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Agnes Smedley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Agnes Smedley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性別	女
出生	1892年2月23日; 美國密蘇里州奧斯古德（英語：Osgood, Missouri）
逝世	1950年5月6日（58歲）; 英國倫敦
墓地	中國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教育程度	Tempe Normal School
職業	記者
	經歷《曼徹斯特衛報》駐中國記者 ;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英語：Agnes Smedley；1892年2月23日—1950年5月6日）美國左派記者，以對中共革命的報道著稱。她支持女權、支持印度獨立、亦支持中國共產黨，她著有8本書。

生平編輯

早年編輯

1892年，史沫特萊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奧斯古德（英語：Osgood, Missouri），幼年家庭困難，從事過許多不同的工作，包括侍女、煙廠工人。1901年時隨父母移居科羅拉多州的特立尼達。17歲時，史沫特萊參加縣教師資格考試並在新墨西哥州的鄉村學校任教一學期。

1910年，史沫特萊在加利福尼亞積極從事印度反抗英國統治的鬥爭。1912年8月，史沫特萊與歐內斯特（Ernest）結婚，1916年兩人離婚。次年史沫特萊到達紐約，為《號角》撰稿同時為女權主義刊物《節育評論》撰稿。1918年3月被美國海軍情報局拘捕，並被控以間諜罪，囚禁兩月後獲保釋。之後一年半，經抗辯後，當局撤回控訴。 ^[1] 1919年起僑居柏林8年，繼續從事印度解放運動，還曾在柏林與尼赫魯會面。1920年代，她在德國柏林結識了共產國際的德國人威廉·明岑貝格和蘇聯駐柏林大使館工作人員雅各布·米羅夫-阿布拉莫夫（Jakob Mirov-Abramov），後者是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歐洲區負責人，在他們的影響下，史沫特萊與蘇聯和共產國際建立了聯繫。史沫特萊在1928年來到莫斯科，結識了佐爾格。1928年完成自傳《大地的女兒》（Daughter of Earth）。1928年底史沫特萊以《法蘭克福日報》駐遠東記者的身份進入中國東北，之後奔走於中國各個地區採訪。

前往中國編輯

1929年初，史沫特萊通過一位德國共產黨人的介紹，以《法蘭克福日報》記者身份途經蘇聯來到中國，在上海，她認識了魯迅、郭沫若等文化名人，並協助宋慶齡處理了一些文件。

1930年佐爾格到了上海，開始組建其組織。佐爾格回憶說：「我早在歐洲時就聽說過她。我知道我可能得依靠她的幫助。我請她幫我組建在上海的情報小組，特別是幫我挑選中國的工作人員。我儘可能與她的所有中國朋友見面，努力結交那些願意為了左翼事業而與我這樣一個外國人合作和工作的人。我把她當作我的小組成員一樣利用，而且她的工作令我非常滿意。」1930年底，通過史沫特萊的介紹，佐爾格結識了《朝日新聞》駐上海的記者尾崎秀實。

她積極聯絡中國左翼勢力做宣傳工作。由她主編的英文雜誌《中國呼聲》和由她推薦的美國人伊羅生主編的英文周刊《中國論壇》。1932年佐爾格為組織營救共產國際駐上海負責人牛蘭夫婦，動用了他的網絡與國民黨中統總幹事張沖接觸，佐爾格等人被迫於1932年底撤回蘇聯。希特拉上台後，她改為擔任英國《曼徹斯特衛報》駐中國記者，每周發回兩篇報道。撰文報道江西的革命鬥爭，寫出了《國民黨反動的五年》、《中國人的命運》、《中國紅軍在前進》等文章。史沫特萊在1933年5月回到莫斯科。1934年1月，《中國論壇》的美國主編伊羅生與中共發生矛盾，共產國際遠東局駐上海的埃韋特請求將史沫特萊調回上海任主編。1934年4月，共產國際作出決定：「為出版《中國論壇》，派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同志去中國工作。」之後，史沫特萊1934年4月左右抵達美國，在那裏出版新書《中國紅軍在前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已誕生》，這本書顧名思義，是一本同情共產主義者內容的出版物。她還與《美國文匯》、《亞洲雜誌》簽訂合約撰寫有關蘇維埃中國內容的數篇文章。她於1934年10月23日由三藩市乘輪船「柯立芝總統號」回到上海。此後，史沫特萊的主要任務就是在華從事輿論宣傳工作。

