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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英租界

英国租界

天津英租界（英語：British concession in Tientsin），是英國設在天津的專管租界，擁有較高的行政自治權和治外法權。因與天津法租界毗鄰位於天津紫竹林附近，亦有「紫竹林租界」之稱。天津英租界是近代中國七個在華英租界之一，同時也是天津的「九國租界」中設立最早、發展最繁榮的租界。英租界治理結構實施立法、司法、行政三權的分立，主要表現為選舉人會議、駐津英國領事和工部局及董事會三方的分立，彼此界限並不是絕對清晰，相互配合，構成了英租界的市政制度。

天津英租界
British concession in Tientsin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
地理位置
位置
  天津英租界
信息摘要
出租方清朝（1860年12月17日）
租借方 大英帝國（1860年－1945年）
收回方 汪精衛政權（1942年3月29日）
 中華民國（1945年）

在設立之初，天津英租界便引入了選舉人制度，以租地人所承租的土地畝數為標準確定選舉人資格，實現了對選舉人的登記，在當時尚處於封建王朝的清朝是一創舉。1888年，天津英租界緊跟英國興建市政廳的潮流，動工興建了近代各國在華租界中的第一個市政廳——戈登堂。此後，天津英租界不斷發展，「洋行日多，僑民日眾」。1923年6月，黎元洪曾宣布將北洋政府遷往天津英租界，使這裡一度成為中華民國大總統及政府所在地[1]。1930年代，英國與日本曾因天津英租界相關問題而爆發衝突和外交糾紛，並導致天津英租界危機，史稱「天津事件」。

自1860年起，天津英租界在共存在了八十餘年。1942年2月18日，占領天津英租界的日本當局宣布將其移交給汪精衛政府。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正式收回了天津英租界[1]。

歷史 編輯

劃定與擴張 編輯

 
中英《天津條約》之《續增條約》（《北京條約》），是天津英租界劃定的依據

1860年9月11日，中英雙方交換了中英《天津條約》批准書，同時簽訂《續增條約》（《北京條約》）。《續增條約》第四款規定：「續增條約畫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貿易，均照經准各條所開各口章程，比例劃一無別。」成為英國在天津強劃租界的依據[2]。

1860年12月初，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依據《北京條約》中「准許英國僑民在通商口岸租地賃屋」規定，照會直隸總督恆福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英國「欲永租津地一區，為造領事官署及英商住屋、棧房之用。」[2]12月8日，奕訢赴天津與恆福等一起辦理此項交涉事宜。12月17日，清政府正式批准設立天津英租界，共占地460畝，立契永租[2]。至此，英國成為最早在天津劃定租界的國家，這塊英國最初劃定租界區域後來被稱為天津英租界的「原訂租界地」[2]。因位於紫竹林村一帶，因而英租界及周邊的德租界等亦有「紫竹林租界」之稱。

1863年10月27日，駐天津英國代理領事約翰·吉布遜（John Gibson）簽署制定頒布了《天津埠地方章程》（英語：Local Regulations for Tientsin）、《大沽地方章程》（英語：Local Regulation for Taku） 和《天津港領事章程》（英語：Consular Regulations for the Port of Tientsin）等三份章程，並獲得了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等人的批准。

發展初期 編輯

 
天津英租界的主要規劃設計者查理·喬治·戈登
參見：天津教案

為了避免填築土地等方面的開支，起初旅津的英商大多不願入居租界，而是在天津城內外租地買屋。儘管如此，由於當地的中英貿易發展迅速，1861年已有41艘英國商船在英租界新建的碼頭停靠，1862年增至69艘，故而英租界在開闢初期即得到較快的發展[3]。界內很快建成一批洋行，建成英國、普魯士、丹麥、葡萄牙等國的領事館，還建成撞球房、籃球場、俱樂部等娛樂設施[4]。

天津租界的較大發展始於1870年。當年6月，天津教案發生。憤怒的天津民眾打死法國領事豐大業等人，並燒毀望海樓教堂及法國駐天津領事館。事後心有餘悸的外國僑民們認為，入居租界要比在華界雜居安全得多，因而紛紛遷入租界，使紫竹林租界加快了發展步伐。此時，英租界內已設有英商的高林洋行、滙豐銀行，德商的禮和洋行等眾多的洋行、銀行。其中尤為著名的是被稱為英國「皇家四大行」的怡和、太古、仁記、新泰興洋行。為了促進貿易的發達，英租界當局致力於興建新式碼頭，並安置了各種港口設施。

1883年，天津地方官府也用得自租界碼頭的碼頭捐捐款，建成自租界碼頭至天津城的沿河石路，大大便利了城區與租界的交通。於是，天津原來的航運中心三岔河口嘈運碼頭逐步衰落，英租界成了天津的貿易、航運中心。此後，天津的對外貿易增長得更為迅速。18世紀70年代初期，天津的對外貿易總值為1000多萬海關兩，1889年增至3124萬海關兩，1894年又增至4427萬海關兩。這樣，天津一躍成為全國名列前茅的重要通商口岸，天津英租界也成了所有英國專管租界中最繁榮的一個。界內建成成排的高樓大廈，建成維多利亞道等交通幹道，還建成作為工部局所在地的巨型公共建築戈登堂。不過在此期間，天津法租界和天津美租界仍沒有多大變化。從1870年起，法國在普法戰爭中一敗塗地，隨後長期陷入侵略越南和中國的戰爭，對華貿易便一蹶不振。在19世紀70年代及80年代，每年抵達天津的法國商船至多只有數艘，有時甚至沒有一艘。在這種情況下，法租界就失去了興盛的基礎。美租界的情況尤為特殊。於是，在第一個時期即發展時期中，天津的租界中始終是英租界一枝獨秀。

 
曾宣布將民國政府遷往天津英租界的黎元洪

全盛時期 編輯

從1895年起，天津租界進入第二時期即全盛時期。從這一年起的8年間，德、日、俄、比、意、奧等6國先後在天津開闢租界，英、法、德、日等4國的租界分別得到一次或數次的拓展，使天津形成幅員為縣城8倍的8國租界夾峙海河的形勢。同時，隨著中國與有關各國大規模地開展修治海河的工程，較大的外國商船已可直接駛抵天津租界；而從海河中挖出的大量泥沙又填平了英、法、日等國租界中的成片沼澤，使得天津租界的投資環境得到很大改善。

