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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江淮水災

1931年江淮水災指漢口和江淮在6－7月連場大雨，最嚴重是8月26日凌晨5時許[1][2]江蘇高郵湖決堤。全國共15萬人淹死。如包含病死、餓死的總死亡數字，有案可查的為422,499人[3]，官方報告考慮漏報情形而估計有200萬人[4]。災民5311－6000萬人不等。農田澇災至1932年春退水，造成饑荒、蝗災、霍亂，「水中屍骸積久腐壞，一經烈日之薰蒸......高郵、邵伯、泰縣、東台、泰興等處，霍亂流行」。[5]在1931年冬天「農民均棲息於水中」[5]，「秋收絕望，來年也無力耕種」。[6]165萬人逃荒[6]。飢荒以安徽北部最嚴重。[7]包含病死、餓死的總死亡數字，以安徽省、河南省死人最多。[3]

1931年江淮水災後漢口市政府門前
1931年8月，大水後等待國際紅十字會救濟的難民

時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洪水時忙於第三次江西剿共，先在7月23日通電《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9月1日再通電《呼籲弭亂救災》指「天然災授，非人力所能捍禦」、「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計其他」。[8][9][10]賑災實際由上海租界青幫大亨杜月笙在背後向上海工商界打關係、募款、並在上海發起戲曲義演、賽馬募捐，其募款和個人捐款累計53萬元，佔國民政府水災救濟委員會所募的20.3%，「為水災做出的貢獻無人能出其右」。[1]1931年正值黃金十年，留下很多水災歷史照片。[11]

經過 編輯

早期大雨 編輯

華中地區1930年冬季大雪，1931年從春季開始就下大雨，降雨量在7、8月達到高峰。華中7月就發生了7次颱風(一年平均兩次)，長江沿岸4個氣象站7月的降雨量為60cm，西藏高原的融雪使長江水量更大。

1931年8月：洪水 編輯

8月6日重慶錄得洪水，8月19日漢口錄得高水位警戒線，水位超過標準53英呎，比漢口江灘高平均5.6英呎。長江水災延伸到下游，9月16日洪峰抵南京。長江以北的淮河同時發生水災，導致京杭大運河在高郵湖附近的堤防崩潰，其中一個估計指8月26日凌晨有20萬人在睡夢中淹死。[12]

1931年8月10日上海《申報》報導：「5月至8月（註：至8月9日），蘇皖魯豫諸省發生特大洪災，江蘇16縣受災面積17,424平方公里，受災戶數410750戶，受災人口1,035,551人，遷移人口38,200人，死之908人，財產損失24,871,118元。」

1932年：澇災、饑荒 編輯

 
德國報章拍得的水災難民

江蘇泰州城淹水4米，城裡半年才退盡了洪水；而里下河平原（江蘇中部平原）到第二年春天才退盡了洪水。

1932年4月23日《申報》載：「江淮雲漢諸區，經洪水浩劫後，孑遺之民，無以為生，入春以來，又遭久旱，蔓青不發，即高阜之地，潦退較早，種麥者，亦必待至6月方能收穫；種稻者至9、10月，始有收割，在此數月間饑饉殆不可免。安徽、江蘇、湖北等省荒情共同，地方元氣既傷，人民生機幾絕，邇值春荒，於是餓殍遍野。因去歲禾穀被水漂沒，無粟可食，乃剝取樹皮，磨成粗粉，摻以水藻、草根、樹葉等物，蒸而食之，雖難下咽，聊勝枵腹。各河溪沼，凡生產水藻之處，均有主管者晝夜看守，不許他人偷采。水藻上市，每斤售至二百文之多。暮春之時，以樹皮、水藻採食殆盡，災民乃聯群結隊，紛往田間，剝取大麥苗，回家煮食，因缺乏滋養性，食後麵皮無不浮腫。屍骸遍野，無人掩埋，加以天氣亢旱不雨，以至時疫流行。窮鄉僻壤之所，衛生毫不設備，一旦染疫，速於瓜蔓，一人得病，傳染一家，死者無棺盛殮，往往棄屍田野，種種慘情，目不忍睹。棺木出售一空，大小木店概改制棺木。」[13]

1932年5月—：霍亂 編輯

1932年5月爆發霍亂。[14]

1932年6月2日《大公報》報導：「蝗患，則更形劇烈。至霍亂症傳播更廣，據國民政府衛生署公布之材料及其他有關報導，受疫者多達30餘市縣，占全國各省疫區之首者計：上海、南京……泰縣、東台、淮陰、淮安、阜寧、鹽城、南通、高郵、宿遷、銅山、沭陽等。上年水災最重之高郵、邵伯兩縣，受疫亦最慘烈。江蘇水災以江北為最慘，延至次年（註：1932年）春間，水猶未退，農民均棲息於水中，寒暑侵凌，濕氣內蘊，加以水中屍骸積久腐壞，一經烈日之薰蒸，疫癘隨之發生。高郵、邵伯、泰縣、東台、泰興等處，霍亂流行，傳染甚速，尤以高郵、邵伯為最慘，救治稍一俄延，甚至全家斃命。南京下關、徐州（銅山）亦發生虎疫，患之者數小時即行斃命。他如無錫，7月半月中染虎疫者一千八百餘人，死者約六七百人。」[5]

