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闻周报》是1924年至1937年间由国闻通讯社主办的一家刊物,是一份以时政为主,兼及学术与文艺的综合性杂志。《国闻周报》当时的平均发行量在一万五千份到两万份之间,对当时国内外重大时事多有详尽的记载和评述,对研究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文科学有极重要参考价值。

简史 编辑

继国闻通讯社1921年在上海成立之后,至1924年规模已经扩大。总编辑胡政之感到国闻社不能只是向各家日报供应新闻稿,而不发表本社言论,因而创办《国闻周报》。

创刊月余后,原为国闻社出资方之一的皖系军阀卢永祥江浙战争中战败,遂令一社一刊的经费面临断绝。此时天津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南来,欲在上海开设四行储蓄会,需要一个发表言论的地方,而吴鼎昌与胡政之本是留日同学,双方一拍即合,由吴每月以广告费名义供给《国闻周报》400元,再加上其他经费来源,使刊物得以支撑发行。

《国闻周报》1924年8月在上海创刊。1927年发行第4卷时迁往天津,遂与国闻通讯社一道并入《大公报》业务(张季鸾:《国闻周报》和《大公报》是“姊妹事业”[1]);至1936年第13卷发行时迁回上海。1937年12月27日停刊。主持编务和参与编辑者除胡政之外还有马季廉艾大炎王芸生徐铸成等人。

文章 编辑

作为新闻通讯和时事杂志,国闻周报对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及时发表评述,并且发表过许多著名文章。

自二十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就“中国向何处去”展开过几次论争。例如,作为其中一派言论的代表,《国闻周报》的主笔马季廉就曾写过:“现在的资本主义早已踏上没落的阶段”,“为立国久远计,我们不应拾资本主义的唾余”。如另一派的代表人物胡适回忆,“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2]

1930年代,对于国民党在1929年三届二中全会决议中所定之“训政时期”六年、即1935年始可开行宪政的问题,社会各界在1932年展开热烈讨论,争论是否应继续维持党治、或应按时转入宪政。当时反对即行宪政的一派以梁漱溟为代表,其主张应先从乡村教育及建设入手,而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侈谈宪政,病在不实。这一派中有陈之迈,也有《国闻周报》主笔马季廉。以胡适、张佛泉萧公权为代表的一派力倡如期施行宪政,认为在训政时期由少数人把持政权,人民根本无由得到现代宪政的训练,而只有宪政本身才是宪政最好的训练。张佛泉更认为宪政本身不应预设完美与理想的状况,即令一时间有所不完美,我们也应该先忍受一段黑暗的政治生活,才能让宪政真正落实。两派的意见都曾充分地发表于当时的《国闻周报》。

“九一八”事变后,民情激愤,民意高涨,对国民政府起初的“不抵抗政策”普遍表示反对,其时舆论也常常见于《国闻周报》。例如,历史学者杨奎松的研究发现,当时“一向态度温和的马季廉竟公开主张:‘现在我们人民要自动组织一个能够肩荷政治责任的团体,要自动设置一个代表民意的机关。到了相当时期,如果政府再不能尽他的职责,我们便只好自动组织有力的政府。’”[3]

1935年6月,瞿秋白殉难后,其绝笔《多余的话》也是初发表于《国闻周报》的。

范长江报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之西北局势的多篇通讯,除了由《大公报》予以报导外,亦由《国闻周报》全文刊发。

资料 编辑

  1. ^ 蓝鸿文《看〈国闻周报〉编辑怎样评论范长江的作品》一文。
  2. ^ 参阅李伟著《报人风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ISBN: 7563375406。
  3. ^ 杨奎松著《七七事变前部分中间派知识分子抗日救亡主张的异同与变化》一文,引自署名季廉的文章《挽救国难的一个私案》,载《国闻周报》第9卷第32期,1932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