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和合本》(英语:Union Version Chinese Bible;今指国语和合本〔英语:Kuoyü Union Version〕,旧称官话和合本〔英语:Mandarin Union Version〕),简称和合本,是今日华语新教教会最普遍使用的《圣经译本,问世一百年以来,一直是权威的圣经汉语译本。此译本的出版源自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传教士大会,会中各差会代表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各自负责翻译官话白话文)、浅文理(浅文言)、深文理(文言文)译本。

国语和合本
语言汉语白话文
新约出版时间1906年
旧约出版时间1918年
全书出版时间1919年
译者狄考文(Calvin W. Mateer)、富善(Chauncey Goodrich)、鲍康宁(Frederick W. Baller)、文书田(George Owen)、鹿依士(Spencer Lewis)
翻译类型直译
创世记第1章第1-3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深文理和合本启祷本
语言汉语文言文
新约出版时间1906年
旧约出版时间1919年
全书出版时间1919年
译者湛约翰(John Chamlers)、谢卫楼(Davello Z. Sheffield)、韶玛亭(Martin Schaub)、惠志道(John Wherry)、艾约瑟(Joseph Edkins)、皮尧士(Thomas W. Pearce)、罗为霖(Llewelyn Lloyd)、安饱德(Patrick J. Maclagan)
翻译类型直译
创世记第1章第1-3节
元始、上帝创造天地、地乃虚旷混沌、渊际晦冥、上帝之神煦育乎水面、上帝曰、宜有光、即有光、
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
盖上帝爱世、至赐其独生子、俾凡信之者、免沦亡而有永生、
浅文理和合本
语言汉语文言文
新约出版时间1904年
译者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白汉理(Henry Blodget)、纪好弼(Rosewell H. Graves)、叶道胜(Immanuel Gottlieb Genähr)、汲约翰(John C. Gibson)、戴维思(John W. Davis)
翻译类型直译
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
盖上帝爱世、甚至予以其独生之子、俾凡信之者、免沦亡而有永生、

1904年,《浅文理和合译本》(英语:Easy Wenli Union Version)出版《新约》。1906年,《深文理和合译本》(英语:High Wenli Union Version)亦出版《新约》。1907年,传教士大会计划只译一部文理译本,于1919年出版《文理和合译本》(英语:Wenli Union Version)。1906年,官话翻译工作完成了《新约》;1919年,官话《旧约》的翻译工作完成。在1919年正式出版时,官话《圣经》译本名为《官话和合译本》,从此就成了现今大多数华语教会采用的和合本《圣经》。并在1983年起进行了修订,使其更贴近现代文意修正错译,在2010年完成出版《和合本修订版》。

和合本分为“上帝”版和“神”版,区别在于上帝版的经文中出现“上帝”的地方,神版都用带挪抬的“神”代替。因为对于基督教的神在中文中应该称为“上帝”还是“神”,晚清的西方宣教士争论了几十年仍未解决,故和合本采用这种折衷方法。[1]

缘起 编辑

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外国差会出版了若干个汉语文理(文言文)圣经,彼此在用词和翻译原则上都有差别。传教士忧虑中国信徒面对诸多文理译本无所适从,希望有一部联合译本。外国宣教士曾经尝试推出统一的中文文理译本。1858年出版的《委办译本》是集众人之力合作翻译的成果。可惜由于当时各差会的宣教士之间期望相左,意见分歧,以致文理《委办译本》统一中文译本的目的最终并未达成。

1890年的传教士大会,决定同时以深文理、浅文理、官话翻译,以“《圣经》唯一,译本则三”为目标。与会者几乎一致肯定需要一本联合的官话译本。至于文理译本方面,英国传教士维护他们使用多年的《委办译本》,因其译文优美,教会甚至曾将这译本两度进献于清廷,可见其地位显赫;他们坚持最多只需将这译本略作修订,便可用为联合译本。美国传教士不喜欢委办译本,因其多处地方不忠于原文,且杂糅儒家概念,又认为需用较浅易的文言重译。结果大会决议同时翻译两种文言译本,即深文理和浅文理,以化解两派间的矛盾。

浅文理和合本 编辑

浅文理译本的委员有包约翰白汉理汲约翰叶道胜纪好弼戴维思。他们都有译经经验,故没有跟从和合本翻译原则,以自己的方式翻译。他们完全采用《英国修订译本》所依据的《新订希腊文文本》翻译新约,严格用形式对等翻译。

