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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用重典

(重定向自嚴刑峻法

亂世用重典,或治亂世用重典,是中國歷史上關於治理犯罪的一種觀點,對應現代西方刑事政策理論中的嚇阻理論(或譯:威嚇理論:英語:deterrence)。其背後思維是兩個相關的觀點:(1)人通常出於功利主義,理性計算行為之利弊得失,依此決定要不要犯罪;(2)人都怕痛苦、怕死,之所以會犯罪猖獗,必是因為懲罰不夠嚴厲,也就是犯罪的成本不夠高。所以在犯罪率升高、或者人民感覺治安惡化時,便容易出現“只要提高處罰,便能直接減少犯罪”的這類呼聲。

著名的、屬於「治亂世用重典」思想的刑事政策例如:三振法案(第三次犯罪是暴力罪或重罪者,處25年以上到無期徒刑,而且至少25年不得假釋)、潔西卡法案(兒童性侵初犯即重罰25年以上)。重罰對維持治安的效果,受到一些研究的支持,但也有一些研究反對重罰有維持治安的效果。

效果编辑

一般民眾常直觀地認為,加重處罰就能減少犯罪,然而學界人士往往不同意這點;盡管一些研究反對重罰的效果,學界傳統上也反對重罰有效的觀點;然而也有研究指出,加重處罰本身是有效的:

  • 一篇由D·S·阿布蘭姆斯(D.S. Abrams)做的研究顯示說「使用一個州引入持槍犯罪的法律的資料,可以用以單獨測量監禁的嚇阻效果,這類的法律旨在增加持槍犯罪被告的刑度,而受到持槍犯罪相關法律指控的被告,會在法律沒有本質變化的狀況下,受到更嚴厲的制裁,因此任何對犯罪的短期影響,都可歸因於嚇阻效果。使用不同州份通過這類法律的日期的資料,可以發現說,平均而言,這些關於持槍犯罪的法律,會在頭三年內,減少大約5%的帶槍搶劫犯罪率,這項結果在不同測試規格之下都是穩定的,而且這項結果,並未和罪犯流向其他類型的犯罪相關(也就是潛在的罪犯得到嚇阻,而不是改犯其他的罪行)。」[1]
  • 庫先母科(Kuziemko)發現說,刑期長度與再犯率之間,有著確實的負相關,他發現說每增加一個月的刑期,再犯率就減少百分之三。[2]
  • 另一篇使用歐洲自然實驗及1996年法國巴士底日特赦的資料估計再犯率的資料顯示說,「在巴士底日時,在法國監獄服刑的犯人會因此受惠,他們的基本刑期會因此減少一個星期,此外,這些罪犯在巴士底日之後剩餘刑期中,他們每個月的剩餘刑期中,都會扣掉一個星期的刑期。,因此在這種狀況下,集體特赦導致了坐牢時間和期望出獄的時間兩者間非常顯著的不連續。」他們並發現說,因為特赦而減少的刑期越多,罪犯的再犯率就越高。[3]
  • 根據弗朗切斯科.德拉戈(Francesco Drago)、羅伯托.加爾比亞蒂(Roberto Galbiati)和彼得·韋爾托瓦(Pietro Vertova)在2009年的《監獄嚇阻效果:自然實驗的證據》(The Deterrent Effects of Prison: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一文的研究,「若使用義大利自然實驗的資料對嚇阻理論進行實證,可以發現說期望刑期每多一個月,再犯率就減少百分之1.3。」[4]
  • 盡管有反對聲音,但一些研究顯示說美國的三振法案有效,一篇由喬治梅森大學的研究人員出版、名叫《三振法案是否嚇阻犯罪?一篇無母數的估計》的研究顯示說在加州,比起那些犯了「一好球」罪行的罪犯,那些犯了「兩好球」罪行的罪犯的逮捕率低了20%,這篇研究並因此總結說三振法案降低了再犯率[5];另外,一篇2007年來自紐約州維拉司法研究院(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旨在估計在各種判決下的隔離(incapacitation)效果的的研究也顯示說,假若美國的監禁率上升10%,那犯罪率就會下降至少2%;然而這項措施會非常地昂貴[6]
  • 盡管尚無研究資料證實,但軼事證據指出,在已開發國家當中,傾向對罪犯使用重罰,且保留體罰和對謀殺罪死刑新加坡,其整體犯罪率低於沒有死刑和肉刑且傾向對罪犯使用輕罰的西北歐國家,新加坡的罪犯再犯率也不高於北歐國家。

批評编辑

亂世用重典受到不少民眾支持,但也有一些人反對亂世用重典,以下是反對者的部分理由

  • 政府權力過大的流弊層面:若我們期待政府能有效率地抓到真兇,卻給予政府過大權力,往往適得其反,並反過來箝制人民思想自由,甚至透過監視系統侵犯個人隱私。最佳的政府濫用權利例子,便是2013年6月底到7月間爆發的美國稜鏡計畫,美國政府為了打擊恐怖份子、提早發現恐怖活動及避免損失,肆無忌憚地竊聽、竊看全世界的網路活動,包括私人電子郵件即時通訊雲端硬碟內容等等。
  • 忽略社會結構問題:當人類社會的某種現象大量發生時,往往是背後的社會結構推逼著大量的人往這現象的方向移動。例如:當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已來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時,飢寒起盜心、被逼上梁山的事便屢出不鮮。此時,就算把眼前這批犯罪人都關起來、甚至都殺了,社會結構仍會不斷製造出新的犯罪人,形成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淘汰下等人類之現象。
  • 客觀證據反對:「治亂世用重典」的實際效果如何?數十年來,尤其自1990年代以來,一些研究認為,提高刑罰最好的效果是「沒效果」,最差的效果則是「提高人民的暴戾氣息,微幅增加暴力犯罪」[7]

参考文獻编辑

引用编辑

  1. ^ Abrams, David S. Estimating the Deterrent Effect of Incarceration Using Sentencing Enhancement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2, 4 (4): 32–56. doi:10.1257/app.4.4.32. 
  2. ^ Kuziemko, Ilyana. How Should Inmates Be Released From Prison? An Assessment of Parole Versus Fixed Sentence Regim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3, 128 (1): 371–424. doi:10.1093/qje/qjs052. 
  3. ^ Maurin, Eric; Ouss, Aurelie. Sentence Reductions and Recidivism: Lessons from the Bastille Day Quasi Experiment (PDF).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3990. SSRN 1351154. 
  4. ^ Drago, Francesco; Galbiati, Roberto; Vertova, Pietro. The deterrent effects of prison: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PDF).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9, 117.2: 257–80. doi:10.1086/599286.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7-12-25). 
  5. ^ Helland, Eric; Tabarrok, Alexander. Does Three Strikes Deter?.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7, XLII (2): 309–30. doi:10.3368/jhr.XLII.2.309. 
  6. ^ Stemen, Don. Reconsidering Incarceration: New Directions for Reducing Crime (PDF). 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 2. January 2007 [26 January 2016].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6-06-11). 
  7. ^ Andrews, Donald Arthur; Bonta, James. Deterrence. In: Chapter 13 - Getting Mean, Getting Even, Getting Justice: Punishment and a Search for Alternatives. The Psychology of Criminal Conducts. ISBN 978-1-4224-6329-1 (英语). 

来源编辑

书籍
  • 張甘妹:《刑事政策》. 台北:三民書局.
网页

參見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