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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內卡福爾斯會議

塞內卡福爾斯會議（英語：Seneca Falls Convention），是美國第一場關於婦女權利的大會[1]，於1848年7月19日至20日，紐約塞內卡福爾斯內召開，伊利莎白·卡迪·斯坦頓的《婦女參政史》稱其爲美國婦女運動的濫觴[2]。當地女性貴格會成員聯同籌備了此次會議，其中斯坦頓不是貴格會成員，而是與來自費城的柳克麗霞·莫特一起拜訪該地區時計畫了此次活動；而莫特是一位貴格會信徒，以演說才能而聞名。

持續兩天的會議分為六個部分，包括法律的演講、喜劇表演及多項有關婦女社會角色的討論。斯坦頓和貴格會婦女提出了兩份文件，即《情感宣言》和相關的決議草案，以供討論和修改後簽署。會中爆發了針對婦女選舉權的激烈辯論，包括莫特在內等人，都敦促刪除此項，但在會議內唯一一位非裔美國人代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堅決主張下，最終保留了投票權決議。約300名與會者中，有100人簽署了文件，其中大部分是女性。

直至1851年的全國女性權利會議（National Women's Rights Convention of 1851），婦女參政權問題已成為美國婦女權利運動的核心原則。[3]

背景 編輯

改良運動 編輯

在1848年之前的幾十年中，一小部分婦女開始反對社會強加於婦女身上的限制，而一些男性在這一努力中提供了幫助。在1831年，查爾斯·格蘭迪森·芬尼牧師開始允許婦女在男性和女性同時在場的聚會上大聲祈禱[4]。第二次大覺醒挑戰了婦女在傳統宗教中的角色。回顧1870年代，寶琳娜·萊特·戴維斯（英語：Paulina Wright Davis）將芬尼的決定視作美國女權改良運動的開端。[4]

廢奴主義 編輯

從1832年開始，廢奴主義者、記者威廉·勞埃德·加里森組織了反對奴隸制度協會，並鼓勵婦女的充分參與。但加里森的想法並不受大多數廢奴主義者的歡迎，於是那些不願意婦女參與的廢奴主義者脫離出來成立了別的廢奴組織。

少數婦女開始因為廢奴主義主題的作品和演講而出名。在19世紀30年代莉迪雅·瑪利亞·柴爾德（英語：Lydia Maria Child）鼓勵婦女寫遺囑[5]，而弗朗西斯·萊特寫下了一些關於婦女權利和社會改良的書籍。格莉姆克姐妹（英語：Grimké sisters）在30年代後期發表了她們反對奴隸制度的觀點，她們開始在支持格里森的美國反對奴隸社團（英語：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的男女群體中間進行演講，阿比·凱利（英語：Abby Kelley）也做了同樣的工作。儘管這些女性的演講主要針對奴隸制的罪惡，但這些婦女在公開場合演講這個事實本身就代表了婦女權利的進步。1836年歐內斯廷·羅斯（英語：Ernestine Rose）開始向婦女團體宣講「科學的政府」這個主題，其中包括婦女選舉權。[6]

 
詹姆斯·莫特（英語：James Mott）和柳克麗霞·莫特

1840年，在格里森和溫·菲利普斯（英語：Wendell Phillips）的邀請下，柳克麗霞·莫特和伊利莎白·卡迪·斯坦頓和她們的丈夫以及其他十幾個美國男性和女性廢奴主義者一起前往倫敦參加第一次世界廢奴大會。但在會議進程期間，菲利普斯提出的有關婦女參與會議的議案如預期地引起了爭議，這項議案在經過了一整天的辯論後被拒絕了，婦女允許旁聽，但不能演講或投票。在這場會議後，莫特和斯坦頓在倫敦成為了朋友，為了婦女們的進一步權利，她們在回程時計劃着組織她們自己的會議，從廢奴問題中分離出來。

在1842年，托馬斯·麥克林托克（英語：Thomas M'Clintock）和他的妻子瑪麗·安成為了紐約西部反對奴隸協會的創始成員並協助編寫它的章程。當他在1847年搬到羅切斯特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加入了艾米和艾薩克·波特斯（英語：Amy and Isaac Post）和麥克林托克，並組成了羅切斯特的反對奴隸協會。[7]

婦女權利 編輯

1839年，瑪格麗特·富勒（英語：Margaret Fuller）開始主持與法國沙龍類似的對話，在那些對自身性別相關的「大問題」上感興趣的婦女之間組織討論會[8]，索菲亞·里普利（英語：Sophia Ripley）是其中的一位參與者。1845年富勒發表了大訴訟（英語：The Great Lawsuit），號召婦女們獨立自主。

