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

新加坡建国之父、首任总理

李光耀(1923年9月16日-2015年3月23日),是新加坡共和國的首任總理和律師,為新加坡開國最主要的領導人,是人民行動黨創辦人之一。1959年,李光耀開始擔任總理長達31年,1990年卸下總理職務,轉任國務資政和內閣資政直至2011年才從內閣退休。

李光耀
Lee Kuan Yew
Lee Kuan Yew.jpg
 新加坡第1任總理
任期
1965年8月9日-1990年11月28日
总统尤索夫·伊萨
本杰明·薛尔思
蒂凡那
黄金辉
副职杜进才
吴庆瑞
拉惹勒南
吴作栋
前任职位创立
继任吴作栋
 新加坡第2任内阁资政
Senior Minister
任期
1990年11月28日-2004年8月12日
总理吴作栋
前任拉惹勒南
继任吴作栋
 新加坡内阁资政
Minister Mentor
任期
2004年8月12日-2011年5月21日
总理李显龙
前任职位创立
继任职位废止
 马来西亚新加坡州首席部長
任期
1963年9月16日-1965年8月9日
领袖州元首尤索夫·伊萨
前任职位创立
继任獨立為共和國
Flag of the British Straits Settlements (1904–1925).svg 新加坡自治邦总理
任期
1959年6月3日-1963年9月16日
君主伊丽莎白二世
总督威廉·顾德
前任林有福(为新加坡首席部长
继任职位废止
第1任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行政委員會秘書長
任期
1954年11月21日-1990年11月28日
主席杜進才(1954年-1981年)
王鼎昌(1981年-1993年)
前任职位创立
继任吴作栋
 新加坡国会议员
任期
2011年-2015年
前任选区创立
继任英兰妮·拉杰英语Indranee Rajah
选区丹戎巴葛集选区(丹戎巴葛-中峇鲁)
任期
1991年-2011年
前任选区创立
继任选区合并
选区丹戎巴葛集选区(丹戎巴葛)
任期
1955年-1991年
前任选区创立
继任选区合并
选区丹戎巴葛单选区
个人资料
出生哈里·李光耀
Harry Lee Kuan Yew

(1923-09-16)1923年9月16日
海峽殖民地 海峡殖民地新加坡
逝世2015年3月23日(2015歲-03-23)(91歲)
 新加坡
民族漢族
国籍 新加坡
政党人民行動黨(1955年-2015年)
配偶柯玉芝
(1950年結婚;2010年妻故)
儿女李显龙
李玮玲
李显扬
母校莱佛士书院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学院
宗教信仰不可知論

李光耀是个极具争议的威權主義者,支持者赞赏他领导的政府廉明和高效率,反对者则指责他让新加坡没有新闻自由,在政治上也不民主,文化发展亦因政治需要而备受压抑,反对派长期受打压及迫害[1][2][3]。2006年9月李光耀因发表“马来西亚印尼政府有系统边缘化华人”言论而引起与邻国马来西亚与印尼的外交风波[4]

2015年3月23日凌晨3时18分,李光耀因重症肺炎医治无效逝世,享耆壽91岁,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莫哈末在其部落格发表了主题为《光耀与我》的文章,并认为随着李光耀的逝世,东南亚国家联盟在没有李光耀及印尼第二任总统苏哈托下失去了强势领导[5]

早期生活编辑

家世编辑

曾祖父李沐文Lee Bok Boon)生於1846年。李沐文於1863年從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迁至海峽殖民地新加坡[6]

儿时与早期学业编辑

李光耀生於新加坡甘榜爪哇路(Kampong Java Road)92號的一座2層高的别墅內,是父親李進坤(Lee Chin Koon)與母親蔡認娘(Chua Jim Neo)的長子[7]。而其祖父李雲龍(Lee Hoon Leong)對他施以英语教育的舉措,使得他自幼受到了英国文化強烈影響[8]

李光耀有三弟一妹,其二弟李金耀(英文名:Dennis)與李光耀一樣曾於剑桥大学修讀法律,其後與兄長開設律師事務所;三弟李天耀(英文名:Freddy)曾經為一間股票證券行主席;妹李金滿;四弟李祥耀為一名醫生,曾於劍橋大學修讀醫學。

1935年,12岁的李光耀考入當地的英校莱佛士书院初中部);1940年,17岁的他考入该校的高中部,但在日軍占领新加坡后中断学业。1942年開始學習中文和日文,成為首屆官方日語考試畢業生後1943-1945年間於大日本帝國大本營陸軍參謀部報道部工作[9]

大學,婚姻和政治编辑

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李光耀在亲友的帮助下凑集学费,并获大英帝国女王奖学金,乘運兵船不列颠号远赴英国留学。在留英初期,李光耀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并在学习时受到导师哈罗德·拉斯基社会主义理论影响,逐渐展现反對英国殖民统治倾向,但却在后期一直以「反共者」著称。他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之所以讨厌共产党人,根源在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的方法,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一年后,李光耀转到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并于1949年考获双重一等荣誉学位,名列榜首毕业,随后取得律师资格。1950年,他与以前在莱佛士书院的同学柯玉芝结婚。

1950年,还在英国的李光耀加入了一个由旅居当地的东南亚人所组成的、以争取马来亚独立为目标的团体「马来亚论坛」。同年8月,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开始从事律师工作。1952年,李光耀因为代表「新加坡罢工的邮差」与政府谈判而声名大噪,在工会中建立了群众基础,从而为其将来的从政之路奠定了基石。

1954年10月,李光耀与一些从英国回来的华人、当地受华文教育的左派学生和工会领袖成立人民行动党,参加次年举行的首屆选举。这次选举中,李光耀本人顺利当选立法议会议员,开始与新加坡方面马来亚共产党(“马共”)负责人林清祥等人合作,为新加坡争取自治地位。

