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政权

大日本帝國扶植的傀儡政權
(重定向自汪偽政權

汪精卫政權(1940年3月30日-1945年8月16日)是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汪精衛響應三次近衛聲明而與大日本帝国合作的一个傀儡政权,正式名称依然为“中华民国”,其政府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执政党为汪精衛另立的中国国民党,最高機關是中央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汪精卫政权被认为是抗战时期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1][2][3],合并“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权[3]的辖地領土。戰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不承認汪精衛的國民政府及行政院院長職務,故稱汪精衛政權為「汪偽政府」或者「南京偽國民政府」;日本則稱汪精衛政權爲「南京國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亦不承认汪精卫政权合法性,一律称之为「汪偽政權」。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1940年-1945年
格言:“和平反共建國”
国歌:中華民國國歌

《東亞民族進行曲》(非正式主題曲)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位置
地位大日本帝国扶植的傀儡政權
未被国际普遍承认的政權
首都南京
常用语言汉语粵語
宗教佛教道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神道教民間信仰祖先崇拜
政府三民主義
委員會制
一党专政
傀儡政權
• 国民政府主席
行政院院长
汪精卫(1940年3月-1944年11月)
陈公博(1944年11月-1945年8月)
• 立法院院长
陈公博(1940年3月-1944年11月)
梁鸿志(1944年11月-1945年8月)
• 司法院院长
温宗尧(1940年3月-1945年8月)
• 考试院院长
王揖唐(1940年3月-1942年3月)
江亢虎(1942年3月-1944年11月)
陈群(1944年11月-1945年8月)
• 监察院院长
梁鸿志(1940年3月-1944年11月)
顾忠琛(1944年11月-1945年7月)
历史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戰
• 建立
1940年3月30日
• 终结
1945年8月16日
货币中储券(直辖地区)
联银券(华北政务委员会
蒙疆券(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前身
继承
中華民國維新政府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1937年-1940年)
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
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
今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名義上大致占有外蒙、江蘇淮海[註 1]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廣東中原[註 2]福建(部分日本占領地區)等省份。北與滿洲國蒙古自治政府接壤,東臨近東海黃海,在西南則與重慶戰時國民政府形成戰綫。汪精衛政權1940年於南京市成立国民政府,起始由汪精衛擔任國民政府代主席及行政院院長,以陳公博周佛海李士群等為主要成員;同年,與日本簽訂《日華兩國簽訂防共協定》、《重光堂协议》等不平等條約,以承诺并允許日本戰後維持並拓張在華利益換得政權立足。期間,汪精衛政權以“和平反共建國”等口號,與林森-蔣介石重慶國民政府的“抗日救國”分庭抗禮。在外交上,除納粹德國大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等《反共产国际协定》缔约国外,汪精衛政權並無受到國際上的普遍承认。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后,陳公博任汪精衛政權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1945年8月日本投降,汪精衛政權隨即終結。

历史编辑

背景编辑

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間先後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蒙古軍政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察南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蒙古聯盟自治政府等政權(详见华北分离运动)。而南京政权的領導人汪精卫原是中国国民党成立初期的主要人物,拥有一定的影响力。汪精卫认为当时的中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情况下独自对抗日本是不可能的。因此一直主张对日妥协以换取时间发展。然而,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领导人一至认为如果对日妥协则必然亡国,故与汪精卫等对日妥协派时有间隙。

汪精衛出走编辑

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正式爆发,汪精卫决定响应近卫声明,携妻子陈璧君前往云南试图获取当地军阀——龙云的支持,意与日本军部里应外合,组建合作政府。然而,龙云在汪精卫的“曲线救国”劝说下一直不表态,这使汪精卫感到了警觉和疑虑,并在之后搭乘专机逃往法屬印度支那河内。蒋介石通过情报线人及龙云的汇报得知了汪精卫的行为,随后向汪精卫通过代信表示:“莫公开主和、莫与中央失去联系、莫要赴(担忧日本人对其控制)、可赴欧”等原则,以希望汪精卫不要与日本人合作。

但汪精卫继续坚持“和平路线”,并登报回应蒋介石国民党随后于元旦召开紧急会议,各党内元老在会议中严厉斥了责汪的“卖国行为”,通过动议革去其国民政府副主席的职务,并宣布将汪精卫开除党籍。之后更有华侨代表如陈嘉庚等人向政府请愿,要求将汪精卫的行径视作叛国罪并予以通缉。汪精卫随后派高宗武对日谈判,但进展甚微。高宗武回国后因病在香港修养,期间向汪寄去一封长信,信中称条约内容极为苛刻,建议汪精卫赴欧,不要同日本人合作。汪因此和平主义的信念有所动摇,随后便决定前往欧洲法国,不问政事。

然而,汪及密友曾仲鸣(其负责汪通往法国的门路)在越南河内却遭人密谋刺杀(是否为蒋介石指示则有争论),由于刺客误把曾仲鸣当作汪杀死,汪才躲过一劫。日本方面得知这一情况后派影佐祯昭大佐和议员犬养健前往河内将汪营救,5月8日汪抵上海,在江湾土肥原公馆与影佐祯昭和犬养健会谈。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编辑