1897年3月31日，天津英租界第一次擴張，向西擴展到牆子河，這個擴充界有1630畝。1902年10月23日，天津英租界第二次擴張，面積131畝的天津美租界併入，成為天津英租界的南擴充界。1903年1月14日，天津英租界第三次擴張，再度向牆子河以西擴展了3928畝，稱為推廣界。

1923年6月，中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曾宣布將北洋政府遷往天津，實際是天津英租界，並在當地發布總統指令和總統任命，並設立議員招待所，使天津英租界一度短暫成為民國大總統的駐地以及沒有內閣的政府所在地[1]。

英日矛盾與租界危機 編輯

 
日軍在天津英租界周圍布置的鐵絲網
主條目：天津事件 (1939年)

日本侵華戰爭開始後，日本對英國積極援華、道義譴責日本的態度極為不滿。同時，日本的侵略使其與英國在租界的矛盾迅速發展，國際租界的存在已經成為日本建立「東亞新秩序」的障礙。1939年，日軍幾乎同時對天津英租界以及鼓浪嶼的租界發起進攻。由於天津英租界地處華北一直是中國民族主義者開展反日活動的理想基地，且流通中國官方法幣並存有相當數量中國政府的白銀儲備，因而日本將天津英租界作為突破口。

英國與日本關於天津英租界的矛盾早在1938年9月即初現端倪。9月底，英租界當局根據日本軍事當局建議，逮捕了一名據稱是抗日游擊隊領導人的蘇清武。日方要求英租界當局將此人予以引渡，英方卻稱沒有足夠的證據說明此人將租界作為反日活動的基地，於是，雙方僵持不下。而英國政府內部也就是否向日方移交蘇清武展開了激烈的討論。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和英國駐天津總領事賈米森認為「如果蘇清武被證明有罪，就應該交出他」。但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和英國外交部遠東司的大多數成員卻不贊同，他們認為「日本在天津事件上的施壓是其『新秩序』方針指導下的一個龐大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而這個政策旨在把英國在華勢力及利益完全排擠出去。因此，英國方面應當對此持強硬態度。」英國外交部傾向於卡爾的意見，以證據不足為由拒絕移交。

在英國與日本圍繞著移交蘇清武的問題爭執時，著名的親日派人士、天津海關監督兼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天津支行經理程錫庚於1939年4月9日晚在天津英租界內的大光明戲院遭遇狙擊暗殺[5]。英租界當局逮捕了四名嫌疑犯，日本當局要求將此四人移交日方。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和賈米森擔心日本可能會武力占領租界並難以得到美國援助，因此，他們要求外交部同意交出這四人。但卡爾表示反對：「採取這一行動良心難安，而且將很難向重慶交待。」外交部最終認同卡爾的觀點，遲遲不肯移交四人。6月5日，日方向天津英當局發出最後通牒，稱英方若不在二日內將暗殺程錫庚之嫌疑犯交出，則日方將採取必要步驟，封鎖英租界[6]。賈米森和克萊琪要求向日本做出讓步。克萊琪說：「在這最不適當的時候，我們用自己在華北的地位冒險，僅僅為了法律上的細節捲入與日本的嚴重衝突當中，坦率地說，我不能理解。」卡爾卻反駁說：「這個問題更主要是道義問題，而不僅僅是法律上的問題。」最終，哈里法克斯指示賈米森：「如果沒有明確犯罪事實的、令人信服的證據，沒有在日本人威脅下產生的供詞之外的證據，我將不打算移交刺程案四嫌犯。」他決定採納卡爾的建議，由英國、日本、美國各出一人組成調查委員會。但這一建議並未被日本接受。1939年6月14日午前6點，現地駐屯軍本間部隊實施檢問，徹底封鎖天津英租界與法租界，造成天津英法兩租界內正常生活的停頓，以逼迫租界當局交出在租界內刺殺程錫庚的嫌疑人，並提出了一系列要英國放棄親華政策的要求，史稱「天津英租界危機」或「天津事件」（Tientsin incident）。

 
1939年天津事件，日軍封鎖天津英租界

日本此舉引起了英國的強烈反應。日軍對出入英租界的英國人不分男女都要脫衣檢查，致使英國輿論為之譁然[7]。英國開始考慮對日經濟制裁的問題，首相張伯倫在下議院暗示，除非日本解除封鎖，否則英國有可能進行經濟報復[8]。15日，英國商務部向外交部提交對日經濟制裁的若干建議，其中最重要的是廢止1911年的英日條約。6月17日，英國官方對外宣稱，如果天津局勢至本周周末仍未改善，則英國可能有三種經濟報復的方式：

日本此時得到了德國和義大利的外交支持，表示若英國敢派艦隊去解救天津英租界封鎖就在歐洲立刻發動戰爭。1939年7月24日，英國最後對日本作出讓步，英國駐日本大使克萊琪和日本外務大臣有田八郎雙方簽署了《有田-克萊琪協議》就解除封鎖條件達成一致[9] ，同意引渡了英租界內四名中國嫌疑人交予日軍。

然而，隨後的歐洲的局勢對英國日益不利，德國的閃電戰屢屢得手，西歐、北歐相繼淪陷，6月，法國向德國投降，英國在歐洲陷入孤軍奮戰的境地。新任首相溫斯頓·邱吉爾領導下的英國更力主對日妥協，儘快解決天津危機。最終，英國不顧中國的反對，於1940年6月12日與日本正式簽訂天津協定，在天津存銀問題上向日本妥協。至此，英日在天津問題上達成一致。日軍解除了對天津英租界長達372天的封鎖，天津租界危機由此平息[10]。

收回 編輯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當日，日軍進駐天津英租界。1942年2月18日，日本宣布將天津英租界移交給汪精衛政府[2]。3月29日，舉行了移交儀式。1945年11月24日，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公布《接受租界及北平使館界辦法》，國民政府宣布正式收回天津英租界[1]。同日，天津市前英、法、意租界官有資產與官有義務、債務清理委員會成立。該會對英、法、意、日租界進行正式接管。翌年12月，開始對各租界進行清理，至1947年5月結束[2]。