19世紀40年代，美國的婦女開始更多地追求掌控自己的生活。在此之前婦女的生活由其丈夫和父親負責指導，且很多活動不對女性開放。[9]社會禁止婦女繼承財產，簽訂合同，擔任陪審員和在選舉中投票的權利。婦女就業的前景黯淡：她們只能期望着從事一些服務業工作，且工資只相當於同行業的男人的一半。1841年，作為找到一種男女共同工作並獲得相同報酬的一次嘗試，索菲亞和她的丈夫喬治·里普利（英語：George Ripley (transcendentalist)）在馬薩諸塞州建立了布魯克農場（英語：Brook Farm），但他們失敗了。[10]

1841年秋天，斯坦頓在塞內卡福爾斯的一百名婦女面前進行了一場關於節制的公開演說。她寫信給她的朋友伊利莎白·J·尼爾說，她把自己和觀眾都感動到流下了流淚，她說：「正如我在許多私人談話中特意去做的一樣，我在談話中順勢加入了一些關於婦女權利的部分。」[11]

1842年莫特在波士頓見到了斯坦頓，又一次討論了有關婦女權利會議的可能性。[7]在1847年斯坦頓從波士頓去塞內卡福爾斯之前，她們又談論了一次。[12]

1846年初，莫特和戴維斯領導的婦女團體在費城舉行了公開會議。[13]1847年一批對婦女權利友好的廢奴主義者開始討論舉行一個致力於婦女權利的會議的可能性。[13]在1847年10月，露西·斯通於她哥哥鮑曼·斯通在馬薩諸塞州加德納的教堂里，發表了她的第一次題為「婦女權限」的公開演說。[14]

在1848年3月，格里森、莫特一家、艾比·凱利·福斯特（英語：Abby Kelley Foster）、斯蒂芬·西蒙茲·福斯特（英語：Stephen Symonds Foster）和其他人在波士頓舉行了反對安息日的會議，致力於廢除只適用於星期天的法律，並為勞動者爭取每周多於一天的休息時間。莫特和其他兩名婦女一起活躍在執行委員會裡，[15]她在集會上做了發言，對遵教和社會傳統的有效性提出質疑。[16]

政治權益 編輯

在1848年7月，為了回應一份公民請願書，紐約州議會通過了「已婚婦女財產法案」，賦予婦女保留由其帶入婚姻的財產以及在婚姻期間獲得的財產的權利。債權人不得拿走妻子的財產用於償還丈夫的債務。[17]為了通過該法律，1846年，支持者印發了一個可能是由法官喬治·法恩所寫的小冊子，該冊子依賴於讀者對《美國獨立宣言》的熟悉程度，其中提出「他們生來就是自由而平等的……」，[18]這個想法對婦女也應該適用，「婦女，和男子一樣，有權充分享受其實際福祉。」1848年3月，紐約西部的44名已婚婦女一同聯名向州議會寫信，說道：「獨立宣言宣稱政府的正當權利來源於被統治者的同意。由於婦女從未同意、代表或承認這個政府，那麼很顯然，公正地講，就不能從她們那裡獲得效忠……我們年復一年的多次關於這個最迫切主題的請願書被忽視，現在就請你這個莊嚴的機構，廢除掉那些認為婦女對自己的行為要比孩子、白痴和瘋子要付更多責任的法律。[18]

幾周之後，賓夕法尼亞州議會通過了一項類似的由莫特和其他婦女倡導的關於已婚婦女財產的法案。這些進步的州法案被視為美國婦女有希望獲得新的婦女權利的信號。[17]

1848年在紐約羅切斯特，格里特·史密斯（英語：Gerrit Smith）被提名為自由黨（英語：Liberty Party (1840s)）的總統候選人。史密斯是斯坦頓的表弟，每次他來訪時，他們倆人喜歡一起討論政治和社會話題。[19]在6月14—15日於布法羅市舉行的全國自由黨大會（英語：National Liberty Convention）上，史密斯做出了重要講話，[20]他提出「最廣泛意義上的普選是婦女和男性一樣有權參與投票。」 [21]代表們同意在黨章中加入一條關於婦女的投票權的段落：「不僅這裡或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選舉權都不允許延伸到男性以外。通常將婦女排除在外的行為……不斷經過論證，然後得出結論，到目前為止尚未有一個國家尤其是基督教國家從野蠻時代以來直到目前為止允許婦女地位提升到一個人類大家庭的水平」。[21]在大會上，有五票提名莫特作為史密斯的副總統——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有婦女被提名至聯邦行政辦公室工作。[21]