汪精卫随后于南京改组政府,稱為「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接管原“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辖地,但是“临时政府”改组后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1940年3月30日,南京舉行國民政府還都儀式,發表《和平建國十大政綱》。日本政府對汪政權發表宣言:「決定給予全力協助和支援。」[4]:532成立之初,汪政權仍奉重慶林森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本人作「代主席」,兼領行政院長及中國國民黨總裁,同時有五院院長設置及中國國民黨各級黨部,恢復戰前一切體制。

除日本和满洲国最早承认汪政權合法性外,承认該政府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及政府还有納粹德國義大利王國匈牙利王國羅馬尼亞王國保加利亞王國丹麥保護国政府西班牙國克羅埃西亞獨立國斯洛伐克泰國

汪政權收回部分日租界。如:1943年3月與日本簽約收回蘇州杭州天津等八市(福州、沙市等地的日租界其实并未真正设立)的日本租界,7月收回上海法租界,8月收回上海公共租界。10月,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中日基本條約日语日華基本条約》。

汪精衛國民政府提倡亞細亞主義,和日本、滿洲國及其他亞洲國家一起建立東亞新秩序,驅逐在亞洲的西方勢力。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日本支持下南京國民政府繼續大規模宣傳反西方、亞洲屬於亞洲人的思想。儘管如此,因為日本和德國、意大利及其它歐洲軸心國成員為同一陣營,所以南京國民政府只特別針對英、美等盟軍作出負面宣傳,相反地對德、意等軸心國作出正面宣傳,其中「共和日報」曾讚賞德國科技、德國人為優秀民族和讚賞在納粹黨執政下令德國強大。除此之外,南京國民政府亦宣傳反猶主義,因為汪精衛及其政府都認為猶太人操縱英美等國謀求控制全世界,而且同意納粹德國反猶的態度。[5]

對英美宣戰编辑

汪精卫在日本的支持下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1943年1月9日,南京國民政府對英美宣戰,受到南京和上海市民上街遊行舉起橫幅支持參戰,掛起「擁護國民政府參戰」、「民國三十二年一月九日 國民政府對英美兩國宣戰了」的字條。[6]

尾聲编辑

1944年11月10日,汪精衛於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去世。11月12日,南京「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陳公博為行政院院長、代理國民政府主席,兼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并於11月20日正式就職。陳公博就職時稱,將堅持奉行汪精衛手訂之政策,無論戰爭如何推移、時局如何迫切,都不会動搖。周佛海繼陳公博之後,於1945年1月就任上海市市長[7]

政權正式解體编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16日下午4時,陳公博、周佛海在南京召開中央政治委員會臨時會議,宣布取消國民政府及其所有機構,成立南京臨時政務委員會和治安委員會,陳公博自任兩委員會委員長,周佛海任兩委員會副委員長;南京國民政府存在五年零四個半月,最後終結[8]:893

地理及行政規劃编辑

南京國民政府雖在名義上統有華北政務委員會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然而事實上僅直接管轄江蘇淮海[註 3]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廣東中原[註 4]福建(部分日本占領地區)等省份南京上海漢口[註 5]廈門[註 6]特別市,再者,除了江蘇、淮海、安徽三省的形勢較為完整外,其他省區往往僅佔有少數;另曾設置浙東行政公署[註 7]、蘇北行政公署[註 8]及蘇淮特別行政區[註 9]等3個省級特别区。

華北政務委員會名義上管轄河北山東山西三省及北京(後改回北平)、天津青島等三個特別市;實際上尚管有河南省及江蘇長江以北地區[註 10];後另設立華北政務委員會第一直轄行政區[註 11]及冀東行政公署[註 12]等2個直轄省級特别区。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則管轄巴彥塔拉察哈爾錫林郭勒烏蘭察布伊克昭等五個与察南[註 13]、晉北[註 14]兩政厅,並先後設立厚和包頭張家口等3個特別市,合計10個省級單位。

1940年6月20日,汪兆銘政府中央政治委員會第11次會議決定對南京特別市政府實行改組,並定為首都。

政府编辑

1940年[9]

军事编辑

 
汪精卫政权“成立3周年纪念大会”阅兵式

由於日本方面反對汪精衛建軍,因此只得接收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所遺留之武裝力量,將維新政府綏靖軍任援道所部七個師和一個獨立旅改編為南京和平建國軍,後又招收軍統游擊隊,編為兩個步兵旅。此外,由日本顧問影佐禎昭移交華北治安軍計七個旅和一個團。

南京和平建國軍直轄6個方面軍(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魯蘇戰區新編第一師師長,1943年1月18日,率所部約4萬人在山東沂水地區投汪,被編為山東方面軍總司令,7月29日改稱第三方面軍總司令,並任命山東省保安司令部參謀長寧春霖為副總司令,郭受天為參謀長[8]:891;第六方面军孙殿英:冀察戰區新編第五軍軍長,1943年4月被俘投汪[8]:891)及4個綏靖公署華北治安軍則最高曾轄有14個集團軍;蒙疆的蒙古軍最高曾轄有10個

