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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论

非主流或非官方，将某事诉诸阴谋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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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论（英语：Conspiracy theory），是指在其他解释更有可能的情况下[3][4]，将事件或现实情况解释成邪恶而又强力的集团在背后密谋的理论，这些理论一般由于缺乏更多可靠的证据而不可证伪，并且逻辑上可能是自洽的，因此可能有相当多的信众，并且认为实施阴谋的行为者基于政治动机会打压阴谋论者的言论[5][6][7][8]。

一些人认为一美元纸币上的上帝之眼（或全视之眼）是美国开国元勋与光明会有关的阴谋证据[1]:58[2]:47–49

阴谋理论的支持者被称为阴谋论者，此一用词一般具有负面意味，因为阴谋理论是支持者可能是靠着偏见或不充分的证据去将事件是原因诉诸阴谋[9]。

阴谋论并不等同阴谋；前者指的是具有若干特质的假说。比如它们总是与有资格评价其准确性者（像是科学家或历史学家）的主流共识唱反调[10][11][12]。

阴谋论欠缺可否证性，并靠着循环论证强化论点：不论是反对阴谋论的证据，还是实质证据欠奉，都能被阴谋论者视为支持其想法的证据[9][13]，致使其成为了信念问题，并不能够证明或反驳[1][14]。研究显示相信阴谋论可能对心理有害，或可视作一种病态[15][16]。它跟心理投射、偏执狂、马基雅维利主义有关[17]。心理学家认为，虚幻的模式认知会使人们在没有阴谋的地方“发现”阴谋[18][19]。不过，目前的科学共识认为大多阴谋论者并不具有病态特征，因为有关认知取向（比如施事者侦测（英语：Agent detection）、焦虑反应）可能与经演化产生的人类神经系统有一定关系[10]。

阴谋论在历史上跟偏见、猎巫、战争、种族灭绝存有密切关系[20][21][22]。恐怖袭击的肇事者往往对阴谋论深信不疑。提摩太·麦克维、安德斯·布雷维克，乃至纳粹德国、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等政府都以阴谋论去合理化自己的行为[20][23]。姆贝基治理下的南非政府在阴谋论的推动下进行了艾滋病重估运动，导致约330,000人因艾滋病而死[24][25][26]。与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有关的阴谋论致使人们冲击美国国会大厦[27][28][29]。赞比亚政府因相信转基因食品阴谋论，而在饥荒期间拒绝粮食援助[21]——当时赞比亚有300万人在挨饿[30]。阴谋论也是公共卫生的一大障碍[21][31]。它导致人们反对疫苗接种和饮水加氟等提升公共卫生水平的措施，跟疫苗可预防疾病的流行有一定关系[21][24]。阴谋论的影响还有使人们对科学证据的信任下降[21][32]、令极端主义团体更为激进、意识形态固化[20][33]、损害经济[20]。

阴谋论的传播曾经只流于边缘受众，不过到了现代则因大众媒体、互联网、社交媒体而能够更贴近主流[10]，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一种文化现象[34][35][36][36][37]，并开始相当程度的影响政策，这种风气叫做后真相政治。它们为世界各地人口之信奉，甚至成为大多数人的信念[38][39][40]。目前网络大规模阴谋论传播的解方，主要是认为情况能透过保持开放社会和提高公众的分析思考能力来减少[38][39]。

词源应用 编辑

《牛津英语词典》把阴谋论定义为“将已发生的事或现象视为因既得利益者在背后密谋而导致的一套理论。特别是认为某种隐蔽但有影响力的机构（通常具有政治动机和压迫意图）要对不明原因的事件负责”。它认为最早应用该组字词的文献为1909年于《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41][42]。不过此一用词早在1870年4月便于印刷品上出现[43]。英语的阴谋“conspiracy”为拉丁语“con-”（一起）跟“spirare”（呼吸）拼合而成。

罗伯特·布拉斯基维茨（Robert Blaskiewicz）评论道，早在19世纪就有应用“阴谋论”一词的例子，并指出此一用词在用法上一直带有贬义[44]。根据安德鲁·麦肯齐-麦卡格（Andrew McKenzie-McHarg）的研究，在19世纪，阴谋论一词仅仅是指“提出了一个可信的阴谋假设”，其“并不带有任何评价，不论是消极还是积极”，尽管有时如此标榜的假设会受到批评[45]。“阴谋论”一词本身便是阴谋论的对象——此一说法认为阴谋论一词是中央情报局推广给大众，以使阴谋论支持者成为被嘲笑的对象，令人们对其失去信用，这点在华伦委员会批评者身上尤其突出[46]。政治科学家兰斯·德哈文-史密斯（Lance deHaven-Smith）在其于2013年发表的著作《美国的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 in America）中写道，自1964年华伦委员会就约翰·F·肯尼迪遇刺案推出报告，以及《纽约时报》在五篇报导中使用阴谋论一词以来，它便成为了美国的日常用语[47]。不过蒂宾根大学美国文学和文化史教授迈克尔·巴特（Michael Butter）批评了德哈文-史密斯的说法。他以德哈文-史密斯引用的中央情报局文件《关于〈沃伦报告〉的批评》（于1976年因《信息自由法》而公开）作有关理据，指其通篇都没出现过“Conspiracy theory”一词，只有提及“conspiracy theories”一次——“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ies]经常使我们的组织受到怀疑，例如错误地声称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帮过我们做事”[48]。