空間擴張與分區 編輯

天津英租界整體由「原訂租界地」及三次擴張後獲得的租界地（擴充界、南擴充界、推廣界）組成，東臨海河，北面沿寶土徒道（現營口道）與天津法租界毗鄰，西到海光寺大道（現西康路），南沿馬場道到佟樓[2]，與原法租界毗鄰的6149畝的區域範圍。

從1860年劃定初始範圍，至20世紀初完成擴張，天津英租界市政建設力度逐年加大。1919年，原訂租界與擴展各部分合併後，英租界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擴展區域內遍布坑掛塘淀，英租界工部局自1919年起即開始吹泥填地工程，直至1935年底徹底完竣，從而將遍布沼澤的地帶開發建設為近代化城市區域，極大改善了當地的條件。從1860年到1930年代，天津英租界逐步形成不同的城市功能分區，包括河壩碼頭區、經濟金融區、工業用地區、高檔居住區等。

原訂租界地 編輯

1860年12月初，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依據《北京條約》中「准許英國僑民在通商口岸租地賃屋」規定，照會直隸總督恆福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英國「欲永租津地一區，為造領事官署及英商住屋、棧房之用。」[2]12月8日，奕訢赴天津與恆福等一起辦理此項交涉事宜。12月17日，清政府正式批准設立天津英租界，其界址為：東至海河，西至海大道（今大沽路），北至寶士徒道（今營口道），南至博目哩道（今彰德道），共占地460畝，立契永租[2]。至此，英國成為最早在天津劃定租界的國家，這塊英國最初劃定租界區域後來被稱為天津英租界的「原訂租界地」[2]。

擴充界 編輯

天津英租界擴充界（英語：British Municipal Extension）是天津英租界原訂租界地劃定後的第一次擴張[2]。

1895年、1896年，天津德租界和天津日租界先後劃定後，英國以「洋行日多，僑民日眾，租界不敷應用」為由，要求將英租界自海大道（今大沽路）向西擴展到牆子河內側的圍牆（今南京路北側），計地1630畝。1897年3月31日，天津海關道唐紹儀正式發出布告予以承認，此次拓展新設立的租界區域被稱為「新增界」或「英國工部局擴充界」或「英國擴充租界」[2]。

南擴充界 編輯

 
1900年的天津美租界，1902年併入天津英租界後成為其「南擴充界」
主條目：天津美租界

天津英租界擴充界（英語：Southern Extension）是天津英租界原訂租界地劃定後的第二次擴張[2]。

1902年，將英租界之南、沿海河右岸，開灤胡同（今開封道）迤北之美國租界131畝的地域併入英租界內，被稱為「南擴充界」。同年12月23日，由天津海關道發出布告予以承認[2]。

推廣界 編輯

 
天津英租界推廣界街景
主條目：五大道

天津英租界擴充界（英語：British Extra Rural Extension）是天津英租界原訂租界地劃定後的第三次擴張[2]。1987年，天津英租界第一次擴張後便開始醞釀再次擴張至牆子河外。

1901年，英駐津總領事金璋制訂了《英牆外推廣界合同》，對擴充租界的理由以及擴充的範圍，都作了明確的闡述和規劃。後來，在此基礎上，經過中、英雙方的會商和對擴充區域界限的勘定，擬出了《英國圍牆外擴充租界章程》，將英租界又向西推至圍牆以外，越過牆子河（今南京路）直到舊海光寺大道（今西康路）。南沿馬場道到佟樓，計地3928畝，稱之為「牆外租界地」或「推廣界」。「章程」擬出之後，金璋要求清政府必須「出示曉諭」。1903年1月14日，天津海關道和英總領事正式發布《英國圍牆外擴充租界章程》，規定擴充租界內工商、稅收、司法均歸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管理，同時聲明「推廣界」確立[2]。

界外地 編輯

 
19世紀20年代的馬場道，即為英國當局強占租界以外土地的手段

除了原訂租借地和三次擴張以外，英國還以「越界築路」的手段，強占了租界以外的一些土地。

1886年，英籍德人德璀琳，經直隸總督李鴻章的同意，在佟樓迤南向西的養牲園附近占地，建造了別墅和賽馬場。後來，英租界當局又以連通賽馬場的交通為名，從賽馬場經佟樓沿英租界邊界直至牆子河修築了一條馬路（即今之馬場道）。英租界第三次擴張後劃定推廣界後，馬場道以及由佟樓至馬場道的一段土地，包括賽馬場本身及沿馬路兩側的不屬於英租界範圍之內的土地都已為英租界當局所占有。辛亥革命後，北洋政府曾為此事與英國領事辦過交涉，但無結果。1925年，李景林任直隸督辦期間，曾與英領事交涉此事，但最後以承認既成事實為由，將賽馬場及沿馬場道兩側土地、房屋、警察權等均劃歸英租界所有。

租界治理 編輯

 
原英國領事官邸
 
原天津英國領事署

天津英租界仿照英國制度設計了政治制度，設立之初便引入了選舉的理念和選舉人制度，成為僑民高度自治的租界。英國駐天津總領事每年召集天津英租界選舉人大會年會並任大會主席，但其很少干預租界的日常行政管理。因而，天津英租界的管理模式被認為是在董事會與總領事之間的博棄與磨合中漸趨自治化的過程，是19世紀英國國內所經歷的城市政府改革與民主化進程在天津的一個跟進和縮影[11]。從1880年代前後開始，天津英租界作為「自治城市」的特徵不斷突顯，一方面反應了租界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其社會職能、特別是公共服務職能必然相應擴大的客觀趨勢，另一方面也是英國僑民為主的租地人團體不斷按照英國國內城市政府運行模式強化租界自治、提升租界管理效率的結果。

天津的英國領事不擔任工部局董事會的總董，在一般情況下都不干預工部局負責的日常行政事務。對於租界納稅人會議作出的改革租界現狀的決議，英國領事也只能在決議作出後的數天內加以否決，過後則無權推翻。同時，英租界的租界警察不受領事指揮，而是直接受工部局節制的少數租界之一[12]。正因為如此，英租界被稱為由僑民「自治」的租界[13]。

