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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濟棠

(重定向自陈济棠

陳濟棠(1890年1月23日-1954年11月3日),字伯南廣东防城縣(今廣西防城港)人,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曾長時間主政廣東,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方面頗有建樹,有南天王之稱。主政广东时,广州工商业和市政建设成绩卓著,为广州打下现代化基础[1]

陳濟棠
Chen Jitang2.jpg
中華民國廣東省政府主席
任期
1926年1月-1936年7月18日
个人资料
出生 1890年1月23日
 大清廣東省廉欽道廉州府防城縣 (今廣西防城港
逝世 1954年11月3日(1954-11-03)(64歲)
 中華民國臺灣省陽明山管理局北投鎮
墓地 湖光岩陳濟棠墓
国籍  中華民國
政党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生平编辑

家族及早年编辑

其父陳謙世代務農,耕讀傳家。其五兄是曾任國民政府廣州鹽運高官及禁煙局局長陳維周[2]:29。其長兄濟華早年曾在防城東興幹過星相業,陳六歲時入其叔金湘所設村塾啟蒙,十七歲隨五兄維周入防城小學攻讀[2]:29

1890年,陳濟棠出生於廣東省防城縣[2]:29。自六岁起,陈济棠便入读村塾,接受了完整的传统儒家教育。1907年,17岁的他考入廣州黃埔陸軍小學,投身清朝新军。在學期間,由該校教官鄧仲元介紹與同班同學鄧演達等秘密加入同盟會,從事革命活動,並參加了辛亥革命。1912年陳濟棠考入廣東陸軍速成學校,次年畢業。畢業後曾在瓊崖督辦轄下蘇汝森團任機關槍連排長、林虎統率之第二軍第二團任連長、鄧仲元所統率的粵軍第一師任營長,後升團長。在此期間,陳濟棠參加陳炯明與孫中山領導的護國戰爭護法戰爭以及兩次粵桂戰爭六一六事變陈孙决裂后,他站在孙文的國民黨军一边,攻擊陳炯明。

中年编辑

參加國民革命軍编辑

1923年春,陳升充粵軍第一師第二旅旅長,曾三次率部入廣西,協助黃紹竑李宗仁收拾桂局。在肇慶兼任西江督辦公署參謀長[2]:30。陳於此時認識了大本營駐肇慶行營主任古應芬[2]:30

1925年7月,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粵軍第一師於此時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李濟深升為軍長,陳濟棠升任第十一師師長。同年秋冬間,陳率部參加第二次東征和南征戰役,頗著戰功[2]:29

留守廣東编辑

1926年北伐期間,他随李济深留守廣東,率師分駐高要、雷州、欽州、廉州。陳一面收編在欽縣的鄧本殷殘部張瑞貴部成立補充團,一面對徐聞合浦茂名陽江各屬土匪進行清剿。陳濟棠駐紮北海期間,對當地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均不予支持;同時,又使其兄陳維周去承辦各項捐務謀取厚利。陳濟棠和他的親信師參謀長李揚敬及師政治部主任林翼中密商挽救辦法,決定請求赴蘇聯考察。1927年春,陳濟棠終請得以國府名義到蘇聯洽商購買軍火及訓練飛行員事宜,率林翼中暨空軍及其他技術人員二十多人前往蘇聯考察[2]:29

1927年4月,清黨後不久,兩廣當局便將第十一師從欽、廉、高、雷調回廣州擔任警衛工作,陳濟棠在蘇聯得知這個消息,便於是年6月由蘇聯回國。抵粵後,初時托病入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留。 醫」,以觀風色[2]:29。一面使他的親信李揚敬、林翼中、林時清等四出活動,向各方疏通;一面請托當時廣東省政府財政廳廳長古應芬向李濟深進言,給他復任第十一師師長職務[2]:29。由於古之力薦,陳順利復職[2]:30。此時廣東正在擴編軍隊,第三十三團團長黃鎮球升任新編第三師副師長,遺缺由葉肇升任,與陳有矛盾之第十一師副師長鄧世增調任第八路軍參謀長,而由余漢謀繼任副師長[2]:30

