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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边境战争

（重定向自南非邊境戰爭）

南非边境战争（南非語：Suid-Afrikaanse Grensoorlog），又称為纳米比亚独立战争，在南非有时称安哥拉丛林战争，是于1966年8月26日到1990年3月21日纳米比亚（时西南非洲）、赞比亚及安哥拉之间的大规模非对称战争。交战双方是南非防衛軍（英语：South African Defence Force）與西南非洲人民組織的武装力量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英语：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Namibia）。边境战争在非洲大陆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战争，它们和安哥拉内战关系密切。

南非边境战争
冷战和非洲的非殖民化的一部分
SABorder War Montage1.jpg
左上角顺时针：安哥拉人民解放军的米格-21戰鬥機在飞机跑道上；南非防衛軍在纳米比亚的公路上巡逻；1981年反南非防衛軍入侵安哥拉抗议；苏联军事顾问指导安哥拉人民解放军；纳米比亚独立前的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英语：UNTAG）维和部队；南非防衛軍远征部队在作战区域装载迫击炮
日期1966年8月26日 – 1990年3月21日
（23年6个月3周又2天）
地点
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安哥拉、赞比亚
结果

军事僵局[8][19]

  • 南非和古巴分别从纳米比亚和安哥拉撤军
  • 纳米比亚总统选举实行普遍直选
  • 西南非洲人民組織政府在纳米比亚掌权
领土变更 西南非洲独立为纳米比亚共和国
参战方
南非
西南非洲过渡政府（英语：Transition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Namibia)）[1]
指挥官与领导者
格里特·维尔容（英语：Gerrit Viljoen）
威利·凡·尼柯克（英语：Willie van Niekerk）
路易斯·皮纳尔（英语：Louis Pienaar）
巴尔萨泽·约翰内斯·沃斯特
彼得·威廉·波塔
康斯坦·维尔亚恩（英语：Constand Viljoen）
若阿内斯·海登赫伊斯（英语：Johannes Geldenhuys）
马格努斯·马兰（英语：Magnus Malan）
安德烈亚斯·利本伯格（英语：Andreas Liebenberg）
格奥尔格·梅林（英语：Georg Meiring）
科尼利厄斯·图哈根尼·纽祖巴（英语：Cornelius Thuhageni Njoba） †
若纳斯·萨文比		 萨姆·努乔马
托比亚斯·海恩耶科（英语：Tobias Hainyeko） †
彼得·南扬巴（英语：Peter Nanyemba）
迪莫·哈马博（英语：Dimo Hamaambo）
彼得·姆韋西漢格（英语：Peter Mweshihange）
所罗门·胡瓦拉（英语：Solomon Huwala）
阿戈什蒂纽·内图
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
安东尼奥·法兰卡（英语：António Franca）
伊科·卡雷拉（英语：Iko Carreira）
菲德尔·卡斯特罗
兵力

~71,000人（1988年）[3][20]

南非：
30,743名南非防衛軍（英语：South African Defence Force）驻安哥拉和纳米比亚部队
西南非洲：
22,000名西南非洲领土部队（英语：South West African Territorial Force）
8,300名西南非洲警察（英语：South West African Police）

~122,000人（1988年）[21][22][23]

Flag of South West Africa People's Organisation.svg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32,000名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英语：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Namibia）游击队
古巴：
40,000名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驻西安哥拉部队
安哥拉：
50,000名安哥拉人民解放军（英语：People's Armed Forces of Liberation of Angola）部队
伤亡与损失
2,038[24] – 2,500人[25] 11,335人[26]
2,016–5,000人（含安哥拉内战伤亡）[27]
纳米比亚平民伤亡： 947–1,087人[28]

数十年来，西南非洲人民組織一直就纳米比亚独立问题向联合国和国际法院请愿，但依然没有成功，于是在1962年依靠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坦桑尼亚、加纳和阿尔及利亚等表示同情的非洲国家的援助，组建了人民解放军[29]。1966年8月，人民解放军与南非政府军交火。1975年到1988年，南非防衛軍向安哥拉及赞比亚发动大规模常规相机，消除人民解放军的前线行动基地（英语：Forward operating base）[30]，还部署受过外部侦察和跟踪游击运动训练的库夫特军（英语：Koevoet）和第32营（英语：32 Battalion (South Africa)）[31]。

南非的战术随着冲突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激进[30]。防衛軍的入侵行动不仅致使安哥拉出现人员伤亡，还时不时给安哥拉的经济命脉设施带来严重的附带损害[32]。苏联于20世纪80年代向安哥拉人民解放军（英语：People's Armed Forces of Liberation of Angola）提供大批军事顾问以及价值40亿美元的现代防御技术以表示支持，表面上阻止南非的突袭行动，但实际上是想破坏南非防衛軍与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之间与日俱增的盟友关系（防衛軍正在使用缴获的人民解放军装备[33]）[34]。自1984年起，苏联的指挥的安哥拉常规部队自行能够应付防衛軍[34]。他们的立场也得到数千支古巴部队的支持（英语：Cuban intervention in Angola）[34]。南非和安哥拉的战争状态直接以短命的《卢萨卡协议（英语：Lusaka Accords）》结束，但到了1985年8月，人民解放军及安盟都利用两国停火的优势，加强自己的游击活动，致使安哥拉解放军重新开始结束于奎托夸纳瓦来战争（英语：Battle of Cuito Cuanavale）的战斗状态[32]。实际上，南非边境战争是以美国调停下的《三方協議（英语：Tripartite Accord (Angola)）》结束的。依照协议，古巴和南非分别从安哥拉和西南非洲撤军[35]。人民解放军于1989年3月底发动最后的游击战役[36]，西南非洲于一年后的1990年3月21日正式独立为纳米比亚共和国[19]。

尽管战争的战场主要在邻国，但南非社会也因此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和政治影响[37]。种族隔离政府投入相当的努力，激起公众的反共情绪[38]，竭力遏制苏联区域扩张[39]。战争也成了当代南非文学，尤其是南非语作品的重要主题，衍生出“边境文学流派”[32]。

名称编辑

20世纪60年代中到80年代末，这场南非在安哥拉和纳米比亚（当时的西南非洲）不宣而战的冲突有多个名称。“南非边境战争”一词一般指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英语：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Namibia）采取破坏和农村叛乱形式发动的军事战役，以及南非军队针对安哥拉或赞比亚境内可疑的人民解放军基地发起的外部袭击，有时亦指南非针对安哥拉人民解放军（英语：People's Armed Forces of Liberation of Angola）及其古巴盟军发起的大型常规战警[38]。由于南非长期占据安哥拉大片土地，支持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战略形势进一步复杂化，“边境战争”成了一场与同期的安哥拉内战密不可分的冲突[38]。

“边境战争”一词进入南非的公共论述是在70年代，随后得到执政的国民党采用[38]。鉴于南非防衛軍（英语：South African Defence Force）在安哥拉境内的行动大多很隐秘，边境战争的说法可以避免指涉在境外引发的冲突。而军事历史学家在讨论各种交战的战术时，会把冲突定性为“丛林战争”[38][40]。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会把南非边境战争称为纳米比亚民族解放战争[38]和纳米比亚解放斗争[41]，纳米比亚的文件一般也会把它称为纳米比亚独立战争。然而，这些名称被批战争的区域影响更加广泛并由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发动，且大多数战争发生在纳米比亚以外的国家的事实[38]。

背景编辑

西南非洲合法性（1946年至1960年）编辑

纳米比亚前称德属西南非洲，是德意志帝国的殖民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路易斯·博塔率领的协约国联军入侵占领。1918年11月11日《康边停战协定》签订后，国际联盟提出采用托管制度管理德国和奥斯曼帝国战前在非洲和亚洲管治的领土[42]。托管制度是提倡兼并前德国和土耳其领地的“兼并派”和希望将领土交给国际社会托管，直到能够自治的“托管派”之间的妥协[42]。

