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

民主革命是一个政治学术语,表示推翻一个非民主的政权,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运动[1][2]中国近现代史政治史上,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简称,是指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和封建专制制度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革命。可分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半封建政治制度与封建地主土地剥削制度;民主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其压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旧的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买办)的生产关系;民主革命的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开辟道路。

列宁俄国1905年革命时期提出“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3]

民主主义者编辑

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编辑

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民主革命均由资产阶级领导。尼德兰革命是全世界第一次民主革命。如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结局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与资本主义社会。1848年西欧许多国家发生的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范围最广泛的民主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编辑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出现了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条件。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是第一次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

民族民主革命编辑

民族民主革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4]俄国十月革命后,民族民主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民主改革编辑

民主改革是指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不是采取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而是用和平的、非暴力形式,各阶级和各阶层的人互相发扬民主,和平协商,改造官僚买办经济制度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封建制度、农奴制度,使之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制度的社会变革。目的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依靠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采取比较和缓的方式,达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制定的民族政策。[5]

1948年内蒙古解放区在中共中央指示下、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明确提出在牧业区的一切工作必须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都要以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生产、改善牧民生活为出发点,“增畜保畜”“人畜两旺”,确定了牧业区民主改革的总方针为“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上而下地进行和平改造和从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废除封建特权,发展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畜牧业生产”,并根据蒙古民族的经济特点和地区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三不两利”和“牧场公有、自由放牧”等政策。“不分”指不分牧主牲畜和财产,“不斗”指不采取农业区斗地主方式斗争牧主,“不划阶级”指不在牧民中公开划分阶级保存牧主经济。牧主牧民两利政策是指在废除牧主对广大品贫下中牧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的基础上,实行合理的牧主牧民两利的“新苏鲁克”制和适当提高牧工工资的新工资制度。除罪大恶极的蒙奸恶霸经以上政府批准可以没收其牲畜财产由政府处理外,其他大牧主一律不斗不分。内蒙古牧区的民主改革政策与实践得到了东北局的充分肯定,并公开发表,广泛宣传。“三不两利等政策缓和了牧区牧主牧民的矛盾,解除了牧民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保护、促进了牧区经济发展。到1952年末,内蒙古西部牧业区的民主改革基本完成。[6]对全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与牧区的民主改革有重要借鉴意义。1953年6月,乌兰夫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的报告,将“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等政策归纳为发展畜牧业经济的五项方针、十一项政策、六项具体措施,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后,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牧业区实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官僚资本控制的企事业单位实施“民主改革”,1952年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之后,开始了生产改革,加强了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领导权,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推动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7]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四川、新疆[8]、青海[9]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民主改革[10]。其中云南景颇族[11]基诺族原始社会社会形态,主要是帮助其发展生产和文化事业,逐步克服不利于民族发展的各种落后因素,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跨越式发展。一些民族处于奴隶社会、封建农奴社会制度,采取了和平协商改革的方法进行民主改革[12],即在充分发动民族劳动群众的基础上,帮助少数民族中的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认识民主改革的必要,争取他们接受民主改革,经过劳动人民和上层人士协商,确定改革的时间、步骤和方法,然后由政府颁布法令施行和平赎买,把土地分配给农奴、奴隶和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废除封建主、奴隶主的特权,使农奴、奴隶获得人身自由和政治平等。对于接受改革的封建主、奴隶主不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除没收其土地外,其余财产不动,不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并在政治方面给以适当安排。民主改革完成后,对情况特殊、条件许可的部分少数民族农业区,于20世纪50年代末经过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西藏民主改革是指:1959年3月10日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发动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面武装叛乱。1959年3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一边平叛一边进行民主改革。[13]

  • 第一步是开展“三反”(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制度、反对人身依附制度)和减租减息运动
  • 第二步是没收参加叛乱领主的生产资料实行,分配给贫苦农牧民;对于未参加叛乱的领主,采取赎买政策,国家共支付4500多万元对1300多户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和代理人的90万亩土地和82万多头牲畜进行赎买,无偿分配给贫苦农、牧民,农、牧主也分得一份生产资料。[14]人均分得耕地3.5亩。

到1960年底,西藏基本完成了民主改革,各地普遍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农牧民协会、平叛保畜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乡、、县、专区各级人民政权。西藏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百万农奴翻身获得人身解放;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主所有制,确立了农牧民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废除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实行政教分离,没收参加叛乱的寺庙的土地、耕畜等生产资料,对没有参加叛乱的寺庙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废除寺庙在经济、政治上的一切封建特权与内外的人身依附,各宗教与藏传佛教各教派一律平等,寺庙选出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民主改革基本完成的1960年,西藏全区的粮食总产比1959年增长12.6%,比土改前的1958年增长17.5%;牲畜存栏头数比1959年增长10%。民主改革中,西藏建立起首批供销社、农村信用社、民办小学、夜校、识字班、电影放映队、医疗卫生机构、水电站与居民供电。在拉萨市区安置8700多名贫苦游民和乞丐就业,救济8500多名生活困难的城镇贫民,收容120多名孤、老、病、残者。[15]