跟阴谋的不同 编辑

阴谋论并不等同于阴谋，后者是指至少有二人参与的密谋[11]。阴谋论者假定的阴谋具有若干特征。例如阴谋论者的信念总是与有资格评价其准确性者（像是科学家或历史学家）的主流共识唱反调[12]。阴谋论者认为自己拥有特权去获得受到社会迫害的知识，或视自己的思考模式受到污名、不能跟相信官方说法的大众相提并论[11]。迈克尔·巴尔昆（英语：Michael Barkun）形容阴谋论为“加诸于世界的模板，使得事件看上来更有秩序”[11]。

真正的阴谋实际上很难去掩盖，而且在实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这点对于简单的阴谋同样适用[49]。与之相比，阴谋论所指的阴谋通常做得滴水不漏，认为像官僚机构般的阴谋家集团可以以近乎完美的能力和保密性行事。阴谋论简化了事件或现实情况的成因——把复杂或互相影响的因素，乃至偶然和意外都排除在外。把差不多所有的观察结果都解释成阴谋者蓄意策划[49]。

阴谋论经常推定阴谋者具有极度的恶意[49]。如罗伯特·布瑞克顿（Robert Brotherton）所述：

阴谋论所推定的恶意，往往会超出私利、腐败、残忍、犯罪等范畴。他们所想的阴谋者不仅仅是具有自私议程或不同价值观的人。相反，阴谋论假设的世界是十分黑白分明。在那个世界里，正邪斗争两交锋不断。而大众则为组织性迫害的受害者。他们所想的阴谋者往往是近乎纯粹的疯狂邪恶，并因此而行动。阴谋者至少会被指近乎毫无人性地漠视普通民众的基本自由和福祉。更为宏大的阴谋论则会将阴谋者描绘成邪恶的化身：我们所受的所有苦都是他们造成。他们经常犯下令人憎恶且难以想象的残忍行为，努力颠覆或摧毁我们所珍视的一切。[49]

流行度 编辑

阴谋论信念遍布世界各地[38]。在非洲农村地区，阴谋论的常见目标有社会精英、敌方部落、西方世界。支持者往往认为阴谋家透过术法来实施阴谋，还有就是指责现代技术本身就是一种邪术，用以伤害或控制人民[38]。在中国大陆，则广为流传着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阴谋论。该一说法认为希特勒掌权、亚洲金融风暴、全球变暖都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手策划。它有可能影响了大众对于通货政策的讨论[39][50]。

阴谋论的传播曾经只流于边缘受众，不过到了现代则因大众媒体而能够更贴近主流，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美国的一种文化现象[34][35][36][37]。相信阴谋论的倾向跨越了党派和意识形态。阴谋论思维跟反政府取向和低政治效能感相关，阴谋论支持者认为政府对个人权利构成威胁，并会怀疑投票给谁是否真的重要[51]。

世界上不少人支持阴谋论，当中部分甚至成为大多数人的信念[38][39][40]。美国有很多人或多或少相信一些阴谋论[52]。比如一项于2016年进行的研究发现，有10%美国人相信化学尾迹阴谋论“完全正确”，20-30%则认为其“有几分道理”[53]。这“相当于美国人当中有1.2亿人相信‘化学尾迹是真的’”[53]。

网络上有着不少阴谋论，它们以网志、YouTube视频、社交媒体的形式流传。但互联网是否使阴谋论更为流行则仍待研究探讨[54]。已有研究探讨了搜索引擎上的阴谋论结果，结果显示不同主题的阴谋论存在显著差异。阴谋论结果的连结普遍缺乏信誉，而且质量较低[55]。

在奥巴马在位期间，不少有关他的阴谋论开始流传，其中一个有关其出生地的阴谋论[56]称他不是在夏威夷出生，真正的出生地点反而是肯尼亚[57]。阿肯色州前州长、奥巴马的政治对手麦克·赫卡比及一众共和党人一再质疑奥巴马的公民身份，使此事于2011年成为头条[58]。

谷歌前工程师纪尧姆·查斯洛特指出YouTube的推荐算法为了将用户更久地在网站看视频，偏向推荐阴谋论的视频。查斯洛特和他的团队进行了18个月的研究，每项研究都发现YouTube在系统性地放大各类型的阴谋论视频[59]。

类型 编辑

阴谋论可以只影响本地，亦可以影响国际。它们一部分只聚焦于单一事件，另外一部分的范围则涵盖多个事件、整个国家地域，乃至一段历史时期[11]。

沃克五分类 编辑

杰西·沃克（英语：Jesse Walker）（2013年）把阴谋论分成五类：

  • 外部敌人：指责外部某些人对社群图谋不轨。
  • 内部敌人：指责阴谋家就混在国内人民之中。
  • 上层敌人：认为有权势者为自身利益而去操纵事件。
  • 下层敌人：认为下层阶级密谋颠覆社会秩序。
  • 善意的阴谋：认为像天使般的势力正在幕后改善世界，造福人群[60]。

