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田事變,是因為AB團肅反,造成中國工農紅軍紅二十軍1930年底在江西富田發動的一次兵變,是中國紅軍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兵變。

事件結束後,於1932年由中共中央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毛澤東下令,由彭德懷林彪執行,以開會為由進行誘殺,將第二十軍完全剿滅。第二十軍副排長以上軍官只有兩名存活,軍隊成員死傷不明,部隊番號取消。這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上首次由中共中央發動,殲滅一個正規編制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的肅反事件。

1980年,因應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領的要求,在胡耀邦指示下,對這個事件進行重新調查。調查報告認為這個事件中的成員大部份為無罪,主張全面平反。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共中央擱置報告,尚未進行正式平反。

背景 編輯

1930年8月5日,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史稱「二全會議」)召開,在上海出席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李文林在會上傳達了「立三路線」,劉士奇遭到了猛烈批判並被撤銷特委書記兼紅二十軍政委、開除了黨籍。會議改組特委常委會,李文林任特委常委。1930年10月4日,參與指揮贛西工農群眾,配合紅一軍團攻下吉安城。任新成立的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委員,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1]。10月5日紅二十軍主要領導發生變動:軍長由贛西南特委的劉鐵超擔任,曾炳春由軍長改任政委,參謀長由原紅二十二軍參謀長鍾效蔚調任,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留任。10月25日,在新余縣羅坊召開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中共江西省行委聯席會議。會議通過《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決議案,毛澤東提議並通過了放棄攻打南昌、九江的行動,實行「誘敵深人」作戰方針,紅軍退入根據地。李文林反對「誘敵深入」,主張在南潯路、九江一帶與敵人速戰,說「省行委是根據中央正確指示工作的」[2]

1930年下半年,中國共產黨在內部發動反AB團肅反運動,大量殺害黨內工作人員。當年11月1日,由於國民革命軍中央蘇區展開第一次圍剿,蘇區軍事領導人毛澤東朱德等率紅一方面軍赴前線作戰,而將對江西蘇維埃政府駐地富田的肅反工作於12月委託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主持。一般中共黨員對李韶九評價不高,黃克誠的好友何篤才曾指出:「李韶九這個人,品質很壞,就是因為會順從,騙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賦予很大的權力。」[3]

12月5日,在李韶九的指示下,大批紅二十軍領導被捕,12月8日,毛澤東、朱德等又派古柏前來協助肅反工作。在數天之內,紅二十軍和富田當地蘇區特委、行動委員會即有120餘人被捕,17人被處決。

經過 編輯

12月12日上午,紅二十軍第174團1營在團長劉敵率領下發動兵變,逮捕軍長劉鐵超,釋放被捕的政治部主任謝漢昌。下午,紅二十軍攻占富田城,釋放所有被捕人員,將包括李韶九在內的中共人員全部逮捕,僅古柏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逃走。

12月13日,紅二十軍在謝漢昌、劉敵率領下渡過贛江,宣布脫離紅一方面軍,12月15日,原被捕的中共江西省委領導段良弼李伯芳等人宣布自行成立省委,並指責肅反是毛澤東的密謀,致信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等人,要求他們立即逮捕毛澤東。紅二十軍還派段良弼前往上海,希望能獲得當時中共實際最高領導人李立三的認可,但段在上海失蹤。

12月17日,彭德懷率紅三軍團前往平叛,12月20日,紅二十軍派人向彭德懷送去一封據稱是毛澤東所寫的密信,信中毛指示古柏對朱德、彭德懷等進行誣陷。12月21日,彭判斷此信系偽造,率紅三軍團發表聲明,支持毛澤東,不久朱德等也加入聲明。後陳毅前往紅二十軍駐地永新進行調解,紅二十軍釋放了李韶九等人。

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正式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項英任弼時、朱德等組成,周恩來為書記,項英任代理書記,實際掌握權力。項英將富田事變定性為內部鬥爭,「責成曾炳春同志親自到河西永新蘇區去把二十軍帶過河東來,並隨帶中央局的指示,通知贛西南特委負責人和參加富田事變的領導人過江來蘇區中央局開會」。將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劉敵等人開除黨籍,其餘人員免予追究。[4]

但是,時王明已奪取了中共領導權,由於紅二十軍的領導均表示支持失勢的李立三,因而在3月28日,王明派出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三人前往中央蘇區,宣布富田事變是「反革命暴動」。

4月17日,主張同紅二十軍談判的項英被解除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毛澤東代之,不久毛澤東又成為中革軍委負責人,成為當時紅軍最高領導人。4月18日,紅二十軍兵變領導人在前來參加原定的談判時被全部逮捕,不久即被全部處決。

後果 編輯

7月,紅二十軍被調至江西南部平頭寨,被彭德懷和林彪率部包圍繳械,包括軍長肖大鵬、政委曾炳春在內的700餘名副排長以上領導被全部處決,僅謝象晃劉守英兩人逃脫。部隊成員的死傷不明,事後紅二十軍番號被取消,殘部併入紅七軍。在富田事變之後,各地的反AB團運動被掀起新高潮,審訊的手法也變本加厲,「捆着雙手吊起,人身懸空,用牛尾竹掃子去打,如仍堅持不供的,則用香火或洋油燒身,甚至有用洋釘將手釘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指甲內。」一時間整個江西蘇區人人自危,許多地區的中共機關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員都成了「AB團分子」。[5]

平反 編輯

1931年1月16日,項英發出《蘇區中央局通告第二號——對富田事變的決議》,項英聲稱富田事變不是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而是「無原則的派別鬥爭」。項英開除了毛澤東的手下李韶九的黨籍,以息眾怒。

由於鎮壓富田事變的直接負責人是毛澤東,毛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講話中曾提到:「肅反,走了極痛苦的道路。反革命應當反對,黨沒成熟時,在這個問題上走了彎路,犯了錯誤。」[6]1956年9月10日,毛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談及江西蘇區肅AB團運動說:「肅反時我犯了錯誤,第一次肅反肅錯了人。」[7]但毛從未就自己與「肅AB團」的關係問題作過詳細的解釋和「自我批評」,「肅AB團」一直被肯定,富田事變也被作為「反革命暴動」的鐵案,長期不得平反。[8]直到1980年,在蕭克等原紅軍將領的呼籲下,中共領導人胡耀邦才指示要重新調查富田事變。

1987年初,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被迫辭職,調查工作一度停止。1988年,在國家主席楊尚昆的批示下,調查工作重新展開。調查組在1989年初寫出了《關於富田事變的調查報告》,要求對富田事件全面平反。不久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此報告遂無下文。

目前,中國共產黨承認當年的反AB團運動中絕大多數被處決者是無辜的受害者,所謂的AB團並不存在,王明應對此運動負主要責任,但是並未直接對富田事變加以平反。

參考文獻 編輯

出處 編輯

  1. ^ 王健英著. 红军人物志. 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1988.11: 249. ISBN 7-5065-0446-4. 
  2. ^ 《江西省志人物誌》編纂委員會編. 江西省志人物志. 北京:方志出版社. 2007.12: 466–467. ISBN 978-7-80238-228-2. 
  3. ^ 《黃克誠自述》101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4. ^ 《中央局通告第二號——對富田事變的決議》
  5. ^ 《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2年1月。
  6.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一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若干問題說明》(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121。
  7. ^ 《党的文献》. 1991年第3期: 第7頁. 
  8. ^ 高華:《對「肅AB團」事件的歷史考察》

書目 編輯

  • 高華.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 戴向青、羅惠蘭. 《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6月. 
  • 鄭學稼. 《中共富田事變真相》. 

外部連結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