托管派分三等。一等托管地主要位于中东，二等托管地位于中非，三等托管地是人权最稀少最不发达的德国殖民地，包括西南非洲、德屬新幾內亞及太平洋群岛[42]。由于规模小、地理位置偏僻、人烟稀少及本身的物理连续性，负责托管三等托管地的国家要把它作为不可分割的省份进行管理。尽管如此，国际联盟不会赋予托管地完全的主权，只赋予管理权[42]。根据规定，负责托管的国家应该将这些之前的殖民地“寄托给”他们的居民，直到他们有能力准备好自治。根据这些条款，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获得德属太平洋群岛，南非联邦获得西南非洲[43]。

没过多久，南非政府就把托管制度理解成隐形的兼并[43]。1922年9月，南非總理扬·史末资在国际联盟托管地委员会作证说，西南非洲正在完全融入联邦，出于实际的目的，应该把它视作南非的第五个省份[43]。史末资认为制度“名义上是托管，实际上是兼并”[43]。

二三十年代，国际联盟抱怨南非是所有托管国家中遵守托管地条款最为拖拉的一个[44]。南非针对西南非洲提出了一些野心勃勃的计划，计划将当地的铁路国有化或变更边境，被托管地委员会否决[44]。此时，部分人猛烈批评南非政府将不成比例的支出花在西南非洲白人身上，政府辩称缴税是一种义务，这是因为当地白人的赋税最重[44]。联盟同意托管地内的一部分人口应该获得比其他区人口更优惠的待遇，托管地条款也没有特别给白人规定义务[44]。联盟认为，当地没有显示出政治自决方面取得进展的证据。二战爆发前，南非和联盟依旧就这个争议陷入僵局[44]。

二战结束后，扬·史末资率领南非代表团出席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会议决定，国际联盟正式由联合国取代，联盟的托管制度由受托制度取代。《联合国宪章》第77条规定，联合国的托管制度“应用在现今处在委任统治下的领土”。此外，“后续的协议应决定上述地区的哪些部分会根据托管制度被接收，以及该动作所依据的条款”[45]。史末资对提议中的托管制度表示怀疑，这是因为第77条的术语含糊不清[45]。

1946年1月17日，南非驻英国高级专员、史末资代表团成员海顿·尼科尔斯（Heaton Nicholls）在新成立的首届联合国大会发言。尼科尔斯认为，西南非洲的合法性悬而不决，阻碍地区发展和外国投资。而当地经济欠发达，人口稀少，不能发展成独立的国家，自决也不可行。史末资在会议的下半场发言，他表示西南非洲这片托管地对南非的国土及国民很重要[45]。他告诉大会，西南非洲要和非洲合并的态度已经很坚定，联合国的兼并批准不过是不必要的形式[45]。

史末资代表团提出的结束托管地，请求和西南非洲合并的提议并未获得大会的赞成[45]。三大殖民帝国在内的五个国家至少原则上同意将他们的托管地交给联合国代管，只有南非拒绝。大多数代表坚决不同意兼并受托管的领土，尤其是其他代表团把托管地交给联合国时[44]。最终，37个成员国投票阻止南非兼并西南非洲，其他9个投弃权票[44]。

比勒陀利亚的右翼政客很愤怒，认为联合国干涉西南非洲事务毫无根据。国民党认为联合国不适合干涉南非的政策或讨论其对托管地的管理[44]。党的发言人埃里克·洛乌（英语：Eric Louw）要求单方面兼并西南非洲[44]。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南非总统选举（英语：1948 South African general election）后上台，新上任的总理丹尼尔·马兰准备采取更激进的兼并立场，而洛乌获提名驻联合国大使。马兰在温得和克演讲时，重申了所在党的立场，认为南非在向联合国投诚前就应该兼并托管地[44]。次年，南非向大会发出正式声明，宣布无意遵守代管制度，也不会就托管地的管理发布新的信息或报告[46]。与此同时，南非议会通过《1949年西南非洲事务管理法案》，这部新的法律赋予西南非洲白人跟南非白人同等的议员表达权和政治权利[46]。

国际法院拥护联合国大会的决定，针对西南非洲的地位发表咨询意见[44]。国际法院裁定西南非洲仍受托管统治，因此南非如果未承认托管制度已经失效，那么就没有法律义务将托管地上交联合国管理，否则就要受原来的托管地规定约束。遵守规定也就意味着南非没有单方面更改西南非洲国际地位的权力[46]。马兰和他的政府认为法院的观点无关痛痒，拒绝执行[44]。联合国组建西南非洲委员会，针对该地的管制和发展发表独立报告。国民党在西南非洲推行种族隔离和分区管理的种族隔离制度，报告愈发尖刻地批评南非的官员[46]。

1958年，联合国成立斡旋委员会，继续邀请南非把西南非洲上交托管[46]。斡旋委员会提议划分托管地，允许南非兼并南部的同时，给予北部独立，包括人口稠密的奧萬博蘭（英语：Ovamboland）地区，或是把它当做国际托管领土管理[44]。提案遭到大会的压倒性反对，56个国家投票反对，而之后的分地提案都遭到否决[44]。

南非国内的异见声音编辑

国内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声音的与日俱增，在50年代中下旬西南非洲民族运动的发展和军事化中起到关键作用[47]。1952年，反抗运动（英语：Defiance Campaign）登场，非洲人国民大会策动一连串的非暴力示威，抗议通行证法，鼓励西南非洲的学生会反抗种族隔离[41]。1955年，国大成员组建西南非洲进步协会，发动西南非洲独立运动。尽管进步协会未获得知识界以外的圈子支持，它仍是支持西南非洲全体男人权利，不论部族或语言的民族主义机构[47]。协会的活动人士主要是赫雷罗族学生、教师及温得和克日益壮大的黑人知识阶层的成员[41]。同时，民族主义者在因城市化移民到开普敦的部分奥万博兰劳工中组建奥万博兰人民大会（英语：Ovamboland People's Organization）（后来的奥万博兰人民组织）。人民组织的宪法列明终极的目标是实现西南非洲被联合国托管，并最终独立[41]。政治化的西南非洲北部的奥万博合约工人及赫雷罗学生提出统一运动，致使西南非洲进步协会与奥万博兰人民大会于1959年9月27日并为西南非洲民族联盟（英语：South West Africa National Union）[47]。

1959年12月，南非政府宣布强行搬迁温得和克市中心附近的黑人街区老地方的所有居民，配合种族隔离法律。民族联盟遂在12月10日组织大规模示威和公交罢驶行动，最终遭到警方暴力镇压，11名示威者遇害[47]。老地方事件致使赫雷罗领导层到纽约向联合国代表请愿，而人民组织跟他们产生分歧，决定分离出民族联盟[47]。联合国和潜在的境外支持者对部落主义的影响很敏感，他们支持民族联盟，认为联盟代表所有西南非洲人民，此时人民组织更名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47]，后来开放所有支持他们目的的西南非洲人入党[41]。

 
萨姆·努乔马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及其前身奥万博兰人民大会的创办人。

人民组织的领导很快就前往国外，动员国际社会，尤其是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支持他们的目的。这个运动得到巨大的外交成功，认可他们的坦桑尼亚在达累斯萨拉姆给他们开了一间办公室[47]。组织的首份宣言于1960年7月发布，和民族联盟的很相似。双方的宣言都提出废除殖民主义及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提倡泛非主义，呼吁西南非洲实行“经济、社会和文化进展”[41]。不过，组织的宣言要求立刻独立，由黑人占大多数的政府统治，时间不迟于1963年。此外，民族联盟的宣言要求普选、全面的福利计划、免费的医疗保障、免费的公共教育、主要产业全部国有化、“按照非洲共同所有权原则”强制重新分配外资土地[41]。

