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主菜单

法华寺 (北京报房胡同)

(重定向自法华寺 (北京多福巷)

法华寺,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报房胡同,是一座汉传佛教寺院。[1]

法华寺碑
北京市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所在 多福巷44号
分类 石窟寺及石刻
时代
编号 2-?
登录 1986年1月21日

历史编辑

早年兴衰编辑

法华寺的前身是明朝太监刘通的住宅。明代宗景泰年间,刘通舍宅为寺。明熹宗天启年间,太监姚某重修,该寺已具规模。明末清初世道混乱,该寺接近废弃。清朝乾隆年间,真如禅师“见寺近颓敝,苦心修葺”。真如禅师圆寂后,德悟和尚重修该寺,使“山门佛殿廊庑僧寮之属,无不焕然增丽”。德悟和尚圆寂后,其弟子如元增修该寺建筑,完成了藏经阁等,“自重建楼阁外,若黝垩丹漆以及镌匾悬额,无不金碧交辉,庄严宝重”。[1]

明朝成化七年(1471年),明宪宗敕赐法华寺碑。明朝天启年间重修以后,皇帝又诏赐藏经玺书。清朝德悟和尚在世之时,“长安贵介多与游”,圆寂时“哭灵祭尊者缙绅商贾,素车白马,填塞衢巷”。昭梿《啸亭杂录·卷八》记载,“乾隆中,有法和尚者,居城东某寺,势甚薰赫。所结交皆王公贵客,于寺中设赌局,诱富室子弟聚博,又私蓄诸女伎日夜淫纵,其富逾王侯,人莫敢撄。果毅公阿里衮恶其坏法,乃令番役阴夜逾垣擒之,尽获其不法诸状。阿恐狱缓,为之缓颊者众,乃遍集诸寺僧寮,立毙杖下。逾时要津之托始至,已无及矣,人争快之。至于市井间绘图鬻之,久之未已也。”据震钧《天咫偶闻·卷三》记载,该“城东某寺”即这座法华寺。[1]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八年四月(1858年6月),清廷派惠亲王绵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办理京城内一切防堵事宜。咸丰十年五月(1860年7月),清廷在京布防,派四员满洲大臣主其事。咸丰十年八月十八日(1860年10月2日),洋兵屯集北京内城朝阳门外,原负责京师巡防事物的文祥协助恭亲王奕訢办理抚局,瑞常宝鋆接办巡防事宜,正式在法华寺设“京师巡防处”(又称“巡防公局”)。八月二十九日(1860年10月13日),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李慈铭在日记中写道:“闻夷人明日自安定门入至东华门法华寺定和议,内城居人,四出奔避。”又据震钧《天咫偶闻·卷三》记载,“和议既定,诸大臣于此延见洋人,是为京师交涉之始。”[1]

清流雅集编辑

咸丰十一年(1861年),法华寺迎来新任住持,法号德澐,字静澜。他“能作大字,颇通文墨,喜交文士”,文人称他为“静澜上人”。静澜是热河(今承德)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帝逃往热河,静澜与随驾到热河的肃顺往来密切。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此后慈禧与奕訢发动祺祥政变,诛杀肃顺。静澜乃离开热河,到北京法华寺当住持。许多文士受到静澜吸引,纷纷来到该寺,或租房寓居,或前来吟诗作文。[1]

同治初年,该寺海棠院内寓居有孙樗(字丹五,昌平人),他在该寺写成了《余墨偶谈》。同治年间,常来该寺的还有北京西山灵光寺住持春明法华长老,他“诗不常作,工草书,得颠、素神髓,都人士以得片楮为屏障辉”。他和静澜往来密切,和孙樗有文字交。孙樗离京赴广西桂林时,春明曾托人赠诗一首:“含毫我不送君诗,恐妨世上诗人嗤。含毫我欲送君诗,又恐海底蛟龙知。戏书一幅送将去,云上万里长相知。”[1]

静澜和崇启(号星槎)关系也很密切。崇启是大学士柏葰的孙子,光绪己丑举人,官至刑部郎中甲午战争前,续廉(字筱泉,号耻菴)在该寺海棠院邀集八旗名士讲学,日课为古文词及读书,参与者主要有震钧、恩丰工部员外郎)、光熙山西知县)、崇启、静澜,当时“颇有清流之目,诸公自居东林人党也”。光绪十五年(1889年)及十六年(1890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们两次集社,特别是光绪二十一年那次最盛。部分汉族京官也参加,如吏部主事洪嘉与、工部主事夏震武等人。震钧还把该寺海棠院的居室题名作“丁嘤馆”。甲午战争清朝失败后,续廉、静澜仍住在法华寺,但这批人士已悄然散去。[1]