新加坡總理,建國前(1959年-1965年)编辑

掌权第一年编辑

在李光耀掌权的第一个月,由于外国资本下降,西方企业和外籍人士担心新政府的反殖民热情,新加坡经历了经济衰退。[10]作为“反黄色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李禁止点唱机和弹球机,而内政部长王邦文领导的警察突击搜查酒吧和色情出版物。[a][11] 政府打击秘密社团、卖淫和其他非法活动,《时代》杂志后来报道说,整整一周过去了,第一次没有“绑架、敲诈勒索或黑社会的喧嚣”。[11]李还带头开展了几次“动员运动(mobilisation campaigns)”来清洁城市,在政府办公室安装空调,并削减公务员的工资。最后的举动激起了该部门的愤怒,李认为这是平衡预算的必要条件。[12]

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而人民行动党也在自治邦政府的首次选举中成为立法议院第一大党,由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此后,李光耀一直希望与马来亚合并成立「马来西亚」,从而为新加坡经济发展提供保障,最後还可以铲除在当地日渐壮大的马共势力。

行动党分裂编辑

1961年,行動党内以李光耀为首的“反共分子”与“亲共分子”决裂,李光耀逐漸右傾。1963年2月,尚未獨立的新加坡在李光耀帶領下,配合馬來亞、英國殖民政府發起大規模保安行動(即著名的“冷藏行动”),拘捕及拘留至少133人,包括反對派重量級政客、新聞記者和編輯以及學生,外界普遍認為這次行動是針對共產主義者,打壓反對新加坡和馬來亞合併的聲音。[13] 同年7月,李光耀在伦敦与马来亚東姑阿都拉曼政府达成协议,新馬正式合并。合并后的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与李光耀主导的新加坡自治邦政府采取行动,逮捕了新加坡的多名马共高层。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独立编辑

新馬合併後,馬來西亞联邦政府与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在经济等多项政策上很快就產生严重的分歧。1964年,新加坡发生种族骚乱,李光耀政府籍此指责马来西亚首相東姑阿都拉曼与联邦政府试图推行「种族沙文主义」,使馬来人在聯邦内享有特殊的高等待遇,並在幕後煽动在新加坡的馬來人反對新加坡自治邦政府。而聯邦政府高層則對此十分反感,也因随後雙方多次協商未果,導致新加坡最终在1965年被驅逐出马来西亚联邦,並於8月9日被迫宣布獨立,李光耀為此落淚[14]

新加坡共和国总理(1965-1990)编辑

尽管发生了重大事件,但李光耀并未呼吁议会召开会议,以协调新加坡作为一个新国家将立即面临的问题。在没有进一步说明谁应该在他不在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情况下,他在一个孤立的小木屋里隔离了六个星期,电话无法联系到。据当时的副总理杜进才说,议会一直处于“假死”状态,直到当年 12 月开会。[15]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他无法入睡。在英国驻新加坡大使约翰·罗布和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了解李光耀的情况后表示关切,对此李光耀回答说:

不用担心新加坡。我和我的同事即使在我们痛苦的时刻也是理智、理性的人。在我们在政治棋盘上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我们将权衡所有可能的后果。[16]

李开始寻求国际承认新加坡的独立。新加坡于 1965 年 9 月 21 日加入联合国,并于 1967 年 8 月 8 日与其他四个东南亚国家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东盟)。 1973 年 5 月 25 日,就在蘇卡諾政权下印尼-馬來西亞對抗的仅仅几年之后,李光耀首次正式访问了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关系随着两国随后的互访而大大改善。

尽管当时马来语是主要语言,但新加坡从未有过移民可以吸收的主导文化。[17] 在政府和执政党的努力下,李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试图创造一种独特的新加坡身份——在多元文化主义的保护伞下高度认可种族意识。

李和他的政府强调保持宗教宽容和种族和谐的重要性,他们准备利用法律来对抗任何可能煽动种族和宗教暴力的威胁。例如,李警告不要“麻木不仁的福音化”,他提到了针对马来人的基督教传教事例。 1974 年,政府建议新加坡圣经公会停止出版马来语的宗教资料。[18]

国防编辑

新加坡的脆弱性深切感受到,受到来自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等多方面威胁的对抗立场。英国军队即将从苏伊士以东撤军,增加了这种脆弱性。随着新加坡获准加入联合国,李迅速寻求国际承认新加坡的独立。他任命吴庆瑞为内政和国防部长,负责组建新加坡武装部队(SAF),并向其他国家,特别是以色列台湾寻求帮助,获得建议、培训和设施。[19]1967年,李立法征召所有年满18岁、身体健全的新加坡男性公民,在新加坡武装部队新加坡警察部队或新加坡民防部队中为国民服役(NS)。至 1971 年,新加坡有 17 个国民服役营(16,000 人),其中预备役有 14 个营(11,000 人)。 1975年,李与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签署协议,允许新加坡军队在台湾训练,代号为“星光计划”。[20]

反贪污政策编辑

李提出立法,赋予贪污调查局(CPIB) 更大的权力,以逮捕、搜查、传唤证人、调查嫌疑人及其家人的银行账户和所得税申报表。[21]李认为,部长们应该得到丰厚的报酬,以维持一个廉洁的政府。 1986 年 11 月 21 日,李收到了针对时任国家发展部部长鄭章遠的腐败投诉。[22]李光耀反对腐败,他授权 CPIB 对鄭章遠进行调查,但鄭章遠在对他提出任何指控之前就自杀了。[23]1994 年,李光耀提议将部长、法官和高级公务员的工资与私营部门高级专业人员的工资挂钩,辩称这将有助于招聘和留住人才以在公共部门服务。[24]