巴尔昆三分类 编辑

迈克尔·巴尔昆（英语：Michael Barkun）把阴谋论分为三类：

  • 跟事件有关的阴谋论：跟已有明确定义的事件有关的阴谋论。比如肯尼迪遇刺案、九一一袭击、艾滋病的传播[61]。
  • 体制性阴谋论：认为有人在密谋支配整个国家、地域，乃至全世界。根据此一类型的说法，阴谋者具有十分广大的目标，不过阴谋的机制则一般较为简单：某个邪恶的组织有着渗透和颠覆现有制度的计划。此一类型的阴谋论很多时候会聚焦于犹太人、共济会、共产主义、天主教会的“可疑”动向[61]。
  • 超阴谋论：将多个阴谋论层层联到一起的阴谋论。最顶点为自有永有，全知全能的邪恶势力。他把大卫·艾克和米尔顿·威廉·库珀两人的理念视为超阴谋论的例子[61]。

罗斯巴德的分类 编辑

穆瑞·罗斯巴德支持把阴谋论分成深浅两层。罗斯巴德指出，“浅层”阴谋论支持者在观察事件的同时会问到“这令谁获益？”，然后一下子跳到结论，认为他所认定的受益人暗中影响事件进程。而“深层”阴谋论支持者则为先由直觉导出结论，然后才寻找证据。罗斯巴德形容后者为以某些事实来证实自身打从一开始就有的偏执[62]。

阴谋论与证据的关系 编辑

支持者因自身的信念而去信奉阴谋论，此举一般并非建基于证据之上[63]。诺姆·乔姆斯基将阴谋论跟制度分析比较，指后者主要聚焦于知名机关的长期公开行为上，并以主流媒体或学术文件上的记录佐证有关行为的真确性[64]。阴谋论则跟制度分析相反，先假定世上存有跟某些人有关的秘密组织，然后推测他们会怎样活动[65][66]。相信阴谋论跟像合取谬误般的推理谬误有关[67]。

伦敦国王学院的克莱尔·伯查尔（Clare Birchall）形容阴谋论为一种“通俗易懂的知识或诠释”[a]。伯查尔在这使用了知识一词，用以显示阴谋论可以跟正当的认识方法联系起来[b]。伯查尔认为与常见的阴谋论驳斥相比，正当与不正当的知识之间的关系比较接近[69]。

若证明了多个阴谋者参与其中的说法是正确的，它们通常就会被称为“调查性新闻”或“历史分析”，而不是阴谋论——水门事件便是一例[70]。而“水门事件阴谋论”则是用于代指被定罪者背后还有黑幕的假说[71]。

修辞 编辑

阴谋论的修辞利用了几个重要的认知偏误，比如比例性偏误（英语：proportionality bias）、归因偏误（英语：attribution bias）、确认偏误[24]。最成功的阴谋论能吸引各界市民支持，致使宗教界、新闻界、政治界都有人信奉之。提倡者不一定真的相信该套阴谋论，反而有可能希望借着阴谋论获得公众认可。部分阴谋论运用了诉诸情感的修辞策略，借此说服一部分公众[21]。

大多阴谋论都聚焦于知识的空白或含糊之处，然后借此辩称事情之所以是这样，唯一的答案就是背后有人在密谋[49]。凡是能直接支持其主张的证据，质量一般都十分低下。例如阴谋论往往以目击者的证词作佐证，不过它本身并不可靠，而且忽视了对证据的客观分析[49]。

阴谋论欠缺可证伪性，并靠着循环论证强化论点：不论是反对阴谋论的证据，还是实质证据欠奉，都能被阴谋论者视为支持其想法的证据[9][13]，致使其成为了信念问题，并不能够证明或反驳[1][14]。阴谋论的认识策略称为“级联逻辑”：每当一项新证据出现时，阴谋论支持者都会宣称这是另外一些人为隠藏真相而故意设好的“伪证据”，以此批评其本身不足以采信[21][49]。任何与阴谋论相悖的信息，都会被视为阴谋者发放的假消息[32]。同样，若缺乏直接支持阴谋论主张的证据，支持者则会把之视为“沉默的阴谋”；支持者把其他人没有发现或揭露任何阴谋的事实解作这些人就是阴谋的一部分，而不考虑到这可能是因为事件背后没有阴谋[24][49]。这种策略让阴谋论与中立的证据分析绝缘，使其无法受到质疑或纠正——这点称为“认识上的自我绝缘”[24][49]。

阴谋论支持者能从媒体的虚假平衡报导获益。他们可能会宣称自己提出的是正当的替代观点，故应予以同样时间或篇幅让其论证自身的观点。比如提倡智能设计的教授争论运动经常称科学家密谋打压其观点。如果他们成功找到一个以辩论形式表达自身观点的平台，那么他们就会执著于在修辞上诉诸人身，攻击主流说法对其的批评，同时忽略自身立场有何缺点[21]。

阴谋论的典型做法就是对当局的任何行动或声明提出质疑，哪怕自身理由多么薄弱也好。然后采用双重标准去评价当局的答复，如果不能立即作出令阴谋论者满意的答复，即会说这证明了背后有阴谋。答复中的任何细微错误都会一再强调，同时宽待支持阴谋论的论点[21]。

