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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嘉德(英語:Carstairs Douglas,1830年12月27日-1877年7月26日),蘇格蘭長老會傳教士

生於英國蘇格蘭倫弗魯郡Kilbarchan,父親是長老會的牧師,育有六子,杜嘉德是最小的兒子。1851年,杜嘉德從格拉斯哥大學畢業,進入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神學院( Divin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深造,四年後完成神學課程。

1855年2月20日,杜嘉德被格拉斯哥馬太自由教會按立為蘇格蘭長老會牧師。3月,他被派往中國宣教,是蘇格蘭長老會抵華的宣教士,在閩南地區宣教二十多年,因此被不少人稱為“閩南使徒”。

傳教编辑

1855年3月,杜嘉德與賓威廉(William C. Burns,《天路歷程》的漢譯者)同往香港,轉往上海,在旅途中,得到賓威廉這位屬靈前輩的指導, 6月到達廈門,開始其在閩南地區的宣教生涯。

1856年,他從廈門乘船前往安海(位於泉州晋江市安海镇)佈道,據《安海教會150專刊》記載:“福音初入安海,當地士紳極力抵制,起初禁止民眾租賃房屋給牧師,繼而禁止民眾與之交往,終且揚沙擲石,甚至全鎮二十四境士紳演戲宣示公禁、阻止傳道”。儘管阻力重重,杜嘉德牧師還是忍辱負重,鍥而不捨地進行傳播福音,終於在咸德境向黃姓居地租得一房舍作為講堂,後因數次被人縱火搗毀而遷租玄壇宮後蔡宅書塾。至1860年才有鄭爽(安海更夫鴉片仙)、其弟鄭垣及施洗、吳江、陳強(戲班吹手)等貧寒者蒙聖靈感化,相繼受洗,同心歸主。鄭爽後來終身事主,歷任執事、長老及傳道。1866年,終於在安海紮下了根,建立了泉州地區第一個堂會(繼廈門新街堂,為閩南的第二個堂會),並以此為據點發展到安溪、永春、南安和德化等地。”此外,杜嘉德還在漳州龍海等地宣教,為福音在漳州地區的傳播做出了貢獻。

1858年,杜嘉德從寧波返回廈門途中,在台灣北部停航,但沒有登陸。

1860年9月19日,杜嘉德由廈門渡海到臺灣滬尾(淡水)和艋舺探查,9月24日抵達淡水,他發現臺灣人大都能講廈門話,感到非常意外與興奮,他在日記上寫道:“這市鎮有疏疏落落的幾條長街,居民或有四五千人,確數多少,在短短幾天的訪問中,很難作正確的估計。我們還訪問過附近唯一的大市鎮艋舺。......整個地區為福建漳、廈一帶所遷來的移民,說的也是廈門話,而臺灣全島也以廈門話為普遍。......這是一個不平常的現象——跨過海峽,這裡仍舊通行著同樣的語言;在中國大陸,隔了一百哩,就使我們覺得言語不通了。因此,我們耳中似乎聽到一種強烈的呼召:‘到這裡來幫助我們’,直到上帝的福音在這裡發揚光大起來。”(據:董顯光著:《基督教在臺灣的發展》)此後,杜嘉德多次寫信給差會,要求派宣教士到臺灣。經過他的報導與呼籲,幾年之後,蘇格蘭長老會差派了馬雅各醫生到台宣教。

1864年10月,杜嘉德與馬雅各坐船抵打狗(高雄),在臺灣先行考察了三個多星期,探尋宣教的可能性,並步行到府城(台南)、埤頭(鳳山)。

1865年,杜嘉德陪同英國長老教會首位宣教士馬雅各從廈門抵台灣,5月28日由打狗登陸,在最初的幾個月裡,杜嘉德協助他渡過艱苦的開創期,使福音在臺灣紮根。

編撰《廈英大辭典》编辑

杜嘉德為了在廈門做好福音事工,必須精通當地語言,他抄錄學習盧壹所編的《廈門語字彙》,又向羅啻等宣教士請教。由於他頗有語言天賦,又能刻苦學習,所以很快就能講一口標準流利的閩南語。杜嘉德在廈門時,牧養教會、教導學生,還經常不畏寒暑外出旅行佈道,有時乘著月夜趕路,動輒數十裡。即使在休假期間,他為了完成《廈英大辭典》的編撰,每天至少有八小時花在上面,因而其面貌較其實際年齡蒼老。