對共戰爭與張黃事變编辑

1927年8月,中國共產黨南昌武裝兵變。9月,共軍南下入廣東。李济深命陈济棠、薛岳、徐景唐分率第十一师、新四师、第十三师共1.6万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找共军主力决战。东路军官兵多为廣東人,遂奋勇应敌。28日,双方首次交火,共军主力6500余人在揭阳县山湖击溃东路军一部,随后进攻至汾水村,与东路军主力展开鏖战。至30日,共军主力伤亡近半,无力再战,乃向揭阳方向逃亡。四日后,他们又在普宁新安的莲花山遭东路军截击,大部溃散。10月,陳曾率部參加阻擊南昌南下至潮梅由葉挺賀龍所率領之軍隊,兩軍在豐順相遇,當時戰況極為激烈,葉、賀軍因彈盡敗退海陸豐,是即「湯坑之役」[2]:30

不久,由前線回師的前方第四軍首領張發奎黃琪翔又和汪精衛聯合起來,打著「護黨救國」旗號,驅逐李濟深,獨佔廣東,一般人稱為「張黃事變」[2]:30。陳濟棠擁護李濟深,率部在東江上游參加對張發奎部隊作戰[2]:30。陈济棠、钱大钧分別指挥驻闽粤籍将领陈铭枢指挥的第十一军共两个师,作為东路军。1928年1月1日,东路军进抵增城、花县,在東江上游參加對張發奎部隊作戰[2]:30。張發奎部隊被驅逐出粵境後,李濟深由南京回到廣東,復任中央政政治會議廣州分會主席、廣東省政府主席、第八路軍總指揮等職務[2]:30。陳在潮梅取得財政收入和擴編軍隊[2]:30。其後陳升任第四軍軍長,又兼任西區善後委員,統轄余漢謀第十一師、香翰屏第十二師、陳章甫第二十五師,駐紮廣州[2]:30。陳修築公路、發展珠三角洲航運業及改良各城鎮、興辦學校、裝設全區電話網等[2]:30。同時陳又在防地內徵收煙、賭保護費;此外,他密結財政廳長馮祝萬,與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緊密聯繫,互通聲氣[2]:30。並通過古取得胡漢民好感[2]:30。因此,在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他得以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2]:30

1928年3月1日,李濟深將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部改稱為廣東編遣區主任辦事處,各軍改稱為師,各師改稱為旅,以陳為第一師師長,徐景唐為第二師師長,蔣光鼐為第三師師長、蔡廷鍇為獨立第一旅旅長、鄧世增為第二獨立旅旅長[2]:30

蔣桂矛盾與陳濟棠的上台编辑

李宗仁、白崇禧與李濟深以廣西同鄉關係聯合以武漢為抗蔣根據地。[2]:30蔣一面集結兵力向武漢進迫;同時派吳稚暉來廣東,請李濟深到南京出席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聯席會議,並商談和平解決各軍編遣問題。[2]:30

在蒋桂关系恶化时,蒋中正便已派遣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赴粤,以考察为名策动粤籍干部反桂。古应棻在广州与广东省主席陈铭枢、江防司令陈策及陈济棠三人频频接触,政界一时流传起“三陈倒李”的说法。當時陳銘樞從北伐後升任第十一軍軍長。[2]:30李濟深於上一年8月把廣東省政府主席職位讓給陳銘樞。[2]:30

古應芬向蔣推薦陳濟棠代李濟深掌握軍權[2]:30。李濟深幕內馮祝萬,也向蔣作同樣之條陳[2]:30。陳濟棠接到古應芬秘密傳來訊息後,便故作鎮靜[2]:30

1929年蔣桂戰爭起,李濟深被蔣介石扣押在南京湯山。李济深被囚后,粤籍诸将陷入一片惊愕,有人主张联桂讨蒋。在此关键时刻,陈济棠于3月30日在白鹅潭的军舰上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自己遵从蒋中正的命令,正式出任“广东编遣区特派员”,同时要求驻广州的三个桂军团立即撤走。桂军不敢强抗,撤走。次日,陈济棠离舰上岸,在广州城内设特派员办公室。之後,陳升任第四軍軍長兼廣東綏靖委員,駐扎廣州,然後再任第八集團軍總司令[2]:31。至此,陳濟棠表示支持蔣介石,兵不血刃地结束了新桂系对广东的主宰,成为执掌广东军权的人物。