民主补课编辑

民主补课,即民主革命补课[16]1960年3月,宁夏汇报“中宁事件”的报告中提出“中宁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17]。1960年底到1961年初,与整风整社运动相结合,中国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一场民主革命补课运动。这场运动起源于河南省信阳地区,终而推向全国。“信阳事件”曝光后[18],1960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监委《监察工作情况反映》第215号上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总支和支部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要求“必须把当前农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的政策问题,特别是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的一系列政策问题,向各级党组织讲清楚。并且要求把这封指示信原原本本地读给全体党员和干部听,读给农民群众和全体职工听,反复解释,做到家喻户晓,把政策交给群众,发动群众监督党员干部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并要求“今年冬季,必须下决心,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展开一个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严禁干部压制民主,打击报复。”“通过整风整社运动改造落后地方和落后社队,纯洁公社各级领导机构,纯洁农村党的组织,进一步发挥农村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核心作用。”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19]。196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的指示》</ref>。”中央从中直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抽调干部452名,河南省委从省直机关和外地市抽调骨干1844名开赴信阳地区,河南省委决定改组信阳地委领导班子,原地委常委9人中,只留张树藩和纪委书记邱进敏二人,其余7人撤职审查。新地委组成后,又从地直各部门挑选骨干1483人,组成了近3800人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大军,开赴各县市,夺取了各县、市和公社,以及县直各部门的领导权,清理阶级队伍。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整风整社问题;12月31日,毛泽东在信阳地委向河南省委并中共中央汇报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情况报告上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即“共产风”一直没有纠正,严重地破坏农村生产力的社队)都应照此执行”。即全国三类社的整风整社运动都要以民主革命补课的形式开展,这就是“信阳经验”。1961年1月1日中共中央把信阳地委报告批准给与会人员。196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把三类社分为3种情况,其中“被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篡夺”了的社队的整顿,“主要依靠上级派去的工作团,经过深入群众、扎根串连,挑选一批真正贫农下中农的积极分子,同时吸收原有组织中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参加,组成贫下中农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整风整社,并且临时代行社队管理委员会的职权,领导生产,安排生活。”[20]由此,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推向全国。


1963年全国开始了“四清”运动。西北局提出了“西北民主革命不彻底”的论断。1964年8至9月,西北局银川召开了陕甘宁青四省区民主革命补课工作座谈会。会议认为“西北民主革命不彻底,宁夏很不彻底”,“群众继续遭受着压迫和剥削”。随后,宁夏区党委发出“必须以彻底革命的精神完成民主革命的补课任务”的通知。[21]1964年《西北建设》杂志第八十四期专门刊载了《关于陕甘宁青四省区民主革命补课工作座谈会的报告》。

参见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1. ^ Allen, B. (1953). “Tocqueville, covenant, and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harmonizing earth with heaven”. Lexington Books.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in-Publication Data
  2. ^ Teorell, J. (2010). “Determinants of Democratization: Explaining Regime Change in the World, 1972-2006”. Chapter 5: The force from below: popular mobi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 《列宁选集》第1卷第634页
  4. ^ “民族民主革命”词条,见《社会主义名词词典》,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9页
  5. ^ “民主改革”词条,《新疆民族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第15页。
  6. ^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三不两利”与“稳宽长”文献与史料,发表于《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五十六辑),2005年出版。
  7. ^ 何盛明主编:“民主改革”词条,《财经大辞典》,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
  8. ^ 阿依木古丽·卡布力:“新疆民主改革与维吾尔族封建农奴制度的废除”,《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02期。
  9. ^ 青海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民主改革前青海藏族牧区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60年。
  10. ^ 秦和平:《云南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资料集》,巴蜀书社,2010年版。
  11. ^ 木金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景颇族的民主改革”,《思想战线》2011年第S1期
  12. ^ 孙勇:《云南藏区的民主改革及其社会变迁》,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3.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9年3月27日发表《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白皮书
  14. ^ 1959年9月21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决议》
  15. ^ 《民主改革60年 幸福路上再前行》,来源:中国西藏新闻网,2019年03月27日。
  16. ^ 夏林:““大跃进”后期江苏农村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2年 第1期
  17. ^ 李树杰:“谈中宁事件”,《宁夏文史资料》第21辑,宁夏人民出版社,第110页。
  18. ^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19.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350页。
  20. ^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21. ^ “陕甘宁青四省区民主革命补课工作座谈会”词条,《宁夏百科全书》,宁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