1873年,杜嘉德在廈門編撰了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中文名《廈英大辭典》或《廈門音漢英大辭典》)。為了編撰辭典,杜嘉德廣泛收集廈門話,每當聽到一個新的詞彙,他一定立刻記在筆記本上,反覆練習,直到能夠純熟掌握為止。廈門的三公會為了使辭典早日完成,派倫敦會的施約翰以及美國歸正會的打馬字牧師協助他,經過不懈的努力,這部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廈英大辭典》)終於由倫敦的杜魯伯公司(Truber and Co.)出版,為此,杜嘉德獲得了母校所頒贈的博士學位。

《廈英大辭典》是第一部廈門腔白話華英辭典,書的特色是全書無漢字,只用羅馬拼音,杜嘉德在序文裡說到,一者因為很多字找不出適當漢字,二者要利用假期在英國排印無法印出漢字,三者因他無法抽出時間在外埠(如上海)監印而作罷。由於杜嘉德在閩南地區宣教多年,熟悉不同地區的閩南話,因此書中指出了泉州話、漳州話與廈門話的差別,此書一出版立即成為所有學習閩南語者的必備書。

《廈英大辭典》出版以後經過將近半世紀之後,中國大變,新科學用語(如電器方面)、社會用語以及許多新字都不在這辭典裏面。為了適應時代的需要,1913年在台廈之同工們,請巴克禮牧師作補遺的工作,巴克禮在廈門用了三、四個月編纂整理,而於1922年自英國休假回來以後立刻前往上海交商務印書館印刷。 1923年,《廈英大辭典增補》(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終於出版,序及說明5頁,辭典276頁,篇幅約有原著的二分之一。杜嘉德原著無漢字對照,但增補就有漢字;而其拼音方法盡可能與原著一致。因其資料蒐集完備、說明清晰詳盡,出版後立即受到普遍的歡迎。1970年台北古亭書屋將杜嘉德原著及巴克禮增補合訂重版,加題中文書名《廈英大辭典》。

對華宣教策略编辑

1877年5月,來華的宣教土們在上海召開第一次不分宗派的福音會議,杜嘉德當選為英國教會主席。他在會上對幾十年來的宣教工作進行了反思,他認為“目前在中國傳福音的方式不當,有待各差會進一步努力與更有系統之合作,以便使福音能夠遍傳中國。他希望宣教士能吸取歷史教訓,不要再成為缺乏訓練與盲目行動的烏合之眾,更不可互相嫉妒與傾軋。”他強調來華宣教士的素質必須是第一流的,因為中國擁有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而中國人也是非基督教文明中最精明、最勤奮、教化最深、能力最強的民族。

巴克禮牧師和杜嘉德都是格拉斯哥大學神學院畢業的,巴克禮1873年春天畢業。晚年他回憶說:在我大學生涯裏,我沒有想到海外宣教,直到最後一年……有一天,院長杜喬治博士(Dr. George Douglas)的弟弟,就是廈門回來的杜嘉德牧師,來到學校招募前往中國的宣教師。……晚上院長邀了一些學生和杜嘉德牧師見面,當時杜牧師正從事廈門腔 漢英辭典出版的工作。他給我們看辭典的校對稿樣,我向他說看起來印得還不錯。他說:「是的!當你來到中國,相信你必會發現這字典有相當的用途」。以後他寫信勸我,立刻和他動身,不必再唸完神學課程,在中國宣教師的需要是迫切的……但我當時沒有答應他的建議(Band: Barclay of Formosa, P17~18)。杜嘉德的哥哥 George Cunninghame Monteath Douglas (1826–1904)是當時位於格拉斯哥的蘇格蘭自由教會神學院院長。

巴克禮於1875年抵台。

逝世编辑

杜嘉德從上海回來廈門後不久,染上霍亂。1877年7月26日從清晨開始腹瀉不止,到了中午,他已病入膏肓,醫生束手無策,安慰他說:“不要太激動,你是個哲學家。”杜嘉德堅定地回答道:“不,我是個基督徒,”然後他重重的喘了一口氣,接看說:“在這時刻,基督徒要比哲學家好得多。”過了一會兒,他對一旁正在悲傷的信徒們安慰到“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羅:6:23)下午5點多,47歲的杜嘉德逝世,埋葬在廈門鼓浪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