1931年2月28日,蔣介石軟禁胡漢民湯山,胡親信古應芬逃出南京到香港,即派人到梧州策動陳濟棠反蔣;陳一面以巨款接濟古應芬去聯絡各方反蔣,一面派香翰屏為代表與李宗仁、白崇禧講和,重修舊好。4月下旬,古應芬和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蕭佛成林森等,公開聯名打電報給中國國民黨中央提出彈劾案;陳濟棠跟着將在廣西軍隊撤返廣東肇慶、韶關,由兩廣將領聯名通電擁護彈劾案。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藉出巡為名,離職往上海,然後轉到廬山去投蔣;陳濟棠指定民政廳長許崇清暫行代理廣東省政府主席職,面派兵收繳陳銘樞駐紮黃埔之翁照垣黃固兩個保安團槍械。5月中旬以後,汪精衛孫科李宗仁以及古應芬鄧澤如蕭佛成鄒魯等陸續來到廣州,於6月初舉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並另成立廣州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對抗,出現寧粵分裂;陳濟棠乘機將第八路軍擴編為第一集團軍,自任總司令,以繆培南為參謀長,以余漢謀、香翰屏、李揚敬分任第一、二、三軍軍長,各轄2個師,另編教導師1個、獨立師2個、獨立旅2個、獨立團8個和砲兵團、戰車營等,很快擴充到15萬人以上。同年9月發生九一八事變,南京釋放胡漢民(於10月初恢復自由),蔣介石下野為先決條件,11月初寧粵互派代表到上海議和,通過談判協議寧粵復合。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接受胡漢民建議,決定在廣州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於1932年初成立,陳濟棠和李宗仁均任常務委員[2]:32

陳濟棠、唐紹儀等在廣州通電反蔣。在陳濟棠統治廣東5年間,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和廣州市黨部始終以陳濟棠親信林翼中、黃麟書分任主任,把持一切[2]:32。陳濟棠兩度派廣東財政廳長區芳蒲偕廣東合作事業局長溫晉韓(溫仲琦)北上與中央政府協商,1936年兩方同意內定蔣介石為總統、陳濟棠為副總統,但蔣介石因個人因素而拒絕與陳濟棠合作。

之後數年,陳集廣東黨政軍大權于一身,人稱「南天王」[2]:33

主政廣東编辑

 
1933年海珠橋開通日北岸人山人海。

陳濟棠主政期間(1926年-1936年),對廣東發展有建樹,制訂《广东三年施政计划》,描繪了广东1932~1935年的發展大綱。先後興建各類工廠、港口、公路、大學/中學/小學等。廣州百业繁荣,市政建设成绩显著,海珠橋中山紀念堂中山大学德明中學五山新校舍(陳亦曾任省立中山中学校长)、爱群大厦等等,以及30多条马路,皆是陳濟棠主政廣東時興建,被称为广州的黄金时代[3][2]:34。广州更一跃而成为南中国的“首善之区”和繁华大都市(人口达112万)。那时,市郊农民常将农产品“拿到香港市场去卖,卖了钱,一头洋面粉,一头洋饼干,挑回家吃”;“茶楼二分之一以下的厅堂生意最热闹,可见平民和劳动界的享受普遍”;而“外人初到广州游览,常叹广州近年物质之进步。盖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颇足眩人耳目。”[1]

公共建设编辑

陳濟棠主粤,由1932年到1935年内,开辟市内和郊区路线近30条,拓阔内街1300余条[4],完成粤汉铁路建设,在广州珠江沿岸建码头数十座,建成天河机场[1]

1933年建成广东第一条公路干线广汕公路,公路通车里程跃居全国第一。与广西合办西南航空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全华资航空公司,除多条国内航线外,还开通了从广州到越南河内的国际航线。设长途电话管理处,统一办理全省电话业务。到1935年,全省100个县、市中,除海南乐东等三县外,均有电话设置,“其规模之大,是以比拟先进之邦而无愧”[5]

工商、服務業發展编辑

陳濟棠通过時廣州市長林雲陔與其子林崇真,羅致大批留美學生與專業人士,幫助廣東建立大批現代化工業,建起西村工業區、河南紡織區(現大元帥府紀念館一帶)、蔗糖工業等,經濟效益十分顯著,同時擴大了就業[5]。规划了市中心商业区,將惠爱路、上下九路和西濠口商业区规划为广州的中心商业区,建成中山戏院新华戏院新华酒店新亚酒店等。据描述,当时“广州的大街小巷布满商店”,平均约50人就有一间商舖[1]

