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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之一,也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六家之一。古代名家“辩者”以严谨逻辑思想而闻名。名家在中国开创了逻辑思想探究,包括对思想中最基本元素 “实”与“名”和各命题关系的诠释,著名的命题包括“白马非马”、“坚白石”、“合同异”等,著名人物有邓析公孙龙宋钘尹文惠施等人。

思想内容 编辑

名辩之学虽然是因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为论辩之必要而兴起的。然而名家对于名学的研究,与诸子相较就有了变化。名家学者首先将“语言”与“事实”分离开来,让语言变成纯粹运思的符号。接着,又任意挪移这些符号,有意识的违反语言约定俗成的内涵外延,使得变异的语言本身就变成哲理思辩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名家学者的思想里,语言不再只是思辩用的工具,而是思辩的主要对象。

在语言与事实分离之后,惠施借由瓦解语言与事实之间的确定关系,从而消解语言认知和经验知识带给人们的固执,并理解相对的视角。当万事万物皆不存在绝对的分别时,就能到达天地一体的境界。

而公孙龙则更偏向纯粹的语言分析,将用于描述事实、感觉、性质的语言一一分离。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分析成感觉要素之后,就可以得知真实世界都是拼凑各种感知而成的。因此,只有语言的呈现才能让事物真实的存在,而现象世界中的万物却都是虚幻的。[1]

学派发展 编辑

在先秦时期,并无“名家”的称呼,先秦诸子的著作当中多半称其为辩者。如《庄子‧天地篇》“辩者有言曰:‘离坚白,若县寓。’”、〈天下篇〉:“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

到了汉代始见名家之称。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说:“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汉书‧艺文志》采刘歆《七略》说法,则云:“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对于此一命名,后世有些学者持反对之见。著名的如胡适认为:“家家皆有名学(逻辑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不过墨家的后进如公孙龙之流,在这一方面,研究的比较高深一些罢了。不料到了汉代,学者如司马谈刘向刘歆班固之流……凡有他们不能懂的学说都称为‘名家’……。”[2]

源流 编辑

关于名家的起源,《汉书‧艺文志》引用刘歆七略》的说法,认为出于礼官,因为古代依照名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礼仪要遵循,因此礼官会特别擅长于辨别名位之事,成为后代名家的来源。[3]

另有一说认为名家系出于墨家之后,如晋代鲁胜在注《墨辩》时,就认为惠施、公孙龙是祖述墨家辩论之学[4],甚至考证出他们属于“相里氏”这一系的墨家流派。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惠施、公孙龙的观点与《墨辩》恰恰相反,因此不同意这一类的看法。[5]

发展 编辑

先秦名学到了秦始皇灭亡六国就难以发展,其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项:

  1. 秦朝使中国统一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秦始皇禁止私学,只能以吏为师;到了汉代,又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央政府的强势领导下,名辩之学难以发展,名家也随之衰落。
  2. 名辩之学与秦汉以来的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不一致。中国古代文化重人文,轻自然,名辩之学穷极事理,却招致诸多批评;而儒家成为显学之后,士大夫皆关注于社会伦理,强调经世致用,名辩之学被视为以争胜为目的的无用之学。此外,名辩之学所采取的分析方法,接近纯粹的语言分析,然而主流的儒、道之学皆对此方法有所批评,甚至根本否定。在主流文人的排挤之下,名家之学无立足之地。
  3. 就名家内在的发展而言,名辩之学本身相当艰涩难懂,也影响了其发展。首先是一字多义的情况严重,致使后学众说纷纭,难以诂训;其次,由于名家时常以违反常识的语言叙述命题,常人难以接受而失去研究兴趣。在后学难以为继的情况之下,难免走向绝路。[6]

名家学者与著作 编辑

邓析 编辑

邓析(前545年 —前501年),中国春秋时代末年郑国人,与政治家子产同时,名家思想之创先者,著有《邓析子》二篇,已散佚,今传者一般认为是后世伪托之作。中国秦汉以来政治专权,重人文,轻自然,名辩之学穷极事理,却招致诸多批评,荀子曾将邓析惠施并列进行批评,认为他们同是“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之徒。[7]

惠施 编辑

惠施,(约前370年-前310年)战国时期宋国人,与庄子同时,著有《惠子》一篇,已散佚。《庄子》之中保有大量惠施的言谈与学说,著名的有〈天下篇〉的“历物十事[8],〈秋水篇〉的“濠梁之辩”等等。[9]

