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

1789年至1799年的一場革命
(重定向自法國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法語:Révolution française)是十八世纪末发生在法国及其殖民地以及欧洲的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动荡。通常,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时间,最早从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的召开算起,最晚到1799年11月9日(共和8年雾月18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法国大革命结束。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法国的绝对君主制得以终结,旧制度土崩瓦解,法国政体几经变更,先后经历了君主立宪制国民公会督政府

法國大革命
Révolution française
大西洋革命的一部分
Prise de la Bastille.jpg
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
(让-皮埃尔·乌埃勒,水彩画,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1789年)
日期1789年5月5日-1799年11月9日 (1789-05-051799-11-09)
(10年6个月又4天)
地点 法國
结果

法国大革命带来了全新的政治体制,这主要归功于《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人权宣言》宣告了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一系列基本自由,还有国民主权。而且,这些全新的政治体制都是为国家这一理念而建立的。国家这一理念,它的价值观,以及大革命时形成的的制度,至今仍支配着法国的政治运作。大革命废除了法国旧制度下的封建制度和等级特权,对土地所有权进行了不断分割,对政治权力进行了约束,重新平衡了教会和国家的关系,重新定义了家庭结构。

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者在政治斗争中动辄诉诸暴力,群体性暴力事件频发,这就包括众所周知的恐怖时期旺代战争期间,仅仅在吉伦特党人在外省发起的反对革命的造反中,就多达数十万人丧生。在各种敌对的革命派别相互角逐中,法国大革命的标志性人物接连被杀。

法国大革命战争波及欧洲大陆各国,传播了革命思想,加速了欧洲等级社会的消亡。

法国大革命与其他革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诉求是普世的,为的是全人类的利益[1]。 从一开始,它的支持者就宣告了法国大革命的普世意义,同样,它的反对者从一开始就在强调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2]

法国大革命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3],在随后的两个世纪,无论是否法国人,对于它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4]。法国大革命制造了革命思想的拥护者和旧制度的捍卫者之间、以及反教权主义者天主教会之间持久的分裂。法国大革命被大多数历史学家视作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5]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法国以及欧洲的政治体制陷入长期的动荡。法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君主立宪制,两次短暂的共和国和两次帝国,直到1870年第三共和国成立,法国才有了一个稳定的体制。十八世纪末的历史被法国大革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无数革命运动把它视作革命的前兆[6]。它的伟大口号和文化象征成为现代历史中无数革命运动的旗帜,甚至包括一个世纪后的俄国革命[7]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断代编辑

习惯上,法国大革命的上限是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召开,下限是1799年11月9日(共和8年雾月18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雾月政变开启了执政府时期,五年后,拿破仑称帝,建立了法兰西帝国,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扩张可被视作法国大革命的延续。

尽管大多数历史教科书和众多历史学家把法国大革命划分为国民制宪议会国民立法议会国民公会督政府四个时期,儒勒·米什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将罗伯斯庇尔的倒台看作法国大革命结束的标志。这种历史划分经常是被其政治立场决定的,往往有其自身的政治利害关系,或是为了“议会制”共和,或是为了“人民主权”[8]。专于法国大革命的史学史家们传统上把法国大革命分为两个时期和两场衔接的革命。首先是把法兰西王国变为君主立宪制王国,随后是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彻底结束了旧制度下的封建制度和等级特权。

18世纪80年的法国编辑

旧制度下的法国社会编辑

 
路易十六时期的金路易(1788年)

旧制度下的法国社会建立在等级制度和拼凑的法律制度之上。法国社会分为三个等级,包括教士贵族第三等级,第三等级占法国人口的97%。法律制度的混乱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法院、宗教修会、市政机构、大学、手工业行会都可以制定法律;每个省都有各自的法律;还有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法律,以及在法兰西王国的持续扩张中新领土遗留下来的法律。沉重的赋税压在第三等级身上,而且,是要交给另外两个等级。

18世纪,新的社会阶层在城市中飞速发展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新的社会阶层分为两类:一类是商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他们得益于经济的增长,特别是路易十六时期的那场金融证券投机狂潮,令一些人获利颇丰,还有富裕的农民,他们有能力给子女提供教育,另一类是公务员和律师,他们渴望参与政治[9]

但是,面对这种威胁,贵族们再次搬出了血统优越论:社会地位是由血统决定的。

另外,受重农主义思想影响,封建领主不仅千方百计要在土地上获得最大的收益,现在连公用土地也不放过,何况他们本来就有对公用土地开垦的特权。随之产生的结果就是没有土地的农民再也无法获得土地,变得越来越穷[10]

