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文化
史学
编辑唐朝史学开创了国家正式开馆修史这一风潮[参1]。贞观年间史馆奉诏所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六部。加上史家李延寿私撰的《南史》和《北史》,合计廿四史中有八部出在唐朝,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官修史书成书较快、收录详尽,丰富国家的历史档案,但因统治者直接控制修史工作,多少会根据编书时的政治需求出现删减夸大的行为。此外,唐朝还有杜佑扩写《政典》的政书《通典》与刘知几[注1]的修史专著《史通》等。杜佑尤其重视财政经济与典章法令制度,认为历史多有现实政治中可以采纳效仿之处。刘知几强调史学家在修史的过程中要有独自创新的评论见解,是为中国历史理论学的开端[参2]。
文学
编辑唐朝文学成就以诗歌最为发达。清人所编《全唐诗》共收录两千两百多位诗人的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这还不是全部。唐初诗人以“初唐四杰”最为著名(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参3]。盛唐时期诗人可分为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派和岑参、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派。其中集大成者为“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最为出名[参4]。李白的诗,飘逸洒脱,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而杜甫的诗则更多体现现实主义之情怀。中唐时期最卓越的诗人是白居易,他的诗通俗易懂。此外还有元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参5]。晚唐诗人以李商隐和杜牧最为出众,被称为“小李杜”[参6]。后世宋、明、清虽仍有杰出诗人出现,但总体水准都不如唐朝诗人,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
散文方面,六朝以来,文坛盛行骈文这种文体形式,骈文讲究声韵、对偶、典故,辞藻华丽,以四字句和六字句为主[参7]。在唐初十分流行,以初唐四杰最为著名,但这种文体到唐朝时显得形式僵化,内容空洞,故到了天宝年间,古文逐渐兴起[参8]。古文运动在名义上是要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实际上是要文章更有内容,也就是“文以载道”。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散文气势磅礴又思想深刻,号称“文起八代之衰”;不过唐代的古文运动在韩柳去世后就逐渐衰退,唐末骈文又再度兴起[参9]。传奇是中国的一种古典小说形式,出现在隋朝,兴盛于唐朝[参10]。著名的传奇包括《柳毅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枕中记》和《长恨传》等。有的传奇在后代还被改编为戏剧和白话小说。唐朝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所谓变文起初是指佛教僧侣宣传佛教讲唱佛经的底本。最初变文仅限于佛教经典,后来则开始讲唱其他故事,讲唱的人也不限于僧侣。变文对传奇和后世的说唱文学都有很大影响[参11]。
哲学
编辑韩愈和李翱的作品突出体现唯心主义思想,而柳宗元和刘禹锡更是唐代唯物主义思想的代表。韩愈在他著作《原道》和《原性》中复古崇儒、驳斥佛道,认为僧道不顾及生产,浪费社会财富,僧尼道士应当回乡还俗,焚烧佛经咒文,将寺庙观宇改为民居。他推崇孔子在《论语》中道述的道德观念,以其作为日常伦理的标准。他认为天生人性,并可划分为上中下三品。李翱在《复性书》发展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之性皆善,但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喜怒哀乐之情的干扰,使得性无法发挥,要求恢复人的善性克制人的情欲,所谓“复性”。韩愈和李翱的思想是宋代理学的先声。
柳宗元在他的《天说》、《天对》、《封建论》等哲理文章中指出人命与天命无关,天即自然元气,无法对人世赏功罚过,“功者自功,祸者自祸”,人的遭遇纯属自己创造。刘禹锡发展荀子的天论观点认为宇宙之内竟是物质,天本身同样是物质,虽有客观规律存在,但不能影响人事[注2]。他认为唯心理论的产生是因为人世间是非颠倒,人无能胜天,所以宣扬天命理论[参12]。
宗教
编辑宗教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影响力,唐时可谓最高。唐朝时期佛教的主要宗派有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净土宗和禅宗。唐代佛教的一大转变,由出世转向入世。天台宗奉《法华经》,故又称为法华宗。华严宗奉《华严经》,参与政治较多。净土宗则易于入门。禅宗分为南北二宗,北宗创立者是神秀,他主张渐悟说。南宗创立者是惠能。唐代唐武宗时对佛教采取高压政策,史称会昌灭法,使得除禅宗南宗等少数宗派外,其他佛教派别从此一蹶不振。佛教的政治地位虽不及道教,但其传播范围之广、经济实力之大、信徒人数之多都远在唐代道教之上[参13]。