工部局 編輯

 
明信片上的英租界工部局
主條目：天津英租界工部局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英語：Tianjin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成立於1862年，間接地受英國駐中國領事館和英國外交部的領導。1899年，天津英租界推廣租界的董事會下也成立天津英租界推廣租界工部局，組織狀況與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基本相同[14]。1919年1月，天津英租界原訂租界、天津英租界推廣租界與天津英租界牆外租界合併，組成一個統一的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其組織狀況與原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基本相同。天津英租界董事會設立之後，也相繼成立了董事會的執行機構：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當時的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設財政處、工程處、警務處、電處務、水道處和衛生醫官處等處[15]。

此外，天津英租界內還先後設立過六個由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和其訂立保管契約的保管團，分別為：紅牆道球場保管團、債券保管團、空地保管團、英文學堂保管團、天津公學保管團和養老金保管團[15]。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還設有八個市政委員會：電氣委員會、醫務委員會、自來水委員會、工程委員會、機要會計委員會、學校委員會、警備委員會、義勇隊委員會。這八個市政委員會的委員由天津英租界董事分別兼任，董事長兼任各委員會委員[2]。

19世紀中葉，英國各城鎮興起了建築市政廳的潮流。天津英租界緊跟英國潮流，於1888年年動工興建了英租界的市政廳戈登堂，成為近代各國在華租界中的第一個「市政廳」，體現了天津英租界作為市政自治單元的本質屬性[11]。

選舉人制度與選舉人大會 編輯

主條目：天津英租界選舉人大會

天津英租界在劃定之初，就引入並施行選舉人登記制度。由於有完善的土地登記制度做保障，原訂租界工部局早期以租地人所承租的土地畝數為標準確定選舉人資格，實現了對選舉人的登記。租地人只要達到最低租地標準即在天津英租界內享有選舉權。

天津英租界選舉人大會，全稱為「天津英國工部局所轄區域選舉人年度大會」（英語：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Electors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Area,Tientsin），是租界最高權力機關，分為常年大會常年大會（英語：Annual General Meeting）和特別大會（英語：Other General Meeting）。由英國總領事擔任主席，但通常沒有投票表決權，僅當贊成與否決兩方票數相等時做最後表決。

選舉人年度大會涉及界內行政、財政、捐稅、章程修訂、條例制定等各項議案均須提交大會，由一人動議，一人附議，繼由與會全體選舉人表決 。從1919年1月1日，天津英租界各區域正式合併開始，至1941年，天津英租界選舉人每年4月中上旬召開一次常年大會，在天津英租界存續期間共計召開23次。如遇緊急情況或重要事項需選舉人大會集議表決時，總領事可隨時發起召集特別大會。此外，若董事會多數董事或15位以上的選舉人向總領事提交書面申請，總領事也可召集特別大會。

董事會與駐津總領事 編輯

主條目：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和天津英國領事署大樓
 
天津英租界華人董事莊樂峰

天津英租界董事會為天津英租界內的統治主體和決策機關，董事由天津英租界裡的納稅人推選產生，任期為一年，任滿全體董事改選。1899年以前，天津英租界董事會由五名董事組成，均為英籍人士，後來董事名額增至九名。1902年，天津美租界併入天津英租界時，英美雙方規定董事會中至少有五人為英籍，一人為美籍。後來，《駐津英國工部局1918年章程》規定，天津英租界董事會的董事名額必須為五人以上，其中，至少有五名為英籍。1926年，天津英租界董事會設中籍董事二人。1927年，天津英租界董事會中中籍董事席位增至三個。1930年以後，又增加一名中國籍副董事長。天津英租界董事會負責天津英租界中的一切應行事務，如：租界章程、任免官吏、買賣公產、籌措財政、捐稅和經營公有設備及公用事業等事務[2]。

兵營 編輯

主條目：原天津英國兵營

天津英國兵營始建於1900年，坐落在當時的天津英租界推廣界內[16]。最初建立時該兵營占地面積為124市畝，建築面積為23500平方米。兵營的最初駐軍為1,400人。1902年，八國聯軍結束占領天津時，又駐紮806人，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兵營的駐軍數為3,000餘人。當時，原天津英國兵營的駐軍為旅的建制，司令官為少將軍階。1937年，原天津英國兵營被日軍占據。1945年，日本投降後，該兵營又被美軍駐用。1947年，天津市立中學在該舊址上建立，目前該建築已被拆除[17]。

規劃與市政建設 編輯

天津英租界是中國最早引入歐洲都市計畫理念並實現市政近代化的區域之一[18]。自1860年天津開埠到1945年租界收回，先後有九國在海河沿岸開設租界，高峰時期有八個國家同時進行租界規劃和建設，其中天津英租界的都市計畫和市政建設不僅時間最早、規模最大，從結果來看也最為成功的[19]。一方面，英租界的建設和開發得到了英國技術、人才和裝備支持。另一方面，市政建設的順利進行，也離不開租界內外各利益相關方的支持，因此也就必須符合其利益訴求，需要有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等機構從中協調推進[19]。

規劃 編輯

 
1936年興建的受歐美摩登運動影響的利華大樓（左）

天津英租界規劃與市政建設成功原因，一方面，英租界的建設和開發得到了英國技術、人才和裝備支持，引入先進的都市計畫理念。英租界的開發注重都市計畫，每一次擴展都配合著一個新規劃案，歐洲都市計畫的實踐和新理念隨之被直接引入到租界建設中，如功能分區、街區劃分、「田園城市」理念都影響了推廣界規劃[18]。其次，天津英租界的三個規劃均由英國工程師制訂，並由英租界工部局負責實施。最後，1930年代開始，為了提高吹填效率，英租界工部局自行出資購進了一批船舶設備，這些船舶之後留在天津德租界內的海河工程局，繼續在其他區域的吹填以及河道疏浚中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市政建設的順利進行，也離不開各利益相關方的支持，因此也就必須符合其利益訴求。

