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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俄容共是1927年吳稚暉率先使用后依据後約定俗成的说法(中國共產黨将其稱为聯俄聯共),这是孫文晚年推動的为了引入蘇聯政治訓練、軍事及財務的外援以協助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政策。[1][2]

而由於当时中國國民黨軍事力量不足以反抗当时北洋政府,兩次目的为保護《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護法運動均以失敗告終,孫文在两次挫折后認為必須建造自己的軍隊,才能统一全国。

西方国家拒絕給予孫文援助的情況下,新成立的蘇俄则宣布废除之前沙俄与中国签订的部分不平等条约,并试图透過中國國民黨进行共产革命。1922年8月,越飛北京任苏联駐華全權代表,他首先致函当时军事实力最强的吴佩孚将军,表示希望能够建立合作关系,但遭到吴佩孚的拒绝。

前奏编辑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党外联合”。但这时,共产国际接受了马林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主张。7月18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所有工作都必须在和马林的紧密联系下进行。8月,共产国际又专门作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不久,共产国际派马林携带这些指示由莫斯科到达上海。马林认为中共二大决议赞成与国民党进行“党外联合”,是不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根据马林的提议,1922年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马林张太雷7人。马林指出:国民党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并改造国民党,以推动民主革命;中共加入国民党符合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精神。会议决定党的少数负责人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会议决定出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 (周刊)》。

孫文對蘇聯之態度编辑

1923年1月26日,孫和蘇聯特使越飛發表聯合聲明[3]:173。越飛在上海與孫文會面後,两人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孫越宣言),開始國民黨與蘇聯及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的中國分部)的合作關係。孫認為蘇維埃制度不能引入中國,中國最大與最迫切問題,乃在完成全國家統一,與獲得完全國家獨立[3]:173。蘇俄表示,要廢除沙皇時期與中國簽訂之所有不平等條約,外蒙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不能與中國分離[3]:173。在孫越宣言中,苏联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主权,并承诺不在中国进行共产革命。孫文根據馬克思理論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不符合當時中国国情。孫文與蘇俄的關係才日益密切。

經過编辑

1923年,孫文與共產國際合作,將大本營遷回廣州,對抗北洋政府。列強多不支持孫,孫僅獲得蘇聯支持以因應情勢。孫在改組中國國民黨同時,實行「聯俄容共」。蘇俄給予孫大量武器和財政援助,並派出軍事及政治顧問鮑羅廷幫助孫建軍北伐。隔年,黃埔陸軍軍校成立。在苏联的影响下,孫文力排眾議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史稱“聯俄容共”,中國共產黨在後來將其稱爲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國共產黨方面日後單方宣稱孫文政策是「聯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毛澤東提出的新三民主義或蘇聯人所說三大政策),而這與中國國民黨人對“容共”政策理解並不一樣:中國國民黨人認為,孫允許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是真,但其至始至終只有一個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主義,無所謂新舊。

1923年6月,中共三大确定全体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方针。

1924年1月20日至1月30日,孙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为中国共产党员;在17名候补委员中,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中国共产党员。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中国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务委员共三人,廖仲恺戴季陶为中国国民党员,谭平山为中共党员。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中国共产党员和國民黨左派親共親蘇勢力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

結果编辑

 
孫中山政治顧問鮑羅廷(左二)與蔣介石(左三)在黃埔軍校,1927年

孫逝世后,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國民黨内部發展迅速,控制中國國民黨諸多重要職務,引起中國國民黨内激烈政治分歧,造成寧漢分裂。在蔣中正率領國民革命軍佔領上海後,鲍罗廷秘密策动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张蒋两人1926年秋天就开始秘密接触,两人分别派唐生智杨宇霆作为代表,展开秘密会晤,协议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因此“南京事件”后不到两周,张作霖便在4月6日得到公使團同意,派遣軍警突袭北京的苏联大使馆、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公處,逮捕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并搜出共产国际发来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與馮玉祥合作颠覆文件、紅槍會及煽動農民紀錄、中共文件等,「蘇聯陰謀文證彙編」)和武器弹药。其中一份训令内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4],證實蘇聯全面指揮顛覆合法的北洋当局的暴力、排外運動。4月12日,蒋在上海发动“清黨”。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則強烈譴責中國國民黨粗暴侵犯蘇聯使館尊嚴,並稱此事件「乃帝國主義的挑撥,中國政府已淪為帝國主義者的工具」。4月19日,蘇聯召回北京駐華代辦及大使館職員[5]

武漢親共派首領汪精衛在偶然獲得共產國際關於在顛覆中國政府的策略文件後,也開始和平分共。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廣州南昌等地組織起义(南昌起義),失敗後進入農村地區發展,推動反国民党政府土地革命的活动。中國國民黨聯俄容共政策到此暫停。

参考文献编辑

  1. ^ Rana Mitter. Modern China. Sterling Publishing Company, Inc. 6 October 2009 [17 January 2013]. ISBN 978-1-4027-6893-4. 
  2. ^ 林天人. 中國通史.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2: 600– [17 January 2013]. ISBN 978-957-11-3035-4. 
  3. ^ 3.0 3.1 3.2 孫穗芳. 《我的祖父孫中山》下集. 台北: 禾馬文化出版. 1995. ISBN 978-957-799-020-4. 
  4. ^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1981)p.189
  5. ^ 郭廷以,俄帝侵略中國簡史,1985年6月,文海出版社,第65頁

外部連結编辑

參見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