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批評史

中國很早就有文學批評。批评是评论的意思,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稱“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颜之推《家训·文章篇》亦稱“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论,然后出手。”中國文學批評自成一體,例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到“文气”说。刘勰的《文心雕龙》則是一部有系統的評論專著。钟嵘的《诗品》是一部诗论专著。

先秦编辑

孔子力主“诗教”,《礼记·经解篇》:“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颖达解释說:“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1]

漢朝编辑

刘安評價《离骚》稱:“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皦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2]

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郭绍虞说:“这里所谓‘气’是指才气说的”[3]

南朝時又有“聲律說”。《宋书·谢灵运传》提到:“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后有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沈约还提出诗歌创作中的“八病”问题,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

六朝编辑

興起原因编辑

六朝文學批評的興盛,受前代有關文學的言論,以及東漢末年品評人物的清議風氣的影響。魏晉時代是文學自覺時代,而在南北朝時代,文學觀念日益明晰,文學形式日益講求,論文的專家和專書應運而生。

魏晉時儒家衰微,文學的作用不再是闡發經義。當時玄學興盛,玄學強於思辯,思維能力加強,有助於文學批評的發展。玄學重主體,著重才性、審美、個體人格和精神自由,給文學批評注入新的活力。玄學逐漸與佛教合流,佛教重神妙與頓悟,也有助於主體意識與個體精神的張揚。

六朝時文學創作發達,促進文學批評的發展。當時文學作品繁富,需要評選,故文評之風大盛。而且文學體裁日益豐富,語言技巧日益講究,於是推動文學批評於文體風格、寫作技巧等問題的探討。此外,當時的文學作品出現了唯美主義形式主義的弊病,因此引來文學批評。

魏晉時代,中央集權已成強弩之末,世家大族不再受皇權控制,其經濟也因莊園經濟而得以自主,因此有充裕的時間及充分的自由從事文學創作與鑒賞。

南朝文學批評的成就编辑

南朝產生了經典性的文評鉅著。南朝文學批評所討論的問題,既不囿於傳統的思想,又能啟發後來的文學批評家,可說是空前啟後。南朝的文學批評家開始採用多種不同的批評方法,如歷史的批評、比較的批評、推理的批評、歸納的批評、審美的批評、判斷的批評、考證的批評等。

南朝的文學批評家才真正是純粹的文評家,而不是作家兼批評家(如曹丕曹植)、學者兼批評家(如王充葛洪)、選家兼批評家(如摯虞、李充)。由於是純粹的文學批評家,態度較為持平。

唐朝编辑

白居易提出“美刺比兴”说,“刺”是讽刺的意思[4]皮日休也说:“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5]白居易之詩文平易近人,老妪能解[6],反映现实,反映民間疾苦,“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他本人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7]

李翱在《祭吏部韩侍郎文》中说:“建武以还,文卑质丧。气萎体败,剽剥不让。拔去其华,得其本根。开合怪骇,驱涛涌云。包刘越赢,并武同殷。六经之风,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8]

司空图的“象外之象”“味外之旨”说是繼承自唐代皎然的“采奇于象外”與刘禹锡“境生于象外”。司空图可能還著有《二十四诗品》,王士祯最喜歡“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一句,他说此八字,道出了诗歌创作的“个中三昧”。

宋朝编辑

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论見於《梅圣俞诗集序》中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情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而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蘇軾力主“貫道說”,即蘇軾所云“吾所為文必與到俱”的意思。

江西诗派之名起于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以黄庭坚为主,其詩友有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等人。方回《瀛奎律髓》倡“一祖三宗”之说:稱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

严羽的《沧浪诗话》力主“妙悟”说、“兴趣”说。严羽的《沧浪诗话》是一部最有系统之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以诗话形式探讨诗歌艺术理论进入更自觉的阶段”[9]

朱熹的文學理論基本上都在道德與教化,體現了道學家重道輕文的傾向。程頤更進一步指出作文害道,作文是“玩物喪志”[10]。朱熹痛驳蘇軾的“文以贯道” 之说,他說“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11],可見朱熹最主“文以载道”[12]。又《朱子语录》:“道者,文之根本;文着,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

明朝编辑

明朝有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康海王九思。后七子气焰高于前七子,李攀龙甚至自夸“微吾竟长夜”,簡直是自比孔子。王世贞晚年颇自悔。