主張“亞洲價值”编辑

李光耀与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莫哈末主張「亞洲價值」。美國《外交》雜誌1994年3-4月號刊登了李光耀與該刊編輯法里德·扎卡利亞的長篇談話紀錄《文化是決定命運的》,李光耀說:「坦率地說,如果我們不曾以西方的優點作為自己的指導,我們就不可能擺脫落後,我們的經濟和其他各方面迄今會處於落後狀態。但是我們不想要西方的一切。」;「人性的某些基本方面是不會改變的。人性中有惡的東西,你必須防止它。西方人相信,只要有一個好的政府制度,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東方人是不相信的。東方人相信,個人離不開家庭,家庭屬於家族,家族又延伸到朋友與社會。政府並不想給一個人以家庭所能給他的東西。在西方,特別是在二次大戰後,政府被認為可以對個人完成過去由家庭完成的義務;這種情況鼓勵了單親家庭的出現,因為政府被認為可以代替父親,這是我這個東亞人所厭惡的。家庭是久經考驗的規範,是建成社會的磚瓦。」對亞洲價值闡明得最清楚的,可能是新加坡提出的五大原則:一、社會與國家比個人更重要;二、國之本在家;三、國家和社會要尊重個人;四、和諧比衝突(指言論多元的社會)更能維持社會秩序。五、宗教與宗教之間不僅應和平共處,而且應互補;用李光耀的最概括的話來說,就是「社會第一,個人第二」(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六日《今日美國報》)[25]

政策作为编辑

  1. 治安政策:李光耀的自传认为日本统治时期是新加坡治安最好的时候,而他认为日本人维持治安的方法简单而有效——“不听话就打,开始时宪兵部整晚都是打人的声音,后来慢慢就没有了;但是,只要你听话日本人会尽力做好管理者应该做的事情”。新加坡政府的廉洁和高效是被广泛认可的,同时新加坡也是一个使用严刑峻法以及保留肉刑(包括鞭刑)的国家,可能与李光耀日治期间的经历体会有关。他也是善用各种手段的法家思想主义。
  2. 推崇英式精英主义:根据李光耀的自传,其祖父十分推崇英国人的精英主义观念,很小就让李光耀在英语授课的学校接受英式教育。但李光耀在规划国内工业发展方式时却对英式管理文化多有批评,认为英国式的管理人员高高在上不了解实际情况过分依赖直接下属;而对日本的管理大为欣赏:觉得管理人员应保持适当的谦卑、强调集体的协调和力量、鼓励工人学习和提升以及对企业提意见;将学习日本作为新加坡的工业化之路。但新加坡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精英文化,似乎他的糅合东西方文化的方法适合新加坡的情况。从李光耀为新加坡制定的政策上可以看出李光耀是个“务实的精英主义者”。
  3. 李光耀在其自传中提到,二战时新加坡沦陷期间他中止了原来的学业,转投日语翻译学校,毕业之后从事一些消息翻译工作。同时也投入到黑市买卖的活动中,其操作的方法是“赶紧把手上的香蕉票换成物品,以应付不断飞涨的物价”。在新加坡独立之初经济并不出色,而当年英军的撤离使新加坡损失30%以上的GDP,而传统优势的港口、中转地、贸易中心也有被马来西亚、印尼取代的危险。李光耀通过引进外资开设工厂、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开拓非洲市场等手段为新加坡的经济找到了发展的出路;其后又引入金融、石化、电子工业、重工等使新加坡的产业经历几次升级一直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似乎他小时候表现出来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对他的执政很有帮助。

外交政策编辑

与中國大陸方面的关系编辑

新加坡初獨立之時,李光耀曾對外說了這麼一段話。「我不是中國人,就如肯尼迪總統不是個愛爾蘭人。慢慢的,世人會知道,新加坡姓李、姓高、王、楊、林的人們,外表上是中國人,說著華文,然而卻與中國人不同。我們有中國人的血統,我們不否認這點;但重要的是,我們以新加坡的立場思考,關心新加坡的權益,而不是以中國人的立場,為中國人的權益著想。」

李光耀領導的新加坡政府在1970年代开始与中華人民共和國交往,双方都放弃了之前的敌对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曾指责李光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26])。1976年5月,李光耀應邀首次訪華,会晤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等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之後,他多次訪中國大陸,和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領導人會面。 李光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邓小平一直十分尊重,两人首次見面在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出訪新加坡,並獲李的高規格接待。兩人确实有许多共同点,例如在经济上皆力主市場經濟改革开放,皆留學歐洲,皆喜博覽群籍知識豐富,極具理想抱負遠見,施政手法精明務實,政治鬥爭經驗豐富,有戰爭經驗皆遇過生死關頭,自奉甚儉而正直廉潔,兩人都深具領導魅力等,因而李光耀與邓小平兩人被許多傳媒拿来比较。李曾公开为邓小平主持镇压六四学生运动辯護(虽然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新加坡也曾向香港居民发出过2,000張移民签证),并認為「此類舉措與人權問題無關,是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

1990年10月3日,新加坡共和國宣佈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關係,成為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最晚的亞洲國家之一。此前,李光耀曾多次表示,新加坡將會是東盟中最後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會員國。1990年10月16日,李光耀对中華人民共和國进行了中新建交后的第一次访问,这也是他对中国大陆的第5次访问,也是他总理任内最后一次访华。这次访问,李光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鹏进行了会谈,还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

1992年9月,新加坡国务资政李光耀赴江蘇考察,最后选择在苏州金鸡湖边的一片农田上启动并主導建設了了苏州工业园区的开发项目。2007年,在苏州工业园区成立15周年的大会上,李光耀表示,自己当初选址苏州是正确的[27]。同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訪問新加坡並與國務資政李光耀會談,兩人促成後來兩岸歷史性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28][29]

据统计,2013年之前《人民日报》曾经12次称李光耀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在更早的改革开放以前,曾经94次称李光耀为“傀儡”(“帝国主义者的傀儡”、“新加坡李光耀傀儡政权”、“拉赫曼—李光耀傀儡集团”等是最常见的搭配形式),是“老朋友”称呼的近8倍。[30]

2018年12月18日,在中國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李光耀獲頒「中國改革友誼獎章」。作为唯一获奖的東南亞國家政治人物,他獲中國官方評價為,「推動新加坡深度參與中国改革開放進程的政治家」[31]