18世纪80年代末,由于作物歉收,那些最贫穷的家庭不得不露宿街头。法国历史学家让·尼古拉统计发现,整个18世纪法国发生了至少8528次农民叛乱,这些叛乱越来越带有政治色彩,他把18世纪称作“不平静的世纪”[11]。1788年的气候非常糟糕,春天的旱灾和7月13日强烈的暴风雨造成作物歉收,谷物和面包价格上涨,冬天的严寒造成木柴价格飞涨。这些现象在民众中引起骚动。人们认为谷物短缺是由政府造成的。1788年的抢粮风潮表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起因于粮食危机。而粮食危机归因于1763年开始的谷物贸易自由。

另外,巴黎金融业飞速发展,在银行家们的操作下,雅克·内克尔出任财政总监。与此同时,由于介入美国独立战争,财政危机雪上加霜,政府债务在1788年高达45亿利弗尔,前所未有的货币流通量又拉高了通货膨胀,面对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新税的出台势在必行,不得不召开三级会议:这将是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

对绝对君主制的反抗和改革的期望编辑

 
路易十六身着加冕礼服,佩戴着各种象征王权的标记(安托万-弗朗索瓦·卡莱,1781年)。

1788年,国王的权力构筑在一种神授的政治模式和社会模式之上:国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尽管要遵守“法兰西王国的基本法”,但他是“不受法律约束的”[12]。他是法国臣民安全、正义和信仰的保证人。他的君权不来自于任何人为设立的机构,但要在立法机关的同意下统治国家。这种模式的内在矛盾将为法国大革命铺平道路[13]

绝大多数法国人依旧离不开君主制。国王受人尊敬和爱戴,他被视作“人民之父”、“民族之父”,还是“法兰西之父”。1788年,人们期望在他的许可下进行改革。

当立法机关反对王权的时候,是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而反对,并未就此牵扯到意识形态或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反对。为了反对枢密院的改革,省级高等法院和省级三级会议滥用了手中的谏议权,旧制度下,他们在征收印花税时要进行备案,备案之前有权对国王的法律提出异议。尽管他们把保护自己的特权放在首位,但他们认为自已是、而且觉醒中的民意也把他们看成是人民的代表,用他们的话说,他们是人民抵御政府专制的捍卫者。尽管存在财政压力,王权仍然对这类机构保持尊重,这种平衡一直持续到1771年,被首席大法官莫普的一场大刀阔斧的司法改革打破[14]。这些机构中的激进人士加入了人称“爱国党”的组织,法国大革命之前,该组织致力于充当抗议的先锋。他们在政治对话中,秉持卢梭的论断,他们所争吵的,他们所要求的,假以提纲挈领,本应该借1789年的诸多事变把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萌芽变为大革命的理论基础。

归根到底,1789年之前并没有多少对专制制度的质疑。人们更多地是进行哲学上的(启蒙思想)和宗教上的(冉森主义)的反思,对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没有较大异议[15]。相反,改革是法国人民的的一致期望,而且,他们的三级会议代表也为他们明确表达出这种期望:一个更有效率的国家,一种改良的君主制度[16]

1789年:绝对君主制和旧制度的结束编辑

1789年5月上旬的司法革命编辑

竞选三级会议代表编辑

 
西耶斯神父的抨击文章《第三等级是什么?》(1789年1月)。

虽然三级会议没有立法权,但它的召开仍然给法国人民带来巨大希望[17]。农民希望减轻负担,改善生活条件,甚至废除领主权。资产阶级希望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希望建立议会君主制或者代议制政府,不过在这一点上他们也不是很清楚。他们可以依靠少数具有新思想的贵族的支持,还可以依靠少数同情人民饥苦的低级教士的支持。从1788年底开始,要求再次召开三级会议的请愿书、政论和期刊不断增多。于是,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关于三级会议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的讨论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约定俗成的做法是每个等级各一票,这置第三等级于少数地位。1788年9月,经巴黎高等法院批准,这次三级会议应该采取1614年的形式[18]

一方面,第三等级的代表要求自身的代表名额增加一倍,这样才符合他们在大司法区内的实际分量,另一方面,他们要求按人数表决的原则,也就是每名代表拥有一票。路易十六同意第三等级代表名额增加一倍,但对表决方式保持沉默。王权的不作为使“爱国党”在巴黎和外省的出现成为可能。趁着民意高涨,许多城市爆发了冲突,雷恩和多菲内尤为严重,这些冲突充斥着代表们等待去凡尔赛开会的几个月[19]