尹文 编辑

尹文(前360年-前280年),中国战国时期人,著有《尹文子》。《尹文子》序称其在齐宣王时,于稷下与宋钘、彭蒙、田骈皆为公孙龙的学生[10];但是《汉书‧艺文志》却说“先公孙龙”。《吕氏春秋》则有其游说齐湣王的记载[11]

尹文的思想出于名家,但是也杂揉了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子的学说,可以说是自道家至名家,再自名家而至法家。[12]这种现象反映战国初期,由宗法封建过渡到法治专制的政治社会的思想。[13]但由于尹文思想本身的复杂性,有些近代学者不再沿袭班固的分类,而对其学派归属有了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是稷下黄老道家三派之一、有的认为是墨家,或有直接列入杂家的。[14]

《尹文子》一书的真伪也历经许多讨论,20世纪初期有些学者据认为今本的《尹文子》全系伪托之作,但在1970到80年代间,已有学者认为书中材料在研究尹文思想时,大抵是可信的;90年代以后,伪书之说更受到全面的批驳。[13]

宋钘 编辑

宋钘,~前300年,又作宋牼宋荣子中国战国时代人,约与孟轲尹文彭蒙慎到同时,曾游于稷下。著有《宋子》十八篇。[15]

宋钘的学说流派归类,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汉书‧艺文志》归入小说家,又说“其言黄、老意”则视同道家;荀子将墨翟、宋钘并称[16]。不过,今人多依《庄子‧天下篇》将宋钘与尹文并称之言[17],将两人的思想并称为“宋尹学派”。

公孙龙 编辑

公孙龙(前320年-前250年),战国时期赵国人,曾经做过平原君的门客。著有《公孙龙子》14篇,目前只残留6篇,共一卷。最著名的即〈白马论〉与〈坚白论〉,其中提出了“白马非马”和“坚白石”等论点。

其他 编辑

  • 桓团,生平不详,《庄子》中将其与公孙龙并列为“辩者之徒”。[18]
  • 綦毋子,生平不详,曾在平原君门下为公孙龙之徒,曾与邹衍辩论“白马非马”之论。[19]
  • 毛公,战国时人,与公孙龙同为平原君门下食客,著有《毛公》九篇。
  • 黄疵,秦博士。著有《黄公》四篇,今已不传。
  • 成公生,与黄疵同时,游谈而不仕。[20]

先秦诸子论名家 编辑

先秦诸子与名家或迭有争辩、或有所批评,录于其作中。

儒家 编辑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说当中也吸取了名家与墨家的认知心和逻辑方法,但是他却用这些方法,对名家与墨家都展开批评。

荀子评名家:“不法先王,不是礼仪,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

有些研究指出,荀子认为学术必须为政治、道德服务,而对于名家热烈研究“坚白”、“同异”、“有厚无厚”等自然科学问题,荀子认为这是以人的认知能力,是不可能求尽的。所以他批评名家是“愚者、妄人”[21],认为君子不应该去追求这类知识[22],而要由“格物致知”转向“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23]

也有学者指出,由于荀子学说中的“名实”与公孙龙的“名实”有别:

  1. “实”方面:荀子指的是时空中的个体物与其统类;公孙龙指的是物体的性质。
  2. “名”方面:荀子是用以命谓一个个体或统类;公孙龙则用以命谓一个体物的各项性质。
  3. 名实对应方面:荀子认为名应该与对应物的个体或统类相应;公孙龙则认为应该与个体物的各项性质相应。

在“名实”观点不同之下,荀子便以自己的名实观批评公孙龙的“以实正名”是“以名乱实”。[24]

另外,也有人认为荀子在批评名家时是站在政治的立场,以统治者而非哲学家的观点讨论名家问题。荀子认为制名是统治者的重要任务,而名家的诡论会威胁到这个系统,统治者对其学说不必研究,应该予以压制。[25]

对于名家哲学,荀子不但反对,甚至主张以政治势力和刑法禁止。[26]

道家 编辑

名家强调纯粹的语言逻辑,因此,道家中庄子一系对于语言采取怀疑而蔑视的态度。就像《庄子‧秋水》篇认为能用语言来论说的,都是“物之粗也”。在追寻道的过程,语言也只是一项工具而非目的。对于将语言当成思想的名家,自然不是道家所追求的。所以,即使名家中惠施对知识语言的看法与庄子颇为接近,但是庄子仍然批评他是“逐物而不返,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1]

