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八月

文革时期造成的一系列非正常死亡事件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红卫兵受到鼓舞,随即在北京展开大规模杀戮。

红八月,本意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8月,也可指文革初期在中国首都北京发生的一系列屠杀事件,由于这些杀戮主要发生于1966年8月,故称为“红八月”或“八月杀戮”。[1][2][3][4][5][6][7][8] 据1980年官方数据,在1966年8-9月间,在北京市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另有至少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1][3][9][10][11][12][13];此外,受到北京市区红卫兵杀戮的影响,北京大兴县从8月27日至9月1日爆发了“大兴事件”,数天内先后有325人遭屠杀,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11][14][15][16]。亦有学者指出,1985年官方统计显示,北京屠杀实际死亡人数上万。[13][17][18]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红卫兵受到鼓舞,北京的文革屠杀以及“破四旧”运动逐渐展开。[1][3][14]杀戮方式包括打死、勒死、抽死、踩死、开水烫死、砍头等等,对多数婴幼儿则是摔死或踩住其一条腿,劈另一条腿,将人撕成两半。[1][14][15][19][20]在此次文革屠杀中,亦有多人因受到红卫兵迫害而自杀,譬如在针对知识分子的“八二三事件”中,知名学者老舍自杀身亡。[3][21][22]屠杀期间,毛泽东曾公开表示不要干涉学生文革、并多次接见红卫兵,而中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也提出要保护红卫兵、不要拘捕。[16][23][24][25][26]但8月底9月初,由于事态严重,中共中央多次进行了干预,大屠杀才逐渐结束。[25][27]

红八月被认为是中国文革期间“红色恐怖”的源头,影响了上海广州南京厦门等地的红卫兵运动,诸多地区均发生了领导干部、知识分子、教师、黑五类等被红卫兵批斗、杀死的事件。[2][4][5][28][29] 有人将红八月的重要节点“8月18日”(“8.18”)与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开端“水晶之夜”相比较[5][30][31][32][33][34],也有人将从红八月开始的各地文革屠杀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等行为相比较[31][32][33][35][36]

屠杀历史编辑

历史背景编辑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发布,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37][38]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将时任学校副校长卞仲耘打死、将副校长胡志涛打成重伤,而卞仲耘也是第一个在北京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1][25][29][39][40][41]

屠杀过程编辑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宋彬彬,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之后说了一句“要武嘛”,宋随后改名为“宋要武”。[1][14][41]该事件之后,红卫兵名声大振,开始在北京市区内进行屠杀,同时展开“破四旧”;其中,在8月25日开始的为期7天的“榄杆市事件”中,数千名红卫兵在北京崇文区榄杆市一带进行了大规模屠杀,红卫兵将其称为“榄杆市前洒碧血”。[1][14][25][42]

8月22日,毛泽东、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的文件《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4][16][43]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反对干涉学生文革、支持红卫兵运动[18][16][23]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惶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几个月再说。急急忙忙做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十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对不得?我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相就照相,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

8月26日,中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北京市公安局提出,“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24][44]同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8月27日,“大兴事件”爆发。[14][44]此后,谢富治又在几个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提道,“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16][24][25]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的吧?”谢回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16][24][44]

逐渐结束编辑

1966年8月底,由于事态严重,中共中央开始制止暴力行为。[27]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社论。[45][46]此后,中共中央又连续发文、派人制止杀戮,死亡人数开始下降,大屠杀才逐渐结束。[25]

与此同时,据学者披露,9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一期“内部”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 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1][3]根据看到这份简报的高级干部说,这份简报写道,从8月下旬到九月初,北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而这份“简报”将此视为文革的“累累战果”的一部分。[1][3]

9月15日,毛泽东在天门城楼上再次接见红卫兵。[26]10月1日,部分北京红卫兵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一起,检阅广场上走过的百万人的国庆游行队伍。[1][26]

大屠杀编辑

杀戮方式编辑

北京文革屠杀中,红卫兵的杀戮方式包括用钝器打死、勒死、用铜头皮带抽死、踩死、开水烫死,等等。[1][3][14]而在北京大兴县,杀人方式包括用棍棒打死、用铡刀铡死、用绳子勒死,对婴幼儿更残忍,除了摔死外,还对部分婴幼儿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1][14][15][19][20]

死亡人数编辑

  • 根据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报道,在1966年8-9月间,在北京市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其中很多为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另有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1][9][10][11][12][13][41] 其中,8月25日爆发了“榄杆市事件”;8月26日起,死亡人数开始快速攀升,由每天十几人上升至六十余人;8月28日,海淀区一天打死和自杀68人,朝阳区的数字是近70人。[24] 9月1日,一天即打死288人。[3]
  • 在北京大兴县的“大兴事件”(又称“八三一事件”)中,1966年8月29日至31日,先后有325人遭屠杀,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1][11][14][15] 多数学者认为大兴屠杀的死亡人数包括在了北京市1772人的死亡数字内,但也有学者认为北京市的数据不包括大兴、昌平(327人死亡)等远郊区各县死亡人数。[47]
  • 有学者指出,根据1985年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北京屠杀中的实际死亡数为10,275人 ,另有92,000户被抄家、125,000户被驱逐出北京。[13][17][18]

后续影响编辑

 
文革期间,上海复旦大学校园围墙的红卫兵政治宣传标语。

红八月被认为是中国文革期间“红色恐怖”的源头,北京六中的部分红卫兵曾用受害者的鲜血在墙上书写标语“红色恐怖万岁!”。[2][4][5][48][49] 此后,红色恐怖影响了中国大陆的其它地区,包括上海广州南京厦门等地均发生了红卫兵打死老师及其它暴力事件。[4][32][49] 譬如,1966年9月15日,属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十六纵队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11人,带着照相机和手提扩音器来到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宣称“北京运动轰轰烈烈,资产阶级狗崽子已威风扫地”,与该校红卫兵一起高呼“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16日清晨,该校红卫兵营在校园里贴出“实行红色恐怖”的勒令布告,此后共有31名老师遭到批斗和迫害。[28]

有人将红八月的重要节点“8月18日”(“8.18”)与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开端“水晶之夜”相比较[5][30][31][32][33][34];譬如认为“文革‘红八月’的残酷超过希特勒反犹运动的‘水晶之夜’,因为纳粹只是焚烧,而红卫兵则是杀人”[5]。也有人将北京红八月以及各地后续的文革屠杀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等行为相比较[31][32][33][35];譬如认为“红八月的罪恶将跟柏林水晶之夜、南京大屠杀并列入史,任何辩解都无济于事,后代人民将永不遗忘”[31]。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和老百姓的事情。在皇帝时代,死刑要经过审理,可以上诉,由专业刽子手执行。文革后有人把文革笼统解释为‘封建主义传统’造成的。这种说法不能解释1966年8月发生的红卫兵暴力。”[3]

参见编辑

参考资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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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