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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派,中國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是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三袁籍贯湖北公安,故称公安派

公安派重要成员尚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該派主張「文章不可盡復古」,也就是反對前後七子王世貞李攀龍等人之擬古、復古說法,另外亦主張「學其意,不必拘泥字句」、「文學重性靈、貴獨創,所作清新清俊、情趣盎然」。

形成背景编辑

公安派產生於文學思想蓬勃發展的晚明時代,其興起的背景,和政治社會、哲學與文學三方面的背景皆有所關連[1]:2-3。分述如下:

政治與社會背景编辑

明神宗初期,在大學士張居正的輔弼下,朝政穩定;不過在張居正去世後,萬曆帝開始出現怠政的傾向。不上朝、不批奏章以及缺官不補,讓朝政陷入混亂、國庫空虛。1592年,萬曆朝鮮戰爭,明朝援助屬邦朝鮮國抗擊日本豐臣秀吉,財政益加枯竭,1596年(萬曆二十四年)起,朝廷開始採礦、收礦稅,試圖藉此解決困境;但由於吏治不修,派出的礦稅監四處搜括民間財產,增加的賦稅也多中飽私囊,國家收入反而更少。富豪、門閥、官員趁此時大肆兼併土地,許多農民喪失工作,四處奔逃,造成土地基礎動搖,有些流民甚至被迫成流寇,使社會更加動亂。在此一環境之下,小說、戲劇吸引了不少民眾的喜愛[1]:3-11

哲學思想背景编辑

早在1508年,王陽明龍場悟道,開始其心性論的思路[2]:401-405陽明學紹闡陸象山之學,並稱陸王,對程朱理學學派在中國思想界的長期統治產生了動搖[3]:918。到了嘉靖以後,民間社會的市民生活逐潮多樣化、官方控制力減弱,倫理的束縛漸小。加上城市、商業、交通和印刷、造紙計術的發達,創造了相對自由的思想表達和知識傳播渠道。許多學者脫離官方學校進行私人講學。1584年(萬曆十二年),面對這種民間士紳的思想力量,朝廷不得不將王陽明、陳白沙胡居仁等人并祀於孔廟。獲得官方認可後,王學也在社會中迅速散佈開來[4]:300-302

王學後期,發展出由王畿王心齋以至於何心隱羅汝芳李卓吾(李贄)等人為主的泰州學派,肯定了日常生活與世俗情欲的合理性,對傳統秩序提出挑戰,其「非聖無法」、大膽而激進的理想主義自然主義,特別吸引一些擁有文學氣質的文人[4]:317-318。其中卓吾正是公安三袁之師,在其所著的《童心說》中,主張有價值的文學是有真情實感的,對於以摹擬為尚的作品則予以譏諷,甚至批判聖人經典[3]:919-920。從他質疑「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更要求為文應「蓄極積久,不能自遏」、「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欲殺欲割而終不忍藏於名山,投之水火」,已可見到公安派主張的前驅[5]:378-379

文學背景编辑

從明代初期開始,「復古」就是文學思想的主流。先有楊維槇林鴻高棅等人支配了詩壇;而後有李東陽茶陵詩派繼起,[1]:15[5]:312-313。接下來,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喊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擬古主義口號,後有王世貞李攀龍後七子的興起,其間雖有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茅坤唐宋派文人的反抗,但影響不大[3]:898-918

不過,由於擬古主義的庸俗引起了反感,加上晚明的學術思想有了變化,反擬古主義的聲勢日隆。除了有前述的李贄之外,焦竑徐渭湯顯祖等人,都有反擬古主義的觀點,為公安派的理論起了先行的作用[3]:918-920

發展歷史编辑

公安派是以袁氏三兄弟為核心,其中袁宗道在萬曆十四年以會試會元,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復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成為東宮講官,在士林中贏得很大的聲望。袁宗道不但帶領宏道、中道二人得以結識李贄湯顯祖,為公安派的思想形成做了準備。而他在朝中結識的太史黃輝陶望齡等人,也早在袁宏道入仕前,就開始反對擬古主義,為公安派的成形奠定了基礎的共識[6]:49-50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2月,袁宏道任蘇州府吳縣知縣,與當地有影響力的文墨之士開始交往,為他日後主張的傳播建立了管道;而其中江盈科、陶望齡、丘長儒方子公等人,更與其相互唱和交遊,對宏道的文學主張日益認同,為公安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礎[6]:50-54

形成期编辑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袁宏道在〈敘小修詩〉中指出其弟中道的詩作

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景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魄。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

首次樹立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理論旗幟。此說一出,立刻得到江盈科、袁中道等人為文支持呼應。同時其兄袁宗道,則在北京寫成《論文上》與《論文下》二篇作品,以嚴密的邏輯攻擊擬古主義,為宏道的「性靈說」提供了理論基礎[6]:55-60