道教遵奉老子李耳为神,由于唐朝皇室姓李,因此道教自唐初就被规定居于佛教之上,在唐代上流社会也很流行。唐朝李氏家族认为其为老子之后,唐高祖,特别在终南山建太和宫,来祭祀老子,唐高宗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诏令王公百官研习老子的道德经。武则天上奏请令王公百官都学《老子》,每年依《孝经》、《论语》例考试士人。玄宗、代宗亦大力提倡道教,使其在中国的地位达到顶峰。玄宗亲自注解《道德经》,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还在科举考试中增设道举与儒家经典,同列《明经》科举人策试教本,明显有将道家列为国学,颇有与儒家经学齐足并驰的意义。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开元年间全国有宫观1687所,其中女观550所。当时主要有清经法派和正一派二宗,主要人物有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张果等。道教之所以受帝室青睐,主要原因是他们多炼取金丹,唐朝的许多皇帝亦因信之服用而丧生,例如唐宣宗[参14]。
除了佛道二教外,当时还有伊斯兰教、景教[注3]、拜火教与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但社会影响力较小。唐代对外来宗教相对宽容,期间多有外来教士传授教法,其中以伊斯兰教和景教为最大。伊斯兰教是唐的敌国大食的国教,称作“大食法”。651年,先知穆罕默德的舅父沙德作为使节两次出使中国,得到高宗接见以及传教的准许,在广州筑建怀圣寺。以后的两个多世纪,伊斯兰教随着西域商人沿途陆海两条丝路入唐,在中国发展壮大[注4]。景教通过同一个路线传入中国,因被误认是大秦国(拜占庭帝国)的国教,所以称作“大秦景教”。638年为唐朝所认可并得到政府资助在长安兴建大秦寺,并立下石碑[参15]。然而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大举废佛,因此景教也同时被禁,此后几乎在中国绝迹。
摩尼教为西元三世纪起源于波斯,安史乱后,回纥势力大,摩尼教凭著回纥的庇荫下在中国传教,不过后来受会昌灭法影响,摩尼教势力遭受沉重打击不过并未断绝,该教信徒到了政治控制力较弱的南方并渐与其他宗教相结合,在今天的福建建立传教据点,流传到东南浙、闽沿海地区,从此转为民间秘密宗教[参16]。
教育与入仕制度
编辑唐朝的学校以官办为主。中央设国子监,下辖六学,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这些学校主要招收贵族官僚子弟,也招收少量平民子弟。由博士与助教授课,学生称生徒。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传授以九经为主的儒学经典,按生徒家中官位的高低分级招收。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可入国子学,有生徒三百余人;五品以上官员子孙可进太学,有五百余生徒;四门学兼收五品以下官员及庶民子孙,生徒多达千人。律学、书学、算学教授实用学问,收纳八、九品官员及庶民子弟,名额限于十余人。地方设立州学、县学,每校有学生十来人。
学校旨在培养官僚书吏,亦为科举考试服务。名望好的学校保送生徒参加科举考试。科举制度在唐朝进入了逐渐完备期,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每年举办考试,科目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此外还有秀才、道举、童子、一史、三史等科目。常举的应考举子有两个来源,一是保送的生徒;二是乡贡选拔出来的自学者。应考举子主要集中在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试儒家经典,难度较低。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政论,难度高,但其是主要的高官晋身之阶[注5]。明经科的录取率约为十分之一二,进士科不过百分之一二。时有谚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而制举则是临时考试,是为了网罗非常人才,不常举行[参17]。因为科举制度比较公平且机会相等,平民得以晋身,所以成为士族末落、门第消融的起点。
科举制度除外,还有门荫和流外入流两种入仕渠道。门荫即晚辈承接前辈职务。流外入流指九品以下的官员通过考验,升职为品官。唐初,以此二途入仕的为主流,后来唐太宗大力推广学府,科举制度逐渐取代九品中正制。唐代教育的普及,削弱了传统世族的特权,加强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扩大了政权的社会基础[参12]。盛唐时期,东亚多国遣送其贵族子弟来唐入学,又将儒家文化传授国外。