與台灣方面的關係编辑

李光耀与中華民國方面的關係十分密切。1970年代,新加坡和台灣进行了包括军事在內的多项合作,李本人也多次访问臺灣,与時任總統蔣經國私交很好。1988年李登輝上臺後,雙李也交往甚密,1989年3月李登輝就任總統後首次訪問即是新加坡。後來基於對李光耀友誼,李登輝在「辜汪會談」地點讓原本不是第一選擇的新加坡脫穎而出。[32]2000年陳水扁民主進步黨政府上任後,李光耀曾两度访问臺北,但与陳水扁关系一般。其他臺灣政治人物方面,包括蘇貞昌謝長廷馬英九等,皆與李光耀有所來往,曾分別進行多次私人訪問。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轄下的國家檔案館和出版商共同發表華文叢書「新加坡選擇了李光耀」,內容取自國家檔案局日前出版的英文圖書「李光耀言論集」,並翻譯成中文。在「領袖篇東方」中,李光耀評價總統蔣經國「沉默冷靜、想法務實」,他認為蔣經國從不擺出思想家的模樣,但想法務實,社會知識豐富,善於識人,確保留在身邊都是可靠之士,隨時願坦誠提出己見,哪怕是逆耳忠言。蔣經國在開口前,必定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絕不信口開河。1973年李光耀首次訪台北,帶著女兒李瑋玲,李瑋玲能說流利華語,言談舉止也是個華人,因此讓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對李光耀夫婦和李瑋玲有不同的看法,從此確立了新台的獨特關係,此後到1990年,李光耀每年都會訪台1至2次。書中形容蔣經國與李光耀私交甚篤,蔣經國能理解李光耀講的英語,李光耀也能說華語,因此雙方無須通譯,就能建立友好關係。

李光耀來臺出訪溪頭蔣經國見其與鄉民閩南語相談甚歡,感到沮喪。在國民黨會議上,與黨政要員們說:「我們一直想要打進臺灣人的圈子裏邊,臺灣人不習慣、不認同,因為我們不親切。我們就是先天劣勢,連李光耀都能跟臺灣人通話,我們不能。」蔣經國還沮喪的對立法委員康寧祥說:「國外的元首訪問臺灣,竟然可直接與臺灣民眾交談,而我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不會講臺灣話,連李光耀與臺灣民眾說甚麼都聽不懂。」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說,有一年李光耀來訪,與蔣經國到溪頭,當時李光耀可用閩南語跟臺灣民眾直接溝通,讓蔣經國好羨慕,蔣經國自慚自己身為國家領導人,反而聽不懂臺灣民眾說甚麼,於是才開始學閩南語,到蔣後期,雖仍不太會講,但聽都已經聽得懂。[33][34][35]

李光耀觀察在李登輝出任總統的12年內,公開抒發了一直在臺灣潛伏著的分離主義情緒,但他認為李登輝低估了中國大陸領導人和人民實現統一的意願。書中提到,在李光耀看來,李登輝充滿自信、博學,因為臺灣遭受孤立而無法理解世界領袖為何不能像日本一樣同情臺灣處境,李登輝視日本的同情和支持對臺灣至為重要。不過,李光耀摸不透李登輝的立場。儘管如此,許多人喜歡比較李光耀與李登輝。兩人年齡相仿,高大身材臉型體型相仿,都喜運動與博覽群籍,都留學西方具名校高學歷,兩人中國祖籍地緊緊相鄰(雖然隔著省界分屬廣東省大埔縣,福建省永定縣),兩人都是客家血統,都是姓李,而且兩者原鄉祖籍村子地理位置非常接近,連兩人的性格脾氣與智力毅力都相似。但文化背景相差甚大,李光耀受英國文化薰陶深,李登輝受日本文化影響深,兩人思維與決策格局最後也出現差異。

李光耀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明支持中國統一立場,並在新加坡主催多次汪辜會談,以力促中國兩岸統一,解決這項滯留多年的歷史遺憾,其目的不是為了兩岸三地,而是中國的分裂將為亞洲的穩定帶來威脅,更大大的影響了新加坡的發展,是故當李登輝在1999年提出「兩國論」之後,新加坡對台態度出現明顯轉變,並明顯不再歡迎李登輝到訪新加坡,李光耀在晚年遊走各國進行演講時,更趨明顯的表達本身主張兩岸應該儘速統一的想法。一直到李光耀離世,其家眷亦謹遵其囑意,不對李登輝等獨派人士發放訃文。

李登輝在《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曾提及在1994年時,臺灣曾有構想由兩岸及新加坡合資成立船務公司,專門經營兩岸之間的海線運輸,並希望公司在新加坡註冊,以避免兩岸在主權上爭議。然而在9月李光耀訪問臺灣時,除了表達新加坡想當老闆外,更對李登輝鼓吹民族主義,認為美國人不可靠,臺灣不應該相信美國保護。對此李登輝僅表示臺灣最重要是民主化,前途應由人民決定。雙方呈現分歧,但並未破壞談話氣氛。[36]然而李光耀之後言論開始轉向,將新加坡生意做不成的原因完全怪罪臺灣,並指責李登輝。李登輝對此懷疑李光耀是受到與江泽民會面時受其影響。[37]陳水扁總統上臺後,一位美國共和黨重要人士在李光耀訪問前曾到臺灣私下會見李登輝、陳水扁,即向台灣當局暗示千萬不要找李光耀當中间人,該人士更直陳「與其找李光耀,還不如找韩国金大中」,表明美國對李光耀在亞太地區功能的觀點。[38]

卸任之後编辑

1990年,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担任内阁资政(Senior Minister),維持其在政坛的影響力,被指“垂帘听政[39]

1997年3月,李光耀在控告反对党领袖邓亮洪诽谤的文件中,指邻国马来西亚柔佛州治安差,惹来马来西亚朝野震怒,事后李光耀破天荒地为其失言道歉[40]

2004年9月,李光耀之子李显龙接任总理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指责新加坡政治中存在的裙带关系。李光耀威胁诉助法律,后该杂志刊登了公开的道歉信与赔偿。但是新加坡的反对党指《经济学人》因在新加坡设有地区总部,因此新加坡的法律对此有司法管辖权,才迫使《经济学人》道歉。