在科学领域，阴谋论者可能会认为一个科学理论可透过一点其所认定的缺陷来推翻，即使他们所说的事件极为罕见。此外，无视阴谋论支持者的宣称，或对之进行反驳，都能被他们视为证明有阴谋的证据[21]。其他阴谋论者的论点未必建基于科学；例如很多反对者在批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二次评估报告时，都把焦点落在起草程序上。具体而言，他们会宣称部分程序反映了压迫异议者的阴谋，成功地将公众讨论从科学带开[21]。

作为世界观的阴谋论 编辑

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1964年的一篇文章《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英语：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中，论及了偏执狂和阴谋论在美国历史上的角色。伯纳德·贝林在其经典著作《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英语：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67年）中，同样表示类似现象能在美国革命前的北美找到。阴谋史观为人们的态度贴上标签，乃至使阴谋论的范围更为广泛[72]。

其中一项得到广泛证明的阴谋论相关事实如下：相信某个阴谋论者，往往倾向于相信其他不相干的阴谋论[24][73]。即使两个阴谋论直接互相冲突，这点同样适用——比如相信奥萨马·本·拉登在巴基斯坦受袭前已身故者，更倾向于相信其仍然在生。从这一发现可见，阴谋论者所相信的内容往往不如“当局在隐瞒些什么”的想法重要[24][74][75]。

弗兰克·P·明茨（ Frank P. Mintz）这名学者于1980年代使“阴谋史观”（conspiracism）一词更广为人知。明茨把阴谋史观定义为：“相信阴谋在历史发展中具备决定性作用”[76]:4：

阴谋史观满足了世界各地不同政治和社会团体的需要。它识别各路精英，然后把经济和社会灾难视之所为。认为一旦民众行动起来，将他们赶下权力岗位，情况就会好转。因此，阴谋论跨越了时代和意识形态[76]:199。

《时代杂志》的贾斯汀·福克斯（英语：Justin Fox）认为，华尔街的交易员为较有阴谋意识的群体。他以一部分跟金融市场有关的阴谋论的真实性，以及阴谋论能够为市场的日常活动提供必要的导向作相关论证[77]。

中东 编辑

阴谋论在阿拉伯文化与政治中颇为常见[78]。他们部分阴谋论跟殖民主义、锡安主义、超级大国、石油、反恐战争有关；他们可能视反恐战争为对伊斯兰教发动的宗教战争[78]。当地亦广为流传着指称犹太人密谋掌控世界的伪造文件《锡安长老会纪要》[79][80][81]。罗杰·科恩（英语：Roger Cohen）认为，阴谋论之所以在阿拉伯世界受到欢迎，是因为他们“穷途末路”[82]。阿尔-穆明（Al-Mumin）指出了阴谋论的危险性，表示它们“使我们远离真相，无法面对自己的错误和问题”[83]。

奥萨马·本·拉登和艾曼·扎瓦希里利用有关美国的阴谋论，去为阿拉伯世界的卡伊达组织争取支持，把自身跟类似组织区分开来，不过他们有可能不相信从自己口中吐出的阴谋论[84]。

美国 编辑

哈利·G·韦斯特（Harry G. West）等人表示，虽然在大众的观感上阴谋论者只是“边缘的少数”，但某些证据显示，美国很多人或多或少相信一些阴谋论。韦斯特把阴谋论跟超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相提并论[85][86]。

神学家罗伯特·朱伊特（Robert Jewett）和哲学家约翰·谢尔顿·劳伦（英语：John Shelton Lawrence）认为阴谋论在美国盛行的背后原因在于冷战、麦卡锡主义、抗拒权威的反文化运动。他们指出，不论左右翼，皆会以苏联的阴谋、华伦委员会报告的不一致之处、九一一袭击等真实事件，去支持没有得到证实的大规模阴谋的确存在的说法[87]。

水门事件亦为其他阴谋论加添几笔可信性，理查德·尼克松自身曾称它作“墨迹测验”，其他人能够不断为之加添自己的猜想[70]。

历史学家凯瑟琳·S·奥姆斯特德（Kathryn S. Olmsted）提到了美国人倾向于相信阴谋论的三个原因：

  1. 冷战期间，美国政府部分行动做得太过火，并有着一股秘密主义作风。相关例子：水门事件、塔斯基吉梅毒试验、MKUltra计划、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事件。
  2. 政府过去有着为了宣传而支持阴谋论的先例。相关例子：二战期间宣称德国已渗透到美国、错误指责萨达姆·侯赛因在九一一袭击中扮演着一定角色。
  3. 美国政府把监视和骚扰持不同政见者视为《1918年煽动法》、反谍计划、红色恐慌等行动的一环，导致人民不信任政府[88]。

影响 编辑

阴谋论在历史上跟偏见、猎巫、战争、种族灭绝存有密切关系[20][21]。 恐怖袭击的肇事者往往对阴谋论深信不疑。提摩太·麦克维、安德斯·布雷维克、布伦顿·塔兰特，乃至纳粹德国、苏联等地的政府都以阴谋论去合理化自己的行为[20]。南非政府在阴谋论的推动下进行了艾滋病重估运动，导致了约330,000人因艾滋病而死[24][25][26]。赞比亚政府因相信转基因食品阴谋论，而在饥荒期间拒绝粮食援助[21]——当时赞比亚有300万人在挨饿[30]。

