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僧事件

日僧事件是1932年发生在中国上海的一起中日冲突事件,此事件直接促成一·二八事变的爆发。

蔡廷鍇等指出:「一二八」事變的「近因完全為暴日軍閥蠶吞中國之支動作。日僧事件及抵貨運動不過如中村失蹤及滿鐵被毁,為其同一自然之導火線耳。」[1]

「日僧事件」是由田中隆吉川島芳子精心策劃,目的在於促使日本海軍迅速出兵[2]:6

背景编辑

1931年9月,九一八事變爆发,日本關東軍扶持成立了满洲国。中国人的对日反感情绪上升,上海的反日运动尤为高涨。生产毛巾的工厂三友实业社位于华界马玉山路(今双阳路),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被认为是反日运动的基地之一。

经过编辑

1932年1月18日,在田中隆吉助手憲兵大尉重藤千春煽動下,天崎啟升、水上秀雄和佛教徒後藤芳平、黑岩淺次郎、藤村國吉5人舉行宗教儀式之寒中修行,途經杨树浦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時,故意尋衅鬧事,同該廠工人義勇軍發生衝突[2]:7。重藤千春和川島芳子操縱上海「日本人在華青年同志會」成員,他們埋伏在既定地點,待時機成熟時出擊,結果日僧三人被毆傷,一人傷重身亡[2]:7。上海工部局作出了回应。

后果编辑

1月19日,村井仓松就「日僧事件」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口頭抗議,要求緝凶,並保留其他要求條件[2]:7

1月20日凌晨2時40分,重藤千春在田中隆吉指使下,指揮上海「日本人在華青年同志會」32名暴徒,攜帶槍械、刺刀等武器和硝磺、煤油等引火物,潛赴三友實業社工廠,縱火焚燒毛巾工場廠房,並打死前来组织救火之公共租界工部局華捕一人,打傷二人[2]:7。田中深信「這樣一來,日華之間必然引起衝突」[3]。當日下午1時,在田中隆吉煽動下,約一千餘名日僑以「日僧事件」為借口,在公共租界蓬路日僑俱樂部召開第四次僑民大會[2]:7。決議:「籲請帝國陸海軍立即增兵,並要求駐上海的帝國官府(總領事及海軍陸戰隊)採取強硬手段。」[4]嗣赴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及海軍陸戰隊遊行請願,陸戰隊指揮官鮫島具重海軍大佐向日侨保證:「為在萬一的情況下保護僑民的生命財產和行使自衛權,我們將決心採取果斷措施。而且現有兵力不足,隨時準備增兵。」[5]散會後,日僑在虬江路和北四路一帶鬧事,毆打行人,撕毀標語,搗毀多家商店[2]:8

田中隆吉眼看暴動之狀況,加緊工作,一面向日本公使館及「支那派遣軍」游說出兵之重要,一面以手槍脅迫「三井物產」上海分公司負責人致電東京三井財閥負責人團琢磨,請其主張出動日軍[2]:8

日侨在文监师路(今塘沽路上海日本居留民团门前,要求中国政府道歉并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上海工部局发布戒严令。1月28日,中日两国军队交战,一二八事变爆发。

真相编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田中隆吉少將对于日僧事件作出證言:所謂的「慘案」是由板垣征四郎委託其關東軍參謀花谷正少佐製造事端,實際執行則委託憲兵上校重藤憲史與田中之情婦、满清皇族川島芳子,雇用殺手攻擊在上海的日蓮宗僧侶,煽动日本僑民情緒製造混亂[6]。然而,川岛芳子和日僧事件的关系并没有除了田中的证词以外的证据。1948年,川島芳子以汉奸罪名被处决。

参见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出处编辑

  1. ^ 蔡廷锴、蒋光鼐戴戟著,《淞滬戰鬥詳報》,上海:中華書局,1933年,第7-8頁
  2.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3. ^ 復旦大學歷史系日本史組編,《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0頁
  4. ^ 日本參謀本部:《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34頁
  5. ^ 關寬治島田俊彥著,王振鎖等譯,《滿洲事變》,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第369頁
  6. ^ 《明治・大正・昭和・平成 事件・犯罪大辞典》,東京法経学院出版,2002年,第341頁、577頁

书目编辑

  • 「明治・大正・昭和・平成 事件・犯罪大辞典」、東京法経学院出版、2002年
  • 黒井文太郎:「謀略の昭和裏面史」、宝島社文庫、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