相较于民族联盟，组织在西南非洲的政治能量有限，更有可能把武装叛乱定位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47]。组织的领导还认为，武装反抗南非的决定将表明他们对民族主义事业的出色承诺。凭借这点，担纲纳米比亚独立斗争的真正先锋及日后任何援助物质合法接受者的境外支持者从民族联盟中分辨出组织[41]。1962年，组织仿效非国大的武装力量民族之矛[47]创办西南非洲解放军。解放军最先的七名新兵从达累斯萨拉姆出发，前往埃及和苏联接受军事训练[14]，之后回来就要在坦桑尼亚孔瓜（英语：Kongwa District）一个安置西南非洲难民的临时营地受训为游击队[14]。

冷战紧张局势与边境军事化编辑

西南非洲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与日俱增，强烈影响到西欧和苏联集团的国际外交政策[48]。50年代末以前，南非的国防政策受国际冷战政策的影响，包括多米諾骨牌理論以及对苏联利用常规的军事威胁阻碍南太平洋及印度洋之间的战略贸易路线[49]。南非外交事务部注意到自己的国家是全球铀的主要来源，故认为“南非必然会牵涉东西方之间的任何战争”[49]。马兰总理的立场是殖民非洲受到苏联的直接威胁，或者说至少受苏联撑腰的共产主义政权的鼓动，无论另一场欧洲大战的结果如何，这种影响只会有增无减[49]。马兰推崇由南非及西方殖民国家牵头、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的《非洲契约》。不过，由于国际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怀疑南非军事上试探英联邦，这个概念没有成型[49]。

尽管美方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南非参与朝鲜战争还是令对美关系升温不少[4]。战略和军事支持南非一直是美国在非洲次大陆南部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华盛顿和比勒陀利亚之间的国防技术交流从不间断，直到60年代早期[4]。美国和西欧在乎非洲的国防，是因为他们假设共产势力从外部入侵。不过，核军备竞赛使得全球常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明显减少后，这种兴趣骤减，重点转向通过代理人防范共产主义颠覆和渗透，而不是公开侵犯苏联[49]。

 
人民组织获得的苏联装备，从左到右：书包、德拉古诺夫狙击步枪、PG-7V火箭发射器、RPG-7火箭推进榴弹。

南非政府谨慎看待全球非殖民化的到来及苏联在新独立非洲国家中的显著角色[50]。国民党政客警告称，苏联领导边境叛乱只不过是时间问题[50]。西南非洲的边境地区卡普里维地带成为南非防衛軍大规模空中和地面军演的焦点，边境的巡逻也加强[48]。人民组织决定将首批解放军新兵派往国外进行游击练习的一年前，南非已经在卡普里维地带沿线建立强化警察前哨，震慑乱党[48]。持有苏制武器接受苏联训练的解放军官兵出现在西南非洲时，国民党认为苏联在当地安插的代理部队终于成真了[48]。

苏联对非洲独立运动很感兴趣。起初，他们希望在非洲大陆培养社会主义国家，阻断他们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战略资源供给[51]。因此，苏联给解放军士兵的培训不局限于战术问题，而是拓展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理论，以及建立有效政治军事基础设施的流程[52]。此外，苏联迅速成为解放军武器和资金的主要供应商[53]。1962年到1966年间向解放军提供的武器，包括PPSh-41冲锋枪和TT-33手枪，十分适合叛乱分子的非常规战略[54]。

尽管和人民组织的关系日益密切，苏联在60年代并没有把非洲南部看作战略要点，而把当务之急放在非洲大陆的其他地方和中东地区[52]。尽管如此，身为西方国家地区盟友及新殖民主义堡垒的南非也有相应的体会，这助推苏联支持民族主义运动。莫斯科还批准了人民组织采用游击战的决定，因为他们对于任何缺乏革命斗争色彩的解决方案并不乐观[52]，这一点恰好和反对组建解放军及提供军事援助的西方政府形成鲜明对比[15]。

叛乱开始（1964年至1974年）编辑

游擊隊早期入侵编辑

1960年11月，埃塞俄比亞與利比里亞正式請求國際法院就南非是否適合治理西南非洲的問題作出具約束力的判決。兩國均明確表示，他們認為實施種族隔離違反了比勒陀利亞作為強制性權力的義務[46]。國民黨政府以埃塞俄比亞與利比里亞缺乏足夠的合法權力來提出關於西南非洲的問題為由否認這些指控[46]。然而在1962年12月21日，國際法院當時裁定，作為國際聯盟前成員國，雙方均有權提起訴訟，使南非的說法遭受重大挫折[55]。

1962年3月左右，人民組織主席薩姆·努喬馬訪問了該黨在坦桑尼亞的難民營，提到他最近向不結盟運動和聯合國請願西南非洲獨立。努喬馬指出，西南非洲在可預見的未來都不可能實現獨立，預示著鬥爭是“長期且艱辛的”[15]。努喬馬親自指揮達累斯薩拉姆的兩名流亡者——盧卡斯·波漢巴與埃利亞·姆阿塔萊返回西南非洲對奧萬博蘭進行滲透，並為解放軍招募更多新兵[15]。在接下來幾年內，波漢巴與姆阿塔萊成功從奧萬博蘭鄉村招募了數百名志願者，其中大多數人被送往東歐接受游擊訓練[15]。1962年7月至1963年10月，人民組織與其他反殖民團體舉行談判，並在安哥拉共同組成軍事聯盟[5]。隨後該軍事聯盟還吸納了分離主義的卡普里維非洲民族聯盟，目的是為了打擊南非在卡普里維地帶的統治[14]。除了東方集團之外，埃及亦繼續協助培訓解放軍人員。到了1964年，解放軍其他人員也被送往加納、阿爾及利亞、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北韓接受軍事教學[15]。同年6月，人民組織承認其正在致力發動不可逆轉的武裝革命[5]。

非洲統一組織成立了解放委員會，使人民組織的國際地位得以進一步提升，而民族聯盟則步入以往從未有過的政治衰落時期[15]。解放委員會從非統組織成員國手上獲得大約20,000英鎊的強制性捐款；這些資金全數用於支援西南非洲的民族主義運動。然而，由於民族聯盟不願意保證該20,000英鎊將會用於武裝鬥爭，因此最終該筆捐款給予了人民組織[15]。隨後非統組織撤回對民族聯盟的承認，而人民組織則成為唯一合法的泛非主義組織[5]。在非統組織的協助下，人民組織於盧薩卡、開羅以及倫敦開設了外交辦事處[15]。與此同時，民族聯盟開始了一項為期十年的計劃，以嘗試組成一支屬於自己的游擊隊[5]。

1965年9月，解放軍游擊隊的第一批六名幹部（簡稱為“第一組”）離開了孔瓜難民營，並前往西南非洲進行滲透[2][14]。“第一組”首先進入安哥拉，然後再越過邊境進入卡普里維地帶[2]。起初，南非未能發現其入侵，這鼓勵了一些幹部分別在1966年2月與3月嘗試以自己的方式來進行滲透[5]。至於第二批幹部（簡稱為“第二組”）則由有“卡斯特羅”及“倫納德·南戈洛”之稱[14]的倫納德·菲利蒙·舒亞（Leonard Philemon Shuuya）領導[5]。“第二組”在越過安哥拉邊界之前已經迷路，而在游擊隊殺害兩名店主與一名流浪漢後，幹部們的行動變得分散起來[2]。葡屬西非當局收到當地民眾提供的消息，拘捕了游擊隊其中三名幹部[2]。同年3月至5月期間，包括舒亞在內的另外八名幹部於卡萬戈蘭（英语：Kavangoland）被南非警方拘捕[14]。舒亞後來再次在孔瓜出現，他聲稱被捕之後成功從綁架者手上逃脫。此外，舒亞亦協助策劃了兩次的進一步入侵計劃：第三批解放軍小組於7月進入奧萬博蘭，而第四批則定於9月進入[5]。