阴谋论也是公共卫生的一大障碍[21][31]。支持健康相关阴谋论的人较不愿意遵循医学建议（英语：medical advice），更有可能寻求替代疗法[20]。像药厂阴谋论般的反疫苗阴谋论信念，可导致疫苗接种率下降，跟疫苗可预防疾病的流行有一定关系[24][21][89][31]。与健康相关的阴谋论往往会使人们反对饮水加氟，与MMR-自闭症事件一同影响人们对疫苗的信心[21][31]。

很多激进或极端主义团体皆以阴谋论为基石。阴谋论可能使它们及内部成员的意识形态固化，使成员的信念更趋向极端[20][33]。该些阴谋论的主题往往大同小异，部分出现根本性对立的团体会相信同一群阴谋者在背后密谋，比如极左或极右派皆有人支持反犹太阴谋论[20]。普遍而言，相信阴谋论与极端和不接受妥协的立场有关，并可能帮助人们继续采取同样立场[32]。虽然阴谋论并不总是出现在极端主义团体之内，而且在出现时也不一定会导致暴力事件，但阴谋论可以使该团体变得更极端、把仇恨引导至阴谋者上、使得成员在社会当中更为孤立。要求人们立即行动、诉诸偏见、将敌人妖魔化或视其为罪恶根源的阴谋论最容易激发暴力[33]。

职场当中的阴谋论有可能损害经济。比如它跟工作满意度和贡献低下有关，致使职员更有可能辞职[20]。阴谋论跟职场谣言有着一些共同特点，两者都会导致生产力下降，增加职场内的压力。继使上级的利润减少、员工对其的信任度下降，损害公司形象[20][90]。

阴谋论会转移人们的关注点，使之难以聚焦在重要的社会、政治、科学问题[91][74]。此外支持者会利用阴谋论诋毁科学证据，有关策略跟试图诋毁专家证词的律师如同。该些律师会宣称作证的专家有着不可告人的动机；试图找人作供，以此暗示专家意见比实际情况更有分歧[21]。

在某些情况下，阴谋论可能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益处。比方说，它们可以帮助人们识别政府的欺骗行为，并鼓励政府以更透明的作风执政——这点在高压社会尤其明显[39][91]。不过真正的阴谋往往只能由像吹哨人和新闻工作者般的体制内人士揭穿，而阴谋论者所花费的精力大多都为枉费心机[33]。那些煽动暴力、将弱势群体当作替罪羊、关乎重要社会问题的阴谋论，相对而言较有危险性[92]。

对策 编辑

保持开放社会为对抗阴谋论的一线对策。此类社会需要同时存有多个可靠消息来源；官方资讯则需摆脱各种宣传技俩，并让广大民众视之为可靠的消息来源。此外需要有独立的非政府组织纠正错误信息，不应要求民众相信政府[39]。除此之外，亦可从阴谋论信念的情感和社会特质入手，以减低阴谋论的吸引力。比如推广分析性思维的对策更有可能有效。另外一些手段则以减少负面情绪为基石，改善希望感和赋权感[38]。

直接打击错误资讯可能具有逆效果。比方说，阴谋论可将不确定的信息重新解释作其叙事的一部分，反驳一个说法可能会使之更为固化[49][93]。此外发表对阴谋论的批评，可能会使之正当化[91]。在这种情况下，则可能需认真选择哪些是应该反驳的阴谋论、要求独立的观察者进行更多的分析、引入其他认知方法，以破坏其差劣的认识论[91]。任何正当效应都可能在回应多个阴谋论时削弱[39]。

然而现有证据显示，向人们纠正事实，或强调阴谋论中的逻辑矛盾，在很多情况下都有着积极作用[38][93]。例如在向九一一事件阴谋论支持者转达专家和证人的陈述时，便体会出这点[38]。如果某些批评挑战了某人的世界观或身份，那么便较有可能适得其反。故此若能做到在批评的同时，避免这类挑战，那么便较有可能有效应对阴谋论[93]。

心理学 编辑

自19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以来，大量有关此事的阴谋论便于美国民众间传播，使得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开始对阴谋论产生兴趣。社会学家图尔凯·萨利姆·内费斯（Türkay Salim Nefes）强调了阴谋论的政治性质。他认为，这些说法主要是为了尝试揭露社会群体中“真实而隐蔽”的权力关系[94][95]。

研究显示相信阴谋论可能对心理有害，或可视作一种病态[15][16]。它跟心理投射和能够透过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程度预测的偏执思想有着强烈关系[96]。相信阴谋论的倾向与思觉失调的精神健康障碍有着强烈关联[97][98][99][100][101]。阴谋论的传播曾经只流于边缘受众，不过到了现代则因大众媒体而能够更贴近主流，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一种文化现象[34][35][36][37]。人们在新闻或娱乐产品上接触到不少阴谋论，致使他们更为接受阴谋或边缘理念[20][102]。

阴谋论的论点往往十分复杂而又详细，当中有的论点看似具备分析或科学特质。不过相信阴谋论者主要受到情感驱使[38]。分析性思维可使人们对阴谋论的信赖减少，当中一部分原因在于它强调理性和批判性认知[32]。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跟阴谋论有关的解释往往符合当事人在“阴谋”发生前，所抱持的坚定信念[32]。

