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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商团事变

(重定向自廣州商團叛亂

广州商团事变,是指1924年8-10月因广州商团和商界因反对孙中山組織的广州军政府而引发的一场流血冲突事件。广州军政府将这次事件描绘为一次反革命叛乱,所以又稱廣州商團叛亂,广州商团及民间则把孙中山镇压商团的这一事件描绘为专制政府迫害商民的暴行,所以又称西關屠城血案西关惨案[1]。镇压活动是由孙中山下令,蒋中正等人指挥军队完成[2]。广州军政府將此大規模衝突事件定調為英國政府操縱與支援的“反革命叛亂事件”[3],并解释为孙中山的北伐目标直系軍閥受英美两国支持,而任广东省商团军总团长的陈廉伯又是英籍华人,广州商团的活动很有可能受到英美的支持,以牵制北伐进程[4]。然而这种解释迄今缺乏有力的证据[2],因为在整个事变进程中,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南北各大军阀,都没有给广州商团任何实质援助[2],相反孙中山依靠苏联提供支持镇压了广州商团。另一方面,在商团事变中,广州商团采用共议机制,陈廉伯的个人作用不大[5]

广州商团事变
十三行被焚状况2.jpg

十三行被焚烧后的遗迹
日期1924年8月-1924年10日
地点广州市
结果

  • 黄埔军校军镇压成功
  • 击溃广州武装商团并缴械
参战方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
提供支援:
 蘇聯
广州商团
广州市民
指挥官和领导者
中華民國 (大陸時期)孙中山
中華民國 (大陸時期)蒋中正
中華民國 (大陸時期)周恩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鲍罗廷
陈廉伯
陈恭绶(俘虜)
邹竞先 處決
李颂韶
邓介石
损失及伤亡:损失接近5000万港元,平民死伤约2000人

目录

背景编辑

 
商团军的操练场

西关商团事件发端于广州商团与政府的冲突。广东省市镇里商团与县乡里民团的组织,始于清末民初,因为战祸经年,匪盗猖獗,地方人民组织武装力量以自卫。广州商人为自卫於1912年成立广州商团。陈廉伯担任团长兼广州粤商公安维持会(商团公所)理财课主任,他支垫商团经费,借款购置枪械,得以在龙济光、陆荣廷统治时期维持广州商业的正常运转。广州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敢于同政府对抗,当时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是工商业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广州商人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因此,无论是清朝官员、革命党人还是军阀势力,他们在粤执政时,都希望得到广州商人在政治、财政等方面的支持。清末两广总督,民国都督、督军到粤莅任之时,都会接见商团代表。他们在制定重要政策时,通常会召集商团领袖征询意见。政府对商人越优容,商团领袖在社会上的威望越高,对地方政治的影响越大,当广州商人认为某项政策严重损害商界利益时,有时便会采取罢市等方式同政府抗争。[2]

1917年陈廉伯任粤商公安维持会代理评议长,进一步武装商团。1919年3月,商团仿照西式议会政治完成改组,设立了最高机构评议会及十个分团,陈廉伯当选新一任团长。评议会有23名评议员,任期一年、可连任,期满后需重新选举。1919年8月,陈廉伯就任广东省商团军总团长。至1924年,广州商团总人数已扩大到1.3万人。商团在此前的广州政权的多次更迭中一直保持中立,更因为保护商人利益及维持治安稳定受到广州民众的支持[6][4],从组织章程细则,正副团长的选举,到人员选择、费用收支、都奉行西方的民治理念,实行代议政治。

