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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研究(亦稱翻譯學)是跨領域學科,有系統地研究筆譯、口譯、和本地化之理論、描述、和應用。翻譯研究從多種支援翻譯的研究領域借用了許多事物。這些領域包括比較文學、電子計算機科學、史學、語言學、文獻學、哲學、符號語言學、和詞彙學。

翻譯研究一詞是由阿姆斯特丹的美國學者 James S. Holmes 於其論文〈翻譯研究的名與實〉(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1]中提出的,這被視為對此學科的基礎陳述 [2]。一些英文作者偶爾會使用「translatology」來描述翻譯研究(更罕見的是「traductology」),相對應的法文是「traductologie」(如法蘭西翻譯學會——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Traductologie)。傳統上,歐洲會把口譯放在翻譯研究中(如歐洲翻譯研究學會—— European Society for Translation Studies);而在美國,更偏好的用法是「翻譯與口譯研究」(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如美國翻譯與口譯研究協會(America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Association)。

目录

歷史编辑

早期研究编辑

綜觀歷史,翻譯研究一直是規範性的(prescriptive,告訴譯者如何翻譯),甚至到了討論翻譯並非規範性一事,會被視為與翻譯無關的地步。舉例來說,翻譯研究的史學家回溯早期關於翻譯的西方思想時,會將西塞羅對自己如何透過將希臘文譯為拉丁文,以精進其演說能力的註解,視為濫觴——這是耶柔米之後稱為意義對意義翻譯的早期描述。在更早幾世紀前的埃及,對口譯者的描述性歷史是由希羅多德所提出,這多半不被視為翻譯研究——據推測這是因為其中並未告訴譯者如何翻譯。在中國,對於如何翻譯之討論始自漢朝對佛經的翻譯。

呼籲建立學科编辑

1958 年,於莫斯科召開的第二屆斯拉夫大會上,對於翻譯該採用語言學方法還是文學方法的爭論達到了高峰,以致於出現應將翻譯視為獨立學科以研究所有形式的翻譯之倡議,而不是將翻譯完全置於語言學研究或文學研究之內。[3] 在 1960 年代的美國大學中,例如愛荷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翻譯研討置於比較文學之下。[4] 1950 與 1960 年代間,對翻譯的系統性、以語言學為導向的研究開始興起。1958 年,法國語言學家 Jean-Paul Vinay 和 Jean Darbelnet 對法文和英文進行了對比性的比較。[5] 1964年,Eugene Nida 出版了《翻譯科學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這本手冊討論了聖經翻譯,在某些程度上受到了 Harris「轉換文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的影響。[6] 1965 年,John C. Catford 從語言學的角度,將翻譯理論化。[7] 到了 1960 年代與 1970 年代早期,捷克學者 Jiří Levý 與斯洛伐克學者 Anton Popovič 和 František Miko 致力研究文學譯者的風格。[8]

這些開創文學翻譯研究的事蹟,都收錄在 1972 年於哥本哈根舉辦的「第三屆國際應用語言學大會」(Thi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pplied Linguistics)上,James S. Holmes 所發表的論文裡。在這篇名為〈翻譯研究的名與實〉(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論文中,Holmes 建議收攏散於各處的學科,為翻譯領域設一類別。1995 年,Holmes 所提出的「地圖」見於 Gideon Toury 的《描述性翻譯研究及其它》(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又譯《描述翻譯學及其他》)一書。[9]

1990 年代之前,翻譯學者—尤其是規範學派(prescriptive)、描述學派(descriptive,亦稱描寫學派)和目的論學派(Skopos)的學者—傾向成立專門的思想流派。自1990 年代開始了「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翻譯學科開始分為獨立的研究領域,這些領域並行不悖,不但相互借鑑研究方法,也參照其它學術學科。

思想流派编辑

就研究層面來說,主要的思想流派傾向將重要理論概念收攏起來,大部分概念都成為爭論的焦點。

對等编辑

1950 和 1960 年代期間,翻譯研究者都傾向討論如何以最佳方式獲致「對等」(equivalence)。「對等」一詞有兩個獨特的意義,對應到不同的思想流派。在俄羅斯的傳統中,「對等」通常是一對一的對應,介於語言形式中、或介於嚴謹的科技詞彙或片語裡,因此「對等」會與一系列的「取代」相對。然而,在 Vinay 與 Darbelnet 等學者取自 Bally 所代表的法國傳統裡,「對等」是相同的功能值所獲致之成品,通常這需要在形式上有所改變。 Catford 於 1965 提出的對等見解,亦屬法國傳統。到了 1970 年代間,俄羅斯學者採用了更廣泛的「對等」概念,取語言轉換(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所導致之物作為對等。