阴谋论的吸引力 编辑

相信阴谋论的心理动机可分为认识性、存在性和社会性三类。这些动机尤见于弱势和处境不利者。然而阴谋论信念不仅无助解决该些动机，还可能使得支持者自欺欺人，令情况变得更糟[32][93]。比方说，尽管人们可能因无力感而支持阴谋论，但阴谋论同样会使当事人的自主和控制感下降。此外相信阴谋论亦会使人们失去就现况采取行动的动机[32][93]。

此外现有证据亦证实阴谋论具有其他不良影响[32]。比如它们会使支持者对所认定的阴谋家更有负面观感和不信任感——他们认为该些阴谋家因着反社会和愤世嫉俗的动机而行动。可合理预期此将使异化和失范的程度增加，继令社会资本减少。它们也把公众描述成对所谓的阴谋家一无所知、无能为力，社会的重要事项皆由邪恶势力一手决定——这种观点很可能使人更具无力感[32]。

认同阴谋论者背后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103]。那些觉得阴谋论很有吸引力的人很多都表现出一种疏离感；不满自己的处境；有着一种非传统的世界观；还有就是感到无能为力[103]。虽然人格的各个方面都会影响对阴谋论的易感性，但五大人格特质当中没有一个跟阴谋论信念有关[103]。

政治科学家米高·巴尔昆在探讨当代美国文化中对于阴谋论的运用时，认为其是用于代指“一种将事件解释成特别强大而又狡猾的阴谋家为了达到某种邪恶目的，而在背后密谋所致的信念”[104][105]。巴尔昆表示，阴谋论的诱人之处主要有三：

  • “首先，阴谋论宣称能够解释制度分析所不能解释的事。它们让这个原本混乱无序的世界看上去十分合理。
  • 其次，它们简单而又吸引地把世界上的势力二分成光明与黑暗。它们把所有的罪恶都追溯到一个源头——阴谋家及其代理人。
  • 最后，阴谋论往往被说成他人不知道或不了解的特殊知识。对于阴谋论者而言，群众全都被洗脑，阴谋论者则可以庆幸自己识破了阴谋者的骗局。”[105]

美茵茨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罗兰·伊姆霍夫（Roland Imhoff）的研究证实了上述三点。研究表明，相信某种观点的人愈少，对阴谋论者就愈有吸引力[106]。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即使阴谋论当中的阴谋者几乎都是与己方敌对，但支持者往往能从中找到使人感到一丝安慰的元素。因为他们认为某些人一手策划事件本身，而该些阴谋者正好控制该些事件的剧本。故此若事件有一个阴谋集团在背后操纵，那么便有希望使之瓦解，或可以加入它们。相信一个阴谋集团的力量事实上隐含着一种肯定人类尊严的主张——在无意识中肯定人类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107]。

人们可能会以阴谋论来解释社会群体中的权力关系，以及黒恶势力本身[c][105][94][95]。研究者还提出了其他阴谋论的心理起源，比如投射；需要以“重大的原因去解释重大的事件”；各类思想障碍的产物（像是偏执狂倾向），乃至患上了可以经由诊断确定的精神障碍。与将事件视作随机、不可预知、不可解释地发生相比，一些人更喜欢以社会政治的角度解释事件，借此减低不安全感[77][108][109][110][111][82]。

贝雷特和里昂表示：“阴谋论是一种典型的替罪羊叙事，其将敌人妖魔化，视之为违反公众利益的大阴谋的一坏，同时将替罪羊奉为敲响警钟的英雄。”[112]

起源 编辑

一些心理学家认为通谋论的常见根源在于找寻意义。一旦认知到某种思路，确认偏误和对于认知失调的回避便可能使某种信念得以固化。若阴谋论渗入了社会集体，有关信念便可能因大众强化（英语：communal reinforcement）而得以巩固[113]。

研究显示，接受非理性阴谋论背后的潜在动机[114]跟事件所造成的痛苦有关，这点可在九一一袭击事件上看到。此外曼彻斯特都会大学的研究亦发现[115]，抱有“妄想观念”者最有可能相信阴谋论。 研究[67]还表明，人们愈受到这些非理性信念吸引，就愈不欲参与公民活动。相信阴谋论跟焦虑症、偏执狂、威权信念有关[116]。

夸西姆·卡萨姆（英语：Quassim Cassam）教授认为阴谋论者之所以相信阴谋论，是因为他们的思维存有缺陷（更确切地说，是他们的思想性格存有缺陷）。他引用了哲学家琳达·察格岑布斯基（英语：Linda Zagzebski）的著作《思想的美德》（Virtues of the Mind），以此论及知性上的美德（谦虚、谨慎、用心）与恶德（轻信、大意、闭关自守）。他表示该些美德有助于正确审视事情本身，而恶德则“阻碍了有效和负责任的调查”。也就是说，那些容易相信阴谋论的人欠缺知性上的美德之余，亦拥有某些恶德[117]。

投射 编辑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阴谋论当中存有心理投射的元素。此一说法认为阴谋论支持者会将自身的不良特点投射到阴谋者身上。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表示：