起因编辑

 
孙中山给革命委员会的手令,命令使用一切方法镇压罢市

自從陸榮廷於1916年9月25日取得廣東督軍之位以來,廣東便被桂系軍閥所控制,造成地方財政紊亂[7]:2。1920年10月,陳炯明率領粵軍驅逐盤據廣州已久的桂系軍閥,開始「粵人治粵」時代[7]:1。陈于1920年11月回到广东就任省长,并邀请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回广东参政。11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改编陈的军队由其直辖。后陈与孙政见逐渐产生矛盾。陈炯明主张实行“联省自治”,孙打算以武力制压北方军阀。1922年6月16日發生六一六事变孙中山與陳炯明決裂[8]。1923年孙控制的部队联合滇、桂军阀,击败陈炯明取得广州的控制权。孙中山控制广州后,因為二次护法运动失敗,於是重组軍政府。他一方面征召平民入伍[9],另一方面徵收了一些团体如寺庙的土地进行拍卖,并大量发行纸币以筹集资金[10]。各地军队驻扎广州以及对陈炯明部队的对峙,导致军费上升,政府因此大幅度扩大税收,并将陈炯明在任时禁止的赌博再次开禁以征收税款。由於軍政府的种种行径,開始引发社会上大量人士的不满[11]。当时即有香港亲商界报刊评价,北方政府是“庸碌无能的腐败政府”,而南方政府却是“残酷无法的暴力政府”[12]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实行三大政策,广州商人恐惧在苏联协助下的孙中山会实行共产主义,转而敌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当时的广州面临三种财政压力,一是孙文政府的各项日益加重的杂税,而是各路客军的横征,三是各种帮会堂口日益严重的保护费。1924年2月,年关迫近,各军的催款加急。孙文于是命令广州善堂以善产为担保,发行50万元“军用手册”。商民的负担本已很重,认为这是将用于救灾的善产变相充公,于是善堂召开了紧急会议,议决请孙文收回成命。广州的鱼贩首先罢市,随后,全市大小饭馆一律宣布闭门停业,码头装卸工人也宣布全体罢工。但孙政府坚持继续加税、抽捐与罚款,掀起全市罢市。仅从3月至10月,就出现了针对各行业的“鱼税”、“饭馆税”、“胶鞋捐”、“银市买卖捐”、“药品特捐”、“销汤捐”、“加二军费”、“横水渡捐”等。海关经纪人工会亦被罗织理由交罚款10万元[13]。5月下旬,广州市政厅发布“统一马路业权”法案,以收取新的税项,藉以抽收铺底捐,使广州市民严重不满,于是联络全市商团,和附近各县民团,集中广州,决议于28日实行全城大罢市,宣布戒严,反对孙政府征税,卖产拉夫等行为。同时,广州市铺底维持会发出三次宣言,“反对政府将市内七百余家铺户,高定各路地价,强主客交易,消灭铺底,勒迁铺位,破坏租约,增加租金,名为改良路政,实则贻害商场,断非市民所能忍受”。宣言末称:“宜图自救,既是无力遵办,待人勒迁,不若先期暂行停业,公定5月28日为各行商店一律停业,自行结束帐目之期”[14]。27日,经过调停,孙政府表示让步,允许永远取消「统一马路业权」案,罢市风潮遂暂时停止[15]

但集会于广州的九十八个商,民团体,以为这次风潮,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亦非只因一事而发,故以“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为号召,全省各商、民团代表集会广州,于31日议决组织广东省商团军联防总部,选举陈廉伯为联防总长,邓介石,陈恭受为联防副长,李颂韶等十一人为参事会参事[16],机关设在广州西关。


5月至8月,广州商界发生多个行业的罢市活动。同时,广东省商团军联防总部讨论添购武器装备。1924年6月29日,孙中山举行军、警、团会操,曾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广州商团人士加入国民党,但没有得到商团的回应。政府与商团武装共存的局面再也无法维持。 [2]在8,9月间,商团与政府军间又发生了三件严重的冲突事件。第一件发生于南海县属的九江镇,滇军杨希闵所部因勒索税捐及「开拔费」不遂,与当地土匪联合进击民团,对九江镇焚杀淫掠[17]。第二件发生于东莞县城,因为镇压罢市,桂军刘震寰所部与商团激战于城外,德国牧师调停无效,城内东南北各门民房铺户,为桂军“焚掠一空,奸淫妇女,击杀人民,祸焰滔天,惨不忍睹”[18]。第三件发生于广州市,孙政府因与商团争械事,直接爆发了商团冲突屠杀事件。

事件经过编辑

商团扣械事件编辑

 
孙中山致蒋介石函件,指示对商团扣械
 
广州商团用以运送此次军火的“哈佛号”
 
商团从“大本营”取得的运送军械护照

当5月各商民团集中于广州时,曾以100万元向南利(丹麦)商行订购步枪4800余枝,另配子弹200余万颗,又短枪4800余枝,合共1300余箱。并向大本营军政部领取到入口护照(许可证)[19]:70。八月中旬,丹麦商船哈佛号(s.s.Hav)[註 1]装军火抵广州,孙中山即手令军政部取消护照,指商团谋叛,在广州天字码头附近江面由蒋介石率领的江固舰扣留。孙政府认为数量及到达日期不符[註 2][註 3]

