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

清乾隆年间成书
(重定向自欽定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簡稱《四庫》,全稱《欽定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叢書,由乾隆帝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開始編修,至乾隆四十六年(1783年)编成第一套,历时11年。[1]:25-37整书一共收书3,503种、79,337卷,约9.97亿字[2]。《四庫全書》當中之書籍以傳統的四部分類法分類,包括「經」、「史」、「子」、「集」四部;每部之下又另以「屬」作分類,整書一共有44類、66屬。封面按其所屬的部使用了不同的顏色:經部為葵綠色、史部為紅色、子部為藍色、集部為灰色。《四庫全書》每頁16行21字,用楷书

四庫全書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Four Sections (Siku Quanshu) WDL3020.jpg
《欽定四庫全書》,《毛詩講義》第21卷封面,中國國家圖書館
作者多位作家
类型文庫集, 文學作品[*], 纲要[*]
语言文言文
發行信息
編輯紀昀陸錫熊孫士毅
出版時間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
页数2,300,000±100,000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乾隆帝多次詔令各省督撫學政收集書籍,翌年建立了四庫全書館以編寫《四庫全書》。四庫館以皇六子永瑢等人為總裁,總理其事;其下有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孫士毅三人實際主編《四庫全書》,下設纂修、總校、分校、總目協勘、督促、收掌、監造、繕寫等職位,動員近四千人。[2]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編纂者將書籍分為「應刊」、「應抄」、「應存」三類:「應刊」印刷流傳,即《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應抄」收入《四庫全書》,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著錄」者;「應存」者收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只存其目」(存目),為其編寫提要但不收錄,「存目」者有6,793種、93,551卷。[2]另外,「抵觸本朝」之書一概「禁燬」,約有3,100種。據統計,在禁書過程中,文字獄發生四十餘起[3]:80-84

《四庫全書》一共制作了七套副本,並存放於七間藏書閣中,即四库七阁。第一部存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淵閣,第二部存于奉天故宫(今瀋陽文溯閣,第三部存于北京郊區圓明園文源閣,第四部存于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合稱“内廷四閣”(或稱“北四閣”)[4]:122。後又以江浙地區為人文淵藪,文風鼎盛,再鈔有三部,分別存在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文匯閣杭州西湖行宫孤山聖因寺文瀾閣,即“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各藏抄本一部,「為便於士子入院鈔閱」[4]:122。《四庫全書》各本之中有四套因太平天國之亂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受到損壞;故宮所藏的文淵閣藏本在1949年被帶到臺灣,現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另外兩套現藏於蘭州甘肃省图书馆和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杭州浙江省圖書館現藏四分之一的原本,以及後來補抄的版本。[2]

學者對於《四庫全書》的評價較為兩極。一方面,《四庫》禁毀書籍甚多,甚至有不留原文而直接修改內容的情况,被視為一大書厄;另一方面,以《永乐大典》為中心展開的輯佚工作保存了不少已佚的文獻,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開創了中國目錄學,有相當的文化意義。

徵收書籍编辑

收集書籍编辑

於乾隆六年(1741年)以及十五年(1750年),乾隆帝就兩次下詔,希望搜羅書籍。但是當時的效果不佳,官員並未認真執行。[5]:4-5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1772年2月7日),乾隆帝正式頒詔求書,詔文目的是為了「副在石渠,用儲乙覽」(在皇家圖書館收藏副本,以供皇帝閱覽),以得「稽古右文」(考察古代,弘揚文化)之名。在諭旨中他明確規定了搜集範圍,認為應該要先檢收「闡明性學治法,關係世道人心」的書籍,其次是「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的書籍,再次是歷代名文的詩文專集,而對於族譜、尺牘等則不作收錄。在諭旨中他又定了具體的收錄方式,並要求各省督撫「先將各書敘列目錄」,注明作者,要旨以供檢核。[3]:23-24

此諭旨並沒有得到各省督撫重視。貴州巡撫奏報,指該省「鮮有撰述,歿邀聖明采擇」,其他省份則「未見一人將書錄奏」。乾隆帝見此,於三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再次下令,令督撫們「恪遵前旨,飭催所屬,速行設法訪求」。在十一月至次年二月底,各省才先後回報查訪情況,但是效果都不佳,如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都無書可采,奉天、直隸、湖北所得也只得數部,所得書籍最多的浙江省也不過116種,而且大多也是「近人解經論詩文私集」,收集工程不見成效。[3]:24-25

有見於此,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再之下詔訪求圖書,當中見上次地方官大多觀望不前,這次特意說明他「豈有下詔訪求書籍,顧於書中尋摘瑕疪,罪及藏書之人乎」,說明他收集書籍不會怪罪於藏書者。此外,他又再次強調官府徵集書籍保證歸還,並擴大收集書籍範圍,以及說明收集書籍限期,並予之半年期限。次日,他又專諭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薩載、以及浙江巡撫三寶,指「其所隸州群藏書什倍於別省」,並點名訪求,特意責成他們收集藏書。[3]:26-27

在此半年期間,各省官員和朝廷使用了不少方法以收集書籍。在搜求方面,當地的官員會按當地的郡邑志乘所記述的書籍訪購,又或者利用當時的書商以收買書籍。私人藏書家所收藏的書籍甚多,是徵求書籍的重要對象。為了鼓勵他們進書,朝廷設立了以下辦法:

  • 進書凡超過五百以上者,賞賜內府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如浙江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等因為進書超過五百而各得一部《古今圖書集成》;
  • 超過一百者,賞賜《佩文韻府》一部,如周厚堉蔣曾瑩、紀昀等因為進書過百而得《佩文韻府》一部;
  • 進書較多者,其上進書籍會得到乾隆帝的題詠,並令書館先行抄錄副本發回。據統計,得到題詠的書籍多達百餘種;
  • 私人進書達到過百種以上的,其姓名會記錄於各書提要之末,各省採進書籍在百種以上的,則將該省督撫的名稱記載在提要之末。

是次收集書籍得到了良好的成果。進書最多的是江蘇,達4,808部;其次是浙江,達4,600部。進書最少的是雲南和奉天,只有四部。貴州、廣西無書可采。合計一共得書籍13,501種(含272重本)。[3]:25-36

寓禁於徵编辑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乾隆發佈了禁書的諭令,當中指「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希望「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詆觸本朝之書籍),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是次禁書詔令下發之後,沒有得到各省督撫的重視,至十一月為止,只有兩廣總督李侍堯奏稱屈大均著作數種,其他省份都無書上奏。乾隆帝見此,於三十九年十一月連發兩諭,「今李侍堯等既從粵省查出屈大均詩文,不應江浙等省轉無明末國初存留觸礙書籍」,再次責成各省認真辦理。是諭下發之後,各方官員才開始留心收集禁書。[3]:40-45

內容方面,吳晢夫指出,乾隆帝主要禁止的是包括「華夷之辨」的文字、詆毀清人的文字、涉及明清史事的文字等三類[6]:217-240。此外,還包括一些清初三藩之亂的書籍、兵法、不尊重儒家思想的書籍、明末閹黨的書籍、迷信書籍。部份文人因為害怕文字獄而對自己的書籍作「挖空」、「塗墨」希望避禍,而這些書籍同樣被禁燬。另外,《查辦違礙書籍條款》亦指明,書籍內容涉及「錢謙益呂留良金堡、屈大均等,除了伊等自著書籍應燬除外,若各書內有載入其議論者,將書內所引各條,簽明抽燬」,只留其書。[6]:240-250

書籍類型方面,禁書以明季末造的的野史筆記為主。此外也包括了明代歷朝的碑刻、語有違礙的劇本話本、地方志、天文占卜書籍。[3]:45-52在查繳禁書的同時,乾隆帝連自己祖父康熙帝御批的《通鑒綱目續編》都沒有放過,認為他書後所附周禮原所撰的《發明》、張時泰原撰的《廣義》各條中於「於遼、金、元三朝時事多有議論偏謬及肆行詆毀者」,認為「《通鑒》一書關係前代治亂興衰之迹,至《綱目》祖述麟經,筆削惟嚴,為萬世公道所在糊不可偏私」,下令查繳各省的《綱目》作刪改。[3]:68-69