道路 編輯

 
天津英租界維多利亞道
主條目：天津英租界道路列表

1870年，天津英租界建成了第一條馬路——從老海關大樓到利順德飯店的中街（今解放北路），這也是天津各國租界中修築的第一條路[20]。1887年，在英租界董事長德璀琳住宅前，英工部局用碎石塊鋪設了一條道路，成為天津第一條碎石路，雖然技術並不先進，但與當年一般的土路、爐灰路相比，顯然進步了許多。此後，又相繼修築了馬場道、海大道(今大沽路)等道路，但都是簡陋的土路或碎石路。天津英租界初期規模不大，只有3條南北向道路，即中間的維多利亞道，東側的河壩道，以及西側的海大道；東西向道路雖有六七條，但都極短。其中怡和道及寶順道均以洋行命名。至19世紀末租界擴展以後，陸續建成的街道達到70多條，在推廣界馬路修築過程中，築路材料不斷升級，主幹道的路寬也不斷拓展[18]。其中許多路名以英國本土或屬地城市命名，例如新加坡道、劍橋道、愛丁堡道、倫敦道、都柏林道等。

園林景觀 編輯

 
1909年的英租界維多利亞公園
 
1920年代的英租界維多利亞公園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結合海河清淤工程，對部分泥沼地區進行填築使之成為城市公園，如天津英租界最早的園林景觀維多利亞公園。1887年6月21日，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女王登基50周年之日，該公園正式開放，故稱「維多利亞公園」，在當時有「英國公園」的別稱[21]。維多利亞公園占地18.5畝，全園規劃採取西方傳統園林的規則式布局，但在風格方面則具有非常明顯的折衷主義風格。其在植物配置，布局建築和園林管理方面在當時都較為先進，並對天津後世園林的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2]。此外，英租界內的公園還有王后花園、久布利公園、義路金花園等。在推廣界的地產開發中，各國建築師投入建築設計中，造就了現今「五大道」現在「萬國建築博覽會」的城市景觀[18]。

供水供電 編輯

天津英租界是中國最早實現供水供電等市政近代化的地區之一[18]。

天津英租界早有建造水廠的想法，但礙於經費不足而一再擱置[23]。1894年6月，香港爆發霍亂加劇了天津英租界居民對飲水衛生狀況的擔憂[23]。加之10月的一起火災，引發了《京津泰晤士報》上長達一年的討論。1895年9月，租界中最具影響力的八位要人把共同制定的一套供水計劃提交至租界工部局，希望能夠獲准建立「天津自來水廠」（Tientsin Water Works），後者很快把這份計劃作為提案在轉年年初的租地人大會上提交公眾審議[23]。但由於供水方式和水源的選擇存在分歧，會議遲遲不能做出決定，相關提案僵持不前[23]。

經過接近四年的籌備、論證，1898年，英商仁記洋行在今保定道與建設路口位置建設了天津英租界的第一家自來水廠——天津自來水廠，1899年1月1日正式開閘供水，象徵著天津第一套現代工業化供水系統正式運營[23]。天津成為繼上海、旅順兩家水廠之後中國的第三家自來水廠[24]。創辦人投資198,000兩白銀，1898年11月完成鋪管工程，次年1月開始投產。後來隨著英租界不斷擴大，1923年1月，英租界工部局收購了這家自來水廠並改組為「英租界工部局水道處」。1925年，因當時的海河水污染嚴重，英租界工部局在擴建水廠的同時，開始用深井產水的嘗試，提高了出水的水質。截至1941年2月，英租界工部局水道處下屬自來水廠有巴克斯道機廠、達克拉道機廠、王后花園機廠和河壩進水機廠等四家自來水廠。四廠總生產能力為河水1,363立方米，井水11,818立方米。在該處管理期間，共鋪設供水管道5.57公里。英租界總面積為3.7平方公里，供水管道每平方公里為14.58公里，普及率幾乎達百分之百。當時牆子河西住宅建築雖不多，但均已在鋪路之前埋設了供水管道和消防栓，可以做到基礎設施超前施工[18]。

1906年起，天津英租界自可以供應電力。英租界工部局委託仁記洋行集資25萬元，在黃家花園一帶，建立一個小型直流發電廠。1923年自裝1,000千瓦汽輪發電機兩台，改為交流供電。電燈廠剛開辦時，實際接線的用戶的負荷總數大概剛好1,000千瓦。到1936年，該廠發電總容量增長為7,000千瓦，供應範圍為除英租界外還向天津德租界供電[18]。

經濟 編輯

由租界發起的基礎設施建設，解決了集中供水供電、道路橋梁、公共運輸、商業及住宅建築等城市生產和生活的基本問題，為中外資本提供了適宜的投資環境。因而天津英租界的經濟日漸繁榮，天津當地的經濟重心也由華界的天津老城逐漸轉移至英租界。由於英租界積極疏浚海河，修建碼頭設施，天津三岔河口的航運中心的位置也逐漸被英租界取代[1]。1937年前後，天津483家較大的洋行，有404家集中於英租界[1]。包括天津英租界在內，在華的各國租界中英租界大多繁榮興盛，而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英國是當時國力最強盛、商業最發達的國家，在很長的時期中它與中國的貿易額占中外貿易總額的絕大部分。因此，來華的英國商民人數眾多、財力雄厚，在一開始就有足夠的金錢來向本國租界投資。第二，由於英租界大多開闢最早，天津英租界也不例外，是天津九國租界中最早開闢的。因此，英人往往可以選擇有利於貿易發展的地段作為租界的界址。第三，在各地英租界開闢之際，其他外國租界屈指可數，而九江、鎮江等地則始終只有一個英租界。即使在天津，雖然法租界幾乎與英租界同時劃定界址，但法租界則是在劃定約二三十年後才具有規模[1]。

貿易 編輯

 
英租界怡和洋行是天津各租界內最具實力的進出口貿易商

天津英租界設立伊始，商業不是十分興盛。1870年，天津教案發生後，外國人及洋行紛紛從天津城廂遷入租界。天津設立最早的洋行多為英商經營，地點也多設於天津英租界。後來隨著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和天津英租界環境的不斷改善，洋行數量逐年增多。