貴格會的影響 編輯

宗教之友協會（即貴格會）的許多成員定居於紐約州西部塞內卡福爾斯附近，其中一個特別主張進步的貴格會分支住在塞內卡福爾斯的滑鐵盧附近，這些公誼會主張婚姻中男女工作和生活的平等。[9]

麥克林托克一家從費城的一個貴格會社區搬到滑鐵盧（英語：Waterloo (town), New York），他們從富裕的貴格會成員和商人理查德·P·亨特處租到房產。[9]麥克林托克和亨特家族都反對奴隸制，都參加了自由生產運動（英語：Free produce movement），便把他們的房子作為地下鐵路組織的站點。[9]

傳統貴格會的信條認為在做宗教決議時，男女應當分開開會。到19世紀40年代，一些希克斯派貴格會成員決定把男女集合在一起作為宗教信仰中精神上平等的表現。[9]在1848年6月，包括亨特一家和麥克林托克一家在內的大約兩百名希克斯派組建了一個更為激進的貴格會團體，被稱為公理會或進友會的年度會議，進友會企圖進一步提升婦女在信仰事務上的影響力。[9]

準備 編輯

1848年夏天，柳克麗霞和詹姆斯·莫特訪問了紐約中西部的一些地方，這次訪問有許多原因，包括了在監獄的宣教工作和塞內卡王國（英語：Seneca Nation）的郡保留地（英語：Cattaraugus Reservation）事務，他們還訪問了一些親戚。莫特一家參加了當地貴格會的會議，並接受了發表反對奴隸制演講的預約。柳克麗霞作為一個演說家的聲譽和技能吸引了眾多觀眾，莫特則出席了進友會成員脫離希克斯派進友會的會議。

通知 編輯

在1848年7月9日貴格會活動後，柳克麗霞·莫特加入了瑪麗·安·麥克林托克，瑪莎·科芬·賴特（英語：Martha Coffin Wright）（莫特的妹妹，幾個月之前懷孕），[22]斯坦頓和簡·亨特在亨特滑鐵盧家中的茶會，麥克林托克的兩個大女兒伊利莎白和小瑪麗·安陪同着她們母親，[23]簡·亨特兩周前剛生完小孩，正在照顧嬰兒。茶會後，在場的唯一一個非貴格會成員斯坦頓抒發了人生價值被壓抑的無奈和她「長期以來由於婦女的從屬地位問題而積累的不滿」。[24]五人決定在不久的將來，在莫特一家還在塞內卡的時候舉行一個關於婦女權利的會議，並起草一份通知在塞內卡縣內進行公告。[25]通知特別指出7月19日第一天的會議只邀請婦女，而第二天的會議則男女都可參加，以便能聽到莫特和其他演講者的演講。[25]第一份通知在7月11日發出，在會議第一天開始前只留了八天的通知讀者的時間，其他報紙如道格拉斯的北辰報（英語：North Star (USA newspaper)）在7月14日刊登了這則通知，[25]會議地點定為塞內卡福爾斯的衛斯理衛理公會教堂（英語：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 (Seneca Falls, New York)）。[26]這座教堂由一眾廢奴主義者修建並由理查德·亨特部分贊助，已經多次作為改良運動講座的現場，並被認為是該地區唯一一個大型的願意為婦女權利大會敞開大門的建築。[25]

宣言、申訴、決議 編輯

7月16日，麥克林托克在家中主持了一個較小的規劃會議。麥克林托克和她的女兒，伊利莎白和小瑪麗·安和斯坦頓一起討論了將要提交會議批准的決議的形式。每個人起草其所關心的特定的部分，並在組成的十條協議中有適當的體現。[27]合在一起後，總的協議要求女性應當在家庭、教育、工作、宗教和道德上享有與男性平等的權利。[18]麥克林托克母女中的一個人選擇1776年的獨立宣言作為他們所要在大會上發布的宣言的模板。之後便在客廳的一個圓形三條腿紅木茶几上起草出了感傷宣言（英語：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28]斯坦頓更改了獨立宣言中一些詞語使得其更適合成為為女性做出的聲明，將「當前大不列顛國王的歷史」改為「人類歷史」，以「男人對女人的篡奪」為根據， [29]]她還添加進詞組「和女人」，變成「……所有男人和女人生而平等……」，[29]宣言的第二部分則由一個申訴的清單構成。[30]