查繳方法方面,乾隆帝初時只是要求各省督撫派員至藏書家中令他們自行交出。但至中後期禁書活動大規模展開後,在乾隆三令五申之下,各省督撫為了澈查書籍使用了各種辦法,包括宣告諭令、檢查各藏書家的書藏、設立禁書目錄等等。四庫館定立了《查辦違礙書籍條款》,以供地方官員排查書籍。搜得書籍之後,都需要「將原書封固進呈」,「交軍機處奏聞銷毀」,不得在地方自行銷毀,以免地方人員認為「新奇可喜,妄行偷看,甚或私自抄存」。[3]:59-68據黃愛平所估計,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五十八年(1793年)間,禁毀書籍大約有3100多種,15萬1千多部,書板銷毀達8萬塊,當中還不包括文人百姓自行毀掉的書籍。[3]:77-78

即使部份書籍認為有收錄的價值,在編纂的時候也會被抽毀、改易、重編。如顧炎武所著的《日知錄》,雖然《總目》中認為其「學有本原,博贍而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証佐,而後筆之於書」,認可其編寫態度嚴謹,但是因為當中的部分條目包括了民族意識,和南明史事,因此被當中部份的內容被整條掣出,如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卷二十八「胡服」、「左衽」等等。改易方面,陳垣指出四庫館臣在輯校時有十忌:忌虜、忌戎、忌胡、忌夷狄等等,並指館臣會對這些字眼會作出修改。重編方面,乾隆帝認為一些書籍雖然有所違礙,會要求對之重編以作使用,明末諸人文集的奏疏最初雖被認為是「字句狂謬,詞語刺譏」,理應查禁。但後來乾隆帝認為這些奏疏可見明末「主暗政昏,太阿倒置,閹人竊柄,權倖滿朝」等的問題,繼而「曉然於明之所以亡與本朝之所以興」,故此乾隆帝命人刪減當中的抵觸字句,並編錄成《明季奏疏》一書。[3]:130-138

學者對於乾隆帝禁毀,纂改書籍的行為多有批評,但也有學者認為其影響沒想像中大。魯迅認為《四庫全書》「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並認為「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7]周錫侯認為,「乾隆之為此(修纂四庫全書)也,帶有狎弄士子,查辨禁書之陰謀,貽害典籍之烈,至足驚人! 中國書厄,自秦火之後,大厄凡十有一,而乾隆時禁燬的一厄,較以前各項更為慘烈」。[8]相反,《劍橋中國史》認為,乾隆帝針對南明材料的禁書政策對「清初以來幸存的作品的影響微不足道」,指書籍不太可能因不一的禁令而在數年之間消失,反而「大大地刺激了學者对各种旧书的兴趣」。[9]江慶柏指出,雖然四庫館臣雖會對於當中字句作改寫,但改動未必被嚴格執行。如張孝祥《六州歌头》中「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在雖在張孝祥的個人文集《于湖詞》中被改動為「洙泗上,弦歌地,亦凋零」,但在其他詞集、詞選、詞話等卻沒有改動此詞,保留「亦膻腥」的原貌。[10]:11-12

纂修编辑

四庫開館编辑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安徽學政朱筠上《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摺子》,提出了四項搜索遺書的事項,包括:

  • 舊本舊鈔,尤當急搜也:他指出漢唐時期的遺書已經稀少,而宋遼金元時期的抄本則甚多,藏於私人家中,他認為官府可以搜集這類書籍並抄出副本保存。
  • 中秘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餘也:他認為應該公佈內廷現有的藏書目錄,使地方官只以搜集內廷未有的書籍。此外,可以利用《永樂大典》作輯佚。
  • 著錄、校讎,當並重也:他認為應該參考劉向劉歆七略》等的做法,為書籍內容編寫提要,放於該書卷首,作為說明。
  • 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也:他認為金石碑刻上的文字和圖像可以補齊文獻材料上的不足,應該留心搜集。[11]

為此,軍機大臣劉統勳奉旨研辨,得到清高宗的同意,「令將永樂大典內,原載舊本,酌錄付刊,仍將內府所儲,外省所採,以及武英殿官刻諸書,一并彙齊,繕寫編成四庫,垂示無窮」。劉氏按指示研究方針,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十一日提出了具體輯佚《永樂大典》的方式,得乾隆帝批准,并命名為「四庫全書」。四庫館於同月開館。[3]:19-21

張昇《四庫全書館研究》中將四庫全書館的結構表述如下[1]:43

四庫館
翰林院四庫館武英殿四庫館
總辦處提調處校辦處總目處收掌處薈要處聚珍處(館)
校刊翰林處
武英殿監造處武英殿收掌處繕書處
提調處復校處分校處黃簽考証處督催處收掌處

四庫全書館的最高職務是總裁、副總裁,大多由皇室郡王、大學士以及六部尚書、侍郎兼任,主要是負責領導和監督四庫館的工作,他們在總辦處工作。其下則分為纂修,繕書、監造三大處。纂修處負責校理、勘定全部書籍。纂修官也大多兼任分校,對繕寫處的書籍作校閱。[3]:46 在此之上尚有總纂官和總校官,總纂官負責實際主編的工作,總纂官陸費墀則負責整體的校閱工作[1]

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參與了《四庫全書》編修的主要人員包括有360人。據郭伯恭、黃愛平、張昇等考證,《總目》所收的編纂人員有不少的缺漏。而據張昇的不完全統計,前後在館的館臣有達476人。[1]:122-132

書籍來源编辑

編纂《四庫全書》所用的書籍可以分為六個途徑,包括有各省采進本、私人進獻本、敕撰本、內府本、《永樂大典》本。[5]:77-82[10]:145-146

進呈書籍是《四庫全書》最主要的來源,當中可分作三類:各省采進本,各省在當地購買或借抄的書籍;私人進獻本,藏書家主動或者奉旨送館的書籍;通行本,當時最為流行的版本。[5]:77-82這些書籍在收集之後會先由纂修官作清理甄別,然後由纂修官作進一步的校閱,經版本鑒別、辨偽、考證工作之後,會選擇當中較好的版本作底本,編寫提要,考訂文字得失等工作,然後再「詳細校正」,「將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詳悉考證,詮疏崖略,列寫簡端」,最後決定是應刊、應抄、應存。書籍和提要會上交給總纂官作審閱,一般還會交給總裁官作審閱,他們會對於提要和書籍的存留再給予意見。乾隆帝也會給審閱進呈的書籍,當中包括兩種情況,一是由乾隆帝為了獎勵獻書之人,為其書籍作題詩,這類書籍經乾隆帝御覽,決定擬抄、刊後,將會由纂修校辦,總纂、總裁審閱後,由武英殿錄副,再交還書主;二是纂修官校辦過的書籍在抄成前上呈給乾隆審閱,其給予意見後再發還。[1]:65-69

內府書籍(宮中收藏以供皇帝閱讀的藏書)和奉敕編撰書籍方面,《四庫全書》開館之後,這些書籍被送至翰林院西齋房作集中處理。當中,一些「舊刻顯然訛誤,應行隨行改正」的官刻舊本以及一些不夠完善的敕撰書籍會送至校閱(流程大致如進呈書籍),其他書籍則在編成提要後則大多都直接送到武英殿繕寫。另外,在編寫《四庫全書》的時候,乾隆帝亦有命令編寫一些書籍,這些書籍在編成完成後才會補入《四庫全書》中。[3]:123-124[1]:65-69

《永樂大典》本编辑

當時《永樂大典》藏於翰林院的典籍庫中,經朱筠的提議之後,開始了輯佚的工作。纂修官會先簽出《永樂大典》中的佚文,將會將可以輯出的書目粘貼標識,然後由繕寫官抄出當中的散片。因為《永樂大典》不便移出移入,因此繕寫的工作都在翰林院裡進行。其後會將繕寫的散本粘連成稿本,然後將由纂修官校對、補輯佚文,再繕抄出修改稿,由原纂修校對之後,再由總纂、總裁校正為正本。和進呈以及內府書籍不同,《大典》本是由總纂官和總裁官決定應刊、應抄、應存。此外,提要是決定應刊、應抄、應存再編寫提要。[1]:69-84

