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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日記,是中國現代史重要人物蔣中正自1915年至1972年7月21日手部肌肉萎縮症不能執筆為止之私人日記,共57年,是中國歷史上現存最完整、資料量最巨的領導人日記。其中1915年、1916年及1917年之日記,於1918年底福建永泰縣北軍襲擊逃難時失落,1915年日記僅存13天。蔣後來自撰《中華民國六年前事略》回憶1917年前個人歷史,亦被學者引用,但非日記。1924年日記可能遺失於黃埔軍校時期。台海兩岸都有學者認為此日記高度真實及有權威性,顛覆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過去官方論述。

蔣日記原本由其本人保管,蔣死後交蔣經國保管;蔣經國死後,交蔣孝勇保管;蔣孝勇死後,交蔣方智怡保管。2004年,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馬若孟取得蔣方智怡授權,親自到加拿大美國的蔣家,將日記帶到胡佛研究所存放。

蔣介石日記「目前暫存於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已開放供研究者參閱」[1]:10微縮攝影版,但因蔣家後人(可能是蔣經國或蔣介石自己)對日記有刪節或塗黑,導致少部分日記內容不完整。胡佛研究所也在蔣家要求下,將部份與史學研究無涉的隱私少量內容進行處理,此部分內容將在2035年完全公開。[2]

日記版本编辑

蔣日記有多種版本:

  • 手稿本:即原稿。
  • 仿抄本:即命人按照原樣照抄的副本,自1920年起至1970年止,中間缺1924、1948、1949三年。
  • 類抄本一:毛思誠撰,將蔣日記分門別類抄出。後於文化大革命時,毛家被紅衛兵抄家,於夾牆中發現,最後留於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 類抄本二:中國抗日戰爭時期,蔣命王宇高王宇正繼續分類摘抄自己日記,分為"困勉記"、"省克記"、"學記"、"愛記"、"遊記"等五種。編者並加入史料補足蔣日記中未提及之處,但對蔣日記有潤飾,現在已經由台北國史館出版。
  • 引錄本:"事略稿本",由孫貽主編。將蔣自1927-1949年文告與函電等一併收入,但蔣日記部分有做刪選及美化。其他亦有引用蔣日記著作,不一一列舉。[3]

背景编辑

蔣介石日記由蔣介石從1919年直到1972年患病止,用毛筆親筆工整在日記簿上書寫。原文無標點符號,均為後人所加。不過卷帙浩繁,要解讀得花很大功夫。

胡佛研究所编辑

2005年,蔣方智怡將蔣中正與蔣經國私人日記原稿(合稱「兩蔣日記」)移至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暫存50年。胡佛研究所檔案館主任Elena Danielson表示,他們現在所收藏手稿檔當中屬於中國近代史人物已經有一百多位,而兩蔣日記只是暫借保管。李登輝時代曾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郭岱君,五年前受聘於胡佛。據郭說,胡佛和蔣家協議:兩蔣日記只是「存放」(deposit)於胡佛,但並不「擁有」(own or possess)這些日記,將來不排除日記遷往中國領土(Chinese territory)之可能。

2006年3月25日,时任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和蔣家媳婦蔣方智怡親自到訪史丹佛大学,首度將原件(1917年至1931年的日記)公之于世。

胡佛研究所設立的「近代中國檔案及特藏史料」,內容包括中國國民黨檔案、蔣中正、蔣經國日記、中華婦女聯合會檔案等。陳誠把他在江西剿共攻破中共瑞金,所擄獲原始文件贈予胡佛研究所,二戰接收中國東北要員張嘉璈把他的文件也給胡佛研究所,宋子文的文件和兩蔣日記如今亦歸胡佛研究所,前行政院郝柏村、前行政院長唐飛和前監察院王作榮等中國國民黨大老也將個人文件和檔案交給他們收藏。

法院保護令编辑

2013年9月25日,史丹福大學針對蔣日記,向所在地加州法院提起了訴訟。[4]該大學的委任律師說,訴訟的目的是要請法院裁定,蔣日記要由史丹福大學繼續保管,或者交還給蔣家後人,而不是請法院判決蔣日記的所有權歸誰。

目前為止,僅有蔣方智怡與該大學簽約,委由其保管蔣日記;而日記的所有權屬於蔣家後人共同繼承,故該大學目前獲得代為保管的授權並不完整。

蔣日記所有權的共同繼承人為:蔣孝章蔣蔡惠媚、蔣方智怡、蔣友梅蔣友蘭蔣友松蔣友柏蔣友常蔣友青等九人。[5]