社会
编辑唐代社会,虽然世族的势力被削减,但仍然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唐律》中也明订,人分为“良”“贱”两大类,贱民只能与贱民结婚;地主杀害部曲最多求刑一年,而部曲杀害地主必处斩。虽然科举制度实行,但由于世族的生活条件较为优渥,其子弟的文化修养也就跟著较高,不论是否参加科举,进入仕途都不是非常困难;唐代宰相出身世族者也就不在少数[参18]。唐代进士选拔,另有一些社会公评的含义,防弊措施并不严格,[注6]常有考生向主考官请托,自我吹嘘的情形,但当时人并不视为舞弊,所以录取进士的,有许多是权门子弟;而才气纵横的杜甫,两次考试都落榜。
唐朝时,北方的山东郡姓,保持很高的社会地位,太宗曾令高士廉编氏族志,希望根据政治上的地位来评等,结果成效不彰,不过随著科举制度的实施,使得世家大族不易保持门第地位。牛李党争便是为了科举制度存废而起的党争,但已不能阻止平民的崛起,加上印刷术的问世,书籍流通便利,私人讲学普遍,门第更加无法垄断知识。唐朝中期与五代这段时期的连年动乱,让北方士族基业遭受空前的破坏,到北宋时便已凋零,此后的中国领袖,不再是传承不替的门第,而是经由“富不过三代”,从科举制度出身的士绅。
唐代是“胡风”盛行的时代。所谓“胡风”,特指流行于唐朝社会各阶层的种种并非汉民族原有的社会风习而言,其中主要有当时从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等地传来的风俗,也有由五胡十六国时期南下的游牧民族遗留的社会风俗,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了唐朝胡风盛行的局面。如“胡乐”、“胡服”、“胡食”等在长安城是极其盛行的[参19]。唐代妇女的地位较高,在服饰中也有体现。贵族及宫廷女子多为半裸胸的宽松罗裙。裙腰系得较高,在胸腋之间。歌女服饰染色醒目绚丽,贵族染色富丽高雅。按领子款式分为圆领、翻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隋文帝开创穿黄龙袍的习礼,唐高祖武德年间令臣民不得僭服黄色,黄袍成为皇室专用之服[参20][参21]。
科技
编辑唐朝科技相对于前代有明显进步。天文学家僧一行在世界上首次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他还与梁令瓒合作,铜铸制成黄道游仪与水运浑天仪。他在《大衍历》历书中运用二次差内插法并创新近似三次差的内插公式,为王恂等后人奠定基础。李淳风等人修订《算经十书》是唐朝算学的重要成果。尊称药王的孙思邈撰写的《千金要方》和补本《千金翼方》,论及药物之本、诊治之诀、针灸之法、养生之术,都是不可多得的医书。《新修本草》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国家官修药书,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
唐初大型地理志书《括地志》共550卷,内容丰富,对后世的地理研究影响深远。贾耽的《海内华夷图》绘有唐近邻的数百国家。此外还有李吉甫著的地方志《元和郡县图志》,杜佑撰写的政书《州郡典》,樊绰介绍云南南诏国的《蛮书》等。唐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展修建首都长安城,与东都洛阳规划同样规划严整,规模宏大,是中国历史都城中规划最为严谨端正的两个[参22]。盛唐年间极盛时人口达到80—100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为后世留下了城市规划的样板。当时周边国家的首都,如:日本平安京、新罗金城、高句丽平壤和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都是仿照长安建造。大明皇宫占地广大,现今遗址范围相当于明清紫禁城总面积的三倍之多。
唐朝的木结构建筑规模雄浑,气魄豪迈,建筑流程进一步定型化,提高了施工速度。佛塔形式也融合了中国与印度的造型,显得千变万化,多种多样。868年,中国《金刚经》的印制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雕版印刷。在成都和敦煌都发现过雕版印制的《陀罗尼经咒》。雕版印刷为五代以后书籍的大量发行和普及创造了条件。中国的造纸、纺织等技术在751年的怛罗斯战役之中传入大食国,之后在12世纪传入西班牙,到13世纪传入意大利,到14世纪初叶传遍整个欧洲。646年,甘蔗熬糖法也从摩揭陀传入唐朝[参23][参24]。
美术
编辑初唐的阎立本、阎立德兄弟擅画人物。吴道子则有“画圣”之称呼,他兼擅人物、山水,并吸收了西域画派的技法,画面富于立体感,有“吴带当风”之说。张萱和周昉以画侍女图为主,他们的著名作品有“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挥扇仕女图”等,进一步发展人物画。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风景多为衬托人物主题的配景,而隋唐以来,山水风景成为主题,出现了山水画这个重要分支。当时分南、北两派。诗人王维擅长水墨山水画,是南派的代表,苏轼评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北派画家李思训善用青绿画金碧山水。又有曹霸、韩干善画马,韩滉善画牛,薛稷善画鹤,边鸾善画孔雀等。