如 Fedorov (1953) 和 Vinay & Darbelnet (1958) 所述,對於對等的討論多伴隨著「翻譯方案」(translation solution,亦稱步驟 (procedure)、技巧 (technique)、或策略 (strategy))一起討論。1958 年,陸殿揚(Loh Dianyang)的《英漢翻譯理論與技巧》(Translation: Its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借鑑了 Fedorov 和英語語言學家的想法,針對中英翻譯提出了翻譯方案之分類。

在這些傳統中,獲致對等方法的討論通常是規範性的,且與譯者的訓練有關。

描述性翻譯研究编辑

「描述性翻譯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是 Toury 於 1995 出版《描述性翻譯研究及其它》(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又譯《描述翻譯學及其他》)一書時所創建的詞彙,用來建構經驗法則的描述性學科,以填補 Holmes 的地圖。科學方法可用於文化產物的想法,由俄羅斯的形式主義者在 20 世紀初提出,之後被比較文學的多名學者再次闡明。現在科學方法應用於文學翻譯上。其中一部份是 Even-Zohar 於 1990[10] 年提出的「多元系統理論」(theory of polysystems),其中指出,翻譯文學會被視為接收方或目標文學系統的子系統。Gideon Toury 根據他的理論,表示在以研究為目的時,考量譯文是否為「目標文化的事實存在」是必要的。討論文學翻譯時,「操控」(manipulation[11])和「贊助人」(patronage[12])等概念也同時開展。

目的論编辑

目的論(Skopos theory)是翻譯理論的另一個典範轉移,可追溯至 1984 年的歐洲。那年德國出版了兩本書:一是 Katharina Reiss(亦拼寫為 Reiß)和 Hans Vermeer 合著的《翻譯通論基礎》(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13]一是 Justa Holz-Mänttäri 所寫的《譯者行為》(Translatorial Action,德文書名為 Translatorisches Handeln)。[14] 這兩本書提出了「目的論」(Skopos theory),這理論表示,達成譯文該有的目的最為重要,甚於「對等」。

文化翻譯编辑

「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指出,在翻譯研究上還有發展的空間。André Lefevere 在其編著的《翻譯、歷史與文化論集》(Translation - History - Culture: A sourcebook)中對此有所描述,他與其他學者如 Susan Bassnett 也快速呈現了翻譯研究和其它領域及概念的交流,包括性別研究、後殖民主義[15]及文化交流等。

「文化翻譯」(cultural translation)的概念在極大程度上來自 Homi Bhabha 對 Salman Rushdie 之解讀,這記錄於前者的《文化地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一書中。[16] 文化翻譯是文化研究裡的概念,用以表示在所指涉的文化中,不管是語言上的、或其它方面的轉化過程。這概念使用了語言上的翻譯,作為分析文化裡的轉化與交流之工具或隱喻。「但是,儘管翻譯拉近了不同文化,但翻譯中一定會在文化間造成形變。」

生態翻譯學编辑

生態翻譯學(Eco-translatology)是澳門理工學院的胡庚申教授發展的研究方向。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會涉入文化間的適應與選擇過程,進而專注在翻譯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和譯者的中心角色。其核心概念為「譯者中心」(translator-centeredness)、「生態平衡」(eco-balance)、以及翻譯即「文本移植」(textual transplants)。國際生態翻譯學研究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co-translatology Research)已針對生態翻譯學舉辦了五次討論會,並於 2011 年創立了《生態翻譯學學刊》(Journal of Eco-Translatology)。[17]

探究領域编辑

譯史研究编辑

譯史研究(translation history)關注的是譯者身為專業人士與社會族群的歷史,也關注翻譯歷史在文化的發展、互動、甚至消亡時的指標意義。關於譯史的部分原則,已由 Lieven D'hulst[18] 和 Pym 提出。[19] 譯史研究的主要專案包括牛津英文文學翻譯史(Oxford 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English)和法文翻譯歷史(Histoire des traductions en langue française)。

西方翻譯理論的歷史文選已由 Robinson (2002)[20] 編纂,收錄人物至尼采為止;法文理論(1748–1847)由 D'hulst (1990)[21] 編纂;西班牙文由 Santoyo (1987)[22] 編纂;波蘭文(1440–1974)由 Edward Balcerzan (1977)[23] 編纂;中文由張佩瑤 (2006)[24] 編纂。

翻譯社會學编辑

翻譯社會學(sociology of translation)包括了譯者是誰、和譯者工作型態(工作場所研究)的研究,及何種翻譯資料可以用來解釋語言之間的思想流動。