學者雖然認可四庫館臣在輯佚史上的意義,但也批評他們的輯佚工作尚未完善。梁啟超指:「吾輩尤有一事當感謝清儒者,曰輯佚.......乾隆中修《四庫全書》,其書之採自《永樂大典》者以百計,實開輯佚之先聲」。[12]孫楷第批評,於《大典》本中,只有少數書籍會以《永樂大典》以外書籍以校勘、輯佚之外,其他都因個人散便,只是按章辦公,沒有按照其他書籍補充,引致佚文並不全面,「以《大典》所載為足,實自欺欺人」[6]:293-294。史廣超批評,四庫輯本出現沒有注明出處,出現漏輯,誤以為他書為本書佚文,編排不當四項問題。[13]:157-181

收錄標准编辑

《四庫全書》的收錄標准有以下數點:

  • 收集「闡明性理,潛心正學」的書籍:清高宗認為「予蒐羅四庫之書,非徒博右文之名,蓋如張子(張載)所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應該繼承先賢的傳統。[6]:124
  • 不重視佛、道兩教,以及詞曲之類的書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凡例》中認為「釋道外教,詞曲末枝,咸登簡牘,不廢蒐羅」,認為只要收錄當中「可資考證者」收錄即可。[6]:124-125
  • 考慮作者的人品,認為「凡不軌於正者,悉從刪汰」:紀昀指「明之宋濂、高啟、李東陽......李攀龍等,均以正派相承,為一代冠冕,悉宜並存」,盡可能收錄一些正道之人的作品。[6]:125
  • 重視收錄朝廷敕撰的書籍:清高宗編寫《四庫》的目的除了「稽古右文」之外,還重視推廣政教的作用,因此在編寫《四庫》同時也編寫了一些書籍,亦收集了前代的敕撰書籍。[6]:126-131
  • 編纂人員將自己家族的作品收於《四庫全書》中:有部份官員在朝廷向全國徵集圖書的時候,將自己家族的書籍上呈。如河間獻縣紀氏家族(紀昀的家族)在《總目》中有四人七種,是一個家族中最多的,有可能受紀昀的影響。[10]:167-168 -
  • 收錄方式以「貴古殘今」作為標准,重視收錄宋元以前的人的作品,而較少收錄明清時代的作品。四庫總裁于敏中指:「舊書去取,寬於元以前,嚴於明以後」。而編纂時尚在世人物著作則不予收錄(皇帝御撰作品和敕撰書籍外)。[6]:298-299

學者對於《四庫全書》選書的態度多有批評。郭伯恭認為,《四庫全書》所選的書籍偏而不全,指《四庫全書》重視程朱之學,加上收書上「貴古殘今」,因此寧可收集「元明以降程朱(程頤朱熹)一派的無聊著述」,也不願意收錄陸王(陸九淵王守仁)一派和其他非程朱一派的書籍。[5]:226-228吳哲夫指《四庫全書》中充滿了尊經祟儒的衛道觀念,只考慮延續思想聖賢的思想,指《四庫全書》的選書態度未夠公允。[6]:296-300楊晉龍認為,《四庫全書》忽視了民間的通俗文獻,如小說、戲曲、善書等都不作收錄,而宗教如佛藏、回教和其他宗教的資料也未能收錄。[14]:221-222

首次校勘编辑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南三閣的三部四庫全書即將完成。乾隆帝抽閱進呈的書籍,發現在李清所撰的《諸史同異錄》中,有稱清世祖「與明崇禎四十子相同,妄誕不經,閱之殊堪駭異」的語句。乾隆帝命令其書應該全部撤出《四庫全書》(包括《南北史合注》、《南唐書合訂》、《歷代不知姓名錄》)。軍機大臣商討之下,決定以其他書籍或者是餘紙取代撤出的空缺。同年五月,乾隆五十二年五月,清高宗駐蹕熱河。他閱讀文津閣《四庫全書》的時候,發現當中的訛謬甚多,再加上以前在南三閣的《四庫》中都發現有「妄誕不經」之處,於是便下令復校內廷四閣的《四庫全書》。[3]:193-195[6]:173-175

文淵、文源兩閣方面,乾隆帝則命令當時在京的官員都要參與協助復校的事宜。尚書、侍郎要每人每日各看一匣;六阿哥永瑢、八阿哥永璇及工作不多的尚書、侍郎則各看兩匣。文淵閣由六阿哥、阿貴所負責;文源閣由伊齡阿巴寧阿所負責。由五月底開始,至七月底校畢,歷時兩個月,當中發現了很多錯處,「各書繕寫草率,訛錯換篇亦頗不少」。清高宗見此大為震怒,指總纂官紀昀、陸錫熊「所辦書籍竟如此舛錯」,令他們賠償文津、文源、文津三閣裝訂挖改的工價,並且帶人去校勘文津、文溯兩閣的書籍,並處罰了相關謄寫、分校人員,達二千人以上。[3]:200-203[6]:177-178

文津閣的書籍,則最初由乾隆隨行的阮文淵阿肅等人負責,但因為受乾隆帝停留在避暑山莊的時間限制,完成了三分之一後便中止。五十二年(1787年)六月初,文津閣的《四庫》發現「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內有引用錢謙益、李清諸說未曾刪除」,並令紀昀自行賠寫。十月初,紀昀奉旨帶領受罰的人員往熱河文津閣看書,至次年正月二十六日完成,發現抄寫錯誤,字句偏謬計六十一部,檢出七部書籍應毀,一部書重複抄寫。[3]:203-208

陸錫熊則負責校勘盛京文溯閣的《四庫全書》。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三月,陸錫熊任滿回京,隨即率人至盛京校勘書籍,至七月十二日完成。四個月間,他們一共查出謄寫錯落、字句偏謬的書籍計六十三部,又發現甚至有脫寫全卷的。乾隆帝見此情況,相當不滿意,令抄寫、校閱文溯閣《四庫全書》有錯漏的去校勘《四庫全書薈要》和繕寫《八旗通志》,並對「总校王燕绪吴绍洁,分校李斯咏,除罚校书外,仍交部从重议处,以示惩儆」。[3]:208-210[5]:53-64

南三閣方面,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七月,一些大臣考慮到江南三閣的《四庫全書》「校對僅生監二十餘人,又止校過一次,尤易草率從事」,提議校對南三閣的四庫全書,得准。並由本來校勘文淵、文源兩閣《四庫全書》的大臣官員負責。至五十五年(1790年)六月完成,陸續發向江浙。[3]:222-226乾隆帝命令,南三閣的裝訂挖改的工價由陸費墀則一人負責,即使他於五十年過世之後,乾隆帝命令除了為其家屬保留一千兩銀之外,「如尚有餘資,即作添保三閣辦書之用」。[3]:211

雖然乾隆命令四庫七閣的有禁忌之語的書籍同樣撤出,並令將「應行撤毀」的書籍「交進銷毀」。事實上,撤出的書籍部份至今保留於宮中,未曾銷毀。南三閣的書籍因部份冊數在李清著作被毀之前就已經送往南三閣,加上地方官員未完全依乾隆帝的指示,因此尚保留於《四庫全書》中,如周亮工《書影》一書則未則被毀。[3]:224-225[6]:183-184

再次校勘编辑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七月十八日,清高宗在熱河閱讀文津閣《四庫全書》的時候,發現《揚子法言》卷一有空白二行,發現將晉、唐、宋文注釋名氏脫寫,並發現沒有如高宗先前所令,將《御制書揚法言》一篇抄入是書卷首。清高宗批評:「書中篇首空至兩行,顯而易見,開卷即可了然,乃詳校官既漫不經心,而紀昀系總司校閱之書,亦全未寓目」,再命紀昀校勘。[3]:213-214

紀昀先是領人前往圓明園校勘文源閣書籍,歷時兩個多月,於九月二十九日完成,發現「所签舛漏,较初次详校竟增数倍之多」,並發現有人捏做文字,「底本遺失,抵以他書,正本未全,偽注缺卷」的情況。其後紀昀再校文淵閣的書籍,發現雖然錯漏之處較「文源閣書少十分之二」,但發現了底本上的問題,如《性理大會》所用的乃是康熙初年的刻本,而非原稱的明末本,引致「頁頁俱錯」,內廷四閣都如此,必需另得真本再寫。[3]:214-216