他们工作进度很快,在三个委员会中是最早完成新约,但是他们执著于与希腊文原文对应,使得译本违背中文文法,中国读者难以明白。译本文体也非计划原先设想的用浅易文言,而是可以和深文理相比的文言。后来1907年的传教士大会决定只翻译一部文理圣经译本,并称要将深浅文理新约译本合并为一部文理译本。但正如当时多数传教士所料,后来的文理译本就是深文理译本,浅文理并无合并在内。

深文理和合本 编辑

深文理译本最初的委员会成员有湛约翰谢卫楼韶玛亭惠志道艾约瑟。委员间对翻译的看法有很大分歧,难以合作。湛约翰和韶玛亭逝世后,由皮尧士罗为霖继任。直至艾约瑟也逝世后,1905年委员会才召开第一次会议。新约在1906年第二次会议完成。

1907年传教士大会决定只翻译一部《旧约》文理译本。文理译本委员会成员为当时的四名深文理译本委员,再加入安饱德。原来由谢卫楼任主席,进度缓慢。他辞去委员职务后,惠志道继任主席,进展明显加快,1915年完成《旧约》。等到官话译本1917年完成后,两部译本就音译方式和量度单位协调修订。1919年6月《文理和合译本》圣经出版。

虽然文理和合本的对象是中国所有非官话区的信徒,但出版时正巧遇上了白话文文学开始取代文言文文学白话文运动,而且读文理圣经的信徒,不少都偏爱《委办译本》,因此文理和合本未受广泛接纳。购买文理和合本的人多为闽粤等华南地区及海外华侨信徒。因为他们所操方言,语法用词都与国语差异极大,所以较为偏爱文言。不过《官话和合本》也逐渐在他们中间普及。《文理和合本》在1920年至1923年修订新约后,1934年印行最后一版。

不过,《文理和合本》也有其影响,如培正中学解释校训的经文,正是取自文理和合本[2]

国语和合本 编辑

 
官话和合本译者与中文助手,从左至右:鲍康宁刘大成富善张洗心狄考文、王元德、鹿依士李春蕃[3]
 
旧版《国语和合本》
 
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的和合本《圣经》

现在称为《和合本》的圣经,初称《官话和合本》,全称为《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于1919年4月在上海出版[4]。“官话”是在清朝的惯用称呼,至清末民国时期“官话”逐渐改称“国语”,故此改名《国语和合本》[5]。因著《国语和合本》大为流行,成为教会唯一在用的和合译本,现今简称为《和合本》。

在官话和合本诞生之前,麦都思施敦力曾于1857年将委办译本的新约改写成南京官话出版;1872年,华北的英美宣教士包约翰艾约瑟施约瑟白汉理丁韪良翻译《北京官话新约全书》;1874年,施约瑟独自一人依照《北京官话新约全书》体裁译完北京官话旧约;1878年英国圣经公会(英语: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将北京官话新约全书与施约瑟的旧约译本合印为新旧约全书[6]。官话和合本在多处地方参考了北京官话新旧约全书

《官话和合本》委员会的委员有美国长老会狄考文(1836年-1908年)、美国公理会富善(1836年-1925年)、中国内地会也是浸信会鲍康宁(1852年-1922年)、英国伦敦会文书田(1847年-1914年)[注 1]、美国美以美会鹿依士(1854年-1939年),以及其他在不同阶段加入、后因不同原因退出的西方传教士,前后有十六位[注 2]。协助他们翻译的中国基督徒有诚静怡刘大成王治心、王元德(即王宣忱[注 3])、邹立文张洗心李春蕃等人[9] [10]。在狄考文翻译新约的过程中,他的继配夫人狄文爱德曾协助他,为官话新约的翻译制作了一份希腊文-中文的索引[11] [8]。和合本的翻译共遵循四项原则[12]

委员会在翻译官话译本时,官话之确切的书面形式和标点符号尚未成熟和定型,委员会需要商量采用一个共通形式。主席狄考文主张文体要贴近官话口语。他也设计了圣经中的标点,除传统句读的句点(。)和逗点(、)外,增加了圆点(.),作用如同英文的分号和冒号。1906年,新约译完,1907年出版。之后开始翻译旧约。狄考文在1908年逝世。富善成为新的主席,与其他委员一道,继续翻译旧约,于1917年将旧约译完。在翻译过程中,委员们意识到官话逐渐取代文言成为书面语,《圣经》官话译本或会成为重要作品,因而在1918年3月,着手把新约全面修订,使得译文更具文学风格,并于该年年底修订完毕。1919年4月22日出版《官话和合译本》。1939年改名为《国语和合译本》。[13]