扣械发生后,8月12日、15日,二千名商团赴大元帅府请愿还械,以罢市为威胁,并以“中华民国政治定国军”名义,通电全省各县商团罢市[15]。孙中山採强硬态度,指陈廉伯通敌(指陈炯明),“勾结吴佩孚”,“得英国暗中援助,阴谋推翻政府”,下令通缉陈廉伯与陈恭绶[2],并查封他们在广州的财产住宅。孙宣言如果罢市,将以劳工取代铺主复市[20]。8月20日,商团宣布西关罢市戒严、晚上关闭街闸,陈廉伯避往香港,联防移总机关于佛山。21日,陈恭绶号召全粤总罢工,佛山首先响应,22日商铺一律关门。孙中山在一军事会议上,决定“先打商团,后打陈军”的策略,即席由豫,滇,湘,桂四客军,各抽500人,攻打佛山[21]。商团不愿与政府武力冲突,退出佛山防线,实行罢市政策。当时的香港报章如此评论[21]

四乡商团,以大罢市促政府还械,其心思之婉曲,步骤之安详,手段之文明,实属无可庇议。若在欧美民力发达之国,对此强暴政府,早已纷纷崛起革命军,名目张胆,推翻执政,岂复取此纡回忍讳手段?

佛山罢市风潮,一时蔓延于孙政府所控制下的各县属。8月24日,孙中山宣布广州戒严,通缉陈廉伯。由8月22日至25日,南海番禺顺德台山东莞增城新会清远高要曲江阳江罗定等20多个县属内的138处乡镇先后罢市,响应佛山声援广州商团。是时,广州市商店,闭门关户的,亦在十分之九以上。24日,广州其他区域的商团仿效西关,宣布戒严,抗议孙政府对佛山的进攻。孙文则派出军队进入市区,扼守要道。总参议胡汉民提出一个解决方法:长短枪共9600余枝,商团每支枪再缴交60元,共57.8万,大本营即会重新办理许可证,发还扣械。商团拒绝接受,认为这是出尔反尔的勒索行为。26晚,广州总商会,商联会,九善堂等社团举代表七人,赴大本营谒见孙中山,进行调停。孙继续指斥陈廉伯勾结粤军、北洋政府与英国帝国主义,他对代表们说[22]

目下枪械一枝都不能发还,须即日开市,始有商量之余地。若果明日(二十七日)仍不复业,我当派遣大队军队,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商店开市,如有一坭一石伤及军队,我即开炮轰西关,使之变为泥粉。所可怜者,无知商民同受波累耳。

国际领事团的警告编辑

 
商团第九分团中队长邹竞先,他的死激起了商团对孙文政府的愤怒

孙中山于8月26日向广州社团代表提出炮轰西关的威吓后,28日即饬令永丰舰升火准备行动。同日,派陈友仁面告法国领事,说政府将以大炮清除商团在西关设立的街闸,沙面租界对着广州市的一面,可能会得到流弹的危险。由于西关是广州市最富裕,人口最繁密的商业住宅区(楼下铺面,楼上住宅),而现在沙面也有受波及的危险,因此引起了外交风波。英,美,日,法总领事集议,以口头警告孙政府。由当时任首席领事(Senior Consul)的日本总领事传达三条警告。

28日,商团第九分团的中队长邹竞先在巡防时,被政府逮捕,经广州警备司令、公安局长吴铁城亲讯,是晚即被枪决,更引起群情激愤。滇军将领范石生,廖行超出任调停,与商会、善堂上述七名代表双方商定:(一)孙政府方面,滇军说服孙取消陈廉伯通缉令,发还被封财产,发还哈佛号被扣军械,撤退市内驻军;(二)商团方面,商会代表说服全省当日复市,「商团联防总部」改组章程,于七日内送交政府批准里立案,陈廉伯通电悔罪,并报效政府五十万元[23]。日领事于同日晚11时,找到省长廖仲恺,廖对领事团的口头警告,表示谢意,并说滇军将领范,廖的调停已经成功,商人已答应明天(29日)复市。[2][24]各埠遂于29日先后复市。