李梦阳力主“文必秦汉,诗必盛唐”[13],其《缶音集序》稱:“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而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产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怀麓堂诗话》记载:“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费侍郎廷言尝问作诗,予曰:试取所未见诗,即能识其时代格调,十不失一,乃为有得。费殊不信。一日与乔编修维翰观新颁中秘书。予适至,费郎掩卷问曰:请问,此何代诗也?予取读一篇,辄曰:唐诗也。又问何人?予曰:须看两首。看毕,曰:非白乐天乎?于是二人大笑。启卷视之,盖长庆集,印本不传久矣。”

李渔创作主張“结构第一”、“词采第二”、“音律第三”、“宾白第四”,又提出“立头脑”、“减头绪”、“密针线”之說,他的《闲情偶寄》是中国戏曲理论的集大成者。

何景明批评李夢陽“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何景明《杂言》说:“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

唐顺之力主“本色”说。《答茅鹿门知县二》中说:“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

李贽力主“童心說”,指斥道学家的极端虚伪,不过是“欺世盗名”,借“道学以为富贵之资”“被服儒雅,行若狗彘”[14]他們正是“败俗伤世者”。[15]

袁宏道力主“性靈說”,在《雪涛阁集序》中说:“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唯识时之士,为能堤其潰而通其所必变。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袁宏道在《答李元善》中说:“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字法句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

清朝编辑

方苞力主“义法”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16]姚鼐说“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

王士祯力主“神韵说”,渊源自司空图的“味在酸鹹外”和严羽的“興趣說”,“近之不浮,遠之無盡,神到不可湊泊。”。又說:“為詩要先從風致入手,久之要造於平淡。”王士禎在《分甘余話》中提到:“或問‘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答曰:太白詩‘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席,楓葉落紛紛。’襄陽(孟浩然)詩‘挂席幾千裡,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常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不可見,日暮空聞鐘。’詩至此,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無跡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其理論多見諸於《带经堂诗话》。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云:“《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

沈德潛論詩主張孔子追求“溫柔敦厚”的儒雅詩風,其“格調說”很明顯受到李夢陽等前后七子影響。

袁枚力主“性靈說”,做詩“都因於性靈,不在堆垛。”再看他如下言論:“不學古人,法無一可。竟似古人,何處著我。”[17]“詩有人無我,是傀儡也”“人閑居時一刻不可無古人,落筆時一刻不可有古人。平居有古人,學問方深,落筆無古人,精神始出。”[18]

近代编辑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朱东润说:“今欲观古人文学批评之所成就,要而言之,盖有六端。自成一书,条理毕具,如刘勰、钟嵘之书,一也。发为篇章,散见本集,如韩愈论文论诗诸篇,二也。甄采诸家,定为选本,后人从此去取,窥其意旨,如殷璠之《河岳英灵2集》,高仲武之《中兴间气集》,三也。亦有选家,间附评注,虽繁简异趣,语或不一,而望表知里,情态毕具,如方回之《赢奎律髓》,张惠言之《词选》,四也。他若宗旨有在,而语不尽传,照乘之光,自他有耀,其见于他人专书,如山谷之说,备见诗眼者为五。见于他人诗文,如四灵之论,见于《水心集》者,六也。此六端外,或有可举,盖不数数觏焉。”[19]

注釋编辑

  1. ^ 孔颖达《礼记正义》
  2. ^ 班固《离骚序》
  3. ^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4. ^ 邓元锡《函史》云:“白太傅《秦中吟》《新乐府》之作,风时赋事,美刺比兴,欲尽备乎六诗之义。”
  5. ^ 《正乐府序》
  6. ^ 宋魏庆之《诗人玉屑》记载:“白乐天每作诗,令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又改之。”
  7. ^ 白居易:《与元九书
  8. ^ 全唐文》卷六四零
  9. ^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10. ^ 《二程遺書》十八
  11. ^ 《朱子語類》一三九
  12. ^ 《通書·文辭》:“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蔫而已。”
  13. ^ 《明史·李梦阳传》
  14. ^ 李贽《三教归儒说》
  15. ^ 李贽《又与焦弱侯》
  16. ^ 《又书货殖传后》
  17. ^ 《續詩品》
  18. ^ 《隨園詩話》
  19. ^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序言》

參考書目编辑

研究書目编辑

  • 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
  • Stephen Owen(宇文所安)著,王柏華等譯:《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 青木正兒著,孟慶文譯:《中國文學思想史》(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
  • 青木正兒著,陳淑女譯:《清代文學評論史》(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69)。
  • Marian Galik著,陳聖生等譯:《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發生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