1936年冬她來到中共地下黨十分活躍的西安，由中共駐東北軍黨代表劉鼎負責接待。她自己解釋說是因為「我的舊病復發，和朋友們商量……決定我去西安養病。」為了對史沫特萊入陝一事保密，劉鼎安排史沫特萊避居臨潼，不要公開露面，以免招致南京政府的警覺，連她所需要的麵包都是派專人由西安定期送來。據當時正住在西安張學良公館幫助劉鼎裝電台的無線電專家塗作潮回憶：「有一次，劉鼎派我去臨潼給史沫特萊送了一次麵包，由於我不懂英語，無法和她交談。」同時刻另一位在西安的美國女記者海倫·斯諾（Helen Snow）回憶說，「劉鼎勸我立即離開西安，但我根本不想離開西安。雖然我是一個蹩腳的女記者，但在我可以不費力地得到一個有價值故事的時候，我能看得出來，而現在這裏就醞釀着一個有價值的故事。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記錄歷史的機會。」但海倫·斯諾在西安甚至連電報也不能發：「西安電報局拒絕拍發我的電報，我不得不乘坐去北京的首班火車，我極不願意在我一生中最大的事件正在發展時離開西安，但查爾斯——劉鼎堅持讓我走。」恰在此時西安事變爆發，國民政府封鎖消息。張學良專門接見了史沫特萊，向她說明這次事變的意義，委託她主持對外英語廣播，報道西安事變真相，並為她提供一切方便。為了保證安全，英語電台就設在張學良的司令部里。此後，史沫特萊每天晚上從張學良的司令部里對外進行40分鐘的英語廣播，發表其「訪問西北政界人物、紅軍代表、救亡領袖的報道以及有關西北動態的文章」。塗作潮回憶：「我記得，周恩來在紅軍駐西安辦事處還接待過美國女作家、新聞記者史沫特萊。他們交談是用英語，沒有翻譯。」史沫特萊成了相當一段時間裏唯一的英文新聞來源，一時聲名大噪。但她當時的一些報道激怒了共產國際、宋慶齡、宋子文、蔣介石等人。1937年1月19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艾格妮絲·史沫特萊的行為相當可疑。最後，必須取消她以共產黨人的名義和似乎他們所信任的人的身份發表演講的機會，必須在報刊上譴責她的所作所為。」毛澤東和周恩來在1月21日給潘漢年的電報中也認為她的所作所為是「錯誤的」，並說「我們事先並不知道，該記者現來蘇區，當勸其謹慎發言。」史沫特萊的朋友厄普頓·辛克萊在美國《自由》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美國女造反派在中國》，稱她為共產黨的「白膚女皇」。美國共產黨的《工人日報》則發表文章攻擊史沫特萊，說她不應該支持張、楊，不應該公開批評蔣介石。

史沫特萊是1937年1月初被中共派人接到延安的。一路上受到左權、彭德懷和賀龍的接待，進延安前左派女作家丁玲受黨委派前來迎接。史沫特萊一到延安就受到毛澤東和朱德的接見。到達延安的第二天，延安黨政機關舉行歡迎大會，史沫特萊在會上暢談了一個多小時自己的反帝鬥爭經歷。史沫特萊去延安的最初目的是採訪，寫一部象《西行漫記》那樣的作品。但史沫特萊並不把自己看成職業記者，而是一個政治活動家。她積極地利用自己的國際關係為延安爭取援助，後來加拿大醫生白求恩來中國的部分原因就是源自她的推薦。她邀請自己的許多記者朋友來延安，打破國民黨對邊區的新聞封鎖。她參與並主持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外語部的工作。她甚至還發起了一場節制生育運動。接着她又發起了滅鼠運動，一開始被嘲笑為是西方人不切實際的講究，但後來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