8月29日,英国代理总领事乔尔斯(Bertram Giles)再致函傅秉常,并将日领事三点口头的警告写在函上:(一)如果有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害,孙政府应负全责;(二)抗议向无防卫的都市开火的野蛮举动;(三)如果有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害,领事团将可取自由行动。乔尔斯在函末说:“我(乔自称)现接到高级英国海军军官的通告,说他已奉香港海军少将的命令,假如中国当局对城市开炮,所有(在广州)可用的英国舰队,将立即采取行动”[25]。乔尔斯这封信,又引发了一场外交上风波。广州政府认为,英国海军的压力使孙中山不得不放弃使用武力镇压商团罢市的计划。孙中山指此为商团勾结英国帝国主义的证据,认为商团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并大加宣传。在9月7日庚款签约(1901年)的纪念日,展开大规摸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美国领事评论,认为孙中山现在无疑与苏俄政府采取了一致的行动(working in close accord)[26]

9月1日,孙中山发表《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致英国麦克唐纳尔政府抗议电》,将矛头指向英国。9月4日在广州报纸上,孙发表反英宣言:“自广州汇丰银行买办(指陈廉伯)公开反叛政府之始,余即疑其此种反国民运动,必有英国帝国主义做后盾……本政府否认有炮击无防卫都市的残暴举动,因为在广州市中,本政府须用武力镇压的地方,只有陈廉伯的叛党作为根据地的西关一隅之地”[27]。10日,孙中山再致电英国首相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提出抗议。

美国学者韦慕庭指出英国并没有直接介入商团事变。根据当时的外交电文,英国外交大臣对英驻穗总领事及驻港海军少将警告孙中山的行为颇不以为然。9月12日,伦敦外交大臣致北京英公使密电,显露出当年英国外交上对华所采的态度。电文中说[28]

驻广州代理总领事(乔尔斯)所举,极为不当。他不应以书面通知,而应以别种方法,非正式的使孙中山可毫无疑问的知道炮轰广州市的严重后果。如果您同意,您可以用这理由谴责他(乔尔斯)…驻香港的海军少将发出有关英国单独行动之命令,似更应受责。我拟向海军部建议,对海军军官引发有政治后果,而常擅自为是的事,应予以制止。您赞成否?

事后,英国外交部责成英国公使严厉申斥这位未得到授权便自作主张的总领事。[29]学者张俊义则指出有些英国商人介入购械,但无论英国还是香港政府都没有策动或引诱商团与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对抗。[30]北洋政府一直关注事态的进展,从北洋政府总统府军事处致吴佩孚等人的电稿看,直系军阀并没有唆使商团反抗广州军政府。[31]

冲突酝酿编辑

 
1924年10月初,苏联军舰运俄制步枪八千支到广州。图为苏联水兵和黄埔学生军联欢

因九月初旬,江浙战争爆发,直奉战事迫切,9月4日,孙中山离开广州赴韶关北伐大本营,广州设留守府,派胡汉民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长。韦慕庭认为孙中山一方面因为有在广州的挫折,知道已不能久留,一方面因为直军北调,可趁机攻击吴佩孚的后方。

9月15日,按之前滇军调定的要求,陈廉伯、陈恭受等发表通电,否认利用广州商团军图谋推翻政府,表示拥护孙中山先生、服从广州革命政府。胡汉民取消对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9月16日,陈廉伯已通电表示服从政府,指“窃维广州革命政府为中华民国安危存亡所系,廉伯誓当竭诚拥护,以尽国民之天职。我大元帅宽仁为怀,谅蒙矜恕”。商团呈报了改组章程,交了50万报效钱。范,廖调停成功,但孙中山认为事前他未同意,故不肯履行条件,坚持商团应改组为官方武装,归由“政府统率”,效忠钱增至300万,才能发还枪械[32]:259。双方对枪械的事仍相持不下。9月中旬,孙政府购备三百箱煤火油(kerosene oil),以为焚城之用[33]

汪精卫胡汉民等反对孙中山武力解决商团的主张,10月3日,主张严办商团的廖仲恺辞职,胡汉民再次被任命为省长。1924年10月4日,广东商团认为一个多月来,调解无着,政府反复无常,不可以信。商团以尚未领回被扣枪械为由,联络广州等188个商埠县镇在佛山开会,决定发动笫二次罢市,并再次前往广州向政府表示抗议。商团决定于10月10日国庆日起,再行第二次全粤总罢市,并宣布解决根本问题的新计划如下[34]