第三等级的代表反对国王编辑

 
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召开的三级会议

1789年5月1日,代表抵达凡尔赛。291位教士代表和270位贵族代表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而584位[20]第三等级的代表却遭到了漠视。5月5日,国王宣布三级会议开幕。路易十六在致辞中表达了他对所有革新思想的担忧;内克尔的演说只是涉及财政问题。对于期待已久的政治改革,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权力当局对表决方式没有明确的立场。于是,在巴纳夫穆尼埃米拉波和拉博·圣艾蒂安的带领下,第三等级的代表走上抗争之路。他们拒绝每个等级单独开会。就在该月,教士代表的会议和贵族代表的会议都同意放弃他们的税收特权。经过一个月的讨论,西耶斯神父指出,审查代表资格是刻不容缓的事,无论有没有特权等级参加都要举行,第三等级开始自行审查代表资格。6月13日,3位神父加入其中。16日,10位神父加入进来。

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的代表和一些特权等级的代表,根据杰罗姆·勒格朗的提议,受西耶斯的劝说,单独组成“国民议会[21]。6月19日,教士决定加入到第三等级代表中间,以便审查代表资格,他们中有少数同情农民饥苦的神父。6月20日,国王下令关闭第三等级的会议厅。于是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前往附近的网球场。

他们情绪高昂地宣读了《网球场宣言》:非待产生法兰西宪法,决不解散。

6月23日,此前一直保持沉默的国王[22]出现在三级会议会场上,宣布了他要采取的一些措施,建议代表们考虑他所勾画的经济改革。他还命令代表们回到各自的会议厅。贵族和高级教士的代表遵命离去,第三等级和低级教士的代表则一动不动。德勒-布雷泽侯爵看到他们不散会,重申了国王的命令。当时国民议会的主席是巴伊,这位资格最老的代表回应道:“与会国民没有任何人的命令要服从。”米拉波大叫道:“只有用刺刀才能把我们赶走。”[23] 面对抵制,6月27日,路易十六邀请三个等级合在一起讨论[24]

于是议会立刻继续讨论。7月9日,议会宣布自己为国民制宪议会。就在这几天里,议会实现了另一场决定性革命:许多代表因对事态感到恐惧而辞职;议会宣布,它的权力来源不是每位代表各自的选民,而是全体国民。这是在践行狄德罗所坚持的国民主权理论[25]。现在的议会可以依靠大多数人国民的希望,依靠“爱国党”的网络。而另一边,只有不和的大臣,财源枯竭的政府,和优柔寡断的国王,而且,他退缩了。凡尔赛、巴黎和外省散布着逮捕第三等级代表的谣言[26]

1789年夏天编辑

七月的危机编辑

 
1789年6月30日,人民释放关押在圣日耳曼修道院的法兰西近卫团士兵(皮埃尔-加布里埃尔·贝赫托,卡纳瓦雷博物馆

路易十六宣布新的议会没有法律效力,但没有公开干预。5月25日,法兰西近卫团士兵列队游行,对反叛的代表以示支持,巴黎的选民也聚集起来。但是,从26日起,六个团的士兵收到了集结令,大约2万人的军队——“真的是一小股部队”——被调到首都周围以维持巴黎和凡尔赛的秩序[27]

然而,全巴黎的人都骚动不安:资产阶级忧虑议会能否继续存在下去;人民,他们担心军队切断供应巴黎居民粮食的道路,此时面包贵到极点。七月初,在进入巴黎的收费处爆发了骚乱。国王撤掉了那些被认为是自由过度的大臣,其中就有财政总监内克尔,他在7月11日被解职,并被敦请离开法国。消息12日传到巴黎。巴黎居民拿起武器举行示威。下午,在皇家宫殿的花园里,记者卡米尔·德穆兰劝告众人进行自卫。他把解职内克尔看作是对人民的攻击。在杜伊勒里宫的花园和荣军院前的广场,巴黎居民和朗贝斯亲王率领的皇家日耳曼骑兵团发生冲突,他的士兵被指杀害了示威者[28]

7月13日,巴黎的入城收费处被纵火焚烧,修道院储藏的谷物遭到劫掠。在巴黎市政厅选民常设委员会的倡议下,组建了一支资产阶级的民兵队伍用于保卫首都,米拉波在议会对这支队伍予以支持[29]