同年十二月,陸錫熊上折請赴盛京文淵閣校書,得准。次年二月,陸錫熊未待天氣轉暖便率人上路,半途而卒。同行的禮部侍郎劉權之接替陸氏主理校書的工作,至四月完成。[3]:217-218

五十七年(1792年)三月,紀昀領人到熱河文津閣校書,至四月中旬,僅經部「已簽出空白、舛訛一千餘條」,並估計其他三部錯誤數目應該相同,清高宗批評前次「校勘一事,全屬有名無實」,令他們認真辦理。文津閣的校勘工作至四月底完成。[3]:218-220

在兩次校勘之後,因為繕寫人員的學術水平不一,以及是繕寫官員過多,因此難以保證繕寫官員認真抄寫。此外,孟森在閱讀文瀾閣《四庫全書》的時候發現,書中的誤字必然出現在每葉首一字,指館臣可能為了顯示「聖明之天縱」,刻意寫錯以待乾隆指正。因此,在兩次的校勘之後,《四庫全書》依然存在很多的錯字。[6]:277-288郭伯恭指,《四庫全書》實際上只是對於刊本再抄一次,抄寫是存有大量錯誤,校勘上亦多疏忽,亦有刪除序、題、目錄等情況,因此難稱得上是善本。[5]:230-231

補遺编辑

嘉慶八年(1803年),嘉慶帝命令時任禮部尚書紀昀負責查明尚有哪此書籍尚未編入《四庫全書》。紀昀檢明了未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並建議將《四庫》告成之後的所有「御制」、「欽定」書籍都應該編入《四庫全書》。嘉慶帝准許了他的章程,並增派慶桂董誥朱珪戴衢亨英和錢樾潘世恩七人協助增補《四庫全書》的工作,並訂明收入書籍以乾隆六十年以前告成為限。[3]:255-258

經軍機大臣和嘉慶帝議訂之後,最後決定補入八種書籍,包括乾隆詩文集四種、《八旗通志》、《平定廊爾略紀略》、《安南紀略》、《巴勒布紀略》。繕抄工作於嘉慶十一年(1806年)結束,並補入七閣之中。[3]:259-261

體例编辑

樣式方面,北四閣本特徵如下:

  • 開本:高31.5厘米,寬20厘米,版匡高22.3厘米,寬15.3厘米。
  • 行款:八行,每行二十一字,注文小字双行。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朱丝栏。
  • 格式:卷首第一行题“钦定四库全书”,第二行缩一字题书名卷数,第三行下题作者。版心上题“钦定四库全书”,中题书名,下标页码。
  • 封面:絹面,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淡蓝色、集部灰色、《總目》黃色。
  • 裝訂:包背裝

南三閣本特徵如下:

  • 開本:原高27.8厘米,宽17.2厘米,版匡高20.7厘米,宽13.9厘米。较北四阁本要小。
  • 行款、格式、裝訂和北三閣本相同。
  • 封面:經、史、子三部顏色都和北四閣本相同,集部為褐色,《四庫全書總目》絹面原本未用黃色,而是使用和集部同色。[15]:60-61[16]

七閣《四庫》每冊首卷的第一頁都會鈴印有各儲書閣印:文淵閣本印有「文淵閣寶」、文溯閣本印有「文溯閣寶」。文津閣則本書末則印有「避暑山莊」及「太上皇帝之寶」之印。南三閣本則首鈴印有「古稀天子之寶」,末印有「乾隆御覽之寶」。[6]:157-158

南三閣本為一式三份抄寫,紙張、樣式相同,只是封面有異。文匯、文宗閣本的封面絹色較文瀾閣為深,而文匯、文宗閣本封面的「欽定四庫全書」為印刷,文瀾閣為手寫。[15]:64

分類编辑

分類方面,《四庫全書》將書籍分作44類、66屬,別集中又按時代暗分子目。本來,四庫館臣希望在經史子集之外另話有聖義、聖謨兩門,列出朝廷的欽定書目,和乾隆帝御製、御批書籍。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乾隆帝下詔認為這樣編排另外增加義例,實在不便,認為只要將這些書籍放置在各屬之先即可。事隔兩日之後,他又認為這樣做於編例不協,經史子集內只需按時代先後排列即可,即今日《四庫全書》所見之分類法。[6]:121-123

《四庫全書》所使用的分類法優點在於:

  • 分類精確:前代的目錄學著作大多只是按書名將內容作分類,而纂修官會仔細考證書籍的內容,將書籍置於合適之處。如《筆陣圖》,過去一般歸入小學類,而四庫館館臣將之放置於藝術類。[5]:86

《四庫全書》所使用的分類法也被學者所批評。郭伯恭認為,《四庫全書》的著作排置多有不當,如名家、墨家、縱橫家等,早於《漢書·藝文志》已經另作一類,可立一家之言,但是《四庫》將其歸於雜家;《宋高僧傳》應該歸入傳記類,但是歸入了釋家類。[5]:234-235詳見下表:

