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情起复
夺情起复，简称夺情，是中国古代丁忧制度的延伸，意思是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可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夺情在文官之中不多见，但在武官之中就每每出现，国家不可能要求作战中的军人回家服丧，本来就谈不到“丁忧”，古人称之“墨绖从戎”，又称“金革之事不避”（墨绖，又称墨缞，黑色丧服；金，刀剑；革，铠甲；金革在此指战争）[1]。
各朝事例 编辑
中国古代礼制规定政治人物一旦承重祖父母，亲父母的丧事，“自闻丧日起，不计闰，守制二十七月，期满起复”。意思是必须回乡守丧二十七个月，事后再重返官场。但是为了因应各种局势，“夺情”可以合法地不守礼制。
贾充母亲去世的时候，晋武帝以东南有战事为由，派杨嚣前去宣布命令，让贾充只丁忧六十天，随即夺情[2]。
北周王谦就夺情起复，《周书·王谦传》：“朝议以谦父殒身行阵，特加殊宠，乃授谦柱国大将军。以情礼未终，固辞不拜，高祖手诏夺情，袭爵庸公。”
唐代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夺情起复制度，但在唐玄宗后夺情已较少见。唐朝末年，天下大乱，皇权衰微，宰相韦贻范在丧母去职后因有军阀李茂贞支持，才隔了三个月就复出再次拜相，且没有推辞就上表谢恩。
明朝唐顺之任南京兵部主事时，父亲去世，恰逢倭寇屡犯沿海，也被明世宗夺情，召为员外郎[3]。
明朝文官夺情起复者主要有阁臣、尚书、侍郎等一些政治人物。一些人便利用各种手段，营求夺情。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夺情行为，都会引起伦理问题，明英宗因此于正统七年（1442年）下令：“凡官吏匿丧者，俱发原籍为民。”正统十二年（1447年）又下令：“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因为夺情的问题，曾经引起一连串的事件，《明史纪事本末·江陵柄政》：“己卯，张居正父丧讣至，上以手谕宣慰……然亦无意留之。所善同年李幼滋等倡夺情之说，于是居正惑之，乃外乞守制，示意冯保，使勉留焉。”据文秉，《定陵注略》记载：“大珰冯保，挟冲主，操重柄，江陵素卑事之。新郑既逐，保德江陵甚，凡事无不相呼应如桴鼓。江陵闻父讣，念事权在握，势不可已，密与保谋夺情之局已定，然后报讣。”夺情一事乃是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串通好的，明神宗实录亦言张居正“夺情之本谋尽露矣！”[4]当时有许多政治人物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抗议“夺情”，都被皇帝一一批驳，反对派遭到严惩，甚至动用了“廷杖”的刑法，许多人被打得皮开肉绽，终身残疾。张居正自此事件后，更加偏恣，《明史》载：“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5]
咸丰七年二月初四日（1857年2月27日）曾国藩父曾麟书卒。当时兵部右侍郎衔曾国藩正在襄办湘军，原本应该夺情，但是他竟于二十一日离营回湘。当时左宗棠写信骂他：“《纲目》一书，于夺情题后一事，总以其人所处之时地为断，所以重纲常、维名教而警偷薄之俗也。至‘金革之事无避’一语，经义直捷了当，更无可疑；诚以兵礼、丧礼同一凶事，并无所谓希荣忘哀之念；而干戈之际，事机急迫，有万不能无变者。顺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则世俗所谓‘夺情’者，乃圣贤所谓‘遵礼’，又何拟议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