究の基調》,209頁,注3
  12. ^ J.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p.xxiv.
  13. ^ 包弼德撰、劉寕譯《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71頁,注8。
  14. ^ 王向遠《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學者,文化人的侵華戰爭》,崑崙出版社,2005年,第133頁
  • 內藤湖南研究會編,馬彪等譯:《內藤湖南的世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