在7月16—19日間，斯坦頓在她自家的書桌上編寫了申述和決議，斯坦頓的丈夫亨利·布魯斯特·斯坦頓幫助充實了文件，在其中加入了「不正當侵害婦女財產利益的法律摘錄」，斯坦頓自己則在申訴和決議中加入了更為激進的觀點：關於婦女投票權的問題。[31]在申述中她加入了「男人從來沒有允許女人去行使她不可剝奪的選舉權利。」 [31]然後她將申訴和決議抄寫成最後提交到會議的形式。當斯坦頓的丈夫看到另外添加的婦女的選舉權時，他警告他的妻子：「你會將訴訟變成一場鬧劇。」 [32]因為他和當時大部分男人並不支持女性獲得投票權。由於亨利準備競選公職，他便離開了塞內卡福爾斯，以避免與一個宣傳如此不受歡迎目標的會議聯繫起來，[33]斯坦頓讓她妹妹哈里特·凱蒂·伊頓以及其年輕的兒子丹尼爾陪伴她。[34]

在7月16日莫特就詹姆斯·莫特不能參加第一天會議提前寫信向斯坦頓致歉，因為他感覺「很不適」。[35]柳克麗霞寫到她會和她的妹妹瑪莎·賴特一同參加兩天的會議。[36]

第一天 編輯

在1848年7月19日，會議第一天的早上，組委會在接近十點時抵達了衛斯理衛理公會教堂。到那邊他們才發現自己忽視了一個細節——門是鎖着的[34] 。一大群人聚集在教堂門外，曬着太陽，不知如何是好。大家把斯坦頓的年輕侄子丹尼爾舉起來，通過一個開着的窗戶把他送進去，這樣他便能從裡面拔開門閂把門打開放大家進去。儘管在第一節會議上已經宣布這次會議是專門針對婦女的，但是一些男孩還是被他們的母親帶進去了，還有大概40個男子也希望能參加這次會議。這些男子並沒有被趕走，但是他們被要求保持沉默。在這場會議中，瑪麗·安·麥克林托克被任命為秘書來記錄會議內容[34]。

上午會議 編輯

 
柳克麗霞·莫特

會議從上午11點開始，斯坦頓首先發言，鼓勵觀眾中的每一個婦女都要接受她自己在生活中的責任，並且認識到自己被剝削被壓迫的程度之深、之廣[34]。莫特接着發言，她鼓勵所有的人都擁有自己的事業。斯坦頓讀了整篇的《感傷宣言》，然後又把每段重新讀了一遍，這樣可以讓大家更加詳細地討論並且及時修改一些地方。會議還討論了這份宣言是否需要男人簽名的問題，儘管目前來看投票表決還是十分有利的。最終還是等到了第二天男人們自己參加表決之後，這個宣言才被敲定下來[37]，第一次會議在2:30結束[38]。

下午會議 編輯

在短暫的休息之後，下午的會議開始了[37]，斯坦頓和莫特做了演講。她們又讀了一次《感傷宣言》，並在幾處地方做了修改。斯坦頓加上去的婦女選舉權變成了宣言裡面的第十一條，大家關於這一條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莫特讀了一個她妹妹寫的非常幽默的報紙片段。在這個片段里，她的妹妹提出一個疑問，為什麼她過度勞累的母親要做完龐大的日常工作而非她的丈夫[39]，之後二十七歲的伊麗莎白·麥克林托克發表了講話，第一天的活動基本到此結束。

晚上會議 編輯

晚上，這個會議面向所有人開放。莫特向大量觀眾致詞[40]。她講了其他改革的一些進展，並給她的聽眾構築了關於婦女權益運動的基本框架，她希望在場的男士可以幫助婦女獲得本來屬於她們的權利[39]，一個奧本報紙的編輯評價莫特晚上的演講時這樣說：「這是我聽到過的最具有說服力，最有邏輯，最富含哲學性的演講之一」 [41]。

第二天 編輯

更多的人參加了第二天的會議，其中包括許多男士。阿米莉亞·布盧默到得稍微晚了一點，就只能坐在樓上的走廊里，因為主會議廳里已經沒有多餘的座位了。奎克·詹姆斯·莫特的身體已經恢復了健康，早上的會議便由他來主持。在一群男士和女士面前由一個女人來擔任主席，在當時仍然顯得太激進了一點[39]。