流水號 類屬名稱 解題[17] 種數[5]:104-110 卷數[5]:104-110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1.1. 158 1737
1.2. 56 650
1.3. 62 941
1.4. 禮類
1.4.1. 周禮之屬 22 453
1.4.2. 儀禮之屬 22 344
1.4.3. 禮記之屬 20 594
1.4.4. 三禮總義之屬 6 33
1.4.5. 通禮之屬 4 563
1.4.6. 雜禮之屬 5 33
1.5. 春秋 114 1838
1.6. 孝經 11 17
1.7. 五經總義類 儒家各種經典的綜合性研究著作 31 675
1.8. 四書 《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相關著作 63 729
1.9. 樂類 古代音樂理論和古樂器的著作 23 483
1.10. 小學 研究字的形、音、義的著作
1.10.1. 訓詁之屬 12 122
1.10.2. 字書之屬 23 480
1.10.3 韻書之屬 33 313
2.1 正史 經歷代皇帝認可的紀傳體史書(二十四史)及其注釋著作 38 3739
2.2. 編年 以時間順序敘事的史書 38 2066
2.3. 紀事本末 以歷史事件綱的史書 22 1248
2.4. 別史 體例接近正史類,但地位在正史之下的史書 20 1614
2.5. 雜史 體例不一,雜記史事的書籍 22 173
2.6. 詔令奏議類
2.6.1. 詔令之屬 君主頒佈的文告 12 822
2.6.2. 奏議之屬 朝臣所編寫的奏章 29 726
2.7. 傳記類 記錄一人或多人事跡的傳記
2.7.1. 聖賢之屬 《四庫》收錄的都是孔子的傳記。「存目」中收錄了賢人的傳記,故稱聖賢 2 7
2.7.2. 名人之屬 「名世之英與文章道德之士」的傳記 13 113
2.7.3. 總錄之屬 記述多人事跡的傳記 36 808
2.7.4. 雜錄之屬 「其類不一」的傳記 9 21
2.8. 史鈔類 摘抄一史或眾史而成的書籍 3 48
2.9. 載記類 記述清朝認為屬非正式皇朝和外國歷史的書籍 21 280
2.10. 時令類 記述時令節序和相關事物的書籍 2 29
2.11. 地理類 記述一地的地理情況,宮殿古跡等的書籍
2.11.1. 宮殿之屬 2 11
2.11.2. 總志之屬 全國性的志書 7 941
2.11.3. 都會郡縣之屬 各省縣地方志 48 2752
2.11.4. 河渠之屬 23 507
2.11.5. 邊防之屬 江防、海防形勢的相關書籍 2 24
2.11.6. 山川之屬 7 113
2.11.7. 古蹟之屬 14 125
2.11.8. 雜記之屬 29 213
2.11.9. 遊記之屬 3 15
2.11.10. 外記之屬 16 89
2.12. 職官類 歷代或者一代宮吏設置、職務的書籍
2.12.1. 官制之屬 15 365
2.12.2. 官箴之屬 6 17
2.13. 政書類 記述一代或歷代典章制度有關的書籍
2.13.1. 通制之屬 19 2298
2.13.2. 典禮之屬 24 1151
2.13.3. 邦計之屬 6 53
2.13.4. 軍政之屬 4 271
2.13.5. 法令之屬 2 77
2.13.6. 考工之屬 2 35
2.14. 目錄類
2.14.1. 經籍之屬 書籍目錄 11 421
2.14.2. 金石之屬 金石目錄 36 276
2.15. 史評類 史學著作和評論史事、史書的著作 22 399
3.1. 儒家 112 1681
3.2. 兵家 20 153
3.3. 法家 8 94
3.4. 農家類 10 195
3.5. 醫家類 97 1542
3.6. 天文算法類 關於天文、數學的著作
3.6.1. 推步之屬 為天文而作的算書 31 429
3.6.2. 算書之屬 專言數學的書籍 25 210
3.7. 術數類 關於占卜的書籍
3.7.1. 數學之屬 《易經》中的數學(即術數)一派的書籍 16 147
3.7.2. 占候之屬 根據天象變化預測自然界災異和天氣變化的書籍 2 135
3.7.3. 相宅相墓之屬 堪輿學的書籍 8 17
3.7.4. 占卜之屬 占卜書籍 5 37
3.7.5. 命書相書之屬 14 53
3.7.6. 陰陽五行之屬 5 55
3.8. 藝術類
3.8.1. 書晝之屬 71 1073
3.8.2. 琴譜之屬 4 28
3.8.3. 篆刻之屬 2 9
3.8.4. 雜技之屬 4 4
3.9. 譜錄類 器物、生物、植物等的圖譜和辭典
3.9.1. 器物之屬 24 199
3.9.2. 食譜之屬 10 19
3.9.3. 草木鳥獸蟲魚之屬 21 145
3.10. 雜家類 認為不能包括在上述分類的書籍,包括墨家的著作
3.10.1. 雜學之屬 22 174
3.10.2. 雜考之屬 57 707
3.10.3. 雜說之屬 86 636
3.10.4. 雜品之屬 11 83
3.10.5. 雜纂之屬 10 394
3.10.6. 雜編之屬 4 234
3.11. 類書類 65 7045
3.12. 小說類 各種筆記,隨筆、雜考等的書籍
3.12.1 雜事之屬 86 581
3.12.2 異聞之屬 32 724
3.12.3 瑣語之屬 志怪小說,敘事較為細碎,故稱「瑣語」 5 54
3.13. 釋家類 13 313
3.14. 道家類 44 433
4.1. 楚辭 6 65
4.2. 別集 專錄一人所作作品的集子
4.2.a. 漢至五代 111 1518
4.2.b. 北宋建隆至靖康 122 3381
4.2.c. 南宋建炎至德祐 277 4978
4.2.d. 金元 175 2112
4.2.e. 明洪武開至崇禎 238 4207
4.2.f. 國朝(清) 42 1799
4.3. 總集 多人所作的詩文匯集或選錄 165 9947
4.4. 詩文評類 文學評論文學方法論文學史料等的作品 64 731
4.5 詞曲類
4.5.1. 詞集之屬 詞的別集 59 103
4.5.2. 詞選之屬 詞的總集 12 274
4.5.3. 詞話之屬 評論詞、詞人、詞派和詞的本事的著作 5 19
4.5.4. 詞譜詞韻之屬 表述詞牌格式的著作。《四庫》沒有著錄「詞韻」著作 2 60
4.5.5. 南北曲之屬 南曲北曲的著作 3 17

副產品编辑

《四庫全書薈要》编辑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五月,四庫館開館不久之後,乾隆帝考慮到《四庫》「卷帙浩於煙海,將來庋棄宮庭,不啻連楹充棟,檢玩為難」,因此希望「於《全書》中擷其菁華,繕為《薈要》」。黃愛平和吳哲夫認為,當時乾隆帝已經六十三歲高齡,因此希望編寫《薈要》以盡快看到《四庫全書》。[6]:190-191[3]:284-285

為了盡快編寫《薈要》,在四庫館之外另外設立了薈要修書處以編寫薈要,由于敏中王際華負責。薈要修書處任職人員計八十一人,分總裁、總校、編纂、提調、承辦、收掌等工作。謄錄人員方面,則約八百人左右,整體的編纂方式和四庫館大致相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因《薈要》大致已見雛形,薈要處被裁撤,由武英殿修書處接手。[6]:192[3]:285-288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第一部的《薈要》編成,藏於紫禁城坤寧宮後御花園的摛藻堂。次年,《薈要》的副本編成,藏訪圓明園內味腴書屋。《薈要》一共收書463種,11718冊,20808卷。種數約是《四庫》的七分之一,冊數約是《四庫》的三分之一。[6]:193-194[3]:297咸豐十年(1860年),發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味腴書屋所藏之《薈要》隨圓明園被毀。摛藻堂本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6]:198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编辑

在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所發的書徵書諭令之中,清高宗則已經要求各省督撫「先將各書敘列目錄」,當時督撫所上奏的都是較為簡單的書名、卷數、冊數、作者、內容大旨的內容,又或者只列書名、作者,沒有解題。同年十一月,朱筠在《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摺子》也指應該要考法中國目錄學的傳統,「校其得失,撮舉大旨」,編寫目錄。[3]:313-314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六日,劉統勛的奏折中提出應該「另編目錄一書,具載部份卷數,撰人姓名,垂示永久」,得准。[18]:41-42

在《四庫》的編纂過程中,先是由纂修官在輯佚、校閱的同時為其經手的書籍編寫一篇提要。纂修官所負責的書籍提要完成之後,則夾於書內送訪總纂官、總目協勘官作考證修改。總纂官看到了提要後,要考慮此書應該是刊刻、鈔錄、存目,或者不作存目。決定是否收錄於《四庫》後,纂修官會對於當中的內容作校訂,當中以主要由紀昀負責修改定稿。最後,再上奏於乾隆帝。[3]:317-322[18]:42-44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總目》完成,但其後亦經過多次修改。編成後,《四庫》所用的分類方式有所變動,不以本朝官書為首,《總目》也因此作修改,至次年七月畢,並得到乾隆帝認可,令「繕寫四分於四閣陳設」。但因《四庫》書籍內容有所增補,《大清一統志》、《盛京通志》等書籍還在編修之中,因此遲遲未定稿。五十一年,李清《諸史同異錄》被提出銷毀,《總目》也需修改。乾隆五十七年,紀昀等對內容再作校訂。乾隆六十年(1795年),《總目》「校勘完竣,隨加緊刊刻畢工」,予武英殿刻成書籍出版。[3]:322-326[18]:42-44

此外,乾隆帝《總目》長達二百卷,不便閱讀,還下命編寫《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當中只記述某書某卷,注明作者和作者年份,二十卷。[3]:326[18]:55-59

《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编辑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乾隆帝決定輯校《永樂大典》,而當時則已經考慮對於當中流傳甚少的內容與之出版。《四庫全書》開館之後,總裁大臣即將《永樂大典》輯出書籍「分別應刊、應抄,應刪三項」,并由武英殿員外郎劉惇、永善,以及是總官內務府大臣金簡處理出版事宜。乾隆三十八年四月,首批《永樂大典》輯文付梓,包括有《易緯八種》,《漢魏舊儀》、《魏鄭公諫續錄》、《帝範》四種二十卷,雕版印刷。[3]:226-231

其後,應刊書籍的範圍擴展至《大典》輯本之外,各地所進的遺書也成為印刷的一部份。總裁大臣金簡見所有雕版甚多,選擇改為使用棗木活字印刷,得到乾隆的准許。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五月,《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正式開始印刷,一共印刷了一百三十八種《四庫全書》中的書籍。[3]:231-236

《四庫全書考證》编辑

在《四庫全書》編篡的過程中,纂修官會對當中的內容作校簽。在進呈本中,原有的校簽中以黃紙謄抄一次,即為黃簽,由四庫館的黃簽考証處王太岳曹錫寶二人負責。他們會對於當中的內容作選擇並修改,當中很大部份的黃簽都被收錄於《四庫全書考證》之中。北京師範大學張昇教授指出,《四庫全書考證》主要是對《四庫全書》所收的書籍作「文字、順序、內容的辨誤訂正」。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以活字印刷出版,收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中。[19]

