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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前言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這句話有兩個版本，在《⽂⼦·道原》中又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不過，考慮到古時「⽂章」亦寫作「彣彰」，又「法令滋章」與「法令滋彰」的各類表層含義，⽽隱層含義亦會在下⽂有所討論，是⽽本⽂不再細究。本⽂為原⽂之節錄，原尚存以現代法律哲學對上⽂哲理及之分析，惟字數有限，故裁減原第三章，將部分說理融入第⼆章。本⽂夾雜本⼈對句⼦之分析與⾒解，祈求以⽂說理，惟未經常撰寫中⽂論⽂，故在本⼈觀來，形似有所缺漏，望可恕之。
本⽂亦並非推崇句⼦所蘊含的思想，⽽期望讀者通過閱讀，探討並產⽣⾃身想法，而共融協論之。
另，本⽂所討論之道家書籍及其⽂段，皆採⽤中國哲學書電⼦化計劃所載之版本。
正文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雖短短八字，卻蘊含老子對於法律之⾒解，後世之結論。學術界對此句研究亦不乏，惟並無綜合論述之⽂。故著之本⽂，望可儘論之。
古典中原句的意義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這句話最早載於《⽼⼦》，本意是「當權者制定之法律越多，反⽽會致使犯法者越多」。這句話亦現於多部道家⽂學著作中，例如《⽂⼦》《道原》篇與《微明》篇、《淮南子》《道應訓》篇，惟前⽂後理、語⾔環境不⼀盡然。但總體⽽⾔，這句話⽤於證明、傳達、闡述了兩個哲理：
- 治國之理，在於以道法治之，在於⼈民順應⾃身道德；
- 治理之法，在於節、度，不在於⽂飾巧辯。
第⼀個哲理與句⼦含義有些許接近，但第⼆個卻看似相距甚遠。其實，第⼆個哲理也是在論述法律應簡短直接，不應繁複雜亂，以致滋⽣無謂之篇章，這⼀點也是「法令滋章」的概念。
治國以道
就第⼀個哲理，《⽼⼦》論證道：因為⼈有慾望，只要沒有拋棄慾望，就終會有喪失⼈性之時。如此⼀來，⼈若做得越多，國家就越會紊亂。即使智者治國，也⼼有餘⽽⼒不⾜，「⼀」⼈之才，難以治理好整個國家。因此，不如無為⽽治——不強求、不多欲、不過多⼲預事物，以⾃然之道法治理國家，⼈民⾃然⽽然會順應道法，⾃正其身、⾃富其財。
這就如同⼈民貿易之法，最初並非由當權者所制定。因有需求⽽產⽣交易，因有交易⽽產⽣⽅式⽅法，進⽽產⽣原則成為习惯法。這正是商⼈法的雛形。社會不需要法令規定也會因為⾃身需求，從⽽順其⾃然地組建商會、錢莊。因此，法律不需要細緻入微地規定諸多事宜，而是如同園丁修建枯枝敗葉一般。
製法有道
在《淮南⼦·道應訓》中，記載著翟煎[註 1]的⼀段⾔論。他以⼈民在勞動時所創作的曲調為鄭、衛之⾳，難登⼤雅之堂，藉此類比治國之策。⽼⼦藉此論述道：如果治國⽅針或法律缺乏實質內容，不論這些⽂本中的⾔辭再如何華麗，只要當政者使⽤其他不妥當的知識去制定治國之法，這些都不宜⽤以治國。由此，政策制定者應考慮並仔細著墨的重點應該是政策的合理性、預期成效、利害衡量等，⽽非將重點著墨於⽤字⽂雅、排版美觀，在條⽂中論證⼀項罪⾏是否應該訂⽴。