後殖民主義翻譯研究编辑

後殖民主義翻譯研究(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studies)專注於發生在殖民宗主國與前殖民地之間的翻譯,或介於眾多前殖民地之間的翻譯。[25] 它們從根本上質疑「翻譯在完全分離的文化和語言之間發生」的假設。

性別研究编辑

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研究譯者性別方面之事、[26]譯者翻譯的文字所呈現的性別本質、[27]也許與性別相關的翻譯過程、以及用來描述翻譯的性別隱喻。早期研究者有 Luise von Flotow、Sherry Simon德语Sherry Simon 和 Keith Harvey[28]

倫理道德编辑

在倫理道德(ethic)領域中,Antoine BermanLawrence Venuti 發表了許多與眾不同並引起諸多討論的論文,但這些論文均同意以下觀點:翻譯時應強調譯入語和譯出語、譯入文化和譯出文化的不同。兩人都對「文化上的差異〔……〕能最好地保存〔……〕差異性」該如何達成感到興趣。[29] 在之後的研究中,學者使用了 Emmanuel Levinas 的道德倫理和主體性的哲學著作。[30] 鑑於對他著作的多種詮釋,在翻譯的道德倫理研究中,他對倫理責任的概念有著多種結論。有些研究假定翻譯本身在道德上是有疑慮的;而其它研究則認為作者或文字與譯者之間的關係,是更人際間的,因此翻譯是平等、交互的過程。

與這些研究相映成趣的,是對譯者責任的普遍認可已有所增加。許多筆譯者與口譯者都被視為區域政治衝突的積極參與者,他們如何從自身的身份認同與判斷中獨立出來,以合乎倫理道德的方式工作,已成為問題。研究導出的結論,是筆譯者與口譯者不但被視為語言的傳遞者,還是社會與政治運動者。[31]

一般咸信,倫理規範(ethical code)提供了部分指引原則,以降低不確定性、提高專業水準,這在其它學科中已有所述(例如軍醫倫理規範或法律倫理規範)。然而,在翻譯研究中對於倫理道德的概念尚無清晰的認知,因此對於此規範的意見形成,還有極大的差異。

影視翻譯研究编辑

影視翻譯研究(audiovisual translation studies,簡稱 AVT)關注的是聲音和(或)影像環境下的翻譯,包括電影、電視、電玩、和一些現場活動,例如歌劇。[32] 這領域中各項研究的共同起源,是翻譯會在多符號系統(multiple semiotic system)中發生,要翻譯的文字(多符號文字—— polysemiotic text[33])會透過不只一種符號頻道來傳遞訊息,亦即不僅僅透過書寫或語言,也透過聲響和(或)畫面來傳遞。[34] 此研究下的翻譯模式有字幕(subtitling)、配音(dubbing)、和旁白(voice-over),但在歌劇或戲院的現場演出中,也有歌詞字幕(surtitling)。[35]

通常傳播媒介的可用性研究(media accessibility studies)也被歸類在影視翻譯研究之下,[36]例如為全盲與弱視者準備的口述影像和聽障者專用的字幕,是這類研究的主要目標。在影視翻譯研究中,不同的媒體形式與翻譯模式所加諸的多種條件與限制,都會影響翻譯該如何進行;同時,這通常也是大部分 AVT 成品或過程的研究核心。許多 AVT 學者和從業人員都是「歐洲影視翻譯研究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Studies in Screen Translation,簡稱 ESIST)的一員。

非專業翻譯编辑

非專業翻譯(non-professional translation)指得是非專業譯者所進行的翻譯活動,這類活動通常會通過網際網路進行。[37] 伴隨著近年開展的科技民主化、以及網際網路的盛行,這些實踐活動如雨後春筍般開展。自發的志願翻譯活動已在世界各地興起,涵蓋了多種書面與多媒體產品類型的翻譯。

正常來說,並未接受過翻譯訓練的志願者即可加入,但受過訓練的譯者也可能參與其中,例如「無國界譯者」(Translators without Borders)。[38]

由於每位學者對非專業翻譯應具備的重要特性有不同想法,非專業翻譯的描述也不一而足。O'Hagan 使用的是「用戶產生的翻譯」(user-generated translation[39]、「漢化組」(fan translation[40] 和「社群翻譯」(community translation)。[41] Fernández-Costales 和 Jiménez-Crespo 傾向使用「協同翻譯」(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42][43],而 Pérez-González 稱之為「新手翻譯」(amateur subtitling)。[44] Pym 認為,非專業翻譯與專業翻譯的基本差異,在於金錢上的報酬,因此他建議稱為「義務翻譯」(volunteer translation)。[45]