1937年前後，天津483家較大的洋行中，有404家設立在英租界內[1]。其中，英國在開設的各類洋行達68家[2]。在天津英租界的英商洋行經營範圍廣，涉及範圍從鴉片到各種機器、軍火，因此英商洋行在進出口貿易方面，長時間處於主導地位。其中，英商的怡和和太古兩家洋行壟斷著天津的航運事業並在英租界河壩設有專門的碼頭和倉庫。

當時，天津英租界界內比較著名的洋行有：高林洋行、怡和洋行天津分行、太古洋行天津分行、新泰興洋行、仁記洋行天津分行、安利洋行、永豐洋行、永昌泰洋行、亞細亞火油公司天津分公司、永盛洋行、保祿洋行、英瑞公司等[2]。

1937-1943年間，洋行從英租界向日租界聚集，形成「英租界中街-日租界旭街」雙中心格局[25]。

金融業 編輯

 
滙豐銀行天津分行是天津租界內第一家外資銀行

天津英租界作為天津銀行業的集中地之一不僅聚集著眾多的外國銀行，也集中了許多的華資銀行。1882年，滙豐銀行天津分行天津分行在天津海關對面天津英租界成立，是最早在天津英租界設立的外資銀行[2]。1923年，滙豐銀行在英租界中街（今解放北路）購得高林洋行的一塊地皮修建新行[2]。

作為外國對華借款的核心銀行，滙豐銀行獲得了對華關稅、鹽稅的管理權。天津作為京城的門戶和北方商貿重鎮，滙豐銀行天津分行的地位一直高於其他分行，其經理均以總代表的身份常駐天津。滙豐銀行天津分行成立後，天津的外匯市場價格即以滙豐銀行的牌價為準。天津外匯經紀人以滙豐銀行天津分行為主席的「外商國際匯兌銀行公會」指定；在滙豐銀行的操縱下，另設有外匯經紀人公會，壟斷天津的外匯市場。1899年，橫濱正金銀行天津分行在天津利順德大飯店內開辦，1926年，在維多利亞道建設了具有古典主義風格大樓作為分行新址[2]。

在各家外資銀行之中，滙豐銀行天津分行地位最高，該行自1882年在天津成立以來，其資本總額一直處於天津各外資銀行之首，1934年時，其一家銀行的資本總額占外資銀行總資本的18%[2]。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占領天津，滙豐銀行天津分行在天津的業務地位逐漸被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天津分行所取代[2]。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滙豐銀行天津分行在英租界的資產被日本沒收，業務停止。

此後，麥加利銀行、華俄道勝銀行、德華銀行、花旗銀行華比銀行等相繼在天津英租界設分行，到1927年，在天津英租界等租界內開設分行的外資銀行已達13家。

由中國資本創辦的銀行大多設立於天津法租界或華界。而1919年由北洋政府財政部籌辦創辦的中國實業銀行，於1921年選址並遷入英租界。

在當時各國租界中，天津英租界貿易發達、經濟繁榮，行政制度和市政管理也較其他租界先進，因此，當時的外國銀行多集中在天津英租界的維多利亞道[2]。

除銀行業以外，隨著貿易的發展保險業也進入天津。1843年，天津開埠前，從事進出口貿易並代理保險業務的仁記洋行第一個來天津設立機構，代理公律冠冕和巴勒等保險公司業務，將近代保險業代入天津。1861年，天津英租界設立後，怡和洋行保險部開業，專門代理英國裕仁、聯盟、環球等保險公司業務。隨後，太古洋行等也代理多家保險公司業務[2]。

工業 編輯

天津英租界的工業最早是伴隨著服務於商業貿易而誕生的，一些是為進出口貿易服務的駁船、包裝企業，一些是為天津英租界居民服務的供水供電企業[2]。

1871年，外國資本獲准在天津經營航運業務，須經清政府規定試辦年限。1874年5月，英商集資在天津英租界河壩道興辦的大沽駁船公司，是在天津最早經營的近代外資企[26]1889年9月，大沽駁船公司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27]。截至1931年前，整個天津海河的駁運事業均有天津英租界的太古洋行所屬的天津駁船公司以及大沽輪駁公司兩家英國公司壟斷，這一局面直至1929年天津金城銀行設立的華商天津航業公司在1931年開闢第一條航線才改變，香港特首董建華之父、航運巨擘董浩雲最早即在此做學徒進入航運業[28]。

服務於日漸繁榮的對外貿易，除航運駁船業以外，包裝業成為英租界裡最早出現的外資工業，包裝業是與進出口貿易有密切聯繫的工業。天津從貿易外國洋行都附設有打包廠，如：高林洋行打包廠、德隆洋行打包廠、世昌洋行打包廠等。

隨著天津英租界的不斷發展，其工業種類和數量也不斷增加，在食品工業方面，天津萬國汽水股份公司、華森氏藥房製冰廠、心樂冰廠、華北飲水公司、米各士公司、美國制乳廠相繼在天津英租界界內成立。在捲菸工業方面，坐落於英租界的英美菸草公司天津公司、高林洋行捲菸廠一直壟斷著華北地區的捲菸市場。在紡織工業和機械工業方面，海京洋行毛織廠、華士洋行絨氈廠、車輪公司、東方機器工廠、拔柏葛鍋火爐公司、泰民電機廠、捷隆汽車行、美最時機器公司、西門子電氣廠相繼在英租界內設立[2]。

此外，天津英租界裡的華資工業出現於1870年代末，多為當時一些參加洋務運動的官僚投資興建而成的，其中包括麵粉、機器修配、織呢、地毯、毛紡等工業。1886年，天津英租界內開辦了萬順鐵廠。其他規模比較大的有北洋織絨廠、仁立毛紡廠、東亞毛呢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等[2]。

土地開發與房地產 編輯

 
天津英租界內第一家經營房地產的機構英商先農股份有限公司的自用住宅

英租界劃定之後，曾由英國工兵上尉查理·喬治·戈登進行勘測和初步規劃，並繪製成地圖，同時把租界內的土地劃分成可供獨立開發的土地地塊，供私人開發。然後由英租界當局出售《皇家租契》。根據《皇家租契》的規定，這些地塊的租期為99年。與此同時，英國駐津領事還制訂了一個「臨時規章」，規定凡是「皇家租契」的持有者，有權參加天津英租界的選舉。