上午會議 編輯

會議開始，莫特宣讀了前一天的一些會議記錄，之後由斯坦頓宣讀《感傷宣言》。關於申訴，安塞爾·巴斯科姆站起來說：「男士們得到了女士關於財產的一切權利，甚至包括她們賺的工資」，他最近在紐約了解到紐約甘岡通過了保護已婚婦女財產權益的法律，他詳細地說明了已婚婦女的財產權利如何保障，其中包括她們婚後[39]獲得的財產。其他人也紛紛就宣言發表了看法，包括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安麥克林和克夫婦和波特斯夫婦。最終該文件獲得了一致通過[42]。關於男士簽名的問題最終得以解決，簽名分成兩部分，一個女性名字後面跟一個男性名字。參加會議的300個人中有100個人簽署了《感傷宣言》[43]，其中包括68位女士和32位男士。[44]當然也有不贊成宣言的人，阿米莉亞·布盧默就是其中之一，她的目光還集中在當時的戒酒運動上面[45]，安塞爾·巴斯科姆是與會人員當中最不贊成宣言的一個人，他認為宣言「太過大膽太過極端」 [46]。

下午會議 編輯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站出來支持婦女的投票權。

在下午的會議中，大家又讀了11項決議，每一項進行單獨表決。唯一的一個遭到重大質疑的是第九項，也就是斯坦頓增加的婦女投票的權利。它這樣寫道：

「婦女選舉權是這個國家所有婦女神聖而不可侵犯的權利」。[47]

那些反對這項決議的人認為這項決議可能會導致其他較為合理的決議失去支持[48]，其他人認為婦女只應該享有社會、文化、宗教等這些權利，但是不應該擁有政治權[32]。詹姆斯和莫特對這項權益持相反的態度，柳克麗霞問斯坦頓：「為什麼這樣？你會讓我們變的荒謬。」 [32]斯坦頓捍衛婦女選舉權的概念，說婦女擁有選舉權能夠影響到今後的立法並且獲得更多的權利[32]。參與會議的唯一一個黑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49]站起來雄辯地贊成，他說，如果婦女不能得到選舉權，那麼他作為一個黑人也不應該得到選舉權。道格拉斯預計如果婦女能夠涉足政治領域，那麼世界將會更加美好。「拒絕婦女參與政治，不僅僅讓婦女受到侵害，讓巨大的不公正現象一直持續下去，更讓世界一半的道德、高等教育受到威脅」。[50]道格拉斯強有力的話語感染了在座的大多數觀眾，這項決議以大比數通過了[42]，莫特在會議結束時發表了講話。[42]

晚上會議 編輯

晚上的會議在七點半開始[42]，奎克·托馬斯·麥克林托克擔任了晚會的主席。他讀了會議記錄，然後由斯坦頓為許多反對過分強調「造物者」[42]的言論做了辯護。緊接着斯坦頓與托馬斯·麥克林托克讀了幾個威廉·布萊克斯通爵士法律的文章來向觀眾揭露當時女人被男性奴役的狀況[51]，莫特還站起來提出了另一項決議，決議中這樣說：「我們的成功取決於在座各位付出的無限努力。要推翻講壇上的壟斷地位，確保婦女在各項貿易、各個行業、商業中享有和男子平等的地位」 [52]。就此，第十二項決議通過。

小瑪麗·安·麥克林托克發表了簡短講話，呼籲婦女從沉睡中醒來，真實面對自己和上帝。道格拉斯再一次發表講話表示支持女性的事業[52]，莫特以她特有的美麗和精神上的吸引力發表了長達一個小時的講話，儘管作為一個演講者，莫特的聲譽已經吸引了大批的觀眾[52]，但是她還是認為伊利莎白·斯坦頓和瑪麗·安·麥克林托克是這次會議的「首席規劃師和建築師」 [9]。會議結束時，一個新的委員會誕生了，這個委員會主要負責編輯和出版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瑪麗·安·麥克林托克，小艾米，尤妮斯·牛頓·富特，伊麗莎白·W·麥克林托克和斯坦頓被任命為這個委員會的成員[9]。

感傷宣言與決議 編輯

感傷宣言 編輯

人類事務的發展過程中，基於自然法及上帝賦予的權利，人類家庭的一個部份，必須接受迄今佔據的不同位置，出於對人言的尊重，必須聲明婦女不得不這樣做的原因。

我們認爲以下真理是不證自明的：男人與女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她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爲了保障這些權利才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産生的。──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有破壞作用時，受其害的人民便有權拒絕效忠它，要求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其賴以奠基的原則，其組織權力的方式，務使人民認爲唯有這樣才最可能獲得他們的安全和幸福。爲了慎重起見，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應當由於輕微和短暫的原因而予以變更的。過去的一切經驗也都說明，任何苦難，只要是尚能忍受，人類都寧願容忍，而無意爲了本身的權益便廢除他們久已習慣了的政府。但是，當追逐同一目標的一連串濫用職權和強取豪奪發生，證明政府企圖把婦女置於專制統治之下時，那麽她們就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並爲她們未來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這就是婦女過去逆來順受的情況，也是她們現在不得不要求得到她們有權得到的地位的原因。