7月14日:革命日编辑

 
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
(佚名,油画,约1789至1791年)
 
《第三等级的觉醒》(佚名,版画,巴黎,卡纳瓦雷博物馆,约1789年):画中觉醒男子代表第三等级,他挣脱锁链,抓起步枪,令贵族和教士大为惊恐。远处,可以看到拆除中的巴士底狱。

攻占巴士底狱的起因是民兵希望从那里找到火药,但这件事立刻上升为对人民革命有奠基性意义的一次行动。圣安托万区的造反者占领的既是一座皇家堡垒,也是专制的象征。这也是有组织革命群体的第一次示威运动[30]

上午,造反者洗劫了荣军院的军械库,他们在那里找到了武器和大炮。随后,他们抵达巴士底皇家监狱的大门,见到了其他的造反者,这些人从上午起就聚集在堡垒的大门前[31]

面对越来越多的人群,巴士底狱的管理者德·洛内侯爵同意市政厅调停者的要求,并书面接受交出城堡,条件是对方承诺他在此处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他让人群进入前院。不过他又改变主意下令开炮,造成了伤亡。于是,叛乱的法兰西近卫团士兵拉来从荣军院得到的大炮,德·洛内只好放下吊桥。当时是下午五点。随后,巴士底狱的征服者带着他们的俘虏前往市政厅。德·洛内在路上被杀,他的头被人用刀子割下来[32]。到达市政厅后,造反者指控巴黎行政长官弗莱塞勒是叛徒。他也被人私自处死。造反者把弗莱塞勒和德·洛内的头插到长矛上四处游荡。整整一天,巴黎的收税处遭遇纵火袭击。

市镇的革命编辑

 
让·西尔万·巴伊(让-洛朗·莫斯尼尔,卡纳瓦雷博物馆,1789年)

路易十六谋求平息骚乱,他于次日亲自来到议会宣布撤回军队,并呼吁议会重建秩序。第三天,他召回内克尔以及其他被撤职的大臣。在巴黎市政厅,旧市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全都逃跑了,前国民议会主席让·西尔万·巴伊以鼓掌方式当选为“巴黎市长”。拉法叶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的总指挥。路易十六于7月17日前往巴黎,新的市政机构已然建立,他予以承认。借此时机,巴伊送给他一枚蓝红双色帽徽,这是巴黎的颜色,路易十六把它别在帽子上,于是,象征巴黎的蓝色和红色同象征君主制的的白色结合在了一起。这一举动似乎肯定了巴黎和国王之间的和解。然而,实际上,国王难以接受他的权威毁于巴黎的一场暴乱,同样,议会代表也无法接受他们的权力靠的是民众的暴力。

与此同时,“巴士底狱征服者”之名传遍法国。武力取得了胜利,同时也帮了改革者一把。很快,对攻占巴士底狱所作的的一种象征性解释被打磨出来。巴士底狱在其中代表了国王的专制。那些最荒诞的谣言不胫而走。谣言描绘了塞满骨头的地牢,还编造出洛尔热伯爵这个受专制迫害的典型人物。巴士底狱给“爱国者”皮埃尔-弗朗索瓦·帕罗瓦带来了财富。他承包了巴士底狱的拆除工程,并出售了大量纪念模型,模型所用石头就来自原巴士底狱。

攻占巴士底狱汇入到一场社会动荡的浪潮,这一浪潮波及所有的省。从7月初开始,粮食危机及其引起的骚乱促使公民行动起来,向一个被认为是失败的地方当局提出了质疑[33]。在许多城市,爱国者们组成一个常设的委员会,控制了地方权力机构。当获悉巴黎发生的诸多变故,像是内克尔的解职,这一活动被进一步加强,在多个城市引起了真正的地方革命。攻占巴士底狱得到热情的响应,使这场运动达到了顶点。在雷恩斯特拉斯堡,人群攻击了军械库,没有遇到抵抗就得到了武器;还有的攻占了波尔多南特马赛的堡垒,驻军也都投降了。在这场运动之外,各城市都组建了国民自卫军安托万·巴纳夫叮嘱格勒诺布尔,国民自卫军是为“善良的资产阶级”准备的。事实上,国民自卫军的角色经是控制常设的委员会和民众的运动[34]

