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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植棠(1893年-1952年6月),广东省高明县(今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濠基村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创立者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

生平编辑

早年生涯编辑

1893年,谭植棠生于广东省高明县明城镇濠基村一个富裕人家,为其祖父谭超喜的长子嫡孙。谭家有几百亩田地和一家米店。谭植棠的乳名为“亚定”。谭植棠自幼喜爱读书,祖父曾命其辍学当掌柜,被谭植棠拒绝。后来,谭植棠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1]

在北大编辑

1917年,谭植棠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入历史系,与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族叔谭平山一起赴北京。在北京大学,谭植棠和谭平山陈公博(也于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广东人)住在同一个宿舍,交情甚好。通过谭平山陈公博的介绍,谭植棠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书刊,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谭植棠成为其所在班级中少有的参加白话文革新的学生。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说,“至于植棠倒是朴实无华,忠于待人,信于所守,他是学史地的,因平山的关系,我才认识他。我对于植棠的印象和交谊都比别人为深,至今怀念斯人,犹恋恋不释。”[1]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919年5月4日,谭植棠和谭平山随游行队伍游行到天安门前。火烧赵家楼的时候,谭平山怕谭植棠体力薄而遭打,所以让谭植棠别乱跑,谭植棠却跑到队伍前面带头挥舞旗帜。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谭植棠负责该会的宣传工作。同学称其“性格沉稳,宣传鼓动能力极强”。后来,谭植棠在致广州同学谭天度的信中回忆称,“斯时的北大,乃是中国革命青年的熔炉。”[1]

妙手著文编辑

谭植棠、谭平山、谭天度均为高明县明城镇人,家族中还是亲戚,后世称他们三人为“革命三谭”。三人少年时曾共同探讨康有为的《大同书》、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在北京大学期间,谭植棠常给谭天度寄送进步书刊,其中有许多谭植棠发表的文章。谭植棠早期所写的文章多关于中国历史及政治兴亡等,在北京大学学习后期,其文中开始出现社会主义民主等词语。[1]

五四运动之后,许多参与过五四运动的北京大学学生都南下。谭平山、谭植棠等抵达上海,于1920年3月创办《政衡》杂志。谭植棠为该杂志主要撰稿人。《政衡》第一卷第二号共有十篇文章,其中谭植棠就撰写了《平民主义最后的胜利》等八篇文章,谭植棠认为中国人民应当同俄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并且确定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谭植棠发表的《防止过激派》称,[1]

政治,要以人道正义为前提,以安宁幸福为目的,以自由平等为归宿,而实行全民政治,务使人人都有直接为治的权能,凡种种专制独断的政治,都应该早日除去。

办报启发民智编辑

谭植棠之子谭汉威回忆称,“当时,他(谭植棠)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如果想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定要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内军阀,尤其必须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一致起来,才能达到目的。”[1]

1920年下半年,谭植棠、谭平山、陈公博等回到广州。谭植棠获聘为国立广东法政学校教员,兼授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课程。回广州后,按此前的约定,谭植棠、谭平山等筹办《广东群报》。“如果我们有自己的阵地,就可以扩大宣传和影响,号召民众起来,改变目前的现状。”同年10月,陈独秀应谭植棠等人的邀请,在《广东群报》创刊号上发表《敬告广州青年》一文,望“诸君做贫苦劳动者的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广东群报》创刊之后,辟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1月1日,谭植棠在《广州群报》上发表《最危险的———续出的顽固党》一文称,[1]

可怜中国人,眼光如豆,胆小如鼠,顽固保守,不加审察,当此社会革命淘涌的时候,竟视社会主义为梦想,同盟罢工为盲动。你们须知道现在的政治不打破,无以脱自由网罗,现在的经济制度不推倒,乃难得到多数的幸福。……青年啊———快要逃出你们的奴隶圈,做个独立的自由民;快要信仰社会主义,去实现社会的革命;不要做续出的顽固党,以阻碍社会的进化。

创建共产党编辑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陈独秀致信谭平山、谭植棠,商量在广州建党。1920年12月,应陈炯明的邀请,陈独秀赴广州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陈独秀抵达广州后,便邀谭平山、谭植棠等商谈建党事宜。[1]

1921年3月,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共有9名党员。书记先后由陈独秀、谭平山担任,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并且兼任党组织机关报《广东群报》经理。谭植棠还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及宣传员讲习所。该宣传员讲习所及其后成立的“注音字母教导团”,均隶属广东教育委员会。谭植棠分别任教导主任和教员。授课内容为反帝反封建、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等等。讲习所还设有工人夜校,并办有机械工人学校。[1]

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在广州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简称“农讲所”)。六届农讲所的负责人均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谭植棠为第四届农讲所所长,该届于1925年5月1日开学,同年9月1日毕业。原有学员共98人,毕业时共51人。[1]

1926年冬,谭植棠在讲演时遭数个右派分子捣乱。谭植棠因激动而肺病复发,吐血昏迷。经救醒之后,谭植棠向前来探望的同志们说的头一句话是“重返自己的战斗岗位”。[1]

返回家乡编辑

谭植棠生病之后,正逢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事件。广州的中国国民党组织也大批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及群众。在这种紧张的形势下,中共党组织决定,将正在广州住院治疗的谭植棠转至东莞的一家医院。当晚,几个特务闯入谭植棠家中搜查,在屋内搜出一条写有“广州总工会代表会”的红布。特务称“这是奸党活动的证据!”乃逼谭植棠的妻子罗亚女交出谭植棠,将罗亚女殴打得口吐鲜血。随后,罗亚女患重病,终于咳血而亡。[1]

谭植棠转往东莞后,广东的中共党组织已遭严重破坏,谭植棠又被国民党方面通缉。谭植棠的叔父谭仲珊闻讯赶赴东莞,将谭植棠接到澳门,又让其躺在一口棺材内,雇船将棺材运回家乡。[1]

回到家乡之后,谭植棠同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在家中养病两年,肺痨才痊愈。1927年到1937年,谭植棠一直在家治病。据谭植棠的第二任妻子潘少雄回忆称,1944年,国民党的警察要逮捕谭植棠,却被谭植棠的农民打扮蒙骗过去。[1]

重新参加革命编辑

1944年底,谭植棠被派赴东江根据地任职,此后赴香港中国国民党高层人士进行统战工作。1945年冬,经过分管华南工作的周恩来亲自审理,谭植棠恢复了中国共产党党籍。[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谭植棠被派赴肇庆,任西江行政专署工商科科长兼贸易公司、粮食公司、百货公司经理。1952年春,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谭植棠受到错误处分,并被撤销中国共产党党籍。[1]

1952年6月,谭植棠在广州逝世。[1]

1979年,谭植棠获得平反,错误处分被撤销,中国共产党党籍获得恢复。[1]

参考文献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