句⼦的新涵意
除了在道家著作中所論述的兩個哲理，隨著現代社會學與哲學對於這句句⼦的研究，其亦被賦予了新涵義。在本章中，「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句中的「盜賊」也就不再只限於犯下「盜竊罪」的罪犯，⽽是泛指所有類型的罪犯。⽽至於「法令」之意，雖今⽇法令與政令已作出區分，惟古時法令與政策有混合之象。且論兩項皆有共通之處，即皆具有強制性⽽民眾通常不會直接參與制定過程，故⽽部分內含哲理可共論之。既然討論到法令，理所當然也應當提及法律學其中⼀個重要的概念——所有罪⾏⾸先都應該有充分定義，⽽後才會有違反該罪⾏的罪犯。
因法立而知何可為
我們所欲討論第⼀種涵義是「因⼈知道法令所定義的罪⾏，⽽知曉⽅法，從⽽刻意為之」，一如「不要向鼻子裡塞豆子」。或因對犯罪⾏為毫無認知，或因缺乏犯罪知識，部分⼈在尚未頒布法令或不知曉某法令時，不知道可以如此⾏為謀取利益。⽽正正是法令訂明的罪⾏，為這些⼈⼠提供了⼀個另類途徑，令其知曉⾨道。這種情況也可視作「史翠珊效应」的⼀種延伸，其例⼦亦不勝枚舉。因為法律規定、法院命令、企業機構⾃我審查，⽽使得本不知曉這些訊息的⼈得知這些本應被屏蔽封殺的消息，甚至導致這些訊息廣為流傳。基於網絡世界之資訊流通性及隱秘性，致使公權機關可能難以追查蓄意發布消息者者，甚至消息發布者直接位於司法管轄區之外。此為「超級禁制令」[註 2]之於今時今⽇⽅便不再，亦是現代社會之於過去所不同。
這種現象致使本來希望提起民事訴訟，⽽期望法庭頒布禁制令禁⽌消息進⼀步散播的⼈三思；也令法庭在頒布相關禁制令時，須考量不同因素（例如：原本利益相關⼈⼠的受損害程度、禁制令頒布後在社會中或網路上的預期效果、法律制度及司法機關之於⼈民之信任度等等），才應考慮頒布；當權者在制定政策時，也要考慮如何策略或⼿段反制。⽽隨意作出措施，反⽽可能欲蓋彌彰。
亦因此，法律不單⽌需要正確地執⾏，⽽且需要具有威嚴性以及阻嚇性，並且不能夠因為任何私情或不合理原因致使法律沒有執⾏。在完善的司法體系中，執法或司法亦不能有任何不合理拖延法律執⾏，或甚至完全不作為。如此⼀來，當出現⾃以為僥倖可逃脫法網者，這⼀完善的機制即可即時制⽌罪⾏、減免損害。任何⼈若看到如此現象，也可能萌⽣退卻之意，因其利不敵其害。如果⼈民不信任法律，不信任司法機構，則可能出現尋求私刑的結果，這也就是黑手党之起因，「起底」⾏為之源頭。
因法疏而避及觸法
緊貼著上⼀個論點，第⼆論點略有相似——「因⼈知道法令所定義的罪⾏，⽽知曉⽅法，從⽽刻意規避之」。法律是由⼈制定的，當然也就會出現缺漏，尤其是法律定義中出現漏洞，導致某些⼈可以藉此躲避法律制裁，這點尤為危險，不單⽌可能出現第⼀點所論述的情況，甚至乎還會導致現⾏法律不可懲罰的「故意犯」出現。
在⾹港法律史中亦可窺視⼀⼆。⾹港曾經所適⽤的《禁⽌層壓式推銷法條例》[註 3]存在嚴重漏洞，出現了疑犯逃脫法律制裁的結果[註 4]。這最終致使港府需要修改條⽂，其後新條例《禁⽌層壓式計劃條例》[註 5]在2012年1⽉1⽇取代了舊條例，也彌補了當時法院所提及的漏洞。不過，⾹港社會中仍然存在⼀些層壓式組織，⽽這些組織通過不同⼿段或⽅式，嘗試避開條⽂定義，新聞所報導的部分虚拟货币詐騙組織就有這種趨勢。