(一)广州六代表误商团,误大会,应将其代表取消,将争械之权交还代表大会,堂堂正正与政府对抗。

(二)争械仅为一部份,一时间,不值全省大牺牲,应进而解决粤局,向政府要求以下六点:(1)将孙文入粤以来所设立的苛捐杂税,一律取消,并裁撤其机关,永不得复抽;(2)将年来孙政府强行投变之官产,市产,民产,庙堂一律发还;(3)将年来孙政府扣留变卖之大小商船,一律发还;(4)将商团枪械全部发还,不得少见一枪一弹;(5)恢复全省人民自治机关;(6)将捕杀邹竞先之警察及区长枪毙,而厚恤邹氏遗族。以上六点,须政府全部允答实行,商团始为满意。

(三)此次仍以全省总罢市为利器具,先罢市,后要求,以免中孙政府缓兵之计。又罢市日期定十月十日,由代表大会通令全省一齐实行,不得彼此先后,自乱步骤。至政府完全将要求接纳后,仍须由代表大会议决开市日期,通令各属恢复原状。违者由大会宣布其罪状,视为公敌。

(四)如孙政府坚不允商团要求,则作长期罢市,以至孙氏下台为止。

(五)在风潮内,一切费用如罢市运动,团军移调,及团军作战等,均由每团户捐五十元一次支给。统由代表大会保管开销。

蘇聯於10月7日依照1923年初《孫文越飛宣言》允諾援助,將第一批武器彈藥終於送達廣州,令原本情況大為轉變[35][36]。孙中山大受鼓舞,廖仲恺表示,“广州剩回二成人就够了”。同时,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亦坚决支持镇压商团。

10月9日,孙科也宣布下台,新任代理广州市长李福林突然转变态度,取得商团同意,经孙中山核准,发还部分被扣军火给商团,商团纳款二十万,又允许政府抽一次特别捐,其数目相当于广州全市一个月的房屋租金,中止罢市计划。事态稍有平息。孙中山于是日下午电令蒋介石将扣械移交李福林。但同时又另密电蒋率全部学生军离开黄埔,运扣械到韶关,参加北伐。次日,孙再电蒋,作同样的要求。蒋覆电不同意放弃广州,主张死守黄埔,并劝请孙回广州平乱[32]:259-260。因此有学者认为,孙政府在10月初的妥协举动只是为了麻痹商团的策略[37]

冲突爆发编辑

 
被商团军击伤的工团军士兵

10月10日下午,中共广东区委发动工会、农会、青年团及广东工团军等30个团体共五六千人召开“双十警告节”大会,[38]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商团,杀陈廉伯,拥护革命政府”等口号。

当时商团正在派队收械,当装运至剩下四箱时,忽有工团军一千五百至二千人,企图冲过商团防线。下午3时,游行队伍行进至太平南路(今人民南路)西濠口,见商团军正在河边起卸发还的军火,黄埔学生遂一拥而上,强抢枪械。商团军开枪还击。爆发流血冲突后,工团军被商团军击败。被打死20多人,伤100余人。事后双方均以挑衅相责。按工团军为廖仲恺所组织,以与商团对抗。商团收械后,发觉不但不足原数(枪械4000余支,原数9600余支;子弹20余万发,原数200余万发),而且全是准备回炉的旧械,不是哈佛号运来的新械。商民的愤怒情绪再度被激发,因此宣布全省第二次总罢市如故,西关戒严自卫[39]

入夜时分,陈廉伯下令各分团团军于14日下午5时至西关集结,陈廉伯之弟陈廉仲在沙面召集邓介石李颂韶等商团领袖会议,计划在15日拂晓出兵攻下广州城内省署、公安局以及财政各机关[35][36][40][41]。次日拂晓,商团军在西关构筑街垒,封锁市区,张贴“孙文下野”、“打倒孙政府”等反孙传单标语,广州商团的反抗拉开序幕。

孙文因此宣布,商团与粤军勾结,“商人罢市与敌反攻同时并举,是叛迹显露,万难再姑息”。共产党的杂志《向导》则报道,港英政府“从香港暗输军火给陈炯明,以香港为陈炯明阴谋密探的中心地”,“令攻广州”,“颠覆广州革命政府”,“利用广州的买办阶级,暗输军火给他们,组织所谓商团,阴谋直接扑灭广州革命政府”。

西关镇压与屠杀编辑

 
香港華字日報1924年10月20日载,商團之役,平民被焚死過千人。
 
吴铁城的警卫军(“铁军”)向西关战区开进

10月11日,孙中山仿效苏俄办法,组织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特派蒋介石、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陈友仁谭平山6人为革命委员会全权委员。10月12日,由孙中山解决商团问题自任会长的“革命委员会”成立[15]。吴铁城之警卫军全部回省。13日,孙文也从韶关赶回广州大本营,大批湘军、孙军五千由东江前线亦调返广州[42]