1932年10月20日《申報》報導：「由於1928年至1930年的酷旱，1931年的大水，餓殍盈途，引起了一場全國性的以霍亂症為主的大瘟疫，這是本年災情的重要特點。上海、南京皆甚猖獗，江西尤烈。隴海線沿路俱有疫，潼關最重，蔓延東西，西安一帶同受傳染，豫西近亦波及。天津擾攘月余，今仍未退，而平綏路之包頭、綏遠，皆成疫區焉。然此僅著名都會有人注意之地而已，一般內地城鄉，雖有疫亦不聞於全國。即概累計算，今夏全國死於虎疫之人民，已將以數十萬計。據國民政府衛生署公布至7月底止，山西之霍亂疫區達25縣；據該省當局統計，最嚴重者有16縣，僅次於江蘇，占全國各省之第二位。5月淮陰、淮安一帶，忽發現一類害蟲，長約一英寸，體軟，有腹足多對，色分青褐，晝伏土中，夜出齧食秋禾及麥葉麥穗，農田秋禾及二麥遭蟲傷害者，日益擴大，江蘇繼上年大水之後，本年轉為亢旱，徐海10餘縣及蘇南無錫、常州一帶，數月不雨，農田乾裂，禾苗枯萎；蘇北害蟲叢生；霍亂更形猖獗，全境被疫之縣鎮居全國首位，災民多達210餘萬人。江蘇系上年被水最重的省分之一，至本年春間，蘇北大批災民仍露宿山崗，無家可歸。迨水退之後，又復亢旱不雨，災禍連結。山東南部江蘇北部8月間發生蝗蝻，遍野皆是。秋禾樹苗均為食盡，農產物已無收望。津浦列車行經蘇魯，竟為蝗飛滿所阻，其災情之兇猛就可想見了，死者達千人。徐海十二縣，亢旱成災，豆類枯萎，江北不雨，已屆三月，刻下江北淮陰、淮安、漣水、泗陽、沐陽、宿遷各縣，天晴亢旱，晚麥仍未播種，鄉農極盼霓。江北運河逐漸乾涸，水運益形不便，而火警頻傳，日必數起。江南一帶，如無錫亦兩月不雨，天時亢旱，農田龜裂，常州、南通等屬同被乾旱。因水旱相繼，天時不正，致使蟲害叢生。」

高郵湖堤防崩潰 編輯

成因 編輯

據高郵市委副書記倪文才的專書考證，有三大直接原因，加上政府管治失當等遠因。[15]

  1. 淮河流域連續降雨，高郵湖水暴漲。六七月間遭遇三次大暴雨：6月17-23日，在淮河上游，雨量200毫米以上；7月3-12日，在淮南及高郵湖一帶，雨量400毫米以上；7月18-25日，仍在淮南及高郵湖一帶，雨量300毫米以上。致使高郵湖、大運河水位暴漲，據運河高郵御碼頭水位：7月25日8.3米，8月1日9.06米，8月15日9.46米（正常年份為5-6米）。
  2. 大風。水借風勢，風助水力。8月2日開壩前及26日破堤前，都突然颳起西南風或西北風，26日凌晨高郵湖面西北風達6.3級，發生湖嘯，推波助瀾，湖水扑打運堤，運堤不堪承受。
  3. 運堤失修，春修夏防嚴重疏忽。治運經費按規定年計40萬元（當時貨幣，下同），而層層截留，上繳很少，雖幾經整頓，到大水前的1930年僅收到8.1萬元，而且不少並未用在水利上。

其它如水政腐敗、體制弊端、人員瀆職等也有直接影響，而南京國民政府當時主要精力、財力用於打第三次江西剿共戰爭（發生於同年7-9月，與水災同期），被倪文才批評未能全力組織抗災。[15]

修堤 編輯

高郵湖缺堤泱及泰州，美南長老會駐江蘇泰州傳教站首席牧師何伯葵（Thomas Harnsberger）給上海華洋義賑會寫了報告，建議堵住高郵決口，不然下游水患不得解決。[16][17][18][19]華洋義賑會董事局同意，1932年2月何伯葵作為義賑會委派的災後復建的總監，帶著40萬銀元到高郵，工作到該年深秋才離開。[20]佛教徒林隱居士大力資助。由水利工程博士兼國民黨大老王叔相督導。[21]。王叔相召集了15000名工人，純手工（沒機器）把堤建起來了。[22]