抄本编辑

為了繕寫《四庫全書》,朝廷需要大量人手以進行抄寫的工作。最初,四庫館使用的是保舉法,「令現在提調,纂修各員於在京之舉人及貢監各生內擇字畫工致者各舉數人」,命令提調、纂修等人推薦合適的人選。在繕寫五年期滿後,可以按他們抄寫的數量以議敘得官。但是保舉法推行不久,就成為了不少科場失意之人成官的捷徑,一些提調、纂修以此索賄。再者,朝廷沒有給予謄寫者工資,「自備資斧」,因此謄寫者大多不認真,甚至另尋書手代寫。[3]:138-139

在此情況下,監察御史胡翹元上奏,建議由保舉制改為考查制,得准。他提出,「在京士子,有願充謄錄者,毋寧仍令纂修、提調等官保舉」,而是由他們自行推薦,由總裁官考驗其抄寫能力,「各令當堂親書數行,擇其字畫端正者,照數取錄,以次充補」。其後,因為考察方式所得的人數不足,因此改為於鄉試落第的試卷中選取。[3]:139-140

武英殿四庫館為了確保謄寫的速度和質量,建立了一套制度。四庫館建立了「稽核字數考勤簿」,規定「每人每日寫一千字」,「五年共限寫一百八十萬字」。對於某些特別情況,則有不同的計算方法,如「篆字以一作十,隸字以一作五,繪圖一頁作字一千」等等。對於字數寫得較多者,其得官職亦有別,「繕寫二百萬字列為一等,一百六十五萬字列為第二等」,以謄寫字數作為議敘的方式。[3]:141-142為了確保抄寫的質量,四庫館訂立了《功過處份條例》,謄抄者的抄本中出現錯字記過一次,分校、復校未能發現謄抄者的問題也同樣記過,並於各冊後列明校訂人員姓名,以明文責。[3]:146-147

抄本中,首先完成的是文淵閣本,其次是文溯閣,再者是文源閣,最後是文源閣,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內廷四閣本都抄寫完成。[3]:150-153[6]:134-136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清高宗見第一套《四庫全書》完成,為了方便江南子弟查閱,「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因此在又令人於江南地區準備三套《四庫全書》,被統稱為「南三閣」、「江浙三閣」,包括揚州大觀堂的文滙閣、鎮江金山寺的文滙閣、杭州聖因寺的文瀾閣。[20][6]:138-139

南三閣的《四庫》抄寫工作也在武英殿中進行,但改由國庫開資,而非議敘。[21]:92具體送藏和管理工作則由地方督撫和兩准鹽官負責,實際工作則由兩准鹽政、鹽運使辦理。[20]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庫》陸續抄成,浙江派鹽政部門領回未經裝潢的《四庫全書》。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四月,南三閣三套《四庫全書》抄寫完畢。[22]:84

為了建設藏書閣,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乾隆帝特意命令營建官員寅著特意視察了天一閣的興建方式,「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察,烫成准样,开明尺丈,呈览」。寅著因此觀察了天一閣的建造方式,並上報乾隆帝。乾隆帝對於天一閣的興建方式大為欣賞,決定按天一閣的設計方式興建七閣[23]。「天一閣」的命名方式來自於《周易》「天一生水」,而七閣的命名方式也參考了天一閣,以水字偏旁漢字命名,以水克火。[24]

乾隆四十一年(1785年),乾隆帝在纂修文淵閣《四庫全書》的時候,本來是打算准許翰林院士子和其他好學的官員進內閱讀,但不准外借,「翰林原许读中秘书,即大臣官员中,有嗜古勤学者,并许告之所司,赴阁观览。第不得携取出外,致有损失。」。但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乾隆帝改變了主意,指文淵、文津、文源三閣「俱系禁篽重地」,「不便任人出入翻閱」。[6]:165-170為了讓翰林、官員得以閱讀,本來打算在七閣《四庫全書》完成之後再抄一副本於翰林處。但因乾隆末年,國庫空虛,已經沒有能力再抄一套《四庫全書》。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四庫館總裁永瑢提出不另再抄副本,而是直接貯存底本,除了「奉有御題者,業經臣館隨時錄副,將原本敬謹發還本人祗領珍藏」外,其他的底本全部保留於翰林院,得准。唯已經於光緒廿六年(1900年)的庚子之亂時被毀。[3]:188-192

北四閣编辑

文淵閣编辑

文淵閣位於北京紫禁城皇宮之中,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完成,在北四閣中最早。在外觀上只有兩層,但因為使用了樓板之下的腰部空間多造一層,實際上是三層。文淵閣寬六間,闊34.7米,進深三間,闊14.7米。[21]:19

1782年,《四庫全書》入藏,當時規定,每年農曆九月必須曬書十天,以避免書籍受蟲蛀霉變之害。民國六年(1917年),清室內務府派人對《四庫》進行了清點,發現有23卷丟失,並從文津閣本中補抄。1924年遜清皇室被逐出紫禁城後,《四庫》改由清室善後委員會接管,次年故宮博物院成立,《四庫》由該院圖書館接管。[22]:80。1925年,為了供學者研究以及方便覆印,《四庫》轉入北京大學圖書館。1931年發生了九一八事變,為避免落入日人之手,故宮博物館遂於1933年將《四庫》運至上海,其後又被運至重慶。1949年,《四庫》遷往台灣,現收藏於故宮博物院。[22]:80-81

2016年8月9日,故宮博物館舉行了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捐赠仪式,將文津閣本的複制本重新安於文淵閣中。此次所制作的影印本製作長達12年,全部使用了手工宣紙。整套書籍使用了6144個金絲柚木盒,佔128個書架。[25]

文源閣编辑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後的《四库全书》残本

文源閣位於圓明園,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建成。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庫全書》入藏。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火燒圓明園,《四庫全書》被毀。[21]:20今有散本,如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有《公是集》十卷,廣東省中山圖書館有《明史》卷九至三,日本東洋文庫有《南巡盛典》卷二十至二十二等等。[26]

文津閣编辑

文津閣位於熱河(今承德)避暑山莊,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建成。於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庫全書》入藏,並按文淵閣做法,每年夏季抖晾書籍一次。至道光年後,文津閣的管理開始鬆弛,曝書成例停止。同治初年,文津閣因日久失修,閣頂部份坍塌,雨水滲漏,部份書籍被沾濕。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在時任熱河都統麒庆指示下,重新恢復成例。光绪二十年(1894年),热河总督大臣世纲等奉命查点,除经部《日讲書经解义》一书,原未补入,有函无书外,其他書籍基本無闕。[22]:81-82

宣統元年(1909年)8月,清學部籌建京師圖書館,因只有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無闕,計劃將《四庫》入存京師圖書館並得准,但因辛亥革命而未成事。民國三年(1914年),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的魯迅重新著手此工作,並和熱河方面聯繫;但時任熱河都統姜桂題未待教育部來人辦理接收手續,已先行將《四庫》送至北京,由內務部接收,藏於故宫文华殿古物陈列所。次年,魯迅以教育部名義致函內務部,要求將《四庫》交給京師圖書館。1918年,《四庫全書》、原貯書架的接收工作完成,至今一直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是唯一一部原架、原函、原書的《四庫全書》。[22]:82-83

文溯閣编辑

文溯閣是北四閣中最後建成的,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才完工。於同年十一月十三日開始,總管內務府先後將五批《四庫全書》和《古今圖書集成》送至盛京文溯閣,至次年五月二十日完成。在嘉慶、道光時期,文溯閣和當中的藏本一直保存良好。光緒十六年(1900年),沙俄侵占沈阳。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沙俄軍隊將文溯閣作马厩和炮兵营房,此時有39卷《四庫》被窃。[23][22]:91-92

1914年,奉天督軍段芝貴為了討好即將稱帝袁世凱,將文溯閣《四庫全書》運至北京。1925年,經東北各方人士爭取,《四庫》獲送還奉天。因當時文溯閣被占用,於1927年才復藏於文溯閣。1935年,奉天圖書館見文溯閣日久失修,於文溯閣西南處建造了新的書庫,1937年6月運至新書庫中保存。[23][22]:91-93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為了保護文物,《四庫》先是運至黑龙江省訥河,其後又遷運至北安。1966年,基於中蘇交惡,為了保証《四庫》的安全,《四庫》獲運至甘肅,最初存放於永登县连城土司衙门大经堂。1969年,甘肃省拨款40万,筹建榆中战备书库。1971年,《四庫》入存於該書庫。[22]:93-952001年12月28日,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獲列入甘肃省“十五”规划和文化建设标志性工程,決定於蘭州市北山九州台建立新的藏書樓。2005年7月8日落成使用。[27]