2006年9月15日,李光耀在公共政策学院主办的莱佛士论坛上,发表“马来西亚印尼政府有系统边缘化华人”相关言论,引起与邻国马来西亚与印尼的外交风波[4]

2011年新加坡大选,李光耀在拉票时说:“即使人民行动党输掉阿裕尼集选区,并非世界末日(意指行动党玩蛋),可是阿裕尼选民可要后悔5年,因为行动党只会照顾她所胜的选区。”。这一番“忏悔论”惹来在野党的攻击,而选民也不甘被李光耀“威胁”,纷纷出门万人空巷地聚集在反对党所举行的群众大会声援反对党候选人,这迫使时任总理李显龙公开向选民道歉,并说李光耀那一套有话直说的治理方式已不合时宜。李光耀的言论也间接导致行動黨在大選中,获得建国以来最低得票率,并首次在阿裕尼集选区败给反对党工人党(人民行动党在独立后首次在集选区失利)。李光耀與另一位前总理吴作栋之后發表聯合聲明,宣布不會出任新內閣任何職務[41]

疾病与逝世编辑

2015年2月5日,李光耀因重症肺炎被送至新加坡中央医院治疗,并启用呼吸机新加坡总理公署21日发表声明说,李被入住重症监护室进行治疗,当时病情处于稳定状态[42],在3月6日病情仍没有太大的变化[43]

3月17日,新加坡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李光耀的病情因感染出现恶化,医护人员对李光耀使用抗生素,并密切监控其病情[44]

3月23日凌晨3時18分(新加坡標準時間UTC+8),李光耀因重症肺炎医治无效逝世,享耆壽91歲[45][46]

3月29日下午14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化中心举行国葬

许多政治分析员相信李光耀的逝世,让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莫哈末成为东南亚最后的“老卫兵”[47]

争议编辑

李光耀是个极具争议且铁腕的独裁者,批评者认为他让新加坡没有新闻自由,在政治上也不民主,文化发展亦因政治需要而备受压抑,反对派长期受打压及迫害[48]

内安法令编辑

李光耀打击政敌毫不手软,对反对党和异议者也一向出手狠辣。李光耀采取了相当不民主的手段对付政治反对者,包括新加坡建国后早期的共产党人和后来的政治异议人士。为争取华人支持,李光耀最初与马来亚共产党合作,人民行动党的创始成员中就有当时的马共人士,包括深孚众望的左翼政治活动家林清祥。李光耀也曾担任左翼工会的法律顾问。但李光耀后来和林清祥等人反目成仇。李光耀利用《内部安全法令》(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法令》授予政府在必要时“不经审判”即得以“无限期拘禁”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采取不经正当程序和公开审判的方式,将数百共产党人抓捕入拘留营。林清祥被逮捕关押和放逐多年,他领导的社会主义阵线(曾是殖民时代新加坡群众基础最广泛团体之一,被认为是马共的外围组织)后来长期处于非法状态,其他左翼领袖(如谢太宝)甚至有被关押达30年之久的,此外也有大批人被他驱逐到国外,终身不许回新加坡。政界被长期扣留的还有林福寿(医生)、傅树楷(医生,陈嘉庚外孙)、曾福华等人。商界的有陈六使南洋大学主要创办人)被扣留和被撤消公民权。报人有李星可(指李光耀是个二毛子和数典忘祖的人)。马来报人有赛·扎哈利沙末依士迈等人。实际上,各界先后被扣留的人士数也数不清。[49] 但李光耀却认为,这些做法是必须的,因为共产党人组织能力太强且按正常程序审判效率太低。直到1987年,新加坡当局还发动“光譜行動”,以“反共产主义颠覆”为由,未经审判便逮捕、关押了16名左翼知识分子,而这起名噪一时的“5·21事件”,16名受害人究竟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普通的自由知识分子,至今也没定论。[50][51]

袋鼠法庭编辑

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李光耀和新加坡政府不太使用内安法,改为以诽谤起诉政治对手,使其需要赔偿金钱,数额一般总是大到对方赔不起的程度,迫使对方宣告破产,从而被剥夺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格。

1976年,新加坡律师惹耶勒南在竞选集会上称李光耀为李氏家族参与创办的李及李(Lee&Lee)律师楼谋取特殊利益,及“搞裙带关系,贪污受贿,不配当总理”,被李光耀起诉并被法庭判罚赔偿及支付律师费。

1987年,李光耀令内安局发动「光譜行動」,在未經審判的情况下,先後拘捕22人,包括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商人和海外畢業歸來的學生。他們被指控企圖推翻政府,在新加坡「建立馬克思主義的政權」。被捕人士否認指控,同時投訴被拘留期間遭到虐待和迫供。[13] 时任新加坡律师公会主席的萧添寿律师,因为是其中一些被捕者的辩护律师,当他去探访委托人时,也被以内安法一并逮捕。一度对李光耀政策略有薄评的新加坡律师公会,从此彻底对政府俯首贴耳。[52]

1994年10月7日,《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美籍教师克里斯托弗·林戈尔(Christopher Lingle)的文章对李光耀进行如下抨击:“本区域一些容不下异己的政权在压制歧见方面,展示了相当精巧的手段……其他比较含蓄:依靠唯命是从的法官替他们把反对党人物整到破产”。李光耀一股脑起诉了该报的主编、出版人和作者,法庭判《国际先驱论坛报》支付损害赔偿和诉讼费,而作者林戈尔则在传票发出后逃离新加坡。

1996年,拟参加1997年新加坡大选的邓亮洪在竞选活动中称李光耀在购买两间公寓时涉嫌贪污受贿。李光耀提出诉讼,邓亮洪潜逃出国,没有出庭答辩,法庭判李光耀胜诉。李光耀对此评论道:“没有执政党会扶植反对党执政,必须在反对党羽翼未丰的时候铲除掉他们。”[53][54]