战争投入扩大与地雷战编辑

Omugulugwombashe的失利和托比亚斯·海因耶科的溃败，迫使解放军重新评估战术。游击队以更大规模展开团体行动，增加与安全部队相遇时幸存的机会，从而重新击中力量渗透平民[48]。解放军干部乔装成农民，了解地形及观察南非巡逻军的动向，不会引人怀疑[48]。由于他们在田里只携带能够带上的物资，这也成了一种后勤优势。如果没带上物资，游击队仍会依赖富有同情心的平民获取食物、水等必需品[48]。1967年7月29日，防衛軍情报显示，大批解放军聚集在安哥拉边界以北130公里处的定居点Sacatxai[54]。8月1日，南非的T-6哈佛战斗机轰炸Sacatxai，不过大部分目标逃脱[54]。1968年10月，解放军的两支部队越境到奥万博兰[56]。相较于之前的行动，这次入侵的成效并不明显，到年底已经有178名乱党被警方杀害或逮捕[56]。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南非政府利用彩票实行有限的兵役制度，弥补国防的需求[57]。1967年中，国民党政府在南非全体白人男性中实行全面征兵制度，为防衛軍扩充兵力，应对日益增长的叛乱威胁[57]。1968年1月起，国家每年发起两次征兵令，每位现役军人需要进行为期九个月的军事训练[57]。Sacatxai的空袭也标志着南非战术的基础型转变，防衛軍首次表现出在境外打击解放军的意愿[54]。尽管安哥拉当时是葡萄牙的海外属地，里斯本还是批准防衛軍跨境开展报复性战役的要求[33]。1967年5月，南非在Rundu建立新的设施，协调防衛軍和葡萄牙武装部队联合空中行动，并于梅農蓋和奎托夸納瓦萊设立常任联络官[33]。

随着战事的白热化，南非的吞并案在国际社会逐渐降温，就在此时，一股前所未有的同情人民组织的浪潮兴起[41]。尽管和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相反，加上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驳回案件，联合国宣布南非未能履行确保西南非洲原住民道德和物质福祉的义务，南非的托管地因此被否决[58]。

奥万博兰政治动荡编辑

1970年6月，联合国安理会第283号决议（英语：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83）通过，呼吁联合国各会员国关闭或避免在西南非洲设立大使馆或领事馆[59]。决议也建议，只要西南非洲仍处在南非的统治下，就对当地进行撤资、抵制或自行制裁[59]。鉴于事态的发展，安理会征求国际刑事法院关于“各国承认南非继续控制纳米比亚的法律后果”[59]。人民组织和非洲统一组织最初反对这一行动方针，他们的代表认为法院的裁决像1966年那次一样，也是尚无定论的决定，担心会进一步巩固南非在吞并案中的定位[60]。尽管如此，安理会的普遍看法是，自1966年起国际法院法官的组成发生了变化，更有可能作出支持民族主义运动的裁决[60]。根据联合国的要求，人民组织可以在法庭上作出非正式游说，甚至可以派观察员到庭[60]。

1971年6月21日，国际刑事法庭撤销先前不裁决南非托管地合法性的决定，表示以持续延长所谓的托管地是非法的[59]。此外，法院认定比勒陀利亚有义务立即撤走行政当局，否则，联合国各成员国必须暂停表示南非政府管治当地的政治或商业交易[60]。法庭的裁决于同日被公布时，南非总理巴尔萨泽·约翰内斯·沃斯特“出于政治动机”，拒绝接受，实际上他的决定没有实质基础[59]。另一方面，裁决激发纳米比亚福音派路德教会（英语：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Namibia）主教公开上书沃斯特，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及南非继续统治[15]。当地所有的黑人路德派教会、其他地方的天主教和圣公会教区都读了他的信[15]。信件使得黑人群体的战斗力高涨，在人民组织的支持者中尤为明显[15]。当年，奥万博兰的学校纷纷组织群众示威活动，抗议南非政府[15]。

1971年12月，西南非洲土著人民专员Jannie de Wet公开演讲，支持在当地有争议的合同劳工法规，引起鲸湾港15,000名奥万博工人大罢工[61]。之后，温得和克的市政工人加入罢工行列，钻石矿、铜矿和锡矿工人纷纷响应，特别是在楚梅布、赫魯特方丹和奥兰治蒙德[61]。同月晚些时候，25,000名奥万博农场工人加入行列，至此这场全国性的罢工影响到一半生产力[61]。南非警察逮捕了部分罢工工人，强行驱逐其他人到奥万博兰[15]。1972年1月10日，Johannes Nangutuuala组建特设罢工委员会，与南非政府展开谈判：罢工者要求结束合同劳工、依照个人技能和兴趣申请工作、自由辞职、让在其他地方工作的工人携家眷离开奥万博兰、与白人工人同工同酬[60]。

南非政府作出让步，接受Nangutuuala提出的诉求，包括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允许工人换工作，罢工得到平息[15]。招聘劳工的责任落到了奥万博兰部落当局的身上[15]。然而，数千名遭解雇的奥万博工人仍不满当局开出的条款，拒绝重返工作岗位[15]。他们袭击了部落首领，破坏物资控制站和政府办公室，以影响奥万博人自由巡回放牧为由，拆毁大约100公里的边境围栏[61]。骚乱还助长了夸摩马语（英语：Kwanyama dialect）奥万博人的不满情绪，他们摧毁牛疫苗接种站和学校，袭击四个边防哨所，杀死、伤害部分防衛軍士兵及一个葡萄牙民兵部队的成员[61]。南非政府于2月4日宣布奥万博兰进入紧急状态[60]。媒体遭到管制（英语：Media blackout），白人民众进一步向南疏散，公共集会被取消，安全部队有权无限期拘留可疑人员[60]。警方向边境派出增援部队镇压叛乱，逮捕213名奥万博人[61]。南非当局对当地的暴力行动非常警觉，派遣了大批防衛軍特遣队[61]。葡萄牙也加入，援军跨越边境朝南部前进[60]。到3月底，当地基本恢复秩序，余下的罢工者陆续返回工作岗位[60]。

 
奧萬博蘭旗幟。1973年，奧萬博蘭作為一個自治的班圖斯坦獲南非政府授予自治地位。

南非指责人民组织煽动罢工和随后的骚乱[60]。组织的代主席纳撒尼尔·马克西里利（英语：Nathaniel Maxuilili）承认，罢工队伍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组织的成员和支持者，但指出奥万博劳动长期以来希望西南非洲改革劳动法，表示国际法院作出关键裁决后不久，便组织罢工，希望利用罢工增加关注，吸引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不满[60]。罢工对奥万博大部分人口产生政治化影响，后来加入的工人投入到更广泛的政治活动中，加入人民组织[60]。没有重返岗位的2万多名罢工者，逃到了其他国家，其中人数最多的赞比亚把他们招募为游击队员[15]。支持解放军的农民也有所增加，他们大多同情罢工者，不满传统酋长与警察积极合作[61]。

次年，南非将自治权力转交给菲萊蒙·埃利法斯·蘇姆巴（英语：Fillemon Elifas Shuumbwa）酋长和奥万博立法机关，有效地授予奥万博兰有限的自治权[15]。然而，民众反感当地政府，加上人民组织的抵制，立法选举的投票率非常的低[15]。

警察撤离编辑

凭着数千位新兵和日益高级的重型武器，人民组织叛军于1973年与安全部队展开更为直接的对抗[62]。叛乱活动以伏击战及特定目标袭击的形式进行，其中靠近赞比亚边境的卡普里维地带的攻势最为猛烈[63]。1月26日夜，约50名全副武装叛军用迫击炮、机关枪和一支单人管便携式火箭发射器突袭了西加拉姆韋的一间派出所[64][65]。警方装备较差，无法挫败袭击[65]，而派出所经受不住最开始的火箭车攻势，高级官员和他的副手身亡[54]。到1973年底，人民组合叛军席卷了卡普里维、奥万博兰、凯科兰和卡万戈兰的六个地区[54]，成功吸纳2,400名奥万博人和600名卡普里维人进入游击队[64]。当年组织报告显示，武装分子计划在西南非洲中部开辟两条新的阵线，并于温得和克、沃尔维斯湾及其他重要城市的中心地点策划起义[54]。