南三閣编辑

 
書影》《四库全书》本十卷,清周亮工著,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大學著錄為文瀾閣抄本,童正倫認為此書應為文宗、文匯閣抄本[15]:65

南三閣的藏書在五十五年(1790年)定成裝潢和收藏的工作[21]:105。入藏之後,當時有很多江南士子入閣閱讀書籍,以助研究,進內抄寫《四庫全書》。如陳壽祺曾借文瀾閣藏書以修方志、陽湖學者陸清臣曾以文瀾閣《四庫全書》以刊行先祖陸文圭的《牆東類稿》。抄寫方面,據統計丁氏八千卷楼有11种抄自《四庫全書》,张金吾爱日精庐有91种,瞿紹基铁琴铜剑楼有7种,陆心源皕宋楼有160种。[20]郭伯恭指南三閣的規定和近代的公共圖書館相似,指其打破清初私人藏書不外傳的風氣,有助傳播知識。[5]:236-237

文匯文宗兩閣先後毀於戰火。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英國發動了揚子江戰役,在鎮江保衛戰中,文宗閣藏書受損。咸豐三年(1853年)春,太平軍攻佔了揚州、鎮江,兩閣毀於戰火。[22]:87-88早期南三閣的四庫全書並不准借出,但至後期,相關措施並沒有得到嚴格遵守。因此文宗、文滙閣被焚之後,個別書籍因士子借出未還而未受影響。[20]:41

文瀾閣编辑

 
四库全书杭州文澜阁本(复制品)
 
藏书地之一杭州文澜阁模型,面阔六间二层

杭州西湖聖因寺本來是康熙皇帝南巡時的行宮,於雍正五年(1727年)改建為佛寺,同年八月雍正帝定名為聖因寺。文瀾閣初建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位於聖因寺寺後玉蘭堂以東,經費由浙江商人承擔。[21]:89-91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文瀾閣《四庫》陸續繕成,於五十五年(1790年)定成裝潢和收藏的工作。[21]:105

咸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軍第二次襲擊杭州,文瀾閣於是次襲擊中被焚。丁申丁丙兩兄弟本已經離開杭州,往西溪避禍。一天丁申在購物的時候發現包物紙是《四庫》的紙張,才得知文瀾閣《四庫》本已經離散。當時他們召集了勇丁數人,乘夜檢拾,檢得數千冊。為了保護《四庫》,丁氏兄弟將《四庫》運至當時較為安全的上海保管。在上海,丁氏兄弟以收集「惜字紙」的名義,輾轉委托當時在上海的杭州書商收集閣書,又收集得不少,「每包高二尺許,有八百包之多」,合共有8689本,約為整套《四庫》的四分之一。光緒五年(1879年),浙江巡撫譚鍾麟見文瀾閣舊藏書籍甚多,有必要重建文瀾閣以方便保存。建築成本計為12913銀圓,次年三月落成,重建工程則於九月完成,十月初六之前將書籍都移至重建的文瀾閣內。光绪帝颁赐了御书满汉文的“文澜阁”匾额,御賞“丁申四品顶戴以示奖励”。[28]:46-48

丁丙見文瀾閣的《四庫》未見完整,提出補抄。光緒八年(1882年),補抄工作得到了譚鍾麟的批准,經費由政府提供,設局於东城讲舍,抄寫者達百餘人。當時所依的底本大多都是丁丙家中的八千卷樓的藏書,後來發現不敷使用,便向各地藏書樓借書;不愿借出的,则派人到对方當地借抄,最遠甚至曾向廣州孔氏岳雪樓借抄。其後民國四年(1915年)至民國十二年(1923年)間,錢恂又主持了一次補抄(乙卯补抄)。接着,張宗祥繼續了錢恂的補抄工作(癸亥補抄),是次補抄大多都是以北京文津閣本作底本,少數按浙江省圖書館所藏的善本作底本。[28]:48-50

1937年7月底中国抗日战争期間,時任浙江圖書館館長陳訓慈為了避免文瀾閣《四庫全書》受劫掠和被炸,命令總務組趕制木箱以準備遷移。8月4日,文瀾閣《四庫》本先運向富陽魚山,然後於12月3日運抵建德。12月24日杭州淪陷,建德也受影響,時任教育部長陳立夫建議遷往內地,但浙江省政府不肯,《四庫》又先後轉運至金華龍泉等地。其後教育部決定將《四庫》運到貴陽,12月30日到達,寄存貴州省立圖書館;為了避免受日軍轟炸,先是移至城外張家祠堂中,次年4月8日又移至離貴陽10公里的地母洞裡,至1944年為止。1944年春,日軍發動了豫湘桂戰役,同年11月桂林柳州先後淪陷,貴陽也有失守的風險,於是便運至重慶青木關保存。[29]

抗戰勝利後,文瀾閣《四庫》本由重慶運回杭州,收入浙江省圖書館。1954年3月改藏於浙江省圖書省西北側的青白山居。1969年珍寶島事件發生,為了備戰,《四庫》於1970年1月被運至龍泉縣收藏;[30]1976年12月返杭後,依然藏於青白山居。1998年,浙江省圖書館建造了新的地下藏書庫,《四庫全書》以及補抄本都移至該處收藏至今。[21]:248

出版编辑

 
台灣版第一冊封面

《四庫全書》的出版工作始自1916年旅沪犹太商人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的提议。其後十餘年,数届政府都有提案研究出版的事宜,計有五次,但都未果。1933年,教育部和商务印书馆簽訂了合同,決定出版當中較為珍貴的版本,即《四庫全書珍本》;當時,學者對於要以何形式出版形成了「庫本」和「善本」兩派意見:「庫本」派有教育部和商務印書館當事雙方,他們認為應該以原貌印刷《四庫全書》;「善本」派有北平圖書館為代表的學者,包括有董康蔡元培等,認為《四庫》「成书于专制帝王之私意,毁禁所余,仍有删改」,版本粗劣,應該以善本代替之以出版。教育部代表王世杰拒絕了「善本」派的要求,認為「以库本与刊本并印,则与普通丛书相同」,商務印書局代表張元濟也認為應該刊印庫本。[31][32]1934年,上海举办的国际图书馆展览会展出了部份影印的《四庫全書》[32]。1935年,《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印畢。[31]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刊行之後,台灣商務印書館於1969年曾重印。商務印書館又按選印時定的目錄,於1971年至1974年,繼續編印《四庫全書珍本》第二至五集。1975年,台灣商務印書館編印了《四庫全書輯自永樂大典諸佚書》,將《四庫》大典本全部出版。1976年至1982年,商務印書館對《四庫全書珍本》有續編第六至十二集,至此《四庫》中近一半已經出版。[31]

1982年,台灣商務印書館開始籌印文淵閣本,並得到臺北故宮的批准。由同年年底開始進行,至1986年3月全部出齊。其後,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90年間翻印了文淵閣《四庫全書》。[31]1999年,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和中文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此計劃集合了兩岸三地的學者,是「九五」重點電子出版項目之一。[33]

文津閣方面,2002年中国出版集团和商務印書館先後兩次召開文津閣《四庫全書》出版研討會,決定出版文津閣本《四庫全書》,並於200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34][35]文瀾閣方面,2004年,杭州出版社和浙江圖書館決定共同整理文瀾閣《四庫全書》出版,歷時十年後,於2015年完成。[36]

文溯閣《四庫全書》是現存三部半中唯一一部沒有完全影印出版的。2003年,甘肃省图书馆从文溯阁《四库全书》中选出四部著作,汇编成《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四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3年年初,「文溯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工程」成為了甘肅省的20个文化产业重点项目之一,計劃出版2500套。[37][38]

續修编辑

在《四庫全書》編成之後,曾多次提議續修。光緒十五年(1889年),翰林院編修王懿榮曾提出要續修《四庫全書》。三十四年(1908年),翰林院檢討章梫也提議續修,得到了喻長霖孫同康等人的同意。孫同康還為此編寫了《重修四庫全書條例二十則》。但兩次的提議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根本不可能執行。[39]