唐朝的壁画事业特别发达。莫高窟与墓室壁画都是传世精品。唐朝的雕刻艺术同样出众。敦煌、龙门、麦积山和炳灵寺石窟都是在唐朝时期步入全盛[参25]。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和四川乐山大佛都令人赞叹。昭陵六骏、墓葬三彩陶俑都非常精美。其中雕刻家杨惠之被称为塑圣。唐朝时期,书法家辈出。欧阳询、虞世南都是初唐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楷书笔力严整,《九成宫醴泉铭》为其名作。虞世南楷书字体柔圆,代表作品有《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摹兰亭序》等。颜真卿和柳公权是唐朝中后期的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楷书用笔肥厚,内含筋骨,劲健洒脱,其代表作有《多宝塔碑》、《颜氏家宝庙碑》、《麻姑仙坛记》等;柳公权的字体劲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世人称颜柳二人书法为“颜筋柳骨”。张旭和怀素则是草书大家,后者奔放挥洒,深具个人风格及艺术性[参26]。
音乐与舞蹈
编辑唐朝音乐舞蹈发达。唐太宗平高昌得高昌乐,并入原有的九部乐成为十部乐: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参27]。唐高宗以后,十部乐开始衰落,音乐家开始研究新的乐舞,各部乐间的区别逐渐消失,至玄宗朝撤销。玄宗本人就是音乐家,爱好亲自演奏琵琶、羯鼓等多种乐器,擅长作曲,作有《霓裳羽衣曲》、《小破阵乐》等百余首乐曲;他非常重视雅乐事业,将十部乐分为坐部伎(坐在堂上演奏)和立部伎(立在堂下演奏)[参28],曾经亲选坐部伎三百人,号为“皇帝梨园弟子”,李龟年和永新娘子都是名噪一时的歌唱家。唐朝的舞蹈则是以健舞和软舞最为出名。健舞因其节奏明快、雄健豪爽而得名,有《阿辽》、《柘枝》、《拂林》、《大渭州》、《黄獐》、《阿连》、《剑器》、《胡旋》、《胡腾》、《杨柳枝》等多种。软舞即文舞,优美柔婉,节奏舒缓,有《垂手罗》、《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啭》、《借席》、《乌夜啼》、《凉州》、《绿腰》、《屈柘枝》、《甘州》等。著名的舞蹈“七德舞”、“上元舞”、“九功舞”合称“三大舞”,流行于宫廷。舞蹈家则有公孙大娘、谢阿蛮等。晋朝永嘉之乱后西域舞乐东传中原,与华夏舞乐融合两个多世纪,至唐代已有很强的胡风特色。多种健舞软舞都采用一种昂首望上,双脚原地急转如旋风的动作,因来源西域,谓之“胡旋”。唐代散乐多含杂技,统称“百戏”,包括浑脱、寻撞、跳丸、吐火、吞刀、筋斗、踢毯等项目。
影响
编辑唐朝文化对周边地区有广泛影响。晚清以来,由中国国力衰弱。民国以来,中国文化界产生唐朝文化在日本的观点。至21世纪,在两岸三地,以倭代唐成为常见现象。
注释
编辑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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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范文澜,《中国通史》. 〈第三卷 隋唐五代时期 第七章 唐五代的文化概况〉,第五节 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诗、词). : 第715页.
- ^ 范文澜. 《中國通史》〈第三卷 隋唐五代时期 第七章 唐五代的文化概况〉,第五节 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诗、词). : 第724页.
- ^ 范文澜. 《中國通史》〈第三卷 隋唐五代时期 第七章 唐五代的文化概况〉,第五节 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诗、词). : 第730页.
- ^ 江增庆,《中国通史纲要》〈第四篇第一章 隋唐〉, 第十六节 隋唐之学术,293页。
- ^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卷 隋唐五代时期 第七章 唐五代的文化概况〉,第五节 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诗、词),727页。
- ^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卷 隋唐五代时期 第七章 唐五代的文化概况〉,第六节 近体文与古文,7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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