19世紀末期，天津英租界的土地、房屋買賣，只是洋人、官僚、買辦相互之間的私下交易，雙方從中獲利。與租界內的土地開發不同，房地產經營大多是私營機構。1901年設立的英商先農股份有限公司是天津英租界內第一家經營房地產的機構。

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隨著租界基礎設施的逐步完善，同時為了躲避戰亂，尋求庇護，中國的商人、企業家、買辦、軍閥、官僚、政客等爭相在租界購地建房，置產興業。這股熱潮致使天津英租界在1913至1923年間，地價又每畝由300兩銀漲至3,000兩。英租界的推廣界更是成為雲集各屆名流的高級住宅區，日後這裡成為五大道歷史風貌街區[1]。

文化 編輯

教育 編輯

 
1927年創辦於天津英租界的耀華學校
主條目：天津市耀華中學和天津英國文法學校

在教會和租界華人的影響與參與下，天津的近代教育蓬勃發展。天津英租界作為天津租界中最繁榮租界，在教育方面的成績更是天津近代教育的一個縮影。1911年，北洋女師範學堂狀元、畢業生汪芸在英租界內創辦了天津私立競存女子學校，是天津第一所女子小學[29]。1927年，在時任天津英租界華人納稅會董事莊樂峰先生的倡導下利用華人納稅額的18%在英租界內創辦了耀華學校並聘請北洋大學學監王龍光為校長，校址位於戈登路（今湖北路），是一所英式的私立精英學校，故根據英國傳統最初命名為「天津公學」。創辦次年由於學生日增，莊樂峰向英租界工部局提出劃地擴建的要求，覓得牆子河畔一片53畝的窪地學校擴建的新校址，並聘請英國建築設計設計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設施齊全的學校，後遷至牆子河畔的現址。此外，英租界內的學下還有英國文法學校等。袁世凱稱當時天津「學堂林立，成效昭然，洵為通商各屬之冠，中外士庶，靡不稱讚」[30]。

傳媒 編輯

 
天津印字館大樓，1894年開始開始印製英文版的《京津泰晤士報》
主條目：中國時報 (天津)和京津泰晤士報

在租界的教會和華人推廣教育的同時，由洋人創辦的報刊雜誌也紛紛湧現，報社大多位於英租界和法租界。1886年11月6日，英籍德人德璀琳在天津英租界內創辦了天津第一份報紙《中國時報》[1]。這份報紙最初為英文周刊，撰稿人多為如丁韙良、丁家立等精通中國文化的傳教士，最具特色的是其專門翻譯刊登中國的新聞、上諭以及「其它一些任何中國報紙都無法與之相比的消息」，在當時被稱為「遠東地區最好的報紙」。1894年3月，英國建築師裴令漢（William Bellingham）在英租界工部局的支持下創辦《京津泰晤士報》（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直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停刊[1]。該報的產生發展促進了天津本地報業的起步和國民思想的進步。隨著大量外國僑民進駐天津租界，不少外國人藉助天津租界創辦報刊，常以《京津泰晤士報》為樣板[31]。

到20世紀30年代，洋人在天津創辦的報紙達40餘種，其中絕大多數辦在英、法租界並有教會背景[32]。這些報刊雜誌在傳播新聞的同時，也起到了開民智的作用。19世紀末至20世界初，隨著社會各階層逐漸認識到開民智的重要性，供市民免費閱讀報紙、雜誌和書籍的閱報處大量出現[33]。到20世紀30年代初，天津有近30家中外通訊社，發行報紙30餘種，總發行量超過29萬份，本地發行達18.7萬份。如果按當時天津有閱讀能力的人計算，日均2.5人就擁有一份報紙。此外，還有多如牛毛的各種小報[34]。

源自天津英租界並繁榮發展的天津報業在闡發政治主張的基礎上，也能關注中國的政治變革，比較客觀地分析中國社會現實，啟迪民智，對中國的西學啟蒙和社會轉型起到了推動作用[31]。諸如1894年6月，香港爆發霍亂加劇了天津英租界居民對飲水衛生狀況的擔憂。加之10月的一起火災，引發了《京津泰晤士報》上長達一年的討論，進而催生了天津自來水系統的誕生[23]。

體育 編輯

 
英租界內的校園足球賽

天津租界成立之後，隨著英國僑民的不斷到來，各種近代體育活動首先在天津英租界得到廣泛的開展，各種運動協會和運動俱樂部紛紛在天津建立，天津最早的公共體育場也開始在英租界出現，二十世紀前期，天津英租界成為天津近代體育運動的中心[35]。

1862年，天津賽馬會成立並舉行了天津的首次賽馬運動，天津賽馬會也成為天津英租界裡最早的運動俱樂部。此後，撒紙賽跑會、天津草地網球會、天津婦女草地網球會、天津草地網球協會、天津浮水會、天津冰球會、天津壘球會、天津馬球會、天津板球會、天津高爾夫球會、天津青年體育協會和天津業餘無線電協會等運動協會相繼在天津英租界成立。在運動場地方面，1895年1月由英租界納地捐者集資所設俗稱為「英國球場」的公共體育場在英租界落成，1926年，民園體育場落成，並舉辦過多項大型賽事[2]。

社會 編輯

人口 編輯

 
艾瑞克·利德爾的故居

英租界開闢之前，原是一片荒地，並無村落，只有零星散居華人住戶，人數不足20人。英租界開闢初期，人口增長速度緩慢。1867年，居住在界內的外國人有112人。到19世紀末，開始有大批外商入住英租界，到1906年，界內外國人總數達到1,970人。20世紀初，大批華人開始進入英租界居住。此後人數繼續增加，到1938年外籍居民已達到4,728人。到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已無英美僑民居住，除回國者，均押往山東濰坊樂道院集中營。1937年七七事變後，天津華界大批居民移居到較為安全的英租界，以至到1938年，天津英租界的人口猛增到76,815人，其中華人72,087人[2]。