10月14日,孙发出“平叛”手令,命胡汉民为代理革命委员会会长,廖仲恺为秘书,蒋介石为军事委员长,与苏俄政府代表鲍罗廷为顾问,共同筹划镇压商团事宜。孙文下令胡汉民并转告杨希闵、许崇智、刘震寰、李福林:“收缴商团枪支刻不容缓,务于二十四点钟内办理完竣,以免后患”[43]。省长胡汉民下令解散商团。隔天於是宣布广州戒严。根据日后在美国发表的鲍罗廷本人所作的报告,是日会议中,即决定以全力围攻西关,限于24小时内结束战斗,一鼓扑灭商团。各小队伍如工团军,甲车队等统归蒋介石指挥。又以汪精卫为政治部长,周恩来,廖仲恺,谭平山等三人副之,以「筹划革命委员会及各军队的行动」。蒋中正随即将黄埔学生调入市区[32]:262

商团方面误以滇军(范石生,廖行超)与福军(李福林)均表同情,又恃各县乡民团为后盾,及外国领事团的同情,以为孙政府不会采取激烈的武力,故集中西关,戒严防御,拒绝复市。14日下午5时半,镇压开始。

在蒋中正的指挥下,桂军、滇军、湘军、福军、铁军、廖仲恺的工团军、彭湃的农民自卫军、兵工厂卫队,以及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两路学生军,手持各种轻重型武器进攻西关。许军,福军与警卫军开始在回澜桥,西门,太平门一带向商团进击,两方相持均四五小时后,吴铁城遂开炮轰击西关[19]:71。政府方面的20辆铁甲车吐出火舌,并调用飞机对从空中扫射。

10月15日凌晨4时,革命委员会发布总攻击令。商团军在暗夜中还击,战斗打响。在太平门、普济桥一带,双方激烈交火,反复拉锯,战况异常惨烈。至天明时分,商团退守西关内围,以街闸为护,与政府军互相射击。鲍罗廷、蒋介石、廖仲恺、谭平山等指挥黃埔軍校第1、2期學生聯合了許崇智的粵軍與李福林的福軍、吳鐵城的警衛隊、工团军、农团军等,击溃武裝商团的一萬二千人並繳械。

中午11点左右,因屡攻不下,工团军中的理发工人使用准备好的约300箱煤油四处放火[44],焚毁西关商铺及烧死商团支持者。西关房屋密切相连,材料又多用木材,一时火势蔓延,无法控制。下午2时左右,在大火中商团遂停止其抵抗[45][46]。到了晚上,大部份西关已在火焰之中,受到严重损坏[11][47][48] ,目击者报告称政府军占据屋顶,向逃出街上的人,不分商团难民,乱行射击。有大群难民逃往太平马路,被政府军迫退回火区,直至焚毙[49][50]。混乱之中,陈廉伯突出重围,乘船流亡香港。商团副团长陈恭绶下令全军投降[35]

当镇压商团的枪炮声停下后,西关“全城抢掠殆尽,人民死伤遍地”[51]。然而大火仍在燃烧,甚至连16公里外的佛山都能看到火光。大火到17日晨,才自行烧尽。据20日香港报刊的报导:(一)先抢劫,后焚烧的地点,统计大小街道三十余条,商户约二千余家,损失五千万以上;(二)抢劫地点,统计大小街道六十余条,商户一千余家,损失不可估计。《华字日报》描述情形如下:

计十五日之一天,大焚劫后,商民之希望孙政府停止焚杀,殆与满清兵入粤时,自第一甫杀至第十九甫止,市民叩头谢恩,请勿再杀,(今谢恩里即此役纪念)同一情形;而暴兵于十六日仍大焚大掠如故,广三码头之放火焚毁,万目共睹,皆知为福军放火,而十六日下午,长堤一带又抢劫如故。至十七日,本为暴政府征服商民之第三日,而暴政府仍未宣布解严。福军把守太平路禁止行人,张民达所部大焚大掠后,又在惠爱西路捕杀人多名,被杀者有穿便服,如普通商人者,不问何故,捉到就杀,商民生命危险如此。