 
“切割線行動”期間，兩名防衛軍邊防哨兵正在監視游擊隊的幹部。

直到1973年，南非边境战争仍被视作执法事件，而非军事冲突，反映出英语国家联邦把警方视作镇压叛乱的中坚力量[5]。南非警察确实具备准军事能力，之前曾参加罗德西亚丛林战争[5]。然而，警方没能成功阻止西南非洲不断升温的战争，镇压叛乱的全部责任于1974年4月1日转移到防衛軍上面[54]。三个月后的6月，南非警方的最后一支常规部队撤出西南非洲边境[62]，那时当地有1.5万防衛軍人员[61]。防衛軍的预算于1973年到1974年增长将近150%[61]。1974年8月，防衛軍宣布成功肃清于安哥拉边境5公里處的冲突，並宣布会加强巡逻，监视叛军渗透活动迹象[61]，这场行动被称为“切割線行動”[66]。

安哥拉前线（1975年至1977年）编辑

萨凡纳行动编辑

清党行动编辑

外南非行动（1978年至1984年）编辑

安哥拉縮編（1985年至1988年）编辑

奎托夸納瓦萊戰役编辑

主条目：奎托夸納瓦萊戰役（英语：Battle of Cuito Cuanavale）

隆巴河攻勢编辑

主条目：莫杜萊爾行動（英语：Operation Moduler）

為了奪回主動權、切斷安盟在西南非洲和扎伊爾的後勤，以及防止叛亂分子日後進攻，解放軍於1987年10月中旬發動“致敬行動”[67]。該行動之所以選擇在10月進行很可能是由於蘇聯的軍事任務的關係，早在1983年，蘇聯就提出透過發動大規模常規攻勢來摧毀安盟東南戰線的建議[67]。同年，喀爾巴阡軍區（英语：Carpathian Military District）的前副指揮官彼得·古謝夫中將獲蘇聯升為指揮官[67]。鑑於戰爭持續時間長、費用高昂、死亡人數不斷增加，以及蘇聯即將削減軍費開支，這些因素都影響了蘇聯對解放軍今後的戰爭的支持力度，古謝夫原本希望發動由多個師組成的決定性進攻以徹底摧毀安盟[68]。“致敬行動”是一次雙管齊下的進攻，目的是奪回坎甘巴、卡桑巴以及馬溫加這三個處於安盟控制之下的主要定居點[56][64]。解放軍指揮人員計劃對坎甘巴及卡桑巴發動佯攻，希望藉此吸引安盟主力部隊離開馬溫加[56][64]。一旦馬溫加落入政府手上，解放軍就可以驅逐莫希科省內剩餘的叛亂分子，並為對薩文比領導的安盟位於然巴的總部發動最後攻擊作好準備[56]。蘇聯將在營級派駐4至9名顧問，但嚴格要求他們不得直接參與戰鬥，並在必要時撤出前線，避免與安盟有所接觸[8]。除了蘇聯派出的顧問之外，營級也有少量古巴顧問以及負責各種輔助職務的東德技術人員[8][56]。

古謝夫及他的幕僚呼籲莫斯科為解放軍提供更多援助，特別是攻擊機，以便再次發動攻勢；蘇聯其後批准了該請求[68]。據估計，在為期六個月、每日十二次的空運中，蘇聯的安托諾夫An-24運輸機合共向羅安達投下了總值超過10億美元的武器[8]。這些武器會投到安哥拉首都，然後轉交給安哥拉的伊爾-76運輸機，再直接將這些武器運往前線[8]。

解放軍相對欠缺規劃及執行大規模行動的經驗，但蘇聯軍事顧問團相信，經過十年的仔細訓練後，解放軍已經成為一支能夠發動多個師同時進攻的軍隊[56]。安哥拉旅指揮官曾多次表示，對將部隊分散在兩條戰線上作戰持保留意見，他們認為，對馬溫加發動一次單一的攻擊會更加直接及充分[56]。然而，解放軍的古巴顧問反對該建議，原因是南非可能代表其昔日的盟友進行干預[56]。卡斯特羅向古謝夫的幕僚發洩時說道：“不要捲入這種浪費、代價高昂，且最終毫無意義的攻勢裡。如果你要這麼做的話，就別把我們算進去”[69]。古巴駐安哥拉高級軍官阿納爾多·奧喬亞（英语：Arnaldo Ochoa）將軍亦對此表示不滿，他稱解放軍採取的戰術更適用於中歐的作戰行動，而不是在非洲支離破碎的地形上攻擊非正規作戰部隊[11]。民族之矛的情報主管羅尼·卡斯里爾斯（英语：Ronnie Kasrils）向警告蘇聯使團說，如果“致敬行動”繼續進行，防衛軍就將會發起反攻[56]。不過，古謝夫拒絕接納古巴及民族之矛的意見，故此在行動開始時並未制定應對南非干預的後備計劃[56]。

新攻勢的初步階段於1987年8月開始[64][70]。8月初，八個解放軍旅部署至奎托夸納瓦萊以東的圖姆波，在蘇聯的建議下，他們暫時停止推進，等待更多的補給與增援到達[56]。然而，這決定卻是一個致命的錯誤[56]。8月14日，由於浪費了大量的時間，解放軍決定再次推進；但此時南非已經發動“莫杜萊爾行動（英语：Operation Moduler）”，以阻止解放軍繼續進攻[64]。隨後的一連串血腥戰役被統稱為奎托夸納瓦萊戰役（英语：Battle of Cuito Cuanavale）[67]。

 
在隆巴河上的解放軍第47步兵旅所使用的信號鐘。

由於解放軍行動出現延誤，防衛軍有足夠時間集結一股強大的力量去阻截解放軍在馬溫加的攻勢[27]。到8月底，第32營、第61機械化營（英语：61 Mechanised Battalion Group）以及西南非洲領土部隊的第101營（英语：101 Battalion (South Africa)）組成了南非遠征軍[71]。在奎托夸納瓦萊與馬溫加之間有三條主要河流及九條支流[27]。當中沒有一條河流特別大，但所有河流間的交叉點都毗鄰廣闊的沼澤以及洪泛的平原[27]。這些地形阻礙了解放軍繼續推進，而防衛軍亦能建立起有效的戰略要道，使解放軍受到進一步阻礙[27]。南非總參謀部認為，如果解放軍在這些狹窄的戰略要點受到嚴重阻礙，就有可能成為整個旅的瓶頸[27]。防衛軍選擇在隆巴河發動反攻，因為該條河是解放軍在到達馬溫加之前必須穿越的三條河中的最後一條[27]。解放軍的第47步兵旅迅速崩潰，證明了南非發起的反攻十分成功，該旅原本的任務是在隆巴河南岸建立一個橋頭堡[72]。

一般來說，解放軍有足夠的力量與火力將安盟及防衛軍從隆巴河驅逐出去[72]。然而，許多解放軍部隊都沒有受過足夠的訓練去對抗南非遠征軍[27]，那些部隊是根據解放軍在叢林運動戰中的經驗而挑選出來，但依然被機動化的防衛軍所擊敗[73]。隆巴河的沼澤環境加劇了解放軍各個旅在地理上的隔離，並妨礙了旅之間的協調行動，使防衛軍得以將其逐個擊破[56]。1987年9月至10月期間，解放軍幾次嘗試跨越河流，但全部均以失敗告終，總傷亡人數接近2,000人[72]。由於大部分橋樑被摧毀，解放軍最終放棄進攻，並命令其餘各旅返回奎托夸納瓦萊[56]。此外，蘇聯軍事顧問團有1人嚴重受傷[74]。防衛軍有17人死亡、41人受傷，損失了5輛裝甲車[75]。

