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程子卿警察证上的程子卿照片

程子卿(1882年3月3日-1961年9月27日),江苏镇江人。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高级警官,曾闯入中共一大会场。[1] 并与多位居住在法租界内的国民政府要员关系密切。

生平编辑

程子卿初中毕业,后来因为家庭贫困,在镇江米店当学徒。在1900年之前,程子卿来到上海,在十六铺码头当搬运工。在此,他结识了帮会首领兼“包打听黄金荣丁顺华,三人结拜为青帮兄弟,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程子卿皮肤黑,绰号“黑皮子卿”,属青帮“悟”字辈人物。在上海,程子卿曾入法书斋堂学习。[1]

1908年,程子卿经黄金荣(黄金荣1892年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任职)介绍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巡捕,后升任刑事科政治组探长。政治组负责上海法租界的政治性案件,政治组组长为法国警官萨而礼辛亥革命前后,黄金荣结识了一度住在上海法租界孙中山,此后程子卿也随黄金荣结识了孙中山。程子卿不仅保护孙中山的安全,还在上海经“孙总理代办”加入了国民党。程子卿“利用探长的身份,与居住在法租界内的国民党各派人物都有联系,更有杨虎陈群,同为青帮人物,引为好友。因此消息十分灵通,深得萨而礼的倚重。”[1]

1921年4月,荷兰革命家马林奥地利维也纳领取赴中华民国的签证时被捕,获释后为各国警方关注,其来华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皆受严密监视和检查。同年6月3日,马林抵达上海后,随即到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登记(以避免被驱逐),并以《地方经济学家》杂志驻上海记者的身份活动。当时上海法租界警方已经提前获知共产党要在上海开会的消息,早在6月底,日本警视厅就获知相关消息,7月23日晚,马林来到李书城公馆时引起了法租界警方的关注。7月30日,上海法租界警方出台了《取缔集会条例》,规定8月1日后,集会须在48小时以前取得上海法租界警察局局长许可,秘密集会或未申明集会目的者将受处罚。程子卿发现马林正在用外语发言,遂闯入中共一大会场探查,并返回霞飞路葛罗路口捕房汇报,派遣巡捕前来搜查。受此影响,中共一大此后转移到嘉兴继续召开[1]

1927年初,程子卿通过对情报的分析,预测国共不久将会决裂,并向政治组组长萨而礼、警务总监费沃利和法国驻沪总领事那齐雅汇报。3月26日,程子卿至高昌庙迎接乘楚同舰抵达上海的蒋介石,并为其准备好特别通行证进入法租界,陪同其拜访已从捕房退职的黄金荣四一二事变中,黃金榮、張嘯林、杜月笙的中華共進會冲锋陷阵,程子卿也出了力,事后经杨虎保举,获南京国民政府颁发青天白日三等勋章。胡汉民汪精卫各赠其手书字轴一轴[1]

当时上海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逐渐增加,政治组乃于1929年升格为政事治安处(俗称政治处),萨而礼任处长,程子卿受萨而礼重用,在1930年代历任政事治安处主任、督察长。后来,程子卿将巡捕房的新一代薛耕莘介绍给黄金荣,1939年薛耕莘升任督察长后,也跟程子卿一样经常同黄金荣来往。[1]

1920年代末,程子卿同杨景德结婚。他们夫妇二人均皈依了天主教,日后育有一子二女。1934年,他们的第二个女儿诞生,同年他们迁居薛华立路和平里(今建国中路173弄),程子卿在此一直居住到去世。[1]

 
1930年代,程子卿(中),薛耕莘(右),朱良弼(左)合影。当时薛耕莘任特级督察长,程子卿、朱良弼前来看望他。程子卿、朱良弼当时没有制服,薛耕莘乃向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法国人要了两套制服,三人合影留念。[2]

1930年代,程子卿也曾为中国国民党左派以及中国共产党做工作。他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并加保护。他接受宋庆龄等人的疏通,使一些被捕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获释。他还参与侦破了国民党特务暗杀杨杏佛案。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法租界绑架邓演达,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破获,此后程子卿托宋庆龄转告邓演达称,“切戒一人随便外出,最好通知捕房派人保护,以防不测。”程子卿还曾说,“我现在也是教徒,愿追随真理做人和做事。”国民党右派对他甚为不满,1931年至1936年间,程子卿先后七次收到匿名警告信,而且最后两次附子弹。程子卿曾经在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但没有受伤。此后,程子卿上下班皆有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派员保护,这样一直保护了半年,直到抗日战争爆发。[1]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沦为孤岛。程子卿与薛耕莘二人成为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与日本军方的交涉代表。颁发于1943年的程子卿警察证(CARTE DE POLICE)上显示,其法文名字为Zeng Cse King,工作单位为法国领事警察局(POLICE CONSULAIRE FRANCAIS,即法租界巡捕房),警号631,职级是侦探督察长(Inspecteur Principal délective),编号501。[1]。。

1943年,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收回了上海法租界。此后,1943年8月6日,程子卿任上海市政府督察处处长,1944年4月2日改为简任三等警监,同年8月17日改任上海市政府督察处第二督察区主任督察长,同年12月1日转任第六督察区主任督察员,任至1945年2月12日退休。[1]

抗日战争胜利后,据薛耕莘回忆称,程子卿在斜徐路华美烟草公司拿干薪,另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挂“上校督察”职,非正式军官,未拿薪水。[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程子卿留在上海,因为历史问题受到人民政府审查。程子卿认为自己可能被逮捕,于是向宋庆龄寻求帮助。经宋庆龄向有关部门进行说明,程子卿未被捕,一直在家闲居,生活不错。[1]

1961年9月27日,程子卿在上海建国中路家中病逝,享年79岁。 [1]

参考文献编辑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苏智良,程子卿夜闯中共“一大”会场之考证,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02期
  2. ^ 口述历史 薛耕莘的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岁月,凤凰网,2006-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