人類的歷史是一部男人對婦女不斷傷害與掠奪的歷史，其直接目的是在婦女之上建立絕對專制暴政。爲了證明此言屬實，現將下列事實公諸於公正的世界。

  • 男人從未允許婦女行使其不可剝奪的選舉權。
  • 男人強迫婦女服從那些她無權參與制定的法律。
  • 男人拒絕給予婦女連最無知、最下流的──不論是本國的還是外來的男人都具有的權力。
  • 在剝奪了婦女作爲公民的首要權力──選舉權，從而使她在立法機構中沒有任何代表之後，男人從各個方面壓迫婦女。
  • 一旦結婚，在法律意義上，男人便使婦女喪失了公民的權利。
  • 男人被奪了婦女的全部財産權，甚至包括支配她掙得的工資的權利。
  • 男人使婦女成爲不負道德責任的人，因爲婦女可以犯下許多罪而不受懲罰，只要這些罪是當着她丈夫的面犯下的。在訂立婚約時，婦女被迫發誓聽命於丈夫，而丈夫，在實質上，則成爲她的主人──法律授權男人，允許他褫奪她的自由權、對她行使懲罰權。
  • 男人制定離婚法，規定準於離婚的各種正當理由；規定一旦雙方分離，孩子的監護權必須歸屬於誰；法律完全忽視了婦女的幸福──在任何情況下，它都是建立在男人至上的錯誤假設之上，將所有的權力置於男人之手中。 儘管婦女在婚後被剝奪全部的權利，可是單身並擁有財産的婦女卻被男人課稅來支持政府，然而政府卻僅僅在婦女的財産對其有利可圖的時候才承認婦女。
  • 男人幾乎壟斷了全部有利可圖的職業；在允許婦女從事的職業中，婦女所得到的報酬都是微不足道的。
  • 男人封閉了所有能讓婦女通向財富和名望的途徑，他認爲財富與名望是男人最體面的榮耀。婦女從未能成爲醫學、法學或神學的教師。
  • 男人拒絕向婦女提供全面教育的便利──所有大學的校門都對婦女關閉着。
  • 男人允許婦女在教會以及政府機構任職，但只能處於附屬地位。男人宣稱，根據使徒教義，婦女不得任牧師，除了個別例外的，婦女還不得在公共場合參與宗教事務。
  • 男人製造了錯誤的公共輿論，因爲在他給予世人的道德法典中，男女未能一視同仁。根據這法典，將婦女排斥在社會之外的錯誤不僅僅受到了寬容，而且被認爲是無足輕重的。
  • 男人攫取了耶和華的權力，宣稱他有權爲婦女規劃出行動的範圍，儘管這種權力僅僅屬於她的良知和上帝。男人竭盡全力試圖摧殘婦女對自己能力的自信，貶低她的自尊，迫使她心甘情願地過聽人擺布的悽慘生活。

現在，占國家人口一半的民衆完全沒有選舉權。她們在社會、宗教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面對上述這些不公正的法律，況且婦女確實感到了她們受到的冤屈、她們蒙受的壓迫和她們最神聖的權力被人用欺騙的手段剝奪了，我們堅決要求立刻給予婦女所有屬於美國公民的權力和特權。

在着手我們眼前的偉大工作時，我們估計將遇到大量的誤解、誤傳和嘲諷。不過，我們仍將竭盡全力實現我們的目標。我們將聘請代理人，散發傳單，向政府和立法機構請願，努力爭取教會與報界的支持。我們希望這次大會之後，在全國各地將召開一系列的大會。

我們堅信，勝利終將屬於正義與真理。今天，我們在此宣言上簽署上我們的名字。[53]

大會決議 編輯

鑑於「人類必須追求真正的、實質的幸福」公認是自然的偉大法則，布萊克斯通在評論中指出，這條自然法則是與人類同生共存的法則，是上帝欽定的法則；它當然比任何其它法則都具有更高的約束性。在全世界，在所有國家，在任何時候，這條法則都具有約束性。任何人類的法則倘若與此法則相矛盾，便喪失其效力；而具有效力的法律，其全部法力、效力和權威則都是間接地或直接地從這一根源産生的。因此，決議認爲，凡是與婦女真正和實質的幸福衝突的法律，不論其形式如何，都是與自然的偉大法則相矛盾的，都是無效的，因爲「自然的偉大法則比任何其它法則都具有更高的約束性」。