戊戌风云编辑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1898年9月14日),袁世凯(字慰廷)抵达北京,寓居法华寺。徐世昌(字菊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当天自己除了拜会张之洞的亲信杨锐钱恂以外,“又看数友。慰廷到京,住法华寺。往看,至晚遂宿城内。”[2]当时,戊戌变法的要人康有为、谭嗣同都居住在“城外”(即北京内城以外,当时他们居住在宣南地区),康有为住南海会馆,谭嗣同住浏阳会馆。此外,康有为、梁启超在“城内”(即北京内城以内)另有一临时寓所金顶庙,位于东华门外烧酒胡同。法华寺位于东安门外报房胡同,距离金顶庙仅10分钟路程。[3]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徐世昌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到城内,住法华寺。”[4]本日清早,袁世凯在颐和园光绪帝谢恩,午后回到法华寺。毕永年记载,当晚七点,康有为称:“袁处有幕友徐世昌者,与吾极交好,吾将令谭、梁、徐三人往袁处明言之,成败在此一举。”[5]袁世凯、徐世昌均住法华寺,正可密商对策。

光绪二十四八月初三日,徐世昌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出城,料理回津。晚又进城。闻有英船进口。”[6]茅海建认为,“出城”很有可能是去城南的南海会馆与康有为等人会晤,“晚又进城”很有可能是陪谭嗣同到法华寺见袁世凯。[7]《康南海自编年谱》称“袁幕府徐菊人亦来”,正和徐世昌日记中的“出城”不谋而合。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称,八月初三日晚谭嗣同赴法华寺访袁世凯,“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8]这个“袁幕府某”应当就是徐世昌。毕永年记载:“是夜,康、谭、梁一夜未归,盖往袁处明商之矣。”[9]康、梁当时都在北京内城,当晚可能有一人留在金顶庙,另有一人跟随谭嗣同、徐世昌一起去法华寺访袁世凯。[10][11][12]

八月初四日,徐世昌“束装而行,上火车,申刻到津。”[4]“出城到梧生宅,束装即行,上火车,申刻到津。”[2]八月初五日“慰廷出京到津。”[4]

后世衰落编辑

中华民国时期,法华寺每况愈下。抗日战争爆发前,法华寺由洪涛住持时,西院已变成平民小学(报房胡同小学),海棠院北面的土坡被铲平修成操场。在今多福巷的围墙上开门,作为该小学正门。东院驻扎无线电军队,不少房屋沦为军队马厩。抗日战争时期,洪涛的弟子察密修担任住持,东院的军队撤离后,出租予平民。该寺还开始办理丧事,以增加收入。藏经阁东侧的廊庑是当时停灵之所,后面一块小空地是坟地。[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洪涛的侄女负责该寺的庙产,把平民小学更名为新光小学。新光小学撤去后,原先用作教室的房屋改为居民住房,操场也建起不少住房。海棠院内的海棠因为枯死而被砍伐。1958年,该寺正殿及两边的庑廊也改为居民住房。藏经阁年久失修,也被拆除。1976年受唐山大地震波及,大雄宝殿损坏,拆除后原址重建,毗卢殿也经翻修。1980年代至1990年代,原天王殿及庭院的旧址上兴建了高层楼房。如今,在报房胡同仅存该寺山门(报房胡同103号),在多福巷44号院内,原大雄宝殿地基上存有《德悟和尚行实碑记》。[1]

建筑编辑

法华寺东至无量庵胡同,西近王府井大街,北至多福巷(原名豆腐巷),南至报房胡同,占地面积数千平方米。《德悟和尚行实碑记》上称该寺为“东城诸刹冠”。该寺坐北朝南,中路自南至北依次是:[1]

  • 山门:坐北朝南,开在报房胡同北侧。
  • 天王殿:位于山门正北。
    • 钟楼、鼓楼:位于天王殿前左右两侧
  • 大雄宝殿:位于天王殿正北。殿外树立着六通石碑。
  • 毗卢殿:位于大雄宝殿正北。
  • 观音大悲坛:位于毗卢殿正北。
  • 藏经阁:位于观音大悲坛正北,是整座寺院最北的主要建筑。[1]

除了中路之外,法华寺还有东、西两路跨院。东跨院内有膳房及不少小院落。西跨院内也有不少小院落,其中包括海棠院。《天咫偶闻·卷三》记载,“寺之西偏有海棠院。海棠高大逾常,再入则竹影萧骚,一庭净绿。桐风松籁,畅人襟怀,地最幽静。”[1]

参考文献编辑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佟洵 主编,佛教与北京寺庙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2-191页
  2. ^ 2.0 2.1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2005年,第756-761页
  3. ^ 周育民,康有为寓所“金顶庙”考,载《清史研究集》第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23-427页
  4. ^ 4.0 4.1 4.2 徐定茂,戊戌年间的徐世昌,北京文史2003年第2期;《徐世昌日记》中的小站练兵与戊戌政变,北京文史资料总第64辑
  5. ^ 毕永年,诡谋直纪,近代史资料总第63号,第3页
  6. ^ 戴逸,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其与维新派的关系,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7. ^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2005年,第757-758页
  8. ^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香港九龙书业中心,第205页
  9. ^ 毕永年,诡谋直纪,近代史资料总第63号,第3页
  10. ^ 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五册,第16页
  11. ^ 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333页
  12. ^ 陈晓平,戊戌政变:被遮蔽的幕后人物,载《私家历史》第2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