部分內容编辑

1919年编辑

1919年7月26日寫道:「近日甚為淋病之苦,心生抑鬱也。」1919年3月,他旅經香港,又在旅舍中嫖妓,他說是“見色心淫,狂態復萌,不能壓制矣”。蔣也曾寫道:“見豔心動,記大過一次 。 ” 。

1923年编辑

1923年8月5日寫蔣「約會馬林及各同志商決赴歐事」。12月13日寫蔣於「下午,作《遊俄報告書》」。

1925年编辑

1925年6月,沙基慘案發生,蔣「憂憤成疾,日記獨立自強標語以自針」[6]

1927年编辑

1927年8月8日寫道:「余以為對同志應退讓,對敵人需堅持,而汪乃異其是,誠非人類也」[7]

1931年编辑

1931年12月16日,蔣介石在日記里寫道:「孫夫人欲釋放蘇俄共黨東方部長。其罪狀已甚彰明,而強余釋放,又以經國交還相誘。余寧使經國不還,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子也。絕種亡國,乃數也,余何能希冀倖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國不由我而賣,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無忝此生則幾矣。」

1933年编辑

1933年6月3日寫道:「我屈則國伸,我伸則國屈。忍辱負重,自強不息,但求於中國有益,於心無愧而已。」[註 1]

1935年编辑

1935年8月21日寫對日本失敗之預測:「(一)對中國思不戰而屈。(二)對華只能威脅分化,製造土匪漢奸,使之擾亂,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國。(三)最後用兵進攻。(四)中國抵抗。(五)受國際干涉引起世界大戰。(六)倭國內亂革命。(七)倭寇失敗當在十年之內。」

1936年编辑

1936年11月30日寫道:「從前只知以豪傑自居,而不願以聖賢自居,今日乃以聖賢自待而不願以豪傑自居矣。」[8]:13

1937年编辑

1937年7月12日寫道:「戰爭勢必擴大,不能不亟謀應付之方」。7月19日寫道:「政府對和戰表示決心,此其時矣!人們以為危,我以為安,立意既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對日本「最後之方劑,唯此一着耳!」。7月26日寫道:「遭必不能免之戰禍,當一意作戰,勿存避戰之想矣。」。7月28日寫道:「歷代古都竟淪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為預料所及,故昨日已預備失陷後之處置。此不足警異也。」8月13日寫對日本作戰「應以戰術補武器之不足,以戰略彌武力之缺點,使敵處處陷於被動地位」;中國共產黨「思乘對外戰爭之機會,發動其陰謀,當設法防止之」。8月15日寫日本「空軍技術之劣,於此可以寒其膽矣。」8月25日寫道:「近日,戰局漸轉劣勢,人心動搖。此次戰事本無幸勝之理,惟冀能持久耳」。9月25日寫道:「敵以為反覆轟炸可以逼我遷都或屈服,其實惟有增加我國抵抗之決心而已」。10月31日寫道:「此次抗戰,實被迫而應戰。與其坐而待亡,忍辱受侮,不如保全國格,死中求生,與敵作一決戰。如我再不抗戰,則國民精神亦必日趨於消沉,民族生機毀滅無餘矣。」11月7日寫道:「保持戰鬥力以圖持久抗戰,與消耗戰鬥力以維持一時體面相較,則當以前者為重也。此時各戰區應發動遊擊戰,使敵人於佔領各地疲於奔命也」「南京應固守乎?放棄乎?殊令人躊躇難決。」。11月13日寫道:「抗戰最後地區與基本戰線,將在粵漢、平漢兩鐵路以西。」

1938年编辑

1938年1月1日寫道:「我人對於外交,斷不宜作依賴任何一國之想,務必力圖自存自立。」1月2日寫日本「所提條件,等於滅亡與征服我國。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1月15日寫此星期中「敵人以宣戰、否認我國民政府與繼續軍事行動等威脅逼迫,無所不至,可云極矣!以余視之,不值一笑」。1月17日寫道:「此項聲明,早在意料之中彼」日本「宣布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手,而未明言否認二字,此乃無法之法,但有一笑而已。」7月26日寫道:「觀察敵勢,在直接溯江而上,僅佔要塞、據點,而不作應戰,以期先佔武漢,為惟一目的。」10月22日日記寫道:「此時武漢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強保持,最後必失。不如決心自動放棄,保全若干力量,以持久戰與最後勝利的根基。」