在新加坡的法院上,李光耀每告必胜,每胜又必会得判足以让对方直接破产的巨额罚金,从此不得翻身。以著名的1997年李光耀等诉邓亮洪损害名誉案为例,可以发现,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毫无顾忌的动用整个国家机器来打击反对人士,而新加坡法院完全是他们的附庸,依其意旨行事。被告的反对人士会遭遇到连坐家属,查抄资产,无法聘请律师,甚至被彻底剥夺辩护权,这些早就应该消失于法制社会的恶劣手段。李光耀们连基本的门面功夫都懒得做,只要达到消灭反对派骨干,并杀一儆百的效果。[52]

对此外界形容,全球200多个国家,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像新加坡这样,控告媒体和反对派“诽谤”的次数这么多,而且全部都“胜诉”,并获得数十万美元的“赔偿”。有西方媒体以“袋鼠法庭”的称呼贬损之。“袋鼠法庭”在西方法律术语中,指所谓的“徒具形式、不合法律规章及正常规范”的法庭。[55]

要挟选民编辑

1991年,工人党提名的刘程强赢得后港选区的国会议席,后在1997、2001和2006年三次大选中连任。后港的选民也因此“付出代价”,自1990年代以来,后港地区存在组屋翻新滞后、公共交通规划不周等问题,工人党的支持者们认为,这是新加坡政府有意对后港选民进行“惩罚”。

2011年新加坡大选前,李光耀对阿裕尼集选区的选民讲:“如果你们投给反对党,你们这里就会变成贫民区。”结果引起该选区选民反感,最终工人党战胜人民行动党,赢得了阿裕尼集选区的国会席位。[56]

西方批评编辑

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政治实践遭到西方自由主义者严厉批评,严厉型法治也有诸多非议,但他从不在乎这些批评。[57]1976年,在英国工党荷兰工党的动议下,社会党国际以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偏离了民主社会主义多党政治言论自由原则为理由,将人民行动党开除。[58][59]

钳制媒体编辑

李光耀执政后,尤为强调政府对媒体的监管。在新加坡,新闻媒体只能享有“有节制的权力和有约束的自由”,禁止和严惩一切攻击执政党以及鼓吹西方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的言论报道,禁止不利于国家安全和有可能导致种族和宗教对立的言论报道。[60] 1971年,李光耀在赫尔辛基的国际报业大会上公开宣称:“一些人天真的以为新闻自由是神圣和绝对的。其实,新闻自由等于报社老板的自由。他有权聘请新闻从业人员,也有权开除他们。”1988年4月,李光耀在美国报章编辑协会演讲时声称:“将传媒视为第四权的理论,并不适合新加坡。我们不能让本地传媒扮演像美国传媒那样的角色:监察、对抗和质疑当权者”。[53]

李光耀深知控制媒体,封杀一切对其不利的报道,是维持自己和人民行动党不容挑战地位的必要条件,在其执政后,便利用一切手段打压所有媒体,最终组建了垄断新加坡所有媒体的报业控股集团,从此新加坡就只剩下了对李光耀的歌功颂德之声。甚至对于外国媒体,李光耀也绝不放过,任何敢于批评他或新加坡体制的外国媒体或个人,如果不公开道歉并赔偿大笔罚金,就会被马上赶出新国,甚至连母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也会连带受到牵连。这种强硬的手腕让包括《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亚洲周刊》、彭博新闻社等诸多顶级国际媒体,也都不得不向他屈服让步。中国著名的“空派”经济学家谢国忠,就曾因为一份对新加坡表示不以为然的内部电邮泄漏,便被新加坡施压赶出了就职的摩根士丹利公司。[52]

《华尔街日报》为此曾发表社论感慨说,“所有在新加坡发行的西方报刊,都受到新加坡政府的各种刁难。新加坡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并想成为该地区的金融中心,还期待成为中国印度两大国之间的服务之桥,但如此严格限制信息的自由流通,不利于实现这样的目标。”[55]

1997年,邓亮洪代表工人党参加静山集选区竞选。于是人民行动党利用其掌控的媒体资源对邓亮洪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当时新加坡报刊上的标题有:“李光耀资政:采用邓亮洪做法,我国将成波斯尼亚”、“吴总理:邓亮洪是危险人物,不应让他进入国会”、“邓亮洪在玩火”、“多位议员指邓亮洪言论极端”、“邓亮洪若当选议员将像(澳大利亚汉森掀起风波”、“吴总理指邓玩危险游戏,利用宗教课题鼓动情绪”、“别让邓亮洪破坏社会安宁”、“李资政:静山是关键战役,关系总理与两位副总理前途”、“吴总理:静山是总理对邓之战”、“吴总理:如果邓亮洪中选,我在国内外声誉将受打击”、“陈庆炎副总理;阻止邓亮洪进入国会,不是反对华族文化”、“偏激煽情者,应严厉对付”、“李资政:静山区集选区共有25个计票中心。哪个区最支持行动党,组屋将最优先获翻新”。[61]

优生政策编辑

1980年代初期,李光耀担心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加坡女性选择不婚,乃提出了为人诟病的“优生学”理论,李光耀认为人的聪明才智有80%与遗传有关,20%同教育和环境有关,文化程度高的妇女生的孩子智商高、素质好,而且家庭教育环境也比较优越,所以孩子的发展前途远大。相反,文化程度低的妇女生的孩子智商低、素质差,而且也没有良好的教育环境。于是,他决定给予奖励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结婚生子,而教育程度偏低的女性若选择少生,则可获得现金“奖励”,李光耀的这一理论受到了国人尤其是职业妇女的强烈反对,被视为对女性的侮辱。[60] 李光耀坚持认为优秀女性应多生孩子、优秀男性应选择优秀女性。李光耀曾想将他的这一想法转变为国策,但新加坡国內一些人指责李光耀是个不折不扣的精英主义者。这项政治宣传终因国内过大的反对声音而作罢,李光耀本人却依然坚持其立场正确,并在其自传中引用剑桥大学教授的研究为佐证來支持自己的看法。[57]