基层保障编辑

 
大南路平民宮於1931年尾落成,由林克明設計,現時為燈飾城使用改動較多

1929年10月至次年6月,贫民教养院新院舍在石牌相继落成,老人陆续迁入。原东较场老人院改兴办平民居留所,解决市民特别是贫民的住屋困难,亦以辅助贫民教养院开销。1930年9月5日,平民居留所正式对外营业,时人叫它做“平民宫”。住屋占地面积32井(1井即2500平方米),四周园林景色,道路树木婆娑,住室平排,全部单人式,可住290人。室内有床帐、枕蓆、家私用具、电灯水池、浴室厕所等,还设有书报室、收音机等。截至1931年9月,平民居留所累计收留过过千小贩、工人等劳苦人士[6]

1929年陈济棠将所截获桂系军阀走私罚款6万银元,给予广州市政府,划拨位于大南路与高第街之间的原广东省军事厅旧址,用于建设平民宫。1931年8月竣工,占地约1600平方米,分为前后两座,前座四层,设礼堂、会客厅与办公室;后座三层,除可容纳400多人的平民宿舍外,另设有夜校和图书室。平民宫投入使用后,配套设施不断完善,1934年底至1935年,这里增设了贸易部,还特意设立了小贩贷款处。平民宫每月开支约为900银元,由市政府核准划拨。[7]

1932年起,市工务局开始筹划兴建劳工安集所,建筑费用除市政府下拨之外,还向社会各界募捐。相继建成供来省城务工乡友的工人宿舍,有珠江铁桥(今海珠桥)南便桥脚与北便桥脚各一劳工安集所,法政南路八旗会馆旧址第一号与第二号劳工住宅,河南同庆路义居里第一号与第二号劳工住宅等[6]

教育文化编辑

這段時間,陳濟棠增设大批职业学校,扩充平民学校、补习学校,创办省立国医学院、广东陆军军医学校等,培养大批军医人才。国立中山大学在石牌建设新校,在建设资金无以为继时,陈济棠多方设法,除要求全省党政军官员“捐薪”,还多次向蒋介石及中央政府要求拨款。石牌新校建成后,中山大学获“世界第一大学校”美誉(梁漱溟语)。在广州国民党 “四大”上,陈济棠倡议设立省立勷勤大学,以纪念国民党元老古应芬(字勷勤)历年关照提携之恩,由時省政府主席林云陔亲任校长,分设师范学院、工学院、商学院三所学院[8]

陳濟棠主張復興中國的「固有道德」,要求中小學以讀經(《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為主要科目,每週至少授課6小時,中等以上學校必修《孝經》;他重修孔廟,恢復了孔子、關羽、岳飛的官方祀典(清亡後停止);並在姨太莫秀英影響下,參拜南海神廟等廣州著名廟宇。這些舉動被胡適等人視為復古倒退,遭到各階層人士的激烈批判。[9]

當時廣東初小使用的政治教科書《新公民讀本》,第一課便是「陳總司令愛我,我愛陳總司令」,培養個人崇拜。[10][11][1]

取締奇裝異服编辑

陳濟棠響應國民政府新生活運動中關於反對「奇裝異服」的主張,認為「奇裝異服」是「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表現,以「改良社會風化,挽救世道人心」為由,提議廣東政治研究會制定服裝標準。

此標準經議會通過,省政府得以執行,命省會公安局與廣州市社會局協同辦理。兩局發出佈告、傳單,組織女子宣傳隊到公共場所演講,十幾天後未見收效,乃於1935年9月1日開始強制取締「奇裝異服」。

9月1日,省會公安局派大批休班武警分赴市內各裁縫店,發現奇裝異服一律沒收、焚毀,使得短袖等女裝立時絕跡。但仍有些具備勢力之人表示反對,不肯切實執行。

1936年初夏,廣東當局公佈婦女標準,規定衫腰之闊窄、衫裙之長短及衣袖是否過肘等方面。5月5日,省公安局派出三十多個「維持風紀隊」,遇有衣著違反標準之婦女,即拘捕上車回局,在其袖上蓋「違反標準服裝」字樣之印記;路人見狀,往往趁機嘲弄這些婦女。[12]

下野编辑

陳濟棠还暗中收购中共苏区矿砂,在香港转手倒卖,帮助了红军度过经济封锁难关。1935年,陳晉任為一級上將 [13]