最受歡迎的幾種非專業、且由愛好者控制的翻譯活動,有「字幕組」(Fansubbing)、「配音組」(Fandubbing)、「ROM 駭客組」(ROM hacking)或「遊戲漢化組」( fan translation of video games)、以及「掃描組」(Scanlation)。這些實際活動多半有著強而有力、凝聚力十足的愛好者基礎;而更大型的非專業翻譯專案常使用「眾包」(crowdsourcing)模式,由公司或組織所控制。自 2008 年起,Facebook 已透過眾包讓用戶翻譯其網站,而 TED 大會則設立了開放式翻譯專案(Open Translation Project)[46],讓志願者使用 Amara[47] 平台在網路上建立 TED 演講的字幕。

本地化编辑

本地化研究(localization,又稱「在地化」或「本土化」)關注的是當代語言產業的翻譯,在語言之間採用技術文字(即「進行本地化」),然後修改、以符合特定的「地區設定」(locale,即透過語言類型及多種文化變因所定義的目標地區)。本地化多半與軟體、產品文件、網站、和電子遊戲有關,在這些領域中,科技元件是關鍵。

本地化有個關鍵概念,稱為「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在國際化過程中,產品中帶有特定文化象徵的事物會被去除,以便同步本地化成多種不同的語言。

譯者養成编辑

口譯研究编辑

口譯研究(Interpreting Studies)多半與翻譯研究相提並論。這是因為兩個學科之間的相似性,兩者都包含了從一個語言轉換到另一個語言的過程。的確,口譯活動長期被視為翻譯的特別形式,一直到 20 世紀下半葉引入科學方法後,口譯研究才逐漸從翻譯研究中獨立出來。雖然口譯研究大量使用翻譯研究的理論架構,[48]但前者一直專注在口譯活動的實務與教學法上。[49] 這讓口譯研究穩健地從翻譯研究中解放出來,同時,跟後者一樣根基於跨領域的前提下,不斷地發展出獨立的理論架構。口譯研究已經發展出數種方法,也經歷過多次典範轉移,[50]引領至最近的口譯者、口譯工作、和口譯環境之社會學研究。

認知與過程研究编辑

翻譯科技编辑

前景编辑

翻譯研究已隨著翻譯學校和大學翻譯課程的成長,而有所發展。1995 年針對 60 個國家的研究指出,大學以上開辦的翻譯或口譯課程,已高達 250 個。[51] 到了 2013 年,同一個資料庫顯示提供翻譯訓練的機構已經超過 501 所。[52] 同樣地,翻譯學術研討會翻譯期刊、和翻譯相關的出版品也有所增加。翻譯的能見度也促成許多國家及國際翻譯研究學會之成立。2016 年 9 月,有十所相關機構成立了「國際翻譯與口譯研究學會網路」(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Translation and Intrepreting Studies Associations,簡稱 INTISA)。

在這學科中,成長中的多種典範被認為是衝突的可能來源。早在 1999 年,於西班牙維克大學(University of Vic)舉辦的「筆譯及口譯人員訓練:千禧年新方向」論壇(Vic Forum on Training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New Directions for the Millennium)中,非本質主義者和經驗方法之間就因為概念性鴻溝進行爭論。與會者 Rosemary Arrojo 和 Andrew Chesterman 明確為兩種方法尋求共識。[53]

正如大多數已發展的理論都是透過和其它學科—如語言學、比較文學、文化研究、哲學、社會學、或歷史編纂學—交流之後,才得以成長;由此可知,跨領域已使建立了新的典範成為可能。同時,將翻譯研究作為獨立存在的學科,也可能導致這學科碎片化。[54]

第二個衝突來源來自於理論與實務的鴻溝。早期的規範主義給描述主義和理論化提供了空間,專業人士認為翻譯研究的應用性並不高。同時,大學的研究評量並不太看重(如果有一丁點看重的話)翻譯實務。[55]

翻譯研究有拓展研究領域的趨勢,且這趨勢應會持續下去。根據 Roman Jakobson 的論文所述,這一點延伸到適性研究(adaptation studies)、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符號系統間的翻譯(translation between semiotic systems,例如從影像到文字到音樂)、以及翻譯作為所有詮釋類型及進而作為所有理解的類型。

參見编辑

  • 歐洲翻譯研究學會
  • 目的論
  • 翻譯
  • 翻譯批評
  • 翻譯專案
  • 翻譯學者

參考資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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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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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