救援、美國參與 編輯

美國機師查爾斯·林德伯格在1931年創歷史經阿拉斯加路線橫跨太平洋飛行（註：此前皆經夏威夷路線）[23]，9月抵達亞洲的漢口，期間航空攝影測量到「很多湖」，稍後才知道是水災，發回災區照片令南京國民政府重視事件。因為他飛機能在水上降落，他自願駕飛機運送救災物資，其中他帶著幾箱醫療物資到達江蘇興化縣，災民誤以為他帶來了糧食，由此他的飛機被一群飢民劃著舢舨包圍，他不得不向天鳴槍。[24][18]

死亡統計 編輯

全國 編輯

  • 淹死：金陵大學農業經濟教授、美國人卜凱在水災後的1932年考察報告指有15萬。1933年官方報告14萬。[25]
  • 「睡夢中（床上）淹死」：1931年8月30日《漢口先驅報》（Hankow Herald）報道在漢口約2,000人在睡夢中被淹死。[26]2006年高郵市委副書記倪文才在專書指在高郵19,300人在睡夢中淹死。[27]
  • 有案可查的死亡數：最廣為引用的說法是422,499人，出自清史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李文海的《中國近代十大災荒》（1994年）。[3]高級工程師駱承政提供了水利部的兩個說法。一，34.5萬人死，出自《中國歷史大洪水調查資料彙編》（2006年）。[28]二，約40.0萬人死，出自《中國大洪水—災害性洪水述要》（1996年）。[29]
  • 考慮到漏報而估計的死亡數：1933年官方報告估計200萬人[4]。西方比較誇張的估計為370萬人。[30][31][32]
  • 受災人口。史學家5,311萬（李文海等 1994，第230-231頁），另一估計為5,000-6,000萬（Courtney 2018，第198頁. 該頁腳註10）。1933年官方報告2,500萬人。[25]高級工程師駱承政提供了水利部的兩個說法。一，4800萬人，出自《中國歷史大洪水調查資料彙編》（2006年）；二，5,127萬人，出自《中國大洪水—災害性洪水述要》（1996年）

各省 編輯

因飢荒死亡，最多為安徽北部和河南。水災淹死，以江蘇最多。兩者合算總非正常死亡數字，為安徽、江蘇、河南。李文海等 1994，第230-231頁

  • 僅安徽一省就死亡112288人，災民960餘萬人[33]
  • 長江流域的洩洪區的死亡人數達14.5萬人，受災人口2850萬人。[34]

評論 編輯

在重建高郵湖堤壩出了大力的美南長老會傳教士何伯葵，其孫Steve Harnsberger在2007年寫道「1931年這場水災死的人比2004年印度洋海嘯多15倍，但幾乎沒人對此事留下隻言片語。歷史只記得當年的其他災難—中國忙著打第一次國共內戰[a]、日本忙著侵略東北、世界忙著大蕭條。」[35]

紀念 編輯

賑災傳教士何伯葵死後，其孫Steve Harnsberger在2005年12月30日高郵市文游台文物單位內開設「水鑒館」，[36]作為「高郵1931年特大洪水及運堤修復展覽」圖片展的展廳，CCTV-9紀錄頻道有專題片報導。在75周年，2006年8月26日上午9時半，高郵市水務局在高郵湖畔立石碑揭碑儀式，石碑向何伯葵牧師、水利專家王叔相和執行航空攝影測量任務的查爾斯·林德伯格夫婦致意。[16][37]

2016年8月25日[38]，高郵市檔案館獲收藏家朱軍華捐贈民國老報紙，「1931年裡下河特大水災老報展」開展。2017年8月25-26日，置於一樓大廳。[39]

相關條目 編輯

中華民國部分重大單次洪澇災害

中國歷史上部分重大單次洪澇災害:

其它相關

注釋 編輯

  1. ^ 第三次江西剿共戰爭

參考文獻 編輯

  1. ^ 1.0 1.1 顧建娣. 杜月笙与1931年江淮水灾.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網站. 2010-08-07 [2020-05-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5-05）.  原刊於《檔案春秋》200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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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3.0 3.1 3.2 李文海等 1994，第230-231頁.
  4. ^ 4.0 4.1 National Flood Relief Commission 1933, 圖片11的說明，在頁90-91. Courtney 2018，第249頁援引此數據.
  5. ^ 5.0 5.1 5.2 1932年6月2日《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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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編輯

官方報告（網上免費）
  • 賑災報告書（關於委員會組織、糧食發放、難民營、農田複墾、衛生防疫）
  • 水利工程報告（關於河堤潰決災情及重建工程）
官方贊助的調查
  • Buck, John Lossing. The 1931 flood in China : an economic survey by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National Flood Relief Commission.. Nanking: University of Nanking. 1932. 
學術專著

外部連結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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