決議認爲，一切阻撓婦女謀取良知而需要的社會地位的法律，一切主張男尊女卑的法律，都是與自然的偉大法則相違背的，因而也是不具備任何法力或權威的。

決議認爲，男女平等，是造物主的旨意，人類善之最高境界要求男女平等。

決議認爲，應當開導我國的婦女，使她們對制約她們生活的法律有更多的了解；這樣她們就不至於對婦女當前的地位表示滿意，從而表現出自己的低下；她們也不至於聲稱已經擁有自己想要的一切權利，從而表現出自己的無知。

決議認爲，既然男人宣稱他在智力上具有優越性，並且承認婦女在道德方面具有優越性，那麽男人的一個突出的責任就是鼓勵婦女暢所欲言、教書講學，正如婦女在所有宗教團體中有機會做到的那樣。

決議認爲，在社會上，在道德和舉止談吐溫文爾雅等方面，對男士也應當提出對婦女一樣的要求。男女若犯同樣性質的罪，應當受到同樣嚴厲的制裁。

婦女在公開場合發表演說，常常招致某些人有失典雅端莊之類的攻擊，而這些人卻以親自光臨的方式慫恿婦女登台演出，舉行音樂會或在馬戲院出場獻技。決議認爲，這種攻擊是非常不得體的。

婦女安於各種限制已經太久了。這些限制是由腐敗的習俗和對聖經的肆意曲解爲婦女設置的。決議認爲：現在是婦女步入偉大的造物主賦予她的更廣闊的天地的時候了。

決議認爲，確保婦女神聖的選舉權是我國婦女的職責。

決議認爲，人權的平等是人人能力與責任相同這一事實的必然結果。

因此，決議認爲，由於造物主賦予男女相同的能力和運用這些能力的相同的責任感，所以男女顯然都有相同的權利和責任，利用一切正義的手段促進一切正義的事業；尤其在道德和宗教這些重大的問題上，不言而喻，婦女有權同她的兄弟一道，在私下和公開的場合，通過文章和演講，運用任何合適的手段、在任何合適的集會上，開宗名義地宣講。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它是從紮根在人類本性的神聖原則中産生的，任何與之相違背的習俗和權威，不論是現代的還是被磨損得蒼白的古老法則，都將被視作不言而喻的謬誤，是違背人類利益的。

決議認爲，我們事業的早日成功，取決於男人與婦女的熱忱和執着的努力，推翻教會的獨裁，確保在各行各業和社交活動中婦女享有與男子同樣的參與權。[54]

後續 編輯

新聞報道 編輯

當地報紙刊登了會議的報道，有些評價積極，有些則不是。《國家改革者》評價會議「是一個時代進步的標誌，它是有史以來舉行的第一次大會，並且其影響力很大並且會持續，直到確保女人獲得現在另一半享有的所有權利——社會，公民權利和政治」[40]。《歐奈達輝格》則不贊成該會議的宣言，他們寫道：「這是史上記載的最令人震驚和不自然的女權運動事件，如果女士們將堅持投票、立法的權利，那麼我們紳士們的權利就會被侵犯。」

不久，全國各地的報紙都開始報道這次事件，反應各不相同。馬薩諸塞州《洛厄爾信使報》發表意見，在婦女平等的情況下，那「議員們就必須洗碗，沖刷，把浴缸，處理掃帚，織補絲襪。」在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市，《起床號日報》鼓吹着： 「獨立的旗幟已第二次懸掛在大西洋的這一邊。」霍勒斯·格里利在《紐約論壇報》寫道：「當一個真誠的共和黨被要求清醒地說出他能給予什麼樣的充分理由，拒絕婦女要求男女平等參與政治權利時，他可以給的理由，根本就沒有，必須承認這是一種自然權利」。[55]

宗教反應 編輯

該地區的一些牧師出席了塞內卡福爾斯會議，但沒有在會議期間發言，甚至沒有任何人做出評論。在7月23日星期日，參加過和更多沒參加過會議的人開始攻擊會議的《感傷宣言》和決議。那些認為牧師懦弱的婦女報告斯坦頓，在他們的教會中，沒有人被允許回復這個問題。[56]

進一步會議 編輯

《感傷宣言》的簽名者希望全國各地都能跟隨他們而舉辦一系列的會議，由於柳克麗霞·莫特的名氣和吸引力，他們不會在紐約上州待更長的時間，在兩個星期後，紐約州羅徹斯特市舉行地區婦女權利大會，阿比蓋爾·布什（英語：Abigail Bush）擔任主席，莫特擔任主講人。在接下來的兩年中，「處於起步階段的運動」在俄亥俄州，印第安納州和賓夕法尼亞相繼舉辦。[57]