翻译参考底本 编辑

上海在华传教士大会中决议,翻译用的原文底本是英国出版的《修订版圣经》(英语:Revised Version of the Bible) 所用的原文底本[14]。《修订版圣经》(1885年)又称《英国修订本》(英语:English Revised Version),其新约通用希腊文底本,是当时最新的 《Westcott and Hort》(1881年)。不过,据尤思德博士的研究,《和合本》的译者在参考《Westcott and Hort 》之余,有时却用回古老的《公认经文》(英语:Textus Receptus) ,即1611年出版的《英王詹姆斯译本》(英语:King James Version) 的底本。[15]

影响 编辑

官话和合本的问世刚好赶上了同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成为中国较早的白话文翻译著作,对中国白话文的普及和发展都起了相当大的积极影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形式借鉴和语言资源,其中一些词语已经成为家传户晓的中文成语,例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代罪羔羊”、“披着羊皮的狼”、“迷失的羔羊”、“眼中瞳仁”,等等。后世誉之为 “适合对外开放的新文化译本 ”(周作人,1921)、“新文学运动的先锋 ”(朱维之,1992:70)、“中文圣经翻译史的巅峰”(《圣经新译本》2001年版序 )[9]。当代诗人杨牧曾在他的文章中,盛赞和合本文体,誉为一种特殊的优美文体[16]。初版的和合本仍使用传统的四角标圈法为字注音,该方法随着同一时期注音字母的推广而式微。

和合本采用直译,忠于原文,广受欢迎,很快取代了之前的文言文译本和白话文译本,到20世纪30年代,便风行起来。当时中国敬虔的基督徒,如宋尚节王明道等人,都是通过和合本圣经了解并接受了基督教。

标点及少量人名地名的更新 编辑

1962年,书题从《新旧约全书》改为《圣经》,又修订极个别字。前版段与段之间都用大圆号(◯)分隔,新版除了少数段落外,每段都开新行。前版用小字在书眉上标示段落大意,新版每段前加黑体字标题。前版不分栏,新版仿效外文圣经,将每页分为上下两栏。前版引号款式为一勾一点( )(实际操作上是用日文片假名”的铅字模旋转得到),新版用空心方角(即直排的双引号﹃﹄)代替。前版《诗篇》不分行,新版每节分行(其他经文中的诗歌不分行)。新版在每卷书后加上插画。[17]新版也有不如前版的地方,比如前版对新约中所引的旧约经文,会在书眉注明出处,新版在页中未留空位,便不注出处。尽管如此,新版在目录之后的说明中,仍说道“新约书中,常有引旧约书中的话……每遇此话,加以引号,用注指明何章何节……”,完全照录前版说明。

1988年,联合圣经公会出版了《新标点和合本》。该版所做的修订主要包括:使用通用标点符号,按诗体排印原文为诗的经文,按现代用法区别使用第三人称代词,将现在通用的字代替某些不再使用的字,如把“喫”、“纔”、“彀”改为“吃”、“才”、“够”,又修改部分人名译法,有的地名采现代译名。该版本主要在海外华人信徒中推行,也有人对人地名的改动提出了反对意见[18],例如望文生义地指“流便”是“不雅的译名”,改成“吕便”[19],而不知“流便”这译名其实也是形容词,实际意思是“畅顺”,与修订者所想的截然不同。

1989年,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了《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除了用简化字印刷,该版本的改动与《新标点和合本》类似,不过对人地名的修改幅度差别较大,前者只改了28对,而后者则改了54对[20]

和合本修订版 编辑

和合本修订版是针对和合本进行修订而成的中文圣经译本,由三十多位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人圣经学者耗时27年修订而成,于2010年完成修订工作并出版新旧约全书。该修订版秉承“不为修订而修订”及“尽量少改”的原则,忠于原文,力求保持和合本的风格,尽量保留信徒熟知的金句。[21]

圣经和合本于1919年译成,经过近百年的时间,已经成为华人基督教会使用最为广泛的圣经译本。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汉语词汇语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和合本的一些用字如今已成为罕用字,一些词汇的意思也已经发生转变。一些当时顺畅的用语,如今已经显得艰涩难懂。如和合本常用的“教训”一词,如今已具有较明显的负面含义,修订版改用“教导”更符合现代的用词;“游行”一词如今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在现在大多指抗议者在街上行走而有负面含意,修订版改用“周游”更为恰当。还有和合本一些用词是其他宗教的用语,如“作孽”是个佛教用语,因此修订改为“作恶”。另外,近几十年圣经考古学上也有诸多成果,如死海古卷的发现,对于圣经异文的诠释、古抄本和译本经文的理解上,学术界都取得了新的进展。故重新翻译圣经或对现有译本进行修订尤其必要。

