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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禮垣(1847年-1916年10月14日),號翼南,晚號逍遙子,齋號厚豐園廣東三水人。

生平编辑

其父胡献祥常年在香港做生意。胡礼垣在家乡从塾师启蒙, 天分极高,渐渐精通四书五经,写得一手洋洋洒洒的八股文,在县里童子试中位居头名。但接著胡礼垣久困科場,却对经史古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致力于研习诗词古文。

1857年,胡礼垣随父亲至香港,接受西式教育。他15岁入讀中央书院,曾经拜伍廷芳为师学习英语,将目光转向西方科学、政治、文学等领域。传统教育使得胡礼垣打下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而西式教育又使他进入西方文明的殿堂,这为他日后在中西文明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成为改良主义思想家奠定了基石。

1870年,胡礼垣从中央书院毕业,因学业成绩优异,被政府委任留校担任中文教师。两年后他辞职离校,其后到父亲所经营的航运公司兼职,并多次参加港府公务员考试,可惜均未录取。

胡礼垣曾在王韬经办的《循环日报》馆工作,担任翻译,由此与王韬结识,成为知交。王韬比胡礼垣大约年长20岁,是清末著名变法思想家,曾在该报发表政论文章,阐述其改良主义思想,这对胡礼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胡礼垣还曾一度回到国内,投奔在上海主持电报分局的郑观应,担任翻译

大概在1885年,胡礼垣离开上海,返回香港,到《粤报》任职。在此期间,他利用闲暇将《英例全书》翻译成中文。《英例全书》是亨利·科尔曼-福克德所著之《人人自为律师:普通法与衡平法原则手册》,并于1887年由何启鉴定,粤东友石斋出版。[1]

長期居住香港,後經營報業。何、胡的合作开始于1887年,当时曾纪泽在香港《德臣西报》刊载著名的《中国先睡后醒论》,何启读后不同意其观点,用英文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又欲译为中文发表。他自感中文程度太差,于是寻求胡礼垣的帮助。胡礼垣将此文修改、翻译后,两人共同署名以《中国先睡后醒论书后》(又名《曾论书后》)发表,在中国政界、思想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1898年后,胡礼垣辞去香港文学会翻译一职,“退隐于家,日惟闭户著书,考察列国政治得失,与何君启研究法律”。他与何启又合写了《新政论议》等论文,这7篇政论文章汇集为《新政真诠》一书出版,对中国改革维新提出一整套理论和实施的方针。此时胡礼垣自号“逍遥游客”,但他的内心对现实政治,对祖国的前途命运充满了担忧。卒於民国五年(1916)。[2] 葬於咖啡園墳場。[3]

值得一提的是胡礼垣的“大同”思想。早在1871年,胡礼垣刚从香港中央书院毕业时,即准备撰写《天人一贯》一书,将宗教、儒术、治学、法学融于一体,以孔子忠恕之道贯彻其中,阐述大同理想,这比康有为的《大同书》要早数十年。其后,胡礼垣在《梨园娱老集》、《满洲叹》、《伊藤叹》、《德皇叹》及致伍廷芳孙中山等人书信等诗文中,断断续续表述了其有关大同世界的理想。胡礼垣不满于国内民族主义思潮中的排外、保守主义的非理性倾向,认为以怨报怨,以仇复仇只能加剧人与人之间、族与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仇视和敌对,“无恩无怨,报何有焉,是之谓大同。”

他與何啟合撰《新政真铨》,最初於1902年出版。著有《胡翼南全集》。

注釋编辑

  1. ^ 冷霞. 近代英国法律知识的大众传播及其中国影响——以《人人自为律师》的译介为例.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8, (6): 125-141. 
  2. ^ 《胡翼南先生全集》卷首张学华撰《胡翼南先生墓志铭》称“卒于丙辰年九月十八日,春秋六十有九。”
  3. ^ 墳場研究 Cemetery Study 在樂活道 www.face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