这个敌人在很多方面似乎都是自我的投射；“理想我”和“自身所不欲的我”都投射到他身上。偏执风格的一个根本悖论就是模仿敌人。例如敌人可能是举界知名的知识分子，但自己却在学术乃至知识量上超越了他……三K党模彷了天主教，以至于身穿牧师的法衣，制定一套差不多复杂的仪式和等级制度。约翰·博齐协会模彷了共产主义者的基层及“前线”组织，并称它将会以跟‘共匪’类近的路线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反共原教旨主义组织“十字军”的发言人公开表示，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所要求的奉献精神、纪律性、战术智慧感到钦佩[110]。

霍夫斯塔德还指出，“性自由”是他们认定的阴谋家的共同特点：“很多时候，支持者皆会在谈吐上显露出一股强烈的虐待欲望，比如，反共济会人士为虐待共济会成员此事感到喜悦”[110]。

社会学 编辑

除了心理因素外，社会因素也有助于解释谁会相信阴谋论，以及他们会相信当中的哪些。比如选举落败者更倾向相信阴谋论。强调阴谋论的精英和领袖会使得思想具阴谋论倾向的追随者趋向于相信之[118]。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形容阴谋论为“民主的废气”[111]：由于大量信息在人与人之间不断流传，故阴谋论不可避免地出现。

阴谋论可以使人在情感上得到满足——透过责备一个支持者不从属的集团，去使他们认为自身不用为事件负上道德或政治责任[119]。罗杰·科恩在为《纽约时报》择文时同样写道：“没有选择权的心灵；……会诉诸阴谋论，因为它是无力者的最终避难所。如果你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那一定是有更为强大的力量控制着这个世界”[82]。

社会历史学家霍尔格·赫维格（Holger Herwig）在研究德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解释时发现：“那些最重要的事件往往最难理解，因为它们吸引了神话创造者和骗子的关注”[120]。

批判理论的影响 编辑

受到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批判理论自1970年代开始盛行。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认为，它有可能使得阴谋论更于大众文化中盛行[121]。

拉图尔表示学术界9成的当代社会批评都利用了以下2种方法的其中1种：“事实立场”与“童话立场”[121]:237。

  • “童话立场”：此一方法反对拜物教，认为“信仰的对象”（比如宗教、艺术）只是一门概念，而权力则被投射到这些概念上[谁说的？]；拉图尔认为，使用这种方法的人存有偏误——认为自己的固执教条“最为科学支持”。虽然在表面上，他们十分注重事实完整、方法正确，但拉图尔指出，科学方法不过是为他们的心仪理论增添一层包装罢了。
  • “事实立场”：此一方法认为外在因素（比如经济、性别）经常在不知不觉中支配人的一切。[121]

拉图尔结论道，学术界的这两种方法都导致了一种两极化而又低效率的氛围。他设问道：“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拥有一颗具批判性的头脑会那么感觉良好吗？无论你采取哪种立场，‘你总是对的！’”[121]。

拉图尔指出，像全球暖化否定者和九一一真相运动般的阴谋论者已占据了上述的社会批评：“也许我把阴谋论看得太重了，但我担心的是，在这些‘本能地怀疑’的疯狂混合体中，我察觉到许多原为社会批评所用的武器：刻薄求证、自由并无止境地使用来自社会的有力解释”[121]。

融合性偏执 编辑

《华盛顿邮报》记者兼反战运动批判者迈克尔·凯利（Michael Kelly）以自创词“融合性偏执”去代指左右派在反战议题和公民自由上的政治融合——他表示两方之所以站在同一立场，是因为他们皆在相信同一套阴谋论或反政府观点[122]。

巴尔昆则借用了此一用词，用以代指偏执阴谋论的融合——它们的传播曾经只流于美国边缘受众，不过到了现代则因大众媒体而能够更贴近主流[123]，致使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美国人民开始为世界末日或千年王国作准备[124]。巴尔昆指出，独狼冲突与执法部门充当既有政治权力的威胁代理人有关[125]。

阴谋论的可行性 编辑

物理学家大卫·罗伯特·格莱姆斯（英语：David Robert Grimes）以参与的人数去计算阴谋论所指的阴谋需要多少时间揭穿[126][127]。他以棱镜计划、塔斯基吉梅毒试验、美国联邦调查局鉴证丑闻这3件真实泄密事件的数据去计算之：

  • 阿波罗登月计划阴谋论所涉及的参与人数达411,000人，并会在3.68年内揭穿；
  • 气候变化阴谋所涉及的参与人数达405,000人，并会在3.70年内揭穿；
  • 疫苗接种阴谋所涉及的参与人数至少达22,000人（不包含药厂），并会在3.15至34.78年内揭穿（视乎有多少人参与）；
  • 封锁高效治癌方法的阴谋所涉及的参与人数达714,000人，并会在3.17年内揭穿。

政治 编辑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表示，基本归因谬误为阴谋论的核心问题，阴谋论支持者普遍认为每一个事件都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严重低估随机和意外的影响[74]。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著中以“阴谋论社会”去形容一种把“战争、失业、贫穷、短缺等社会现象视为有权者或组织直接设计之结果”的理念[128]。波普尔认为，极权主义建立在阴谋论之上；部落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促成了该些妄想。他亦表示阴谋家很少达到其目标[129]。