1937年3月13日，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致電中共中央，要求「必須公開聲明，史沫特萊同中共或共產國際沒有任何關係，使她沒有可能以共產黨的名義發表演講和同革命組織取得聯繫。」至此，史沫特萊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徹底破裂。1937年7月史沫特萊提出加入中共的申請，但被中共拒絕了。她嚎啕大哭，把前來通知她的陸定一驚得不知所措，只能用「當一個黨外記者作用更大」來安慰她。於是她開始擔任八路軍總部隨軍外國記者一職。

延安期間，毛澤東經常與史沫特萊以及女翻譯吳莉莉跳舞、聊天。因此賀子珍與毛澤東的感情出現裂痕，關係緊張。最終賀子珍決定出走蘇聯。^[2]

1938年1月，她從山西來到武漢和美國大使、南斯拉夫衛生專家等人商談籌辦中國紅十字救助總隊。此後，她便在中國紅十字會軍醫部展開工作。她還說服日內瓦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供應中國軍隊部分急需藥品。為解決中國軍醫缺乏問題，史沫特萊積極號召外國醫務志願者來中國，著名加拿大醫生諾爾曼·白求恩與理查德·布朗、印度著名外科醫生柯棣華等受到她的影響來中國參與支援。在武漢的10個月，通過在前線的經歷完成了《中國在反擊》一書。1938年10月中旬，隨中國紅十字會醫療救護隊退至長沙。將皖南事變的消息發表在《紐約時報》上。1940年9月去香港養病。

1941年5月回到美國，回國後，為中國募集救濟戰爭災難的捐款，並為朱德作傳《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該書於1956年作者逝世後出版，1979年三聯書店出版中譯本。這本著作和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並列為西方人向本國介紹中共革命的經典著作。

戰後編輯

二戰後，史沫特萊移居紐約，1949年在麥卡錫主義的反共潮流中被懷疑為「蘇聯間諜」，因此被迫流亡英國。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萊因手術不治在倫敦逝世。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周年時，骨灰安葬於北京市八寶山革命公墓，朱德親題：「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女士之墓」。史沫特萊與埃德加·斯諾、安娜·路易絲·斯特朗被並稱為「3S」。1984年，中國曾專門成立「中國三S研究會」（後改名為「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鄧穎超任名譽會長，黃華任會長。1985年，中國人民郵政曾發行「中國人民之友」系列紀念郵票，包含「3S」^[3]。

「間諜」疑雲編輯

美國陸軍將軍威洛比曾聲稱她是曾同居過的間諜理查·佐爾格的情報網中的一名間諜，為此她曾經威脅說要控告他。理查·佐爾格是20世紀最著名的蘇聯間諜之一。其次，部分反共右翼人士聲稱從蘇聯檔案和史沫特萊自傳中發現「有力的證據」，以此控訴她是共產國際的一名「間諜」。^[1] 但這個說法目前沒有任何來自於前蘇聯，或俄羅斯的官方直接證據可以證明，基本上只是他們的個人揣測^{[來源請求]}。

另外，據美國的公共電視網介紹，史沫特萊是「三重間諜」，替中國共產黨、印度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工作，「是20世紀最多產的女間諜之一」。她在上世紀一零年代為印度的一個叫做「自由之友」的支持印度獨立的秘密地下組織工作過。當時這個組織就被美國政府嚴密監視着，之後她還因為被懷疑幫助「自由之友」從事間諜活動被美國政府起訴過。她在審判前離開了美國，到了德國。之後她在德國的印度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之間做聯絡工作。在蘇聯著名間諜理查·佐爾格在日本被執行死刑前，他寫下的文件里提到他的間諜活動完全是靠着史沫特萊才能得以進行。但他提到史沫特萊時用的是她的代號。在二次大戰期間，她用自己的影響力說服美國將軍約瑟夫·史迪威運送少量軍事物資給中國共產黨，幫助他們抗日。以上美國公共電視網的「間諜」說法都沒有任何印度，前蘇聯，俄國，或中國的官方直接證據可以證明。^[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