在1595年到1597年間,公安派諸人為文致書,交相呼應,攻擊擬古主義思潮的荒謬,對前、後七子的文壇統治地位形成衝擊;而同時,宏道的《解脫集》,中道的《南遊稿》、《塞遊記》,丘長孺的《北遊稿》,江盈科的《雪濤小說》,陶望齡的〈洞庭山記〉等大量清新的創作產出,在理論與實踐都有堅實基礎的情況下,公安派一形成即成爆發之勢[6]:60-62

發展期编辑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袁宏道任順天府學教授,北上京城;袁中道也通過鄉貢成為太學生而到京師順天府就學。次年,江盈科因改任大理寺廷尉入京,與黃慎軒、陶望齡也來到北京。袁氏三兄弟於是在城西的崇國寺葡桃林中結社論學,往來者除三袁外,還包括尚寶潘士藻、劉日升;太史黃輝、陶望齡、顧天峻、李騰芳;儀部吳用先、中舍蘇惟霖;以及江盈科、丘長孺、方子公諸人。這些參與者雖並非全部都支持公安派的理論,但葡桃社已儼然成為公安派活動中心。其間眾人不但作詩唱和,更因為時常郊遊往來,形成一波遊記創作的高峰[6]:62-65

在此時期,袁宏道的文學理論仍有進一步的發展,他在〈雪濤閣集序〉中揭諸「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的理論,盛讚江盈科作品「言今人之所不能言,與其所不敢言」的創造精神,形成公安派的重要文獻[6]:65

不過,1600年袁宗道去世,葡桃社眾的情緒大受打擊;1602年,李贄被捕自殺,陶望齡、黃輝等人恐遭牽連而先後離開燕京,宏道、中道因兄長喪事回到公安,流派重心遂南移公安。1605年,江盈科的病逝,對公安派來說又是一大損失。然而,此時袁家兄弟除與原公安派諸人保有書信往來外,又結交了一批楚地文人形成新的群體,其中陶孝若曾退如是重要代表。袁宏道的此時期詩風轉以山水田園詩為主,宗陶潛為典範[6]:65-68

1606年到1608年間,袁宏道再赴帝都,流派成員也在北京再次小聚,陶孝若丘長孺方子公曾退如等人皆有參與。這段時間袁家兄弟的創作又有所開拓,袁宏道因公事曾赴陝西一趟,作品也因此行視野大開而更為精緻;而袁中道的《遊居杮錄》融日記與隨筆於一體,產生了小品文的另一樣式[6]:68-69

衰微期编辑

1607年,陶望齡、方子公去世;1608年,袁宏道去世;次年黃輝又卒於四川。核心成員陸續辭世,後繼者又鮮有能達到三袁成就者,於是公安派漸入末流。另一方面,公安派所高舉的「獨抒性靈」大旗,又局限在個人情感的領域,明萬曆年間正是內外交迫時期,朝鮮半島上有與日軍的交火东北滿族努爾哈赤的崛起,朝中有官僚集團傾軋日深,而民間反抗朝廷壓迫的怒火也逐漸升高,公安派的成員雖然不乏有關懷民間疾苦的作品,但理論無法處理文學與時代、社會之間的問題。在創作與理論的衰退下,公安派迅速衰落,到袁中道辭世後,便完全成為歷史。[6]:69-72

文學理論编辑

公安派的文學理論基本上是反復古、反模擬的。雖然公安三袁仍有崇古之言,但是他們認為「學古」不應拘泥於字句的模擬。如袁宏道就說:「法李唐者,豈謂其機格與字句哉?…取古人一、二浮濫之語,句規而字矩之,謬謂復古,是迹其法,不迹其勝者也,敗之道也。」宗道也指出:「學達即所謂學古也,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都主張學古應師法的是古人達意的精神,而不是字句間的相似[7]:10-13

論詩编辑

公安派將明代以前的詩,分為詩經、漢魏、六朝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及宋元各期。其中對於漢魏的風格並無分析、對六朝之詩也並未作細分。而針對唐詩分為四期的說法,公安派也僅應用於談論明代時文的發展狀況,實際上在論唐朝詩風時,多以「三唐」取代之,但也未細說三唐的分界為何[8]:33-34