事后影響编辑

伤亡损失与战争罪行编辑

关于西关惨案中的伤亡与损失,两方有差距很大的统计数字,按照当日孙政府的官方报告,政府军死伤100人,商团死伤较少,焚毁房屋580间,被抢房屋1881间,损失190万港币,平民受伤仅数人。香港《士蔑西报》则统计[52]政府军死100人,商团死亡200-300人,焚毁房屋3000间,大小街道30余条,损失5000万港币,平民死亡1700-1800人。而美国领事的报告[53]则统计各方军队共有数百人死亡,焚毁房屋1100间,受抢房屋600间,损失3000万港币,平民死伤远超过士兵。有资料称這次事變中的財產損失接近5000萬港元,平民死傷約2000人。其中,黄飞鸿的“寶芝林”就在此次事件中焚毁。当时的名记者林白水在一篇评论中说:“广州西关的兵火惨劫,所杀害的人命千百条,所丧失的财产五千余万,所焚毁的家屋商店二千余间。这个诺大的兵火,可算是红羊浩劫了。我们得到广州灾民寄来控告孙中山的公文缄件及画图影片等等,约共有二三十种……”[54]

17日白天,政府军仍在惠爱西路一带滥杀无辜。参与攻击商团的滇军,派人挨家挨户收缴商团枪械,交不上来的罚款200元,趁机搜刮财物。政府方面也向未遭受损毁的商户收取保护费,否则“任兵焚劫拿人,政府不负责任”。[4][47]。至18日,镇压结束了,政府军在城中举行平叛庆祝。19日,路透社在广州发电报导:“孙中山命其部下向十五日未遭殃之户,徵收三个月之房租,以充北伐军费。并言陈炯明如攻入广州,则彼(指孙)与部下或复将焚烧全城,故当速助款以拒陈军”[55]。当日,广州盛传陈炯明的粤军已迫近广州,占据虎门,然而实际并未发生。20日,《士蔑西报》指这些谣传“恐怕是广州市民所期望的显示,而不是目前情形可能实现的事实”。因为当时粤军在东江与孙政府相持已近两年,粤东的资源并不足以支持反攻广州的战争。

广东团体的抗议与反响编辑

 
商团事变后香港报章谴责李福林部的漫画
 
商团事变后的反孙文漫画《粤京伟人之新民生主义》

事件发生后,美国领事报导说:“广州市民给孙中山的残酷态度骇哑了,人人对孙个人痛恨切齿”。[56]17日,一位英国记者报导说[57]

我亲目在广州看到今天(十六日),和昨天的凄惨情况之后,我深信孙中山已不可能再在南中国逗留了。这两天的悲景在全体广州人民的脑子里,实在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10月28日,广州市民在香港组织“各界救粤联合会”,派代表团到海丰请求炯明出山,率领粤军反攻广州,驱逐孙政府,并答应捐助一切军饷,又表示支持和平统一中国,贯彻联省自治的主张。而旅沪广潮团体亦对广东军政府极为愤怒[58]

广州总商会、商团联防总部、报界公会暨各团体、香港华商总会、东华医院、各报馆、各省各埠各报馆各同乡会均鉴:孙文令粤东军队攻击商团,焚掠商场,惨杀人民,西关一带尽成焦土,伤亡遍地,尸血充途,为古今中外有史以来未有惨剧。故乡东望,无泪可挥,今以决定以10月15日为孙文焚洗商场残杀粤民哀痛纪念日。愿我三千万同胞永志莫忘。上海粤侨商业联合会,广肇公所、潮州会馆、肇庆同乡会、大埔同乡会、香山同乡会、南海会馆番禺会馆、顺德会馆。

上述团体在致孙中山及商团、广东各商业慈善团体的电文中,对广东政府的行为进行了痛斥:

粤东军队攻击商团,纵火焚掠,西关一带,尽成焦土,人民伤亡遍地,尸血充途,为古今中外历史未有惨剧。以粤境数千年精华所聚之区,一旦连遭糜烂,龙济光、莫荣新所不忍为者,不料见诸今日。自民国以来,以粤东为护法之区,军府经费,吾粤民之脂膏也;军人衣食,吾粤民之血汗也。凡军府兴一捐,筹一饷,莫不取自粤民,粤民莫不奉命进……,我粤民何负于军人,想军人当不忍以粤民为寇敌也。孙公三民主义,中外咸知,亦断不忍残民害民杀民也。报载若确,殊失孙公平时利国福民之主义……所有残杀人民之军队,应请依法惩治,一面妥筹善后,抚慰流亡,为粤民留一线之生机,即为国家留一分元气。

