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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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完成于 1942 年，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以民族与文化为主轴，层层相因，环环相扣。书中提出了“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等观点，在国内外影响极大。[1]
《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以“关中本位政策”的存灭为其线索来考察唐代政治的兴衰。陈寅恪认为，“关中本位政策”形成于宇文泰主政时期。宇文泰割据关陇，所凭借的物质与精神均不如高齐与萧梁，“故必别觅一途径，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该政策的具体表现为：一是歧视山东人，把西迁的有功汉将之山东郡望改为关内郡望，其中重点考证了李唐男性世系，以此作为典型代表；二是实行府兵制，府兵制至唐初发展到极盛。“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三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武则天主政以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其办法是大兴科举之进士科。“武后柄政，大崇文章，破格用人”。山东、江左人氏“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攘夺替代。” “迄至唐玄宗之世，（关中本位政策）遂完全破坏无遗。”
安史乱后，形成三大势力：一是外廷之士大夫，多由科举入仕，擅文辞，不喜军事；二是宫内阉寺，拥蔽皇室，与士大夫对抗；三是藩镇，与中央对抗。后两个势力同“民族与文化”关系密切。阉寺多来自蛮夷地区，为汉化不深之蛮族或蛮夷化之汉人。藩镇的民族关系“本是胡族”或“虽为汉族……渐染胡化”。书中详细考证了河北地区由汉化甚高之区域转为胡化的原因。认为原因有三：一是隋末丧乱，胡族东迁；二是东突厥败亡，部分胡族东徙；三是东突厥复兴，必有胡族东奔。
陈寅恪在篇末总结说：“举凡进士科举之崇重，府兵之废除，以及宦官之专擅朝政，藩将即胡化武人之割据方隅，其事俱成于玄宗之世。斯实宇文泰所创建之关陇集团完全崩溃及唐代统治阶级转移升降及在此时之征象。是以论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为时代划分界线”。
《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的政治革命是指中央或地方若干势力的夺权斗争。陈寅恪具体论证了中央政治革命成败的关键在宫城北门（玄武门）的军事胜负。安史乱后，中央政局更不稳定，其中皇位继承不固定，为一大原因。书中历述从太宗立嗣至德、顺朝都是如此，特别是代宗以后，阉寺掌握了皇帝的废立之权，皇帝成为其傀儡工具。
关于党派分野，主要论述了牛李党争以及士大夫与阉寺的关系。陈寅恪认为党争的焦点是对科举的态度。牛党重进士科举，李党重门第明经。进一步指出：“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有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牛党、李党势力之消长均与内廷之阉寺有关。陈寅恪概述如下：“就牛李党人在唐代政治史之进退历程言之，两党虽俱有悠久之历史社会背景，但其表面形式化则在宪宗之世。此后纷乱斗争，愈久愈烈。至文宗朝为两党参错并进，竞逐最剧之时。武宗朝为李党全盛时期，宣宗朝为牛党全盛时期，宣宗以后士大夫朋党似已渐次消泯，无复前此两党对立，生死搏斗之迹象。此读史者所习知也。然试一求问此两党竞争之历程何以呈如是之情状者，则自来史家鲜有解答。鄙意外朝士大夫朋党之动态即内廷阉寺党派之反影。内廷阉寺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阉寺为两派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党进而乙党退，或某一时乙党进而甲党退。迄至后来内廷之阉寺‘合为一片’全体对外之时，则内廷阉寺与外廷士大夫成为生死不两立之仇敌集团，终于事势既穷，乞援外力，遂同受别一武装社会阶级之宰割矣。”最后以文宗朝李训、郑注及宣宗的韦澳、崔胤与宦官斗争等旧事来阐释二者关系的变迁历程。
《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通过对唐代中央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兴衰关系的考察总结出有规律性的认识。陈寅恪认为，“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时当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盖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单独性也。”先后列举唐与突厥、回纥、吐蕃、高丽、南诏之间的盛衰关系予以阐释。对于外患与内政关系，作者从府兵制、财经与人民的经济关系略作论述。最后引宋子京（祁）之语“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来作为结论。[2][1]
目录 编辑
自序
上篇 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
中篇 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下篇 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评价 编辑
顾颉刚认为“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亦以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为最大，他撰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册。二书对于唐代政治的来源及其演变均有独到的见解，为近年史学上的两本巨著。”[3]
当代学者指出：“中国学者关于唐代的断代史专著出现稍晚，20世纪40年代才由陈寅恪的两部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奠基，却因此一开始就起点很高。”[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