严刑峻法编辑

受二战时驻新加坡日军的治安政策影响,李光耀推崇严刑峻法重刑重罚的法制理念。对于造成较大危害、判刑又不足以惩戒的罪犯适用鞭刑新加坡鞭刑承袭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1966年前,新加坡鞭刑仅限于刑法中造成人民身心重大伤害的罪嫌,包括:重伤害抢劫强暴猥亵等罪,然而,李光耀在1966年公布《破坏法》,以维护市容为目的来重罚处罚涂鸦及破坏公私财产的行为,将鞭刑范围进一步扩大,作为维持社会治安的工具。这种严厉的处罚为世界各国所罕见,也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1993年的美国少年鞭刑事件曾轰动国际社会一时。[62] 许多国际人权组织强烈批评、反对新加坡的司法鞭刑。国际特赦组织形容新加坡鞭刑“残忍,不人道,有辱人格”。有些人认为新加坡鞭刑违反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但是新加坡不在此公约的签署国当中。[60]

裙带政治编辑

李光耀的裙带政治也广受诟病,与李光耀相关的少数人占有着新加坡的大多数权力,李氏家族对新加坡的影响力非常大。李光耀的子女在新加坡皆身居要职,掌握了本国的政经大权,新加坡可谓是李氏的“家天下”。李光耀儿子李显龙在2004年8月接替吴作栋就任新加坡总理至今,被外界批为“隔代世袭”。[3] 李显龙妻子何晶任政府控股的淡马锡控股执行董事兼总裁,李显龙的弟弟李显扬则经营新加坡电信[63][1]

双语政策争议编辑

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中华总商会拜访李光耀并要求他将华语列为新加坡的国语。李光耀认为如果将华语列为国语将会导致交易不便而导致外邦不愿与新加坡进行交易合作,并且拒绝接受中华总商会的要求。李光耀指出自从执行南洋大学合并之后,他经常被马来西亚受华语教育人士的批评摧毁华文教育。[64]

1965年独立后,李光耀用“新加坡被几亿敌对的马来人包围”恐吓华裔(但他自己卻引進大量印度及馬來人勞工來降低新加坡華人人口比例),用“人民行动党之外的反对派都是大汉族主义者”恐吓马来裔、印裔,用穆斯林恐吓基督徒佛教徒多神论无神论者,用基督徒压制多神论者、无神论者、穆斯林,用英校生取代並领导华校生和持方言者,用持方言者牵制英校生……连始终忠实追随他,帮助他赢得和巩固了政权的人民行动党大批元老,如王永元杜进才王邦文惹耶耶南丹那巴南……也或因为并非出身英校生的小圈子,或是对他不够俯首贴耳,也先后都被边缘化,直至强迫退职。[52]

自独立的那一天起,新加坡当局就不断试图拿南洋大学开刀。当华人激烈反弹,政府不得不妥协后,李光耀就在70年代初打出“双语文化”旗号,在全新加坡强制以英语作为中小学第一教学语言,从而使新加坡华裔的母语能力直线下降。最终让南洋大学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得不在1980年关闭,被并入用英语教学的新加坡国立大学[65]

李光耀逝世后,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发布文告称,李光耀政府关闭南洋大学,压制华文教育仍是不可原谅的,并指新加坡凭着其优良的地理位置,勤劳人民的劳动及工商界的贡献而取得的成绩,将这一切荣耀归功于李光耀是不恰当的。文告还声明:“历史上有如下不可磨灭的记载,首先是无理漠视民族权益而关闭由马新两地人民共建的南洋大学,其次是压制华文教育,导致华文中、小学式微,瘫痪华文教育体系和文化的根基,令一个占有新加坡人口百分之七十五的华裔人群失去母语教育权利。”文告也指,在基本人权方面,李光耀领导的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褫夺了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因政见不同而囚禁我们的同学谢太宝长达二十余年;此外,我们的同学因其政策而被令停学、开除、逮捕,驱逐出境多达数百人,是世界高等学府受摧残之最。”另一方面,文告说,李光耀的语文政策将英文提到最高地位,压制母语教育,使得新加坡人民的精神文明处于无根状态,历史已有证明。[66]

诽谤马来西亚柔佛治安风波编辑

1997年1月,时任反对党领袖邓亮洪遭李光耀、时任总理吴作栋等11人控告诽谤,被要求赔偿名誉损失,邓亮洪连夜渡过新柔长堤去到马来西亚柔佛州。后李光耀起诉邓亮洪时,在宣誓书中指柔佛是一个以枪击、拦途抢钱劫车著称的州属。宣誓书于同年3月曝光后,随即在马来西亚引起公愤,马来西亚各大小领袖、各族人民、各类团体及政党都纷纷抗议,要李光耀收回污蔑性言论并且向马来西亚道歉。时任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阿都拉·巴达威也召见新加坡驻马最高专员,表达马来西亚人的不满[67]

3月12日,李光耀通过其新闻秘书发出一份文告说:“李光耀已就他冒犯柔佛州的谈话,毫无保留地向马来西亚政府和人民公开道歉”。文告中也说李光耀久未到柔佛,因此不甚了解该州[67]

时任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莫哈末接受这项道歉,但他说,所谓“不甚了解柔佛”,只是个“借口”[67]

马来西亚与印尼华人边缘论编辑

2006年9月15日,李光耀在公共政策学院主办的莱佛士论坛上,发表「马来西亚印尼政府有系统边缘化华人」相关言论[68][69],引起与邻国马来西亚与印尼的外交风波[70]。李光耀在论坛上提到新加坡同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关系时,指印尼前总统优素福·哈比比曾形容新加坡像绿色海洋所包围的「小红点」,而小红点就是迫使新加坡,像印尼国内的华人一样,对他言听计从。接着形容马来西亚华人被有系统地边缘化,激起马印两国政府强烈反响。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的政治人物纷纷对此表示不满,并要求新加坡对李光耀的言论作出解释和道歉[71][72][73][74]。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莫哈末批评李光耀傲慢及不尊重邻国,并反击说马来西亚也可以质疑新加坡把当地马来人边缘化。印尼前总统哈比比指形容「小红点」是激励印尼青年向新加坡学习,但原意被歪曲了[71]