在“莫杜萊爾行動”期間，古巴部隊按照卡斯特羅的指示，一直駐紮在隆巴河以北，並拒絕參與戰鬥[76]。在羅安達，總統多斯·桑托斯召見古謝夫將軍與古巴高級將領古斯塔沃·弗萊塔斯·拉米雷斯，並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日益惡化的軍事局勢以及10月的“致敬行動”的失敗原因[76]。拉米雷斯提醒多斯·桑托斯，指出古巴從一開始就反對進攻[76]。古謝夫在他的回憶錄中哀嘆道：“我把行動的結果通知了蘇聯總參謀長阿赫羅梅耶夫，但是從道義上來說，最困難的任務是通知安哥拉總統，因為我曾向他們保證行動會成功，薩文比會被擊垮”[76]。

1987年11月25日，聯合國安理會第602號決議（英语：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02）獲通過，譴責“莫杜萊爾行動”非法侵犯安哥拉主權[77]。該決議對防衛軍仍然繼續留在安哥拉表示失望，並要求他們無條件撤出安哥拉[77]。南非外交部長皮克·波塔（英语：Pik Botha）斷然駁回了該決議，理由是安哥拉與古巴之間有密切聯繫一事仍未解決[77]。波塔承諾，只要解放軍將古巴及蘇聯派出的顧問撤離，又或者他們的存在不再威脅到南非的利益的話，防衛軍就會離開安哥拉[77]。

圖姆波三角攻勢编辑

主条目：胡珀行動（英语：Operation Hooper）和封隔行動（英语：Operation Packer）

9月29日，國家總統彼得·威廉·波塔為“莫杜萊爾行動”增加第三個目標——摧毀奎托夸納瓦萊以東的所有解放軍部隊[78]。南非政府內的所有人都不清楚為甚麼波塔會在解放軍放棄進攻之後訂立新目標[79]。外交部長皮克·波塔及他的高級同事警告說，不要在隆巴河北部發動大規模攻勢，否則可能會產生外交方面的影響[79]。但是，防衛軍成功守住了隆巴河，因而增加了人們對它的信心，南非總參謀部的部員成功遊說波塔再次對奎托夸納瓦萊發動進攻[79]。除此之外，雙方還討論了應否佔領奎托夸納瓦萊[79]，但不清楚他們是否將波塔訂立的新目標解讀為默許防衛軍佔領該地[78]。

防衛軍按照波塔的新指令發起了“胡珀行動（英语：Operation Hooper）”，並準備在奎托河以東展開該行動，目標是包圍正在撤退的安哥拉旅[80]。然而，決定在1987年年底開始發動“胡珀行動”為防衛軍帶來新的問題，因為隨著隆巴河的戰鬥進入尾聲，應徵入伍的白人已經不多[64]。服役人數減少令“胡珀行動”延誤了幾個星期，而現有部隊則陸續撤出安哥拉，並由新的部隊取代[64]。防衛軍向安哥拉派遣第2機械化營（即第4南非步兵營（英语：4 South African Infantry Battalion））、一個象式Mk1A坦克中隊以及一組G5（英语：G5 howitzer）與G6（英语：G6 howitzer）榴彈砲[56]。最初，南非發起的包圍未能成功，因此必須改變原有計劃[80]。1988年1月至3月期間，防衛軍與安盟在奎托夸納瓦萊以東發動了幾次血腥攻勢來摧毀分散的安哥拉部隊，並成功在該地建立一條新的防線，該行動後來被稱為“封隔行動（英语：Operation Packer）”[81]。此外，他們又設法使解放軍深入到奎托河、圖姆波河與達拉河之間，稱為“圖姆波三角”的地帶裡[56]。

古巴及蘇聯同意解放軍撤退至奎托夸納瓦萊的決定，卡斯特羅指出，只要武裝部隊能夠到達那裡，就可以建立一個強大的防禦陣地[76]。此外，他還認為，長遠來看擊敗南非遠征軍的唯一辦法是從側翼包抄他們，並向西南非洲邊界施加壓力[22]。然而，如果要實行這建議的話，解放軍就需要在安哥拉西南部及奎托夸納瓦萊以南再開闢一條新戰線[22]。11月15日，多斯·桑托斯寫信給卡斯特羅，要求古巴直接向解放軍提供軍事援助[22]。卡斯特羅同意由他與阿納爾多·奧喬亞將軍指揮前線所有解放軍部隊[69]。然而，蘇聯的軍事使團卻被排除在未來所有的作戰計劃外[76]。不久之後，古巴政府授權軍隊在奎托夸納瓦萊部署一支裝甲旅以及幾支防空部隊，總數約3,000人[56]。卡斯特羅懷疑南非人不只希望殲滅奎托夸納瓦萊東部的解放軍，還打算控制當地的機場，取得戰略要地[69]。他認為應該加強對該地的防禦，並派遣更多旅前往靠近西南非洲邊境的洛比托駐守[76]。

解放軍與古巴軍隊的防禦陣地周邊佈滿了地雷、坦克及野戰砲，他們設法吸引防衛軍攻擊並進入陣地內[82]。安盟與防衛軍組成的聯合部隊發起了多次進攻，但全部均以失敗告終，在沿著狹窄的通道進入雷區時，聯合部隊遭到奎托河以西的古巴軍隊與解放軍砲兵所發動的猛烈攻勢[64]。守軍的砲位剛好超過了南非砲兵的最大射程，而且位置處於高地上，使他們能夠俯瞰戰場[22]。地理上的優勢再加上雷區所處的位置分散，令解放軍－古巴軍隊的防禦陣地的作用得到大幅加強，而南非部隊發動的攻擊則徒勞無功[22]。

在防衛軍殺死近700名解放軍士兵以及摧毀安哥拉旅剩餘約半數的坦克與裝甲車後，“胡珀行動”及“封隔行動”宣告終止[56]。古巴有42人死亡、損失6輛坦克[56]。而南非則有13人死亡、幾十人重傷，傷亡人數相對較少[56]。有三輛防衛軍的坦克被棄置在一個雷場內，至於其餘坦克則多數因損壞程度嚴重或機械故障，未能立即修復而無法使用[56]。安盟有數千人傷亡，人們指責防衛軍利用其作為“炮灰”[22]。古巴的行動後報告指出：“安盟叛亂分子在槍口威脅下被派往雷區，為南非的裝甲車掃清道路”[22]。

圖姆波三角攻勢突顯了南非國防部長及總參謀部在規劃上的一些不足之處[80]。他們原本預計防衛軍可以在奎托夸納瓦萊以南的沖積平原與開闊地帶對解放軍造成毀滅性打擊[80]。然而，南非國防部長及總參謀部卻沒有想到安哥拉部隊能夠倖存下來，並在圖姆波三角建立起一條堅固防線，更加未料到古巴部隊會動員力量來抵抗防衛軍[80]。在後期的攻勢中，南非多次誤判形勢[78]。例如在某一次判斷中，南非認為規模小、機動性強但裝備薄弱的防衛軍能夠對得到奎托夸納瓦萊西部的地下砲兵支援、裝備充分的安哥拉守軍發動正面攻勢[78]。

古巴的最後攻勢编辑

雖然防衛軍及安盟的反攻被阻止，但是解放軍仍然處於高度緊張狀態，而且比以前更依賴其盟友古巴與蘇聯的物資[83]。這鼓勵了多斯·桑托斯再次透過談判來緩解軍事困境，與南非達成新的停火及撤軍協定的可能性增加[83]。早在1987年1月，切斯特·克羅克就對羅安達發出的積極信號作出回應，當時的剛果人民共和國主席德尼·薩蘇-恩格索提出舉行調停敵對國家之間的和平談判[83]。然而，1987年末至1988年初期間在布拉柴維爾舉行的初步討論一直未有進展，因為安哥拉政府拒絕就擬議的古巴撤軍時間表達成妥協[83]。古巴政府事先沒有就布拉柴維爾會談徵求意見，並對多斯·桑托斯方面的無禮行為感到憤怒[83]。這促使卡斯特羅發出具權威性的申請，要求加入安美和平談判[84]。卡斯特羅決心要令古巴可以參與有關本國軍事的談判，不再被排除在外，並盡力讓今後就撤軍進程所達成的任何解決辦法都不會損害到古巴的形象[83]。