1939年编辑

1939年2月10日寫日軍「今晨在瓊州海口登陸,聲明佔領該島。此為開戰以來對英法美最大之威脅;此後戰局必急轉進下。」日本「狂妄,蓋已決心向民主世界開戰矣」。5月4日寫道:「敵逞凶殘誠卑劣,無恥之尤者。……觀我民眾遭此慘痛,仍無一句怨恨抗戰之言,余思之更難自安。……見我民眾如此,更增余之樂觀與勇氣矣!中華民族之志氣……殘忍暴行豈能脅制!」。

1942年编辑

1942年1月4日寫道:「日本侵略南洋,可謂戰無不利,攻無不克,而獨在長沙之役受到最大慘敗,於是英美政府及其輿論,方知日寇之強,乃反應我國之不弱,公認我五年抗戰之艱難非若期預想之易也!」。

1945年编辑

1945年10月11日寫中國共產黨「不僅無信義,且無人格,誠禽獸之不若也。」[9]

1946年编辑

1946年8月21日寫蔣當日正午接受比利時列日大學哲學文學博士,此為第一次獲得博士學位也。尤其是哲學博士,是平生最愛之學術也。」

1947年编辑

1947年11月1日寫道:「正午與妻在庭園野餐,良晨美景,日暖風和,夫婦敬愛,心神怡懌,不能言喻。天父恩賜我如此之厚,惟有感謝不置耳。」[8]:402

1948年编辑

1948年1月4日寫道:「六時半起床,妻言星期日應可多眠一時,稍節勞力,你尚不知白髮己全白,長此操勞,精力何以為繼。余聞之只有彼此憐惜,互道『但願上帝保佑』,予亦無他言可慰也。」[8]:402。2月10日寫道:「大除夕宴會後放花筒與高昇鞭炮,勉效少年度歲之樂,妻更歡悅也。」[8]:402。3月25日寫道:「甚歎今日求一李鴻章胡林翼駱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蔣已經承認中國國民黨改造失敗,而失敗原因出在內部。

1949年编辑

1949年1月14日寫道:「桂系及各方反動派因此必進一步藉」中國共產黨「之條件,而更要脅我下野,以求投降也。余只有行我預定計畫,盡其職責也。」[1]:606月18日寫道:「余必死守台灣,確保領土,盡我國民天職」[10]:209。8月6日寫道:「而今實為中國最大之國恥,亦深信其為最後之國恥,既可由我受之,亦可由我湔雪也。」[10]:22712月10日寫其父子「午餐後起行到鳳凰山上機,十四時起飛」往台灣,「途中假眠三小時未能成寐」。12月31日寫道:「一年悲劇與慘狀實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顧。」「軍隊為作戰而消滅者十之二,為投機而降服者十之二,為避戰圖逃而滅亡者十之五,其他運來臺灣及各島整訓存留者不過十之一而已。」

1958年编辑

1958年8月31日寫道:「此乃極端情感不良之下,仍能以理智控制,並不現激昂之色,此或修養之效。」

1969年编辑

1969年7月5日寫道:「恢復大陸領土主權問題,俄共入不能與我等先解決,如其陽為合作,陰無誠意,則不可合作,否則清軍入關,對於之欺詐,當引以為戒。」10月17日寫道:「我政府自當靜觀其內部變化,決不在此時反攻,以免俄共侵佔華北,以製造另一個傀儡政權。」