在公安派之前,復古派提出「詩必盛唐」的口號,為了打破這個局面,公安派對詩的探詩集中在宋元一期。然而實際上在論述中幾乎未提及元代詩人,可以說是以宋詩做為評論的重點。袁宏道認為,宋元詩人能嘗試各種不同的題材與寫作方法,無所不寫的特色讓他們雖然在整體成就上無法與唐代匹敵,但是精采之處已足以與唐詩並存。袁宏道特別標舉出歐陽修蘇軾,認為他們堪與李白杜甫並比[8]:34-37,甚至在與李贄的信中,稱蘇軾為「有天地來,一人而已」。不過,由於袁宏道在提高蘇詩地位以抗衡唐詩時,始終未有提出具體的評判標準做為依據,因此亦有難以服人之弊,就連其弟中道都在《宋元詩序》中以「詩莫盛於唐」,直接表示了不同的詩史觀[7]:41-42

至於明詩方面,袁宏道以蘇州的詩風轉變為例,將明詩分為三期:第一期為明初至弘治年間,即前七子活躍以前,此時吳地文風鼎盛。第二期為弘治以後到隆慶萬曆以前,即前七子之後、後七子之前,此時文風已經靡弱;到了第三期即慶、曆以後,後七子中徐楨卿王世貞等南方詩人投入復古陣營,吳地文風便從「人各為詩」變成「眾口一詩」了[8]:71-72。在明代詩人中,袁宏道特別推崇徐渭。徐渭之詩不同於復古派末流的句模字擬,而能從豐富的生活經驗中寫出他人寫不出的東西,於是被宏道譽為「我朝第一詩人」、「今之李杜也」[8]:38-39

論文编辑

公安派主張文學隨時代而進化,歷代文學的變遷,各有其時代的特性,有其歷史的原因,不明瞭這種時代的特性和歷史原因,就會違反文學的進化原理。作品應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文學作品不能沒有內容。公安派又反對摹擬,反對復古。拜古賤今,甘居落後,一字一句都要擬古,這是不承認文學的發展。

論俗文學编辑

公安派重視小說戲曲的文學價值,提倡語言通俗化。宋元以來俗文學逐漸流行,由於其不受復古風潮的影響,也沒有形式、格律的束縛,能真實地表達創作者的情感。從李贄開始就對俗文學大加推崇,並藉由評點《水滸傳》、《西廂記》等俗文學作品的的方式,宣傳他的觀點。受到李贄影響頗深的公安派,也對俗文學加以肯定,袁宏道就曾將羅貫中關漢卿兩位俗文學作家與司馬遷並列,認為他們都是識見極高之人;又稱《水滸傳》與《金瓶梅》為嗜酒之人必讀之書[9]:161-163

不過,相較於小說與戲曲,袁宏道對俗文學中的民間歌謠有更大的關注。他曾說:

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劈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

甚至學習民歌的手法進行創作,視之為求真的門徑,並認為這樣的做法使他自己「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闊」[9]:163-164

文風编辑

公安派文章平易流暢,清新活潑,雋秀生動,頗能表現個性,能抒寫自己真實的感情。有時寫作隨便,作品則不免淺陋。

影響编辑

對日本文學的影響编辑

日本江戶時代(1603年-1867年)是日本文學史上漢文文學興盛的三個時期之一。在江戶中期,荻生徂徠蘐園學派追隨明代前七子後七子的復古運動,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古文辭學。到了江戶後期,古文辭學也如同復古運動般進入千篇一律的窘境,此時包括菅茶山市川寬齋以及山本北山等人,便借用了公安派的理論,攻擊古文辭學之弊。尤其是山本北山《作文志彀》、《作詩志彀》兩本著作,借用公安派的文學理論和批評術語,不僅主導了幕末的漢文文學走向,同時也對當時知識份子的心態與人生觀造成影響[10]

參見编辑

參考資料编辑

  1. ^ 1.0 1.1 1.2 朴鍾學. 公安派文學思想及其背景研究. 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台北). 1988 (中文(台灣)‎). 
  2. ^ 勞思光. 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 台北: 三民書局. 1997年8月. ISBN 957140859X (中文(台灣)‎). 
  3. ^ 3.0 3.1 3.2 3.3 劉大杰. 中國文學發展史. 台北: 漢京文化. 1992年6月 (中文(台灣)‎). 
  4. ^ 4.0 4.1 葛兆光. 中國思想史 第二卷. 上海: 復旦大學. 2001年12月. ISBN 7309029925 (中文(中国大陆)‎). 
  5. ^ 5.0 5.1 郭紹虞. 中國文學批評史. 台北: 五南圖書. 1994年8月. ISBN 9571108669 (中文(台灣)‎). 
  6. ^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鍾林斌. 公安派研究. 瀋陽: 遼寧大學出版社. 2001. ISBN 7561042809 (中文(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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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9.0 9.1 張水堂. 李贄「童心說」與袁宏道「性靈說」文學觀之比較研究. 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新竹). 2008 (中文(台灣)‎). 
  10. ^ 鄭清茂. 海內文章落布衣-談日本江戶時代的文人. 東華人文學報 (花蓮: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1999年7月, (1): 19-32 (中文(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