 
古巴的S-125“SA-3果阿”導彈系統接受檢閱。1988年，該款導彈被大量運往安哥拉，為卡斯特羅提出發動的進攻提供空中掩護[34]。

到了1988年1月底進行“胡珀行動”的時候，克羅克屈服於古巴的壓力之下，接受其作為進一步和平談判的平等夥伴[22]。卡斯特羅同意，他不會將例如古美關係等不相干的問題列入議程內，而分階段撤軍的討論範圍將擴大至古巴駐紮在安哥拉的所有軍事人員，包括作戰部隊、後勤人員及顧問[22]。隨著加入布拉柴維爾談判，古巴更希望轉守為攻，改變其在安哥拉的軍事參與角色[8]。卡斯特羅將針對防衛軍的地面行動升級，因為他認為只要南非仍然有可能在戰術上勝利，那麼外交方面就不可能取得進展[8]。古巴在奎托夸納瓦萊採取防禦戰術，使防衛軍維持在固定的位置，並實行卡斯特羅一直提出的向西南非洲邊界發動側翼突擊的建議[80]。

古巴軍隊首先在庫內納河以西部署兵力，並且可能擴展至入侵西南非洲[78]。3月9日，卡斯特羅派遣集結在洛比托的古巴軍隊向南方進發，當時軍隊人數已經增加至約40,000人[85]。卡斯特羅將古巴軍隊的行動比喻作“一個拳擊手以左手擋住了奎托夸納瓦萊的一擊，然後再用右手在西部發起攻擊”[78]。卡斯特羅在另一個場合回憶道：“這樣，當南非軍隊在西南部的奎托夸納瓦萊把血逐漸流光的時候……40,000名古巴士兵……在大約600輛坦克、數百門大砲、1,000件防空武器以及大膽的米格-23部隊的支援下，向納米比亞邊境挺進，準備清除南非軍隊”[69]。

隨著古巴旅的推進，他們聚集了數以千計的解放軍叛亂分子，這些叛亂分子離開了基地，並參與古巴發動的進攻[8]。南非在安哥拉及西南非洲發起了新的軍事行動以打擊叛亂分子，令解放軍的實力被削弱，而數量龐大的古巴軍隊則有效挽救了解放軍原本戰敗的命運[8]。首先，古巴人佔領了防衛軍原本為防止解放軍滲透至奧萬博蘭而監視及巡邏了近十年的邊界以北地區[8]。其次，所有靠近邊境的南非部隊都停止日常的反游擊戰行動，並動員起來準備抵抗古巴可能的入侵[8]。古巴人與解放軍戰鬥人員組成了三個聯合營，每個營都有自己的砲兵及裝甲特遣隊，令事情變得更加複雜[8]。由於叛亂分子和古巴營級人員一起編入部隊，南非巡邏隊無法在安哥拉與解放軍交戰，否則就有可能發生更大規模的對抗，當中包括具侵略性及全副武裝的古巴部隊[78]。

邊界附近數量有限的防衛軍部隊不能阻止古巴軍隊繼續前進，亦未能減少其對西南非洲的威脅[78]。在一個師的能力範圍內，只有很少人可以在分割線上佔據廣闊的防禦陣地來對抗常規部隊[78]。當南非官員警告古巴不要入侵西南非洲時，卡斯特羅反駁說道：“他們沒有立場提出任何要求”[8]。此外，哈瓦那還發表了一份模棱兩可的聲明，該聲明指出：“我們沒有說過不會進入納米比亞”[8]。作為回應，南非政府動員了140,000名預備役人員（此數字是防衛軍動員人數最多的一次），並威脅要對所有越過邊境的古巴部隊造成嚴重影響[86]。

1988年《三方協議》编辑

儘管在戰場上採取了必要的反制措施，但南非政府了解到安哥拉的局勢已經進一步升級至政治上的極點[79]。奎托夸納瓦萊戰役期間的傷亡引起了公眾的恐慌，並質疑邊界的戰術局勢以及為甚麼南非士兵會在那裡死亡[79]。公眾幾乎沒有任何理由去相信發動另一場血腥戰役就可以成功將蘇聯和古巴驅逐出該地區；與此相反，發動戰役的結果可能與過去一樣，令蘇聯的武器和古巴的軍隊的數量繼續增加下去[84]。而這場衝突也從與輕武裝叛亂分子的低強度鬥爭演變為軍隊之間的曠日持久的消耗戰，衝突以現代常規戰爭的所有裝備為後盾，隨之而來的是人力及物力成本的上升[79]。這使人們加劇對戰爭的厭倦感，亦增加了民眾對南非防衛軍在安哥拉的軍事行動的懷疑與敏感度[87]。

10月，蘇聯監督下的“致敬行動”以失敗告終，而蘇聯提供給解放軍價值數億美元的武器也因此遭到破壞，這些事件都令莫斯科在安哥拉問題上的立場有所緩和[84]。蘇聯公開表示，它也厭倦安哥拉與西南非洲的衝突，並準備協助和平進程，即使是在與古巴有聯繫的基礎上進行[88]。蘇聯改革派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亦希望能夠減少國防開支，包括是撤銷對解放軍提供大量無限制軍事援助的承諾，又對以政治方法來解決衝突持更開放的態度[83]。

 
美國外交官切斯特·克羅克（Chester Crocker）。在達成《三方協議》的談判中，克羅克的影響力和調停有著重要作用[89]。

對於南非及蘇聯這兩個以前不願參與由美國主持的調停會談的國家來說，繼續進行戰爭所付出的代價已經超越預期的收益[84][83]。戰爭的高昂代價使得南非及蘇聯兩國在觀念上開始出現改變，透過談判來實現和平的可能性亦隨之增加[84][83]。蘇聯政府同意於1988年5月3日及4日與美國聯合舉行一系列新的和平談判[79]。而南非則首次申請參與三方談判，並同意派遣一個由外交官、情報主管以及南非防衛軍高級軍官組成的代表團[79]。包括克羅克在內的蘇聯及美國外交官向南非人明確表示，他們希望安哥拉實現和平，並以政治方法解決西南非洲問題[79]。此外，他們亦一致同意需要對各自的盟友施加壓力，以達成解決辦法[79]。古巴預計南非將遵守聯合國安理會第435號決議的規定，因此決定將全部軍隊撤出安哥拉[89]。古巴及安哥拉代表團已經同意古巴完全撤出，並在美國的壓力下制定了一個極其精確的時間表，將這進程延長了三至四年[89]。南非認為這是不可接受的，但承認撤軍時間可能符合納米比亞獨立進程的某些基準[89]。

克羅克表示，美國決定以安理會第435號決議為基礎，以此作為達成地區和解的樞紐，其言論對相關討論產生了影響力[84]。克羅克又建議聯合國成立一個“核查團”來監督古巴是否有遵守撤軍協議，這建議事實上有助說服南非政府接受平衡協議[84]。1988年7月，在卡洛斯·阿爾達納·埃斯卡蘭特（Carlos Aldana Escalante）被任命為古巴代表團團長之後，談判進展更為順利[89]。阿爾達納是古巴共產黨意識形態事務與國際關係的負責人；他比許多同時代的人更加了解外國的發展，特別是東方集團[89]。鑑於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東歐的政治發展，以及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間的緊張關係出現緩和，阿爾達納認為古巴需要努力實現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89]。而古巴與非洲南部的合作則被視為改善與華盛頓之間關係及可能展開永久性雙邊對話的自然先決條件[89]。

