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主菜单

牛棚 (文革用语)

牛棚又叫牛舍,一般指养牛的地方,原专指供牛居住而搭建的棚子,一般由木头、石头或茅草搭建,相对比较简陋和猪圈、羊圈、马厩等词同属一类。

文革时期牛棚是指各单位(机关、团体、学校、工厂、村镇、街道)自行设立的拘禁该单位知识分子的地方。始于1966年夏天。

牛棚的生活居住条件极差,对居住在里面的人有极大的健康损害。

來源编辑

“牛棚”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大量产生,最早于1966年7月出现在北京。当时已经被“打倒”的北京市委书记刘仁等,被关进设在北京郊区昌平县清华大学200号(即清华分校,当时所谓保密专业的代号)附近一个叫做“反修堡”的地方。与此同时,“牛棚”的雏形也在北京大学出现。它由“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擅自设立,被拘禁者动辄受到随意的辱骂、殴打、批斗。在1966年7月至9月期间,北大被监管劳动的“牛鬼蛇神”晚上还被允许回家、回宿舍;但是从9月27日开始,出现了全天候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地点在北京郊区昌平县十三陵附近一个叫做“太平庄”的地方。北京大学前副校长郝斌在回忆历北大史系教授向达《我要有个三长两短》[1]、郝斌《“牛棚”内外忆老罗》[2]以及《老来忆“牛棚”》[3]等文以及《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2013年,台北,大块文化出版公司,[4])中,对1966年至1968年太平庄“牛棚”里的反人道内幕作了详实的记录。北京大学前副校长季羡林著有《牛棚杂忆》,该书记述的是1968年建于校园内的北大规模最大的“牛棚”里发生的种种恶行。[5]。“牛棚”在1969年大批国家机关干部及高校教师被下放后不复存在。“下放”与“牛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分别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被拘禁者包括被扣上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的所谓有“问题”的人。“牛鬼”的认定(定义、判定、审批),多少带有随意性。它是一种对被打入另册者监督、专政、进行思想和劳动双重“改造”的制度工具。

定義與分類编辑

牛棚只是约定俗成的民间别称,不见于正式文件、报道;其正式称呼为“集训队”、“管教队”乃至“劳改队”等等,各单位称呼不同,也称“黑帮大院”。牛棚的设立,从其没有司法和公安机关授权(公检法也被砸烂)的意义上来看是非法的,但也算不上是私设的,因为它非常公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人敢于质疑它。它是由非政府职能部门(如公、检、法)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学校和机关擅自设置的,虽无法制根据,但在当时却是被容忍甚至鼓励的,因此它是群众专政的具体形式之一,也是“文革”期间法制遭到彻底践踏、人格遭到彻底践踏的具体实例之一。

把人住的地方称牛棚,一则住的人是牛鬼,而牛鬼不是人民亦不是人,与牛就有了可比性;二则住宿、伙食等物质条件差,类比为牛圈也相似;三则住者的待遇也是非人的,没有自由,强制检讨,经常性挨批斗,动辄被打骂,比牛还不如(为了保障耕作服役,牛还能得到饲养、休息等优待)。

牛棚分两类:

  • 狭义——临时性拘禁的短期设置(也叫“学习班”)
  • 广义——制度性强迫看押劳动的长期安排(指五七干校)。

以上狭义、广义两种说法都是对“牛棚”的误解。牛棚是变相的监狱,被关入“牛棚”者没有人身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学习班”有两种,出现在“文革”中期。最常见的一种是“最新指示”每每发布后的集中学习,机关院校的工作人员被要求普遍参加;另一种是半强制性的洗脑班,参加者一般都是被认为“有问题”但可以教育好的人,他们一般不会受到侮辱、打骂。“五七干校”则出现在“文革”最疯狂的前三年之后,当时中央机关大批干部以及高校大批教师被迫离开城市,“下放”劳动。在乡下,他们虽然被要求集体住宿、统一劳动,但实际上有相当大程度的人身自由,并被允许每年一次回家探亲。杨绛著《干校六记》记述的就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被下放到河南省的一些经历。实际上,“下放”与“牛棚”在时间上完全不重合,性质也极不相同。

與監獄的異同编辑

从对被管辖者、羁押者有行政的、人身的强制限制权看,与监狱无異,带有准监狱性质。但它既不像监狱那样有成套的规章制度,牛棚相对地較松散(有時甚至可以說毫無規章可言),却又比监狱对人的处置更随意、更残忍、更血腥:可随意连续“提审”,用尽体罚强令被羁押者按提审者的要求指证。尤其可怕的是,正式监狱的看管者不认识被监管者,也不负责审讯(即使是互相認識,獄監的看管者亦無權也不可擅自施行此程序)。这里的看管者认识被监管者,甚至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经常性的审讯针对性极强。

生活编辑

为便于管理,批斗时随叫随到,也为了让拘禁者学习、检讨,改造思想,把他们都集中起来圈到一个办公室、教室、仓库、寺庙,或废弃不用、狭小阴湿的暗房之类的公用建筑里,一天24小时不准回家,吃喝拉撒睡都在此。剥夺其自由支配非工作时间、人身自由不得被非法干预的处置权。

牛棚生活由劳动和侮辱、折磨(包括批斗、写检讨、接受带有既定结论的外调等)组成。上、下午都在工人安排、监督下从事体力劳动(搬砖、运沙、抬煤、大田农活等后勤)。同时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运动,接连不断。检讨、思想汇报不是要让当事人过关,而是作为挑刺、寻找打击目标的突破口,稍有前后不一、措辞不当的表述都会成为撒谎、反攻倒算的口实,遭到严厉追究、拷打。在指定时间里向毛泽东像低头请罪,用别人罗织的罪名诅咒自己。强迫抄录、背毛语录,错一个字就要挨训斥、打耳光。连通信都要交检查。

文革後牛棚的身份代表编辑

有人认为,文革当中关过牛棚成为一种身份见证,说明被关者有学问、有资历、有道德、有勇气、有人品,受过迫害,一定是好人,因此有人把这种经历当成了一种可以向人夸耀、炫示的资本。

其实被关进牛棚的人当中,有好人,也有坏人。后者不是因为坏才被关进牛棚,而是进了牛棚以后,常常为了给自己换得一点较好的待遇而出卖别人。因此,牛棚里告密的事情时有发生。进了牛棚的人都受迫害,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在受到“红卫兵”的迫害之外还要承受告密者的进一步陷害,则是蹲牛棚者最难以容忍的事。

剧作家陈白尘曾用“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的‘缩写’”,详细记载过自己长达七年的“牛棚”生涯,即1966年9月11日被“‘解押’回京”至1973年“因心脏病发而被恩准回宁治疗”前“半幽禁”的经历。日记原有11册,经整理出版(仅为原文的十分之一),题为《牛棚日记》。该书记叙的“牛棚”,包括了上述广狭义两种形式。

相关文献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1. ^ 郝斌. “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 万象. 2009, (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8-23). 
  2. ^ 郝斌. “牛棚”内外忆老罗.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2-03). 
  3. ^ 郝斌. 老来忆“牛棚”. 南方周末报. 2013-04-12. 
  4. ^ 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8-11). 
  5. ^ 季羡林. 牛棚雜憶. 香港: 三聯書店. 1999. ISBN 978-962-04-16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