重大議題回顧编辑

批滬商人

疑似物價問題

軍中士兵辱軍官事件

1919年5月7日日記寫道:「往第三十九營點名,為士兵侮辱,當時只有忍辱包羞而已。」

痛批尼丑

尼丑,即尼克森。

對釣魚台列嶼議題

當時係美國佔領,若美交給日本。成懸案。

影响编辑

台灣東海大學歷史學教授呂芳上称:從蔣日記中可以看出一個「平凡人」到「領導者」之心路歷程,無需刻意神聖化,也不必妖魔化。[11]許多人都知道蔣用度非常節儉,補破衣、不挑食,一口假牙,吃東西十分簡單。[11]蔣不喝酒、不吸煙,袛喝白開水,其實生活很平淡。[11]從蔣日記中可以體會到,他很容易結盟,又很容易結仇。[11]結盟或許與上海之生活經驗有關,結仇就可能涉及個性。[11]從蔣日記中看出他對人物批評苛刻,有軍人作風,既現代又傳統。[11]但因為他喜歡讀書,所以跟一般軍人仍然不同,有些文人氣質。[11]他自承脾氣暴躁,對文官雷霆責罵,對軍人拳打腳踢,雖然想克制自己,但是個性似乎不易改變。[11]他勤於任事,對於文稿甚為重視,常常自起文稿、講詞。[11]蔣日記之重要,是一套有血、有肉、有靈魂之資料。[12]破除坊間對蔣宋家庭生活之傳言,與蔣予人肅穆之形象,頗有不同。[12]此日記不衹提供歷史發展線索,更重要是揭露人性。[12]研究歷史本應以人性為依歸,此日記正給人一份珍本作有「人味」之研究。[12]蔣日記開放研究雖不能顛覆過去歷史,但提供許多其親身經歷之民國人事,補足近代重大歷史資料。[12]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劉維開称:蔣日記對於蔣生活與工作,他記取在中國大陸失敗之教訓,積極改革黨政軍等方面,保衛台灣、建設台灣,開創其革命生涯中另一段新事業。[13]

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稱:蔣日記中常有文字分析國際時勢,附有剪報。[14]蔣日記顯示出,蔣有較高視野,看問題往往從多方面來考量,故能成其大。[14]蔣日記裡記述對田舍湮沒,人民漂流之慘狀,為老百姓陷於水火而感心痛。[15]他關心全國性問題,不只是軍事利害,還有人民生活。[15]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称:蔣日記長達50餘年,有助於人們瞭解其內心世界和許多不為人知歷史秘密。[16]蔣日記大體是寫給自己看,目的在自用而不示人傳世,其記事抒情較真實,為備忘、安排工作生活、道德修養、總結人世經驗或宣洩感情。[17]

關聯書籍编辑

注释编辑

  1. ^ 塘沽协定签订后,曾受到中共反对,并发表“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渲染、激化民情;为此,1933年6月2日,行政院特发表声明,解释此一协定只及于军事,不涉及政治。换言之,即不涉主权交涉。

参考文献编辑

  1. ^ 1.0 1.1 劉維開:《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台北,時英出版社,2009年
  2. ^ 楊天石:〈蔣介石日記的現狀及其真實性問題〉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6-03-05.
  3. ^ [蔣介石一瞥:1950年代後期日記中的觀察,張淑雅,民國100年3月,《台灣史研究》中央研究院]
  4. ^ 蔣介石日記的歸屬-BBC中文網,2013-09-25
  5. ^ 蔣介石日記歸屬 史丹福告蔣方智怡聯合新聞網,2013-09-25。
  6. ^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10頁
  7. ^ 李松林著:《蔣介石的台灣時代》,台北: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11月,第3頁,ISBN 9576454166
  8. ^ 8.0 8.1 8.2 8.3 黃道炫、陳鐵健《蔣介石:一個力行者的精神世界》,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1月
  9. ^ 10月11日,刚从重庆签署和平协议返回延安的毛泽东更订下完全占领东北的详细计划,“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电报,1945年10月11日,《党史博览》,2006年第08期
  10. ^ 10.0 10.1 蔣經國:《風雨中的寧靜》,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
  11. ^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呂芳上:〈領導者心路歷程的探索:蔣介石日記與民國史研究〉,刊呂芳上主編:《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年12月,第85頁
  12. ^ 12.0 12.1 12.2 12.3 12.4 呂芳上:〈領導者心路歷程的探索:蔣介石日記與民國史研究〉,刊呂芳上主編:《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年12月,第86頁
  13. ^ 劉維開:《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台北:時英出版社,2009年8月,第320頁
  14. ^ 14.0 14.1 郭岱君:〈蔣介石在國民黨之崛起(1925-1928)〉,刊呂芳上主編:《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年12月,第92頁
  15. ^ 15.0 15.1 郭岱君:〈蔣介石在國民黨之崛起(1925-1928)〉,刊呂芳上主編:《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年12月,第93頁
  16. ^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店,2008年2月1日,〈自序〉
  17. ^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店,2008年2月1日,〈前言:蔣介石日記的現狀及其真實性問題〉

外部連結编辑

參見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