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 (東亞)

史書依種類可分成正史野史、別史、雜史等。東亞傳統的史書依體例又可分為紀傳體(以人物為主軸)、編年體(以時間為主軸)、紀事本末體(以事件為主軸)、別史體(以國為主軸)、雜史體(以遺文舊事為主軸)、政書體(又稱會要體,以典制為主軸)、史評體(以史事評論為主軸)、綱目體(以年表為主軸)、譜牒體(以宗譜為主軸)等等,依時間又可分通史斷代史國別史等。中國最著名的史書莫過於西漢司馬遷所著《史記》與北宋司馬光所著《資治通鑑》,人稱「史學兩司馬」。

史記·夏本紀》

史書是「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中的「史」,又稱「乙部」。《舊唐書·經籍上》:「四部者,甲乙丙丁之次也。甲部為經……乙部為史。」 湯用彤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跋》:「 彤幼承庭訓,早覽乙部。」

發微編輯

中國西周末年各諸侯國已有歷史記載,如晉國之《乘 (史書)》、鄭國之《》、楚國之《檮杌》、魯國之《春秋》等[1],《墨子》裏面說墨翟曾見過「百國春秋」[2]。早期的史書都是以編年史的形式存在,晉朝太康年間汲塚出土的《竹書紀年》也是編年體。

發展編輯

中國編輯

東漢末年,荀悅撰成《漢紀》,開創了編年體的斷代史。北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鑑》,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編年體的優點是方便考查歷史事件發生的具體時間,了解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繫,還避免敘事重複,《資治通鑑》的成功開創了撰寫編年史的高潮。陳寅恪曾說:「中國史學莫盛於宋。」[3]。編年體盛行起來,從而産生了綱目體紀事本末體梁啟超以為:「蓋紀傳體以人為主,編年體以年為主,而紀事本末體以事為主。夫欲求史蹟之原因結果以為鑑往知來之用,非以事為主不可。」

范曄撰著《後漢書》時曾對紀傳體和編年體進行過比較。他說:「《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人擬作,所以為短;紀傳體,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為優,故繼而作之。」[4]張輔根據《史記》、《漢書》字數多寡來評價作者,「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所以認為《史記》優於《漢書》。干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5]

袁宏談及寫作動機說:「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為《後漢紀》。」袁山松撰寫《後漢書》,他總結說:「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6]

杜佑推出《通典》後,史書增加了典制體,又衍生了會要體[7]

章太炎在《中國通史略例》主張以《表》、《典》、《記》、《考紀》、《別錄》等五種體例來撰寫歷史;梁啓超在《中國史敘論》主張以《年表》、《載記》、《志略》、《傳志》四種體例撰寫歷史。

梁啓超在《新史學》將史籍劃分為十種二十三類,即正史(官書、別史)、編年、紀事本末(通體、別體)、政書(通體、別體、小紀)、雜史(綜記、瑣記、詔令奏議)、傳記(通體、別體二)、地誌(通體、別體)、學史、史學(理論、事論、雜論)、附庸(考據、注釋)等。[8]

日本編輯

日本最遲自飛鳥時代起開始自行編纂史書,以紀傳體為主,最初有聖德太子蘇我馬子編著的《天皇記日語天皇記》、國記日語国記、《臣連伴造國造百八十部並公民等本記日語臣連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記》等,但前二者已散佚。而編年體軼書《舊辭》更可能在六世紀或之前已成書。之後的《帝紀》則是譜牒體。

奈良時代起,日本史書出現了特有的國史體,為編年體的分支,內容及編幅較為簡略,《續日本紀》為第一本國史體史書。

史書分類編輯

劉知幾將史學文獻典籍分為六類,「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榷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

阮孝緒七錄》分史部為十二類,即《國史》,《注歷》,《舊事》,《職官》,《儀典》,《法制》,《偽史》,《雜傳》,《鬼神》,《土地》,《譜狀》,《簿錄》。《隋志》分史書為十三類,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雜傳》,《儀注》,《地理》,《譜系》,《簿錄》,《刑法》。

清朝《四庫全書總目》分十五類,即《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

學派編輯

章炳麟稱明末浙東史學:「自明末有浙東之學。萬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師事餘姚黃宗羲,稱說禮經,雜陳漢宋,而斯同獨尊史法。」

真實性問題編輯

史書未必一定能如實紀錄歷史,而是收集各地事件,再編集成書。史書的真實性一直受到質疑,被指是統治者的治國工具。劉知幾稱之:「自戰國以下,辭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酬答。」[9]其中有諸多不合理或以神鬼描述的文字[10],如皇帝未出生便有龍氣包圍之類。而在當時修書時皇帝必定會對史官加以控制,增加奉承之說話,刪除負面事件,如唐太宗皇位問題。而後代的皇帝亦會對前朝的歷史加以篡改,以保證江山正統,清朝的歷史則被指是褒揚滿族對中國的貢獻。即便在現代,不論資訊如何發達,亦常常出現消息被封鎖的情況,所以學者只能認為史書皆有不少虛構成分[11]

參考文獻編輯

  1. ^ 《孟子·離婁下》:「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2. ^ 見《隋書·李德林傳》及《史通·六家論》引《墨子》佚文
  3. ^ 《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
  4. ^ 《隋書·魏憺傳》
  5. ^ 《晉書》卷82《干寶傳》
  6. ^ 《史通·仿真篇》
  7. ^ 王樹民《中國史學史綱要》
  8. ^ 梁啓超《新史學·中國之舊史》,見《梁啓超史學四種》,岳鹿書社1998年8月版。
  9. ^ 史通》外篇《雜說》
  10. ^ 錢鍾書在《管錐編》中說:「史家追敘真人真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心摩,庶幾人情合理,蓋與小說、院本之塑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
  11. ^ 吳裕垂《史按》中對《史記》載沛公脫身提出質疑:「惟步行出鴻門,故羽不及覺。其得疾行至軍者,豈沛公來時,良於驪山道中預伏精兵良駿以為脫身之計歟?」周亮工在《尺牘新抄》中表示:「垓下是何等時?虞姬死而弟子散,匹馬逃生,身迷大澤,亦何暇更作歌詩?既有作,亦誰聞之,而誰記之歟?吾謂此數語者,無論事之有無,應是太史公筆補造化代為傳神。」

參見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