10月23日,北京发生政变,冯玉祥倒戈,促成吴佩孚之下台,与段祺瑞回京组阁。24日,冯即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遂于11月13日启程取道日本北上。在离日本赴华前夕,《日本新闻》记者曾采访孙,孙指责英国在后煽动广东商团的行动。当记者问他是否由他真正下令以火烧西关,孙回答:“当然(certainly)”[59]11月孙中山离粤前夕,各界救粤联合会在香港发出通电,指控孙中山「祸国祸粤」十一大罪状:摇动国体,妄行共产主义,纵兵殃民,摧残民治,破坏金融,抽剥民产,大开烟赌,摧残教育,蹂躏实业,破坏司法,铲灭商民团。[60]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

广东省议会议长钟声致电北京公使团主席,请求禁止孙中山入境(租界)居留,并予以逮捕[61]

我们代表广东全省人民请求贵主席转告各国驻华公使:孙中山于十月十五日广州屠城惨案中,犯了欺诈,掠夺,盗窃,谋杀与放火等严重刑罪。我们请求各国在华租界当局,公使,领事等转告其政府,禁止孙中山入境居留,并予以逮捕,等候广东人民引渡就案。

北京的广东同乡会闻孙中山将抵京,特开会议,因接广州及各埠旅外同乡来函,对于孙中山两年治粤之苛政,及10月15日屠城均甚愤激,请旅京同乡向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提出,由会议解决粤事,听候国民裁判,治孙中山以纵火殃民之罪,不得以待罪之人,出席「善后会议」[62]

署名“何民魂”的评论员在《华字日报》的评论《自杀底(的)孙文》中悲愤地表示:“我尤愿我三千万粤人,世世子孙,毋忘此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五日伪革命党孙文等焚烧奸掠屠戮广州市人民之伤心纪念”[63]。《华字日报》亦通过搜集香港各报纸对商团事件的评论,编成了《广东扣械潮》(英文名为Canton Volunteers Arms Case,广东志愿军军械案)一书,其中包含对事件脉络的整理,以及社论部分[64]

黄埔校军的壮大编辑

此战是黄埔军校军队打的第一次战斗,事件结束后,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利用收繳商團的大批槍械成立教導團,日后國民革命軍之基礎發展由此展開[65]。而广东商界开始转而倾向于支持陈炯明的粤军,纷纷捐资支持。但最终孙中山依靠苏联支持击败陈炯明。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北京方面决定举行国葬,却遭到广州总商会、广东自治会联名反对[4]

參見编辑

註釋编辑

  1. ^ 另一说为挪威籍。
  2. ^ 据軍政府称有枪械9000余杆,其中有机关枪40挺,子弹300余万发
  3. ^ 政府公告指“惟原案声明40日运到,现距4号仅6日(8月10日到),时日不符。各团军领枪数目按诸商团公所存根,不过5000余杆,而哈佛轮现运枪械将及万杆,两相比较相差4000余杆,此项逾额枪械,何以解释。”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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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 “当战争起时,各处均有火起,由15晨延烧至16早始熄,闻系因战事期内,无人赶救之故。其邻于火灾地点之居民,则哭声震天,多有慌至不能行者……南路、白糖街、乐善戏院、青云里、三界庙、长寿街、芦排巷、下九甫、十三行、浆栏街、第八甫、西濠口、二马路、太平路、打铜街则由东方烧至第八号意记祥及对门大兴,再隔数店,烧去43号刘诒斋、45号心泰及24号白泰来,直至16号瑞元店止,浆栏街西便烧至65号及69号浩隆止。西荣巷烧至41号德安堂,及对门怡珍、灯笼街则由东而西,烧去一半,至于十三行。普济桥、迥澜桥一带,已尽数焚去。乐善戏院前长寿街水塔脚烧去数十店,西门直街烧去数十间,第八甫北便烧至锦经纶,对门烧去生聚店,又状元坊口烧去七八户,又普济街、仁安街、同兴街、豆栏街、源昌街、东西中三约、靖远街、故衣街、装帽街、宁远坊等,或烧去大半街,或十余店。又第五甫闸脚起,烧至青紫坊金泉茶店,第三甫烧至第二甫,又上九甫则烧去数店,只十三行一隅,约烧去店铺三百间,总各处而计,约有千间,此次火灾之损失,约在千余万之巨。原因系由商团据以作战,故官军之炮火系向此轰击,而大火即由之而起矣。官军乃在观音山开炮,向西门轰击。”,《申报》1924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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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