於是乎，⽴法機關需⼩⼼謹慎地考量每⼀條法律條⽂，判斷公意之正確性，交流辯論腦⼒激盪，鑽研其漏洞所在，使得條⽂解讀惟⼀，複檢過往法律之缺失，提出恰當之修正案。此之議員職責之所在，議會之理想功能。
因法立而罪及往事
第三點是「因為法令的規定溯及既往，⽽定義出的新罪犯」。此時，由於新法令頒布，導致並未曾觸犯任何舊有法律之⼈⼠，可能犯下新法令所定義之罪⾏或者違反法律規定。這在現代社會似乎不可思議，但並非不可能。現代法學中的自然法哲理雖然對於法律如何「合法」作出了⼀系列規定，但這並不能完全限制到因釋法權⽽產⽣的新「法律」。⽽具有追溯性的法律，也可能會導致這種情況出現。因此，就何時法令才能具有追溯性及成⽂法應該如何解釋，法學作出了⼀系列規定及限制，以確保權⼒不會被濫⽤。
在法律的追溯性上，司法界較為常⽤⾃然法哲理，⾃然之法的來源根據不同流派有不同⾒解：或神明旨意、或⼈類理性、或道德規範、又或社會契約。但不論何種⾒解，現時法律學者⼤多認同⾃然法凌駕於所有成⽂法，是審視所有法律是否「合法」的規則，⽽規則中又以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The Morality of Law）中論述的八個要素最為⼈所知。嗣後，現代社會最終尋得如何處理法律的追溯性。
⽽在解釋權上，解釋機關會根據個案情況，⽽採⽤不同的法律解釋原則，以在補⾜規則之餘亦令其更為公平公正。這些法律解釋原則限制了相關機關，令法律不會被無限擴充解釋，使得法律喪⽣原本，亦令新例符合社會期望、道德標準。因此，⾏事公正、符合公眾道德之⼈不會因奇⽂怪法，背負莫須有之罪。
因法苛而逼民從犯
因法度嚴苛導致官逼民反，這⼀點在歷朝歷代都出現過——不論是陈胜、吴广，又或是《捕蛇者說》[註 6]。這⼀點其實也應證了⽼⼦的觀點。過度且不合理地使⽤法令⼲涉⼈民，反⽽侷限國家發展。秦朝變法之後，重兵農、抑商販，雖令秦國戰無不勝，卻亦令國內經濟形式單⼀。遂又以嚴科峻法，懲治罪犯，甚至還會出現同居者連坐之勢。秦律又規定，治安官如若案發時不在現場，就應治罪，謂其失職。這些條⽂雖造就秦國在當時成為荀子眼中的教化之國，但在今時今⽇看來違背⼈性、違反法治。
正如上⽂所提及之商⼈法起源，國家不需規定商⼈必須組建商會，亦會因商⼈⾃身需求⽽⾃⾏組建商會。即使其後按照商界實踐模式⽴法規管，亦可令組織模式整齊劃⼀，同時保障商會下屬商⼈權益，並無⼤不妥者。然此論並非否定國家規定商⼈可以組建商會。⽽「禁殺傷⼈」，亦是公民所共認之社會契約，因此刑法只需明⽂，毋需斟酌是否應定「殺⼈為犯法」，應考量其罪⾏之侷限範圍、成⽴要件，以免罪及池⿂。
法律是公民契約之存在，尤其刑法，罰之侵犯他⼈、公認不義之舉。至於禮樂，非以刑明之，應以其他形式倡導：或學校教育、或電視節⽬、或書籍期刊，皆可。若以聖⼈之標準罰平民百姓，則無不罰者。故刑法不需著墨太多於道德，⽽就不同違反職業道德之舉，訂⽴罰則者，不限此類。民法則衡量公民之間、公民與政府之間、公民與組織之間、組織與政府之間的權益，檢視何項權益更為重要，何⽅權益受損更嚴重，藉此給予救濟，以挽回損害。其餘⾏徑，皆⾃由協定。有充⾜⾏事能⼒之雙⽅皆⾃願同意又不違法者，應視之為受公權保護之契約，遂司法可懲戒不守契約者，是以提倡契約精神。故民法在不在尋求拘束公民合法之⾃由。
因盜賊而立法明文