到了1936年秋天,陳維周也破例被任命為警衞軍軍長。[2]:381936年6月,陳與新桂系聯合,以“抗日救國軍”名義反蔣(两广事变[14])。但陳手下空軍大隊為蔣介石重金收買,司令黃光銳於7月帶領48架飛機飛往南昌投奔南京。陳手下其他大將,如余汉谋等,亦通電表示服從中央。陳濟棠被迫出走香港,廣東多年經營成果拱手讓給蔣中正。[2]:41

陈济棠到香港后,蒋介石派黄镇球去安慰他,说将来借重他的地方还多。此后陈济棠即出洋考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济棠由欧洲回国,任国民政府委员及最高国防委员和战略委員會委员。1940年春,更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

晚年编辑

1949年,任海南行政長官兼海南警備司令。9月14日,海南特區軍政聯席會議開幕[15]:9009。1950年到台灣,任總統府戰略顾问。1954年11月3日卒於台北,獲厚葬於陽明山管理局新北投

墓園编辑

陳濟棠將軍墓園原址為台北市北投區奇岩路105號,墓園完成之初相當雄偉壯麗,然而在2012年,陳濟棠將軍的後代將其骨骸揀拾遷葬到廣東湛江湖光岩,原址因長年缺乏維護目前已呈現頹傾荒廢狀。

後人编辑

家中一共有18个儿女。三子陳樹桓是1950年代香港政界人物,1959年至1967年任香港市政局議員;十子陈树柏在1994年9月在美国硅谷成功创办了国际科技大学;十二子陳樹杰則現為香港利苑飲食集團主席;女兒陳寶馨則在台灣創立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陳濟棠在廣州東山梅花村興建陈济棠公馆,作為個人府邸。

1980年9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从美国回国参观的陈济棠第十子陈树柏教授时,曾说了一段颇令陈树柏意外的话:“令尊治粤8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廣東人还在怀念他。”邓小平还亲笔书写鲁迅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赠与陈树柏。

香港的珠海書院亦為陳濟棠戰後於廣州所建。

傳聞编辑

關於陳1936年反蔣的兩廣事變,民間頗多傳聞。當中有謂陳濟棠本人十分迷信.先由其兄陳維周请人替陳濟棠占卦,得“機不可失”。陳大喜,随与联合桂系李、白反对蒋介石。岂料,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70余架叛陈投蒋,接着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也通电拥护南京政权,就任蒋委任的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职。陈济棠不战自败,7月18日通电下野赴港。「機不可失」之“機”所指是“飛機”,而非“機會”。

參考文獻编辑

  1. ^ 1.0 1.1 1.2 1.3 1.4 “南天王”与老广州的黄金时代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7-09-10. 广州图书馆 2006-10-23
  2. ^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李潔之. 〈陳濟棠主粵始末〉. 《傳記文學》. 1996, (第六十八卷第二期). 
  3. ^ 香港的珠海書院亦為陳濟棠戰後於廣州所建
  4. ^ 广州市政建设几项重点工程忆述 林克明
  5. ^ 5.0 5.1 我所認識的陳濟棠將軍 罗明燏
  6. ^ 6.0 6.1 民国广州的民生工程 葛禾 广州文史
  7. ^ 昔日平民宫 提供“廉租床” 王月华 广州文史。
  8. ^ 陈济棠治粤 肖自力 华南师范大学。
  9. ^ 马英明《陈济棠与南海神庙》,载《广州航海学院学報》2013年9月。
  10. ^ 邓正兵《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主义的特点》,载《社会科学》2002年第9期。
  11. ^ 马英明《陈济棠与南海神庙》,载《广州航海学院学報》2013年9月。
  12. ^ 夏蓉《新生活运动与取缔妇女奇装异服》,载《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6期。
  13. ^ 郭廷以 (编).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9. 甲、中央政治會議決議任蔣中正為特級上將,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何應欽、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陳濟棠為一級上將。 
  14. ^ 關於陳1936年反蔣的兩廣事變,民間頗多傳聞。當中有謂陳濟棠本人十分迷信,先由其兄陳維周為蔣介石面相,預知蔣在1936年將有一劫。事變前亦曾替陳濟棠占卦,得“機不可失”。不料蔣介石在1936年之劫為西安事變,而「機不可失」之“機”所指是“飛機”而非“機會”。
  15.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韓信夫、姜克夫主編 (编). 《中華民國大事記》. 北京: 中華書局.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