1940年,汪軍總數8.8萬人,而到1945年春已擴大到40餘萬人[10]。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平建国軍由蒋介石国民政府收编。[11]

外交编辑

中華民國外交部於1940年3月成立,外交部長由褚民誼兼任[12],並派大使到各歐洲軸心國成員作領事。 1940年8月31日,日本帝国与南京國民政府缔结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 1940年12月10日,汪精卫派特使、外交部长徐良满洲国首都新京,向溥仪递交国书。 1941年1月和8月,满洲国与南京國民政府互派大使。1941年7月1日,納粹德國意大利王國与汪精衛國民政府建交,以此希望日本能夠北上進攻蘇聯。以德意兩國為首的欧洲轴心国匈牙利王國羅馬尼亞王國保加利亞王國斯洛伐克克羅埃西亞獨立國亦在当天承認南京國民政府,而西班牙國丹麦保护國政府8月初也承认南京國民政府[13]。 1941年11月22日,汪精衛國民政府加入了反共產國際協定,随后泰国日本的其他傀儡自由印度臨時政府缅甸国菲律賓第二共和國也相继承认了南京國民政府。[14]1942年意大利迫梵蒂岡教皇承認汪精衛政府,但庇護十二世沒有這樣做。 1943年1月9日,汪精衛國民政府在南京對宣戰[15]

相關影視作品编辑

注釋编辑

  1. ^ 1944年2月1日由蘇淮改設
  2. ^ 1945年3月29日由豫陝鄂皖邊區改設
  3. ^ 1944年2月1日由蘇淮改設
  4. ^ 1945年3月29日由豫陝鄂皖邊區改設
  5. ^ 1939年4月20日成立武漢特別市,後改名為漢口特別市;1943年10月19日降級改隸湖北省
  6. ^ 1939年7月1日成立,原直属台湾总督府,后改由日本兴亚院厦门联络部控制;1943年3月6日交還
  7. ^ 1942年5月28日設置
  8. ^ 1941年11月設置
  9. ^ 1942年1月24日設置,後改為淮海省
  10. ^ 1941年11月以前
  11. ^ 1943年11月23日設置
  12. ^ 1944年7月設置
  13. ^ 1943年1月1日改制為宣化省
  14. ^ 1943年1月1日改制為大同省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1. ^ 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研究学术座谈会综述 (PDF). 
  2. ^ 谢選駿. 变脸中国. : 111. ISBN 9781329863750. 
  3. ^ 3.0 3.1 第二次世界大战实录·傀儡篇.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ISBN 7-204-07822-5. 
  4. ^ 楊克林、曹紅. 《中國抗日戰爭圖誌》. 廣州: 廣東旅游出版社. 1995年1月. ISBN 7805215413. 
  5. ^ So, Wai Chor. Race, Culture, and the Anglo-American Powers: The Views of Chinese Collaborators. Modern China. January 2011, 37 (1): 69–103. JSTOR 25759539. 
  6. ^ (珍貴片段)1943年1月9日,汪精衛在南京宣布對英美宣戰並發表講話,並有南京和上海市民支持參戰的橫額 - YouTube. www.youtube.com. [2020-08-28]. 
  7. ^ 蔡德金. 〈汪精衛國民政府始未末〉. 《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 
  8. ^ 8.0 8.1 8.2 8.3 8.4 8.5 章伯鋒、莊建平主編 (编). 《抗日戰爭》第六卷. 四川大學出版社. 1997. 
  9. ^ 1940年《新支那现势图》
  10. ^ 左史. 〈汪偽軍事機構及偽軍概況〉. 《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二輯. 
  11. ^ 和平建国军.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2011-04-21 [2017-01-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1-18). 
  12. ^ 施宣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简明指南》. 档案出版社. 1987. 
  13. ^ 周惠民. 德国对“满洲国”及“汪政权”的外交态度.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 2005年5月, (第23期). 
  14. ^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wj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15. ^ 梅定娥. 伪满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研究卷·妥协与抵抗.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7-01-01. ISBN 978-7-5317-3615-8 (中文). 

来源编辑

书籍
  • David P. Barrett and Larry N. Shyu, eds.,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John H. Boyle,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James C. Hsiung and Steven I. Levine, eds., China's Bitter Victory: The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2).
  • Ch'i Hsi-sheng,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 Frederick W. Mote, Japanese-Sponsored Governments in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 Joseph Newman, GoodBye Japan (references about Chinese Reformed Regime), published in New York, March 1942.
  • Edward Behr, The Last Emperor, published by Recorded Picture Co(Productions) Ltd and Screenframe Ltd, 1987。
  •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Battle Hymn of China.
  • 蒋纬国, How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 Shek gained the Chinese-Japanese eight years war, 1937–1945.
  • Alphonse Max, "Southeast Asia Destiny and Realities",published b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5.
  • Jowett, Phillip S., Rays of The Rising Sun, Armed Forces of Japan's Asian Allies 1931-45, Volume I: China & Manchuria, 2004. Helion & Co. Ltd., 26 Willow Rd., Solihul, West Midlands, England.

參見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