由法⽣賊，賊亦⽣法。第⼆章已經提及因法律疏罅⽽出現不法之徒。另有⼀種情況，即由於不道德⾏為已觸犯公民之底線、違反公眾道德，卻無法治之。其中⼀則廣為⼈知之例，即臺灣殺⼈嫌犯引渡問題[註 7]。當法律出現疏漏時，政府須及時訂⽴⼀項法律，彌補漏洞，以亡⽺補牢。值得⼀提，若當年港府可釋除公民疑慮，修繕部分條⽂，或由⽴法會通過部分個⼈修訂草案，當時或就不會爆發如此⼤規模的⽰威遊⾏及集會活動。此事之反思，至今猶然。是故政府應時刻警惕⾃身，在恰當之時須順應民意，以期增其威望與⽀持度。
除本章第⼆節所提之可能情況，亦有另⼀種情況。在⾹港之私⼈物業，或可於其⽔泥壁⾒如此字句：「私⼈地⽅，不得張貼，（否則）送官究治」，但依然會有⼈在牆上張貼廣告單張。或者又如路邊圍欄橫掛之橫幅，已然寫明「公共範圍內不得吸菸」，卻依然可在附近地上尋得菸頭。這種情況並不⼀定是政策之缺失，⽽是可能是因為違規者眾多，⽽管理者於頻犯區張貼之告⽂，惟告⽂成效不佳。這其中涉及管理者之管轄合法性、⾃身威嚴性、措施成效程度。
結語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之⾔，雖為精短，但先哲後輩對此之鑽研，引發之啟⽰頗多。此句並會不隨時間流逝⽽誕罔不經，配合現代法律學之研究、後世附加之⾒解，亦可成為警世之句——勸告權⼒機關之責任、義務以及其所作所為之影響；告誡應謹慎制定政策、⾏使權⼒、頒布法令或政令；傳達沈思之意，務求無為⽽治、治之有道、令之以理。
公民亦應知曉其含義，是以豐富思想，進⽽明確其責：監察權⼒者之⾔⾏，以⾃身公民與政治權利，制其不「法」侵害之舉。
註釋
- ^ 翟煎，《吕氏春秋》⼜載其名⽈翟翦，戰國時魏國⼈。
- ^ 超級禁制令（Super-injunction）是英格蘭和威爾斯法律中法院可頒布的⼀類命令，其效⼒可制⽌公眾或媒體機構發佈、討論、轉載或通過其他形式流通該命令所提及的信息，或者該某事件所涉及⼈物之資訊。
- ^ 《禁⽌層壓式推銷法條例》（Pyramid Selling Prohibition Ordinance），《香港法例》第355章，1980年發布。
- ^ 例如2003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訴Yau Mee Kwan等人案》（HKSAR v. Yau Mee Kwan and others，CACC 96/2003），以及2004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李志勇等人案》（HKSAR v. Li Chi Yung and others，CACC 55/2004）等。
- ^ 《禁⽌層壓式計劃條例》（Pyramid Schemes Prohibition Ordinance），《⾹港法例》第617章。
- ^ 由唐代⽂學家、唐宋⼋⼤家之⼀柳宗元所撰。
- ^ 由於⾹港在該案中並無域外司法管轄權，且無引渡協議，港府故出之《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惟港府未能釋除修訂案公民疑慮，⼜⽴法會功能並不完備，不能以議會⼿段提出個⼈修訂草案更改有涉疑慮之條⽂，故直接觸發社會多年來之不滿情緒，引發⾹港持續性社會運動，乃⾄暴⼒⾏徑，⾄今未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