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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埠,即1843年11月按照《中英南京条约》的条款,正式对外开放上海做指定通商口岸的历史事件。

开埠标志着上海地区进入了近代时期,同时也促进了发展城市,即今日的上海市,在此后100年时间里,由海边的县城一跃成为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都会之一[1]

开埠经过编辑

开埠前编辑

1840年以前,由于清朝政府实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仅留广州一港进行对外贸易,并且设置诸多管理条款,限制在华外商的经商活动。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而在战前,英国方面曾派出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号”沿海岸线北上,曾经充分考察了上海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情况,此举最终使得上海被划为最初通商的五口之一。

随着对华贸易量的增加,英国曾经要求清政府增辟通商口岸,但是清政府予以拒绝。因此,英国方面试图使用武力来促使清政府在通商问题上有所转变。在战争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间谍船阿美士德号对中国沿海地形、港口深浅、国防设施进行了解。1832年2月26日,阿美士德号帆船从澳门启航开始收集情报。[2]

当年6月20日,阿美士德号驶入长江口。翌日,此次行动的负责人,原广州英国商馆职员胡夏米及其助手郭士立(化名郭甲利)于吴淞口附近换乘小艇,驶入黄浦江,并从上海县城东门宝带门外登岸。并向上海方面当局苏松太道道台递交禀帖,希望“能到中国北部港口进行直接贸易”,但由于清政府对沿海贸易有严格规定,故苏松太道道台拒绝英方建议,并勒令其“即速开船,遵照旧例回粤贸易”。而英方却诸多理由借故拖延,并加紧绘图、测量航道等间谍活动。直至7月8日,林赛等人才搭乘阿美士德号继续北航。不久,阿美士德号返航后,林赛在撰写给英国方面的报告中指出上海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称:“上海事实上已成为长江的入海口和东亚主要的商业中心,它的国内贸易远在广州之上”,“这一地区在对外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特殊优越性,过去竟然未曾引起相当的注意,是十分令人奇怪的”。而副手郭士利则在本人的日志中根据上海港口当时日进出港400艘帆船推断出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3][失效連結],“尤其是中国中部诸省的大门”。鉴于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经济优势,因此一旦进入和谈,英方势必将上海纳为通商口岸之一。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政府失败,随后于江宁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根据条约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在谈判中,清朝全权代表耆英在五口问题上曾与英方有所争议,主要是围绕福州是否纳为通商口岸的问题,而在上海被列为名单之一,则清方未提出任何异议[4]

1843年10月8日,中英双方与虎门签订了《南京条约》的补充条约即《中英虎门附加条约》(即《善后事宜清册附粘和约》),允许英方“举凡设领事,立夷馆,住家眷,势不能遏其所请。”

宣布开埠编辑

1843年11月8日晚间,英国驻上海首任领事巴富尔爵士一行乘坐麦杜萨号抵达上海,正式执行《南京条约》及其附加条款。次日,巴富尔领事拜会上海道台宫慕久,上海方面于江海关设宴招待英国领事一行。10日,宫慕久到麦杜萨号,礼节性回访巴富尔。双方就开埠和英国领事馆问题进行磋商。双方议定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而英国领事馆方面,英方要求于县城内设立,而中方认为上海县城内已过度拥挤,建议英方在城外设馆。但英方坚持设置在县城内,并且已租借到西姚家弄顾氏住宅敦春堂[5]作为英领馆馆址。在会谈中,巴富尔领事要求将有关贸易的章程和税则钤盖印信后颁布,以便开市。宫慕久同意,并核对相关条目后颁布。11月14日,上海道台贴出官府布告,向上海市民宣告上海开埠。英国领事馆亦于同日贴出通告,宣布英国领事馆正式开馆及馆舍地址。[6]

11月17日,上海道台宫慕久宣布在洋泾浜江海关以北设立“西洋商船盘验所”[7],正式办理外国商船入关经商事宜,并由松江府海防同知沈炳垣负责通商事务,受理对外交涉事件。

影响编辑

经由开埠,上海进入新的时期。自此以后,上海从一个海边的县城跃身成为远东的都会城市。1843年以来,来自等周边省份的移民和其他海外移民一起构成了新的上海人口,并共同促进了上海的发展。而海派文化也是通过开埠后逐渐发展起来,上海此后成为中西文化互撞的最前沿。此外,在上海开埠以后不久英方率先提出设立租界的请求,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租界——上海英租界。从此租界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与众不同的角色。

參見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