1988年5月至9月，雙方在開羅、紐約、日內瓦以及布拉柴維爾舉行了幾輪會談，但在撤軍時間表的細節方面仍然僵持不下[19]。納米比亞獨立及古巴撤出安哥拉這兩個目標使各方在撤軍時間與最後期限上的分歧更加嚴重[84]。8月，安哥拉、古巴及南非代表團簽署了《日內瓦議定書》，該議定書確立了和平解決西南非洲問題的原則，並承諾南非防衛軍將撤出該領土[90]。作為《日內瓦議定書》的直接結果，解放軍宣布從8月10日起停火[90]。1988年美國總統選舉為談判增添了新的迫切性，在布拉柴維爾舉行連續六輪談判之後，談判陷入僵局[19]。在美國大選期間，安哥拉和古巴在支持終結對安盟援助以及對南非採取更強硬路線的麥可·杜卡基斯與民主黨的身上下了很大的賭注[91]。在簽署《日內瓦議定書》時，多斯·桑托斯曾評論稱：“如果民主黨贏得選舉，美國的政策將進行調整，尤其是在非洲南部的問題上”[91]。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就任總統令美國更容易說服安哥拉和古巴代表團[91]。克羅克多次重申，新一屆的美國政府就意味著人事及基本政策審查會有所變化，並敦促他們不要浪費過去幾個月來的努力[84]。

在美國大選結果公佈三天後，各方到日內瓦重新開會，並在一週內商定古巴將於二十七個月內分階段撤出安哥拉[84][91]。作為交換，南非則承諾會在1989年11月1日之前開始給予西南非洲獨立[91]。12月13日，南非、安哥拉及古巴簽署了《布拉柴維爾議定書（英语：Brazzaville Protocol）》，以確認他們會履行這些條件，並設立了聯合軍事監察委員會來監督各方在安哥拉的撤軍進程[91]。監察委員會將包括蘇聯與美國的觀察員[90]。包括解放軍在內的交戰各方之間的一切敵對行動應於1989年4月1日正式停止[90]。12月22日，《布拉柴維爾議定書》載入《三方協議（英语：Tripartite Accord (Angola)）》之中，該協議要求南非防衛軍在十二週內從安哥拉撤出，並將其在西南非洲的兵力削減至象徵性的1,500人[19]。與此同時，古巴所有旅將從邊界撤至15度線以北的地區[19]。至少3,000名古巴軍事人員將於1989年4月離開安哥拉，另外亦有25,000人會在其後六個月之內離開[19]。至於其餘部隊則將會在不遲於1991年7月1日前撤離[19]。除此之外，協議的另一項要求是南非須停止對安盟的一切支持，而安哥拉則須停止對解放軍及民族之矛的一切支持[91]。

12月20日，聯合國安理會第626號決議（英语：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26）獲通過，設立聯合國安哥拉核查團，負責核查古巴部隊向北重新部署以及其後撤出安哥拉的進度[19]。聯安核查團包括來自西方國家及不結盟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的觀察員[19]。1989年2月，聯合國過渡時期援助團（英语：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 Assistance Group）成立，以監察西南非洲的和平進程[19]。

納米比亞獨立编辑

《日內瓦議定書》及安理會第435號決議的初始條款為解決西南非洲的問題奠定了政治基礎：決議要求西南非洲舉行制憲議會選舉、解放軍和南非防衛軍分別限制在各自的基地內、在稍後分階段把除了1,500名南非防衛軍士兵之外的所有部隊撤離西南非洲、將不隸屬於南非防衛軍和警察的所有準軍事部隊復員，以及允許難民通過指定的入境點返回西南非洲參加選舉[19]。上述條款由援助團負責執行，有助南非防衛軍撤離、監察邊界及監督準軍事部隊的復員[19]。

 
1989年6月，在翁丹瓜的援助團檢查站。

由於援助團規模相對較大，安理會成員國預計到自己將要承擔大部分費用而感到不滿，並產生了相關的爭議[19]。然而，安哥拉、贊比亞及其他同情解放軍的國家堅持認為必須有一支規模更大的部隊以確保南非不會干涉西南非洲的獨立程序[90]。安理會成員國反對他們的意見，援助團部隊人數從擬議的7,500人減少至約三個營規模的4,650人[90]。援助團人數的減少節省了接近三億美元的開支，但安理會直至1989年3月1日才正式批准經修訂的預算[90]。援助團無法確保有足夠的人員去準備全面部署監督解放軍和南非防衛軍的行動或在4月1日停止敵對行動時對兩軍的基地進行監察，令援助團的行動需要延遲[92]。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敦促雙方在此期間克制，以免影響自1988年8月以來維持的事實上停火或者1989年4月1日的執行時間表[19]。然而，在就援助團預算進行辯論後的幾週內，解放軍利用了政治上的不確定性，將在安哥拉的部隊開始移動至邊境附近[93]。

自1980年代初以來，解放軍一直表示計劃在未來的任何政治過渡時期期間在西南非洲建立難民營，但這想法不被南非政府所接受[94]。聯合國邀請難民返回家園，但並沒有區分他們是平民還是軍人，而解放軍的叛亂分子也認為自己是難民，使事情變得更加複雜[95]。事實上，在1980年代後期解放軍軍人以平民身份返回難民營之前，解放軍都沒有太多的常規部隊，其中不少人員是作為反叛分子，並採取週期性的戰鬥模式[96]。3月31日，皮克·波塔對監察委員會抱怨說道，計劃部隊已經從16度線向南推進，距離邊界只有不足8公里[90]。當日晚上，他攔截了聯合國特別代表馬爾蒂·阿赫蒂薩里及援助團指揮官戴溫·普雷姆·錢德（英语：Dewan Prem Chand），並將該消息告訴給他們[90]。4月1日上午，第一批解放軍幹部越過奧萬博蘭，但由於援助團部署出現延誤，以致未能及時監測他們在安哥拉的行動，期間解放軍亦未遇到任何阻礙[90]。阿赫蒂薩里立刻聯絡了人民組織，要求它控制解放軍，但成效並不大[90]。除此之外，南非外交部亦就事件聯絡了聯合國秘書長，而秘書長則向在紐約的人民組織官員傳達了該消息[90]。

到了當日結束的時候，由於沒有任何跡象顯示解放軍的行動有所放緩，阿赫蒂薩里解除了南非防衛軍須留守在其基地內的限制[90]。當地的警察動員起來，拖延入侵者的行動，直至南非防衛軍部署好六個正式的營為止[90]。在首兩日過後，叛亂分子已經失去了攻擊的主導權，南非防衛軍在一次代號為“梅林行動（英语：Operation Merlyn）”的反攻中把解放軍趕回邊境[90]。4月1日至4月9日期間，有273名解放軍叛亂分子在戰鬥中喪生[95]。至於南非防衛軍與警察則合共有23人死亡[95]。4月8日，監察委員會發表了《埃喬山宣言》，重申南非、安哥拉及古巴仍然致力於和平，《三方協議》仍然有效[19]。此外，監察委員會又要求所有留在奧萬博蘭的解放軍武裝叛亂分子前往援助團監督下的集結點投降[19]。

薩姆·努喬馬否認4月1日發生過任何入侵事件，並聲稱他只是命令已經在西南非洲境內的解放軍叛亂分子開始建立大本營[97]。此外他還指出，人民組織從未簽署過《三方協議》，因此協定條款要求停止敵對行動是不具約束力的[97]。這引起了安哥拉的不滿，因為安哥拉曾經向聯合國保證解放軍將會留在16度線以北[19]。4月26日，南非防衛軍被重新限制在其基地內，其後他們獲允許前往奧萬博蘭，以核實叛亂分子是否已經離開[90]。到了5月，所有的解放軍叛亂分子都撤退至16度線以北，並處於聯合軍事委員會的監督之下，實際上結束了南非邊境戰爭[90]。

1989年11月7日至11日，西南非洲舉行了普遍選舉（英语：Namibi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 1989），人民組織獲得57%的普選票[98]。人民組織在制憲議會獲得了41個議席，能夠將單方面制定的憲法施加於其他政黨上，但未能取得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席位[98]。1990年3月21日，納米比亞共和國成立，西南非洲正式獲得獨立[95]。

参见编辑

注释编辑

  1. ^ 尼日利亚于1976年与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建立了双边关系，此后，这项运动得到了数百万美元的直接财政捐助和后勤支持[16]。20世纪80年代，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向叛军提供的武器由尼日利亚空军（英语：Nigerian Air Force）负责空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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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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