真正的阴谋在历史上影响并不大，而且阴谋者往往需承受不可预见的后果。正如布鲁斯·卡明斯指出，历史反而“被人类全体之力和庞大的集体结构所撼动”[130]。

案例 编辑

政治 编辑

科技 编辑

外星人 编辑

  • 美国军方隐瞒论：军方刻意向外散布一些夸张失实的外星人谣言。久而久之，使国民觉得外星人只是无稽之谈，降低普罗大众对外星人的兴趣及相信程度。
  • 纳粹飞碟：纳粹德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布拉格建立了飞行试验基地，并研发出军用飞碟（英语：Military disc-shaped aircraft）。而在苏俄红军攻入布拉格后，纳粹科学家紧急销毁当时众多的原型、蓝图、样本，根据传言，这些顶尖的科学家在战后被带往美国从事秘密武器的研发。此理论被探索频道拍成纪录片《真实的飞碟》。
  • 51区
  • 罗斯威尔飞碟坠毁事件：由于美国政府对其进行情报控制，相关的小报消息与都会传奇就成为阴谋推测的材料，著名的包括51区跟军方的新型秘密飞行器。
  • 外星技术：近代的一些科学成果其实是参考、模仿或学习一些外星智慧生命的产物，因此某些组织或政府想隐藏当中的一些资料，特别是为面对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和技术竞赛。
  • 黑衣人
  • MJ-12

灾难和末日 编辑

SARS 编辑

主条目：SARS阴谋论

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在2002年至2003年间爆发疫情时，因其源于中国南方并向外蔓延至世界各国，故有传言指出SARS是美国政府有意或意外外流的生物武器，在SARS发生期间便有民众私下议论此一可能，因为他们认为SARS是广东沿海居民长期嗜食野味，因而感染的一种类似禽流感的变异生命体细菌；但2008年台湾国安局局长蔡朝明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曾声称SARS可能为中国政府的生物武器，SARS的疫情来去如风，而中国大陆受害程度之高，令好多人有所猜测。

911恐怖攻击 编辑

主条目：九一一事件阴谋论

有论者认为美国政府高层与大商家觊觎伊拉克境内的石油储备，所以自导自演是次恐怖袭击，不惜牺牲国民性命，更诬蔑伊拉克境内有大杀伤力武器以便决定全面出兵。论者对世贸大楼的袭击，有以下怀疑：

  1. 飞机撞击大楼后漏出的燃油所燃烧的高温，并不足以烧熔钢筋以至影响全栋大厦的结构。
  2. 建筑历史上的所有钢筋大楼，并没有一栋是因为燃烧而倒塌。
  3. 大楼倒塌的速度类似装有炸药的拆楼解体。
  4. 世贸一号及二号大楼遭飞机撞击，七号大楼并没有遭到任何有记录的袭击，却在同一日与一号及二号大楼一同倒塌。
  5. 世贸大楼群的拥有者Larry Silverstein于911袭击前几个月为大楼更新99年期租约，及购买大额损毁赔偿，指明包括恐怖袭击。
  6. 时任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迅速地将世贸残骸当作废物运出国外，当中有否炸药引致的爆炸痕迹已经不能被鉴别。

亦有论者认为是次恐怖袭击的幕后策划系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目的是制做世界混乱，国与国甚至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从而贩卖各种大小武器图利为副，最终实现统一世界为主。

2019冠状病毒病 编辑

主条目：2019冠状病毒病阴谋论

体育 编辑

每一届世界杯都必然有至少一组被誉为死亡之组，2006年世界杯抽签，阿根廷被编入被誉为死亡之组的C组，同组对手包括欧洲劲旅荷兰、非洲黑马科特迪瓦和pot4唯一一队欧洲队塞黑，阿根廷传媒扬言有幕后黑手做小动作，将阿根廷两度被抽进死亡之组。而意大利传媒亦认为德国前国家队队长马图斯将pot4中实力较强的美国抽中和意大利同组是有内情。

宗教 编辑

撒但[142]是基督教对魔鬼的名称。由于犹太人相信“666”这个数字是魔鬼的代表，有不少物品并认为与魔鬼崇拜有联系。例如：条码的“6”字无论从左往右或是从右往左扫描都是一样，所以亦被用来当作条码的分隔线。这样，每一组条码都会两个“6”字包着。所以因此而说每一个条码都隐藏着“兽名数目”，并声言当世界末日来临之时，魔鬼会要求每个人在额上印上一个条码。

经济 编辑

国际大财团在背后垄断了国家经济以及政治的主导权，为自己图谋暴利。宋鸿兵的《货币战争》对此详细描述。

参见 编辑

注释 编辑

  1. ^ 伯查尔于2006年写道：“我们可以把阴谋论理解为独特而又通俗易懂的知识或诠释……以此作我们理解认识它的切入点[68]:66”
  2. ^ 伯查尔于2006年写道：“我们很快就发现……不可能将阴谋论和学术话语明确划分为不正当/正当”[68]:72
  3. ^ 巴尔昆于2003年写道：“阴谋论信念的本质在于试图界定和解释邪恶。广义来说，阴谋论认为历史是由集团式的恶魔力量控制……就我们的目的而言，‘阴谋论信念’是指认为由个体或多个集团组成的组织曾经或正在秘密行动，以达到某种邪恶的目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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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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