墨家 编辑

《墨子》一书中,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通常合称为《墨经》,是后期墨家通过逻辑的方式,反驳名家辩论的著作。

对于惠施的“合同异”之说,墨者认为这其中的“同”字必须分别为“重、体、合、类”四种,而“类同”为真的命题,不能据以推论出“体同”的命题也为真。惠施的谬误,是出自于文字的歧义。

而对公孙龙的“坚白石”之说,墨者以现实世界的坚白石为据,认为坚、白同时存在于石中,不会互相排斥,反对公孙龙的论点。[27]

影响 编辑

名家重视逻辑思辨,是智慧的基础,可惜不为东周各大学派所容,尤其不为只重狭义心性的儒者接受。但有助中国数学的发展、对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学也有实际的重叠范围,这对天文历法建筑是有实际帮助的。

有说名家和礼官有关,那么《礼经》当中与名家相关的记载便是其中的数学问题。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形成数学的九个分支-九数郑玄引《周礼注》:“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军输、方程、盈不足、旁要。”[6]

相关主题 编辑

参考资料 编辑

  1. ^ 1.0 1.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
  2. ^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
  3. ^ 《汉书‧艺文志》:“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𨱃鋠析乱而已。”
  4. ^ 《晋书‧隐逸传》引鲁胜《墨辩注》叙:“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
  5. ^ 周山,《绝学复苏──近现代的先秦名家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6. ^ 杜国平,〈先秦名辩为何成绝学〉,《中国文化月刊》2001年第8期,台中:中国文化月刊杂志社
  7. ^ 《荀子‧非十二子篇》:“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8. ^ 《庄子‧天下篇》:“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9. ^ 《庄子‧秋水篇》:“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10. ^ 《尹文子》山阳仲长氏序:“尹文子者,盖出于周之尹氏。齐宣王时,居稷下,与宋钘、彭蒙、田骈,同学于公孙龙;公孙龙称之,著书一篇,多所弥纶。”
  11. ^ 《吕氏春秋‧正名》
  12. ^ 〈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其书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陈治道,欲自处于虚静,而万事万物,则一一综核其实。故其言出入于黄老申韩之间。周氏涉笔谓其自道以至名,自名以 至法,盖得其真。”
  13. ^ 13.0 13.1 王晓波,〈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尹文子的哲学与思想研究〉,《台大哲学论评》第三十期
  14. ^ 陈日青,〈《尹文子》之研究,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3年
  15. ^ 《荀子》杨倞注:“宋钘宋人,与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时。孟子作‘宋牼’,与钘同音,口茎反。”又,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宋荣即宋钘,荣钘偏傍相通。《月令》腐艸为萤,《吕览》、《淮南》作钘。荣之为钘,犹萤之为蚈也。”
  16. ^ 《荀子‧非十二子》:“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
  17. ^ 《庄子‧天下篇》:“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 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 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
  18. ^ 《庄子‧天下篇》:“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
  19. ^ 裴骃《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毋子之属,论‘白马非马’之辩,以问邹子。”
  20. ^ 毛公、黄疵、成公生皆见于《汉书‧艺文志》及其注
  21. ^ 《荀子‧解蔽》:“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殁世穷年不能遍也。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以浃万物之变,与愚者若一;学,老身长子,而与愚者若一,独不知错,夫是之谓妄人。”
  22. ^ 《荀子‧修身》:“夫‘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辩,止之也。”
  23. ^ 吴文璋,〈从荀子哲学探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兼论科学如何在生命中生根〉,《成大中文学报》第四期,1996年
  24. ^ 陈声柏、李巍,〈从“物”、“实”之别看公孙龙名学的价值——以荀况为参照〉,《国立台湾大学哲学论评》第三十五期,2008年
  25. ^ Chad Hansen ,“Xunzi :Pragmatic Confucianism”,in A Daoist Theory of Chinese Thought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307-334.依据:李哲贤,〈荀子名学研究在美国[永久失效链接]〉之整理。
  26. ^ 《荀子‧正名》:“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无不类于三惑者矣。故明君知其分而不与辨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其民化道也如神,辨说恶用哉?”
  27. ^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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