夏洛特·伍德沃德，是所有100個簽名人中唯一一個在1920年還活着的，那時候第十九修正案（禁止任何美國公民因性別因素被剝奪選舉權）獲得通過，伍德沃德沒能夠投票。[58]

歷史地位 編輯

1870年，寶琳娜·賴特·戴維斯（英語：Paulina Wright Davis）撰寫了戰前婦女權利運動的歷史，得到了許多參與其中包括柳克麗霞·莫特和伊利莎白·卡迪·斯坦頓在內的女權主義者的認可。[13]戴維斯的版本認為1848年塞內卡福爾斯會議在整個運動中扮演了次要的角色，相當於當地其他在19世紀40年代後期由婦女團體舉行的會議。戴維斯認為全國婦女權利的開端是在馬薩諸塞州伍斯特市舉辦的全國婦女權利會議（英語：National Women's Rights Convention），當時來自許多州的婦女都被邀請，其影響遍及整個大陸和英國。[13]斯坦頓似乎同意這個觀點，1870年全國婦女普選協會（英語：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 （NWSA）婦女權利運動的演講中，她說：「在英國的運動，和美國相似，可以追溯到1850年10月在馬薩諸塞州伍斯特舉行的第一次全國婦女權利會議上。」[59]

1876年國家百年慶典時，斯坦頓和蘇珊·B·安東尼決定寫一個更廣闊的婦女權利運動的歷史。他們邀請露西·斯通幫助，但斯通拒絕了，她認為，斯坦頓和安東尼不會公平地描繪NWSA和分裂的美國婦女選舉權協會（英語：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於是斯坦頓和安東尼進行了獨立的創作，斯坦頓在1881年出版首卷婦女參政權的歷史，並把自己置於最重要的事件中，使斯通的貢獻處於邊緣地位。 [60]在這本書中沒有提到自由黨在塞內卡福爾斯會議前一個月在婦女選舉權問題上的立場，也沒有把斯通和戴維斯於1850年組織的「最貧窮的全國婦女權利大會」描述為婦女權利運動的開始。相反，斯坦頓將倫敦1840年反奴隸制大會作為「英國和美國女性選舉權運動」的誕生時間。[13]她把塞內卡福爾斯會議定位為她自己的政治首演，認定它為婦女的權利運動的開始，[61]稱之為「歷史上記載的最偉大的自由運動--整個種族的一半對自由的要求」。[61]斯坦頓以多種方式將《感傷宣言》作為一部基礎性文獻載入神壇，她的初稿是在一個三隻腳的小茶几上完成的，就像傑弗遜寫「獨立宣言」的那個書桌[12]。麥克林托克把茶几給了斯坦頓，然後斯坦頓在蘇珊·B·安東尼在她80歲生日之際將茶几送給她[62]。儘管安東尼並未參與塞內卡福爾斯會議。[24]1906年3月14日，在蘇珊·B·安東尼的葬禮上，為了紀念斯坦頓將茶几作為標誌性文物加以推廣，婦女權利活動家把它放在了棺材頂端的一個地方。[63]隨後在1920年之前每年最重要的普選會議上，都會展示這個茶几，[64]儘管有關女性選舉權的申訴和解決方案沒有寫在上面。[30]現在茶几存放在美國史密森學會的國家歷史博物館里。[65]

柳克麗霞·莫特反思1848年8月她參加的兩個婦女權利的會議，並認為它們沒有比她參與的其他項目和任務更偉大。她寫了這兩個聚會「極大地鼓舞人心，並希望這個長期被忽視的問題很快受到關注」。[66]

歷史學家格爾達·勒納（英語：Gerda Lerner）指出，宗教思想為《感傷宣言》提供了基本靈感來源。參加該會議的婦女大多活躍在貴格會或衛理公會運動中。文件本身取材於福音派貴格會的薩拉·格莉姆克（英語：Sarah Grimké）的著作，上帝已經創造了女人說明男女是平等的，而男人對女人建立「絕對的暴政」，這是在挑戰上帝的權威。[67]根據作者賈米·卡拉西奧的說法，格莉姆克的著作使公眾對諸如婦女權利等觀念有了更多的了解，並且他們第一次願意質疑關於婦女從屬地位的傳統觀念。[68]

參考文獻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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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graphy

外部連結 編輯

報道了本次會議的報紙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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