1925年,美國等國家退還了庚子賠款。日本政府逼於國際壓力,也隨之退還賠款並計劃用於發展中國的文化事業,組織了「人文科學研究所」,計劃編寫《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編寫工作分作兩期,第一期主要擬定書目,於1928年開始。當時編纂委員會以及研究所的經費都來自於日方,實權也在日本,再加上抗議日本侵佔濟南(五三慘案),中方委員於同年五月全體辭職,因此整個編纂工作都以日方作主導。擬定書目的工作至1931年6月結束,擬定了書目27,000種。第二期着重撰寫提要,於1931年開始編寫。1942年,因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續修工作因此停止,提要沒有完成。1980年,北京中華書局推出了整理本,收書有三萬一千餘種,為清修《總目》中存目、著錄之三倍,約一千五百萬字。[39]

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完成編印工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共收录历代典籍四千余种,六万余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及目錄、索引卷,一共一千二百冊。當中主要是收集《四庫》中只存其目而沒有着錄的書籍。[40][41]

199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四庫禁燬書叢刊》。是書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图书馆等多家单位的学者和图书馆工作者共同编纂,一共有31冊,當中包括目前現存的一千五百餘種《四庫》禁燬書籍。[42][43]其後有《補編》,一共401冊。[44]

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完成了編印工作。1994年,中華書局總編輯傅璇琮、北京圖書館業務長李致忠、中華書局編審許逸民等開始計劃編纂《續修四庫全書》之事,並得到深圳南山區政府的投資。當中主要的是收集乾隆朝之後出版而有價值的書籍;以及是《四庫存目》以及《四庫》禁毀書中較為有價值的部份。整套《續修四庫全書》一共收集了書籍5213种,為《四庫》之1.5倍。[45][46]

參考编辑

  1. ^ 1.0 1.1 1.2 1.3 1.4 1.5 1.6 張昇. 四庫全書館研究. 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2. ISBN 9787303140503. 
  2. ^ 2.0 2.1 2.2 2.3 中國大百科全書編委會 (编). 四庫七閣、《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第21冊). : 146-147. ISBN 9787500079583. 
  3.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黄爱平. 四库全书纂修硏究.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9. 
  4. ^ 4.0 4.1 劉君祖 (编). 康熙、雍正、乾隆. 人物中國系列. 台北: 故鄉出版社. 1987. 
  5. ^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郭伯恭. 四庫全書纂修考.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 1937. 
  6. ^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吳哲夫. 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 台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 1990. ISBN 9789575620448. 
  7. ^ 魯迅.   病後雜談之餘. 维基文库. 1934-03. 
  8. ^ 周錫侯. 四庫全書考略.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1958, 18 (1): 56. 
  9. ^ 牟復禮等. 崔瑞德 , 编. 劍橋中國明代史. 由張書生翻译.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0: 865–866. ISBN 7500410115. 
  10. ^ 10.0 10.1 10.2 江慶柏. 《四庫全書薈要》研究. 南京: 鳳凰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50628434. 
  11. ^ 朱荺. 笥河文集 卷一. : 4-5. ,見續修四庫全書 第1440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27. 
  12. ^ 梁啟超. 清代學術概論. 上海市: 商務印書館. 1947: 98-99 [2022-08-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9-04). 
  13. ^ 史廣超. 《永樂大典》輯佚述稿. 鄭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34832123. 
  14. ^ 楊晉龍. 《四庫全書》版本是非與「新四庫全書」體例擬議.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1998, 8 (4): 217-231. 
  15. ^ 15.0 15.1 15.2 童正倫. 文瀾閣《四庫全書》原本散見與鑒別. 圖書館研究與工作. 2012, (04): 60-65. 
  16. ^ 董蕊. 文津閣《四庫全書》裝幀與裝具述略. 文津學志. 2018, 11: 221-230. 
  17. ^ 司馬朝軍. 《四庫全書》與中國文化. 武漢大學出版社: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0: 18–77. ISBN 9787307077508. 
  18. ^ 18.0 18.1 18.2 18.3 陳曉華. 「四庫總目學」史研究.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8. ISBN 9787100059046. 
  19. ^ 張升. 《四庫全書考證》的成書及主要內容. 史學史研究. 2011, (01): 111-118. 
  20. ^ 20.0 20.1 20.2 20.3 李文昌. 南三閣《四庫全書》與江南學術文化. 四庫學. 2018, (01): 35-48. 
  21. ^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顧志興. 文瀾閣四庫全書史.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56508624. 
  22. ^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郭向東. 文溯閣《四庫全書》的成書與流傳研究 (博士论文). 西北師範大學. 2004. 
  23. ^ 23.0 23.1 23.2 王愛華; 張倩. 文溯閣建造緣起及特色述略. 中國文化遺產. 2016, (05): 35-41. 
  24. ^ 王靜. 天一閣與《四庫全書》關係謭論.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 2012, (10): 139-145. 
  25. ^ 蔣肖斌. 《四库全书》重回故宫文渊阁. 中國青年報. 2016-08-14: 3 [2022-08-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8-15). 
  26. ^ 劉玉才. 日藏《四庫全書》散本雜考. 文獻. 2006, (04): 169-175. 
  27. ^ 王智汪. 文溯閣《四庫全書》流傳述略. 歷史檔案. 2008, (02): 130-133. 
  28. ^ 28.0 28.1 顧志興. 文瀾閣《四庫全書》的三次補抄. 世紀. 2010, (04): 46-50. 
  29. ^ 楊斌. 竺可楨與文瀾閣《四庫全書》大遷移. 中國檔案. 2013, (10): 76-77. 
  30. ^ 徐永明. 文瀾閣《四庫全書》搬遷述略. 中國典籍與文化. 1999, (04): 42-45. 
  31. ^ 31.0 31.1 31.2 31.3 孔煜華. 《四庫全書》出版述略. 鄧洪波 (编). 中國四庫學(第二輯). 2018: 77-86. ISBN 9787101131741. 
  32. ^ 32.0 32.1 朱琳. 憂慮的禮物:《四庫全書》的近代出版與輸出. 現代出版. 2019, (03): 87-92. 
  33. ^ 程之. 香港推出《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出版參考. 1999, (16): 12. 
  34. ^ 文津閣本《四庫全書》12月22日影印出版. 人民日報. 2005-12-23 [2022-08-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9-04). 
  35. ^ 張帆; 汪龍麟. 文津閣本《四庫全書》出版價值芻議. 社會科學戰線. 2006, (06): 317-319. 
  36. ^ 徐海榮. 文瀾閣《四庫全書》整理出版紀事:歷盡劫波終重生. 人民日報. 2015-08-06 [2022-08-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9-04). 
  37. ^ 高怡. 文溯閣《四庫全書》影印出版工程探析. 傳媒論壇. 2020, 3 (24): 106-107. 
  38. ^ 甘肅省圖書館. 甘肃省图书馆《四库全书》影印政府采购项目单一来源采购公告. 2018-12-04 [2022-08-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9-04). 
  39. ^ 39.0 39.1 彭明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考略. 湘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4, (2): 80-83. 
  40. ^ 杜澤遜.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成書始末. 文史哲. 1998, (03): 71-74. 
  41. ^ 季羨林; 任繼愈; 劉俊文.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緣起. 文史哲. 1997, (04): 3-9. 
  42. ^ 田款; 魏書菊. 存史與證史——《四庫禁毀書叢刊》及其文獻價值. 歷史教學. 2002, (04): 57-58. 
  43. ^ 馬寶珠.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世紀的一件文化大事———訪王鐘翰. 圖書館. 1999, (04): 80-81. 
  44. ^ 扶璐; 晨維. 十年成就《四庫禁毀書叢刊》四百零一冊. 臺聲. 2005, (12): 88-89. 
  45. ^ 宋木文. 八年成曠典(下)——《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出版紀實. 中國出版. 2004, (02): 26-30. 
  46. ^ 宋木文. 八年成曠典(上)——《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出版紀實. 中國出版. 2004, (01): 46-51. 

相关条目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