1983年,联合圣经公会打算从语义、文意、措辞上修订《和合本》,1984年议定修订原则,1985年在台湾开始修订工作。2000年,联合圣经公会正式授权香港圣经公会主导修订工作,并邀请中国基督教协会参与。香港圣经公会于2006年2月推出了《新约全书――和合本修订版》,对和合本做了相当大幅度的修订。《新旧约全书》的修订版于2010年完成出版,修订历时27年,全由三十多位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人圣经学者担纲,奉献礼已于2010年9月27日举行。[22]

卷名章节及缩写 编辑

注释 编辑

  1. ^ 文书田于1902年返回英国,再没有回来,但他继续翻译,他的中文助手是诚静怡。诚静怡于1906年回到中国之后,文书田就从委员会中退下来,然后在1908年成为伦敦的一名中文教授。[7]
  2. ^ 他们分别是:狄考文(Calvin W. Mateer)、白汉理(Henry Blodget)、文书田(George Owen)、倪文思(John L. Nevius)、富善(Chauncey Goodrich)、鹿依士(Spencer Lewis)、布蓝非(Thomas Bramfitt)、海格思(John Reside Hykes)、鲍康宁(Federick William Baller)、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安德文(Edwin E. Aiken)、林辅华(Charles W. Allan)、陈克拉克(Samuel R. Clarke)、林亨理(Henry M. Woods)、路崇德(James W. Lowrie)、瑞思义(William H. Rees)。[8]
  3. ^ 王宣忱在协助传教士译完和合本之后,自行重译新约,于1933年出版

参考文献 编辑

引用 编辑

  1. ^ 上帝與神. 台湾圣经公会. [2015-02-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4-28). 
  2. ^ 香港培正中學校色校訓. [2010-09-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12-29). 
  3. ^ 《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1906年
  4. ^ 和合本. [2021-07-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7-30). 
  5. ^ 参考1908年出版的官话和合本新约全书扉页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及1934年出版的国语和合本新约全书扉页背面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6. ^ 中文圣经译经史. [2015-01-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2-21). 
  7. ^ 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著,蔡锦图 译:《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年。
  8. ^ 8.0 8.1 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著,蔡锦图 译:《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年。
  9. ^ 9.0 9.1 任东升:《<圣经>中文译本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年01期
  10. ^ 丹尼尔·费舍:《狄考文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11. ^ 鲍康宁,1907,31
  12. ^ 中文圣经翻译史. [2015-01-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1-19). 
  13. ^ 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著,蔡锦图译:《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年。
  14. ^ 见 Chinese Recorder, 1890, p.368
  15. ^ 尤思德 (ZETZSCHE, Jost Oliver) (2002)《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现称:汉语圣经协会) [ISBN 9789625132440][中译本] (第277-279页)
  16. ^ 殷颖:《基督教文字事工的检讨与感想》
  17. ^ 百載聖道的旅程 - 香港聖經公會 (PDF). [2015-02-01].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09-09). 
  18. ^ 万兆元. 译事未竟路——修订《和合本圣经》的崎岖历程. [2021-07-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1-05). 
  19. ^ 参见香港圣经公会新标点和合本说明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0. ^ 译事未竟路. [2015-01-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1-05). 
  21. ^ 聖經《和合本修訂版》面世. 昔日东方. 2010-09-28 [2012-10-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10-31). 
  22. ^ 圣经《和合本修订版》面世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东方日报,2010年9月28日

来源 编辑

研究书籍
  • 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著,蔡锦图 译:《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 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年. ISBN 962-513-244-9
  • 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一生之久的工作:〈和合本〉翻译30载》(The Work of Lifetimes: Why the Union Version Took Nearly Three Decades to Complete),载于 伊爱莲(Irene Eber) 等 著,蔡锦图 编译的《圣经与近代中国》. 香港:汉语圣经协会,2003年:61-83页. ISBN 962513350X.
  • 伊爱莲(Irene Eber)等 著,蔡锦图 译:《圣经与近代中国》. 香港:汉语圣经协会,2003年. ISBN 962513350X.
  • 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著,蔡锦图 译:《道在神州—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 ISBN 9789625131887.
  • John R. Hykes: Translations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Her Dependencies, 1916.
网页

外部链接 编辑

参见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