9月30日,李光耀为其发表的言论向马来西亚首相阿都拉·巴达威道歉[4][75],但不收回言论[76]

10月3日,阿都拉·巴达威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明,无法接受李光耀在回函中以新加坡需要强势政府与马印周旋,作为他发表边缘化言论的前提,他也重申,李光耀没有必要发表上述言论,因为有关言论可能导致马来西亚的种族关系出现紧张局面[77]。10月14日,阿都拉·巴达威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亚洲名人聊天室》(Talk Asia)节目主持安琪莉劳伍(Anjali Rao)的访问时再次驳斥李光耀的这番言论,并指这是没有根据的指责:“是的,它(李光耀的指责)毫无根据。这是一个引起许多人民不高兴的议题。”“为什么?因为某些人认为他的言论干涉马来西亚内政。”“马来西亚华裔的生活很好。他们甚至比土著和马来人更成功”[78]

一些政治评论员认为,李光耀根本就没有就其言论道歉。马来西亚战略研究机构首席分析员黄永安表示,李光耀的信中虽向阿都拉·巴达威表示抱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收回之前引起轩然大波的边缘论。隆雪华堂执行长陈亚才也深有同感地表示,李光耀并没有承认他的言论有错,他只是因为其言论引起马来西亚首相情绪上的波动而表示歉意[79]

批评伊斯兰教编辑

2011年2月,李光耀的新书《严峻的现实》(Hard Truths)中,对拥有50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新加坡的族群多元性作了一番论述。他指出:“我们的发展一直不错,直到伊斯兰浪潮的到来。”。李光耀的观点是,与穆斯林相比,其他的族群社区融入社会都更加容易:“今天,我们可以融合所有的宗教和民族,但伊斯兰教除外。”。他还补充说:“在社会上,穆斯林并不会引起什么问题,但他们与其他人不同,并且封闭在自己的圈子里。”[80]

这样的表述在穆斯林中激起了愤怒,在网络论坛上一位评论者表示:“你和你的家人拜哪个神,就像你吃什么喝什么一样是个人的事,我们穆斯林并不在意别人的宗教生活。”并告诫李光耀“管好自己的事”[80]

新加坡穆斯林专业人士协会(Association of Muslim Professionals)对李光耀的言论深表遗憾,因为它“伤害了穆斯林社区,并具有分裂社会的潜在危险”。该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像其他新加坡人一样,我们崇尚宗教信仰的多元性”,并指出:“一个好的穆斯林意味着同时要作一个好的新加坡公民,这是义不容辞的。”[80]

評價编辑

李光耀是个极具争议的領導人,支持者赞赏他领导的政府廉明和高效率,反对者则指责新加坡没有新闻自由,在政治上也不民主,文化發展亦因政治需要而備受壓抑,反對派長期受打壓及迫害。李光耀掌权以来,引用殖民地时期制定的《内部安全法令》囚禁约2600名异己。前国会议员谢太宝甚至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新加坡当局监禁与软禁长达32年(监禁23年,软禁9年)之久。

中国评价编辑

2018年12月18日,在中國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李光耀獲頒「中國改革友誼獎章」。作为唯一获奖的東南亞國家政治人物,他獲中國官方評價為,「推動新加坡深度參與中国改革開放進程的政治家」[81]

马哈迪评論编辑

2015年李光耀逝世后,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莫哈末在其部落格发表了主题为“光耀与我”的文章,他对李光耀的逝世表示悲伤及哀悼,他说他经常跟这位新加坡老将交锋,但对这新生的国家茁壮成长上提供了不分仇敌的意见,他还写随着李光耀的逝世,东盟在没有李光耀及印尼第二任总统苏哈托下失去了强势领导[5][82]

2016年4月,在李光耀逝世一周年里,马哈迪向媒体表示新加坡人必需珍惜李光耀的付出与牺牲,指他是新加坡今日成功的重要关键。马哈迪表示李光耀有责任把新加坡转变成拥有世界级港口和航空枢纽的金融中心 。他说人们全部需要记住这些成就,还有表示李光耀的立场与马来西亚的立场不一样[83][84]

李登輝批评编辑

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曾評價:「李光耀的經歷,大家恐怕不清楚,在日本占領新加坡時,他替日本人做事,連俘虜的收容所的差事都做過。他的思想很『妙』,個人成分較強,例如他希望他兒子來接他,我從來都沒有這樣的觀念,我也最討厭這種想法。為什麼自己做總統,兒子就要做總統?這樣不是太好。」[85]在提及李光耀的「亞洲價值」,李登輝表示:「亞洲確實有價值,但這個價值應該放在人的上面,其中沒有白人、黃人、黑人的區別,只要是人,都需要自由與民主。中國人受到封建的影響,容易用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來push(推动)一個觀念,李光耀的亞洲價值多少與此有關。他叫了很多中國人、儒教專家到新加坡製作教科書,在我看那是害死孩子。走出了新加坡,他的亞洲價值被接受的程度不高;在亞洲其他的地區,人民的要求不是這樣的。」[86]。李登輝認為,「李光耀如果當初是生在臺灣,一定不會這樣。」[87]

註釋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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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编辑

引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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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编辑

書籍

参见编辑

新加坡政府职务
新頭銜 新加坡共和国總理
1959年-1990年
繼任者:
吴作栋
前任者:
信那谈比·拉惹勒南
新加坡內閣資政
1990年-2004年
新頭銜 新加坡內閣資政
2004年-2011年
頭銜廢止
前任者:
韩瑞生
新加坡财政部部长
1983年
繼任者:
陈庆炎
人民行动党职务
新政黨 人民行动党秘書長
1954年-1990年
繼任者:
吴作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