出生於天津的英租界居民艾瑞克·利德爾在1924年巴黎舉辦的第八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獲得田徑400米跑金牌和200米跑銅牌。此外，曾經在天津英租界寓居過的各界名流有：原英國軍官、蘇丹總督查理·喬治·戈登，天津英租界董事長德璀琳，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慶親王奕劻長子，農工商部尚書載振、中華民國外交家顧維鈞，北洋直系軍閥領導人孫傳芳，國民革命軍二級上將、原天津市市長張自忠，直系軍閥首領、第六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曹錕和中華民國國務總理顏惠慶等[36]。

 
天津諸聖堂

宗教 編輯

在天津英租界內，集中了幾座服務於外國僑民的宗教場所，包括英國國教聖公會教徒的諸聖堂；英國各個非國教教派教徒聯合使用的合眾會堂以及猶太會堂[37]。1937年，循道公會在英租界倫敦道（今成都道201、203號）設有聖道堂，但遲至戰後租界交還後才完工。

在教會組織方面，自天津英租界開闢以後，聖公會華北教區主教決定成立直屬英國國外布道會和聖公會華北教區主教領導的天津英國教會，該教會是一個在中國境內的純英國教會。此後，位於天津英租界的倫敦國外布道會、救世軍基督教、安立甘教會、基督教女青年會等相繼成立。其中，在義和團運動以前，安立甘教會就派傳教士來天津籌劃建立教會之事，並得到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的支持。1893年，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將英租界咪哆士道與馬廠道拐角處的一塊空地以「名義租金」租給教會，使之在天津英租界占有一塊地皮，之後，這塊地皮上便建起天津諸聖堂[2]。

商業 編輯

 
利順德大飯店

天津英租界擁有兩處商業聚集區。一處是東南部邊緣的小白樓和中部的黃家花園，另一處是小白樓商業區為白俄聚集區，開設有眾多服務於各國駐軍的酒吧、舞廳、西餐館、服裝店、美容店等，俄國色彩濃烈[1]。而天津租界早期的餐飲、服務業多集中於英租界，19世紀90年代前後，天津英租界已出現彌納客店、施磨斯客店、蘭士顛茶點店等西式餐飲、服務行業[2]。其中較為著名的有：利順德飯店、皇宮飯店、泰萊飯店、英國鄉誼俱樂部、維克多力餐廳和西湖別墅等[2]。

治安 編輯

天津英租界對社會治安的治理與其他國家租界不同，自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成立便全權負責，從不依靠黑道[1]。1866年頒布的《天津英租界土地章程》第16條即規定：「領事警員及租界巡捕對於界內實切赫安妨害及暴行者，或因此被控告者，有查拿之權。」可見，天津英租界的警務機構巡捕房或巡務處（英語：Police Departmen）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工部局成立初年，主要負責英租界內的社會治安管理[11]。1931年，工部局巡務處的中文名稱改為「警務處」。英租界當局都力圖維持良好的社會風氣，實行禁止在界內開設鴉片煙館、賭場與妓院的制度。當英租界進行拓展時，租界當局對擴展區所實行的重要政策之一，便是取締當地原有的妓院、賭館等「傷風敗俗」的場所[38]。與天津日租界相比，由於英租界內沒有公開的煙館、賭場、妓院，相對來說英租界內黑社會的活動較少，犯罪率較低，社會治安較好[1]。

衛生 編輯

天津英租界設立之後，陸續建立起一些醫院以方便英租界僑民就醫診治。其中，天津英租界的一些醫院為教會所建。後來，隨著天津英租界的不斷擴張和人口的迅速增加，一些華界的天津華人醫生也來到天津英租界建立醫院和診所。因此，天津英租界這些現代醫院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為天津近代醫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在當時天津英租界開辦的醫院中，有1890年為京津及附近地區英國僑民集資建造的維多利亞醫院，凡英租界內的居民及納稅人，在此就診的診費較低，而英租界以外的居民的收費較高[39]。

在環境衛生和垃圾處理方面，天津英租界當局對傾倒髒土和清掃街道有著嚴格的規章制度，制度要求凡居住於英租界各戶人家的垃圾不准倒在街上，要先倒入自家設有的木製垃圾箱中，天津英租界當局雇清道夫每日清掃街道並要求住戶每日按照規定時間將自家垃圾箱中的垃圾倒入公共土車內並讓清道夫將公共土車運至河沿，倒入河中。在糞便處理方面，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採取強制措施規定居住於英租界的每戶居民必需建立一種經過試驗而且性能良好的化糞池，並將自家的污水管道與英租界內的下水道連接起來。後來，天津英租界當局決定在租界內停用糞車，戶主和地段業主必需按天津英租界新章程的規定修建與化糞池配套的新式衛生的廁所設備[2]。

租界的研究與遺存 編輯

學術研究 編輯

天津英租界是天津九國租界中最繁榮的租界，因此對英租界的研究是對天津租界研究無法迴避的部分。對天津英租界的研究更加集中於都市計畫[18]、建築風貌、市政建設[23]、近代傳媒業[31]以及英日矛盾觸發的天津事件[10]等歷史事件。

現狀 編輯

主條目：原天津英租界內不可移動文物列表

原天津英租界所在地域目前仍為天津市中心城區的核心區域，大部分建築得到保留，部分維持著原貌，目前原屬於英租界的泰安道地區、五大道地區和解放北路地區已被列納入天津歷史文化街區。2010年3月起，天津市開始在原天津英租界以解放北路為核心，對泰安道及周邊地區的歷史街區進行修繕並建設配套建築，將形成泰安道英式風情區，該工程已於2011年成型[40]。2013年，原為天津英租界推廣界的天津五大道近代建築群中的39處代表性建築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1]。2015年4月，天津市五大道歷史文化街區入選房屋城鄉建設部、國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中國歷史文化街區[42]。

相關著作 編輯

  • 天津市檔案館. 近代天津租界档案史料选编.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2. ISBN 9787201121420. 
  • 天津市檔案館.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史料选编.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52800678. 
  • 天津市檔案館，南開大學分校檔案系. 天津租界档案选编.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04. ISBN 7201005448. 

相關條目 編輯

參考文獻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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