乡间的大恐慌和封建制度的废除编辑

 
1789年8月4日夜,法国封建制度的废除

这些事件催生了第一批流亡者。路易十六的弟弟阿图瓦伯爵,还有王国的其他大人物,像是孔代亲王、波利尼亚克公爵、昂吉安公爵,相继出走。他们的目的地是英国、荷兰或者德意志。全都希望在三个月内回来。

在农村许多地区,从1789年7月20日直到1789年8月6日,“大恐慌”四处蔓延。长期流传的“贵族阴谋”和“匪患恐惧”此时汇在一起:贵族雇佣盗匪割倒未成熟的庄稼破坏麦收,企图制造饥饿施以报复。谣言和恐惧使农民陷入恐慌,他们拿起武器,闯入城堡,夺取记载领主权和赋税的契约文书并付之一炬。这些暴乱标志着君主权威的崩塌,并掀起了一股贵族流亡的浪潮[35]

面对这些骚乱,议会作出了反应:1789年8月4日夜,废除等级特权、封建权利、官爵买卖和赋税不平等。这是旧制度的终结。

与等级特权有关的捐税将立即停止缴纳,但依附于土地的权利(现金地租,实物地租)要以赎买方式来废除,国民制宪议会在1791年6月15日规定了赎买方式,太苛刻的限制条件几乎阻挠了所有赎买。这些权利直到1793年7月17日才被彻底地无条件废除。起初,什一税同样要以赎买方式废除,最终,1790年4月取消了赎买条款。

强加于人身的权利(徭役,农奴身份,……)和贵族独占的狩猎权被明确废除。1789年8月11日的法律给予所有业主猎杀在他产业上一切猎物物种的权利,结束了狩猎权的王室特征[36]

1789年8月26日,国民制宪议会发布《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受启蒙思想启发,《人权宣言》给绝对君主制和等级社会做出了终审判决,宣告了法律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原则。它也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的愿望:个人自由的保障,私有财产的神圣化,所有人均可担任公职。

巴黎妇女到凡尔赛游行编辑

从1789年9月起,国民制宪议会表决了一些限制国王权力的条款,这些条款后来成为宪法的一部分。由于巴黎谷物供应困难,外加有传言说,忠于国王的佛兰德步兵团践踏三色帽徽,1789年10月的5日和6日两天,一群以妇女为主的游行队伍来到凡尔赛要见国王。国王起初打算满足他们的要求。

同一天,国民制宪议会主席穆尼埃准备再一次请求路易十六颁布《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8月4日、26日废除等级社会的法律。晚上,应巴黎市政当局要求,拉法叶同样到达凡尔赛。次日清晨,一群人闯入凡尔赛宫威胁王室,造成两名卫兵被杀。根据沙特雷法院作出的调查结果,在法国大革命的这个历史节点上:“国王、王后以及王室的安危只能系于国民自卫军和他的将军”,拉法叶。国王不得不同意离开凡尔赛,他被人群裹挟至巴黎,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从此以后,国王和国民制宪议会迁到巴黎,并受到国民自卫军的监视和暴乱的威胁。

王权遭到了严重地削弱。法国仍然是君主制国家,但立法权已经到了国民制宪议会手中。议会设立的各专门委员会控制了全部行政机构,而行政部门也越来越无视国王的权力。虽然如此,国王仍握有行政权。议会表决的法规和法令若不经国王颁布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此外,旧制度下的行政长官和其他行政官员在新的行政机构成立之前仍然在其职位上工作。直到1790年夏天,仍有未辞职的行政长官在任,尽管他们的职权已大不如前。

法国的重建编辑

行政机构的改组编辑

 
省的创立
 
1790年2月4日,路易十六在国民制宪议会。(法国国家档案馆)

国民制宪议会主要由资产阶级组成,他们试图运用十八世纪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思想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改革。法国大革命时期,思潮澎湃,舆论沸腾,再也没有像1789年到1792年那样,新闻享有充分的自由。

议会在早期把全部精力放在了行政管理的改革上。旧制度下的行政区划非常复杂。财政区、司法区、军区和教区边界并不重合,相互交织在一起。议会代表首先致力于市镇的改革,这项工作之所以紧迫完全是由于夏天的动乱引起了行政上的混乱。12月14日的法律规定了市镇的行政组织。从1790年1月起,法国的每一个市镇为其议会组织选举。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举行的首次选举。

通过12月22日的法律,议会创立了“”这个区划,它同时是行政区、司法区和财政区。一共有83个省,省的名字取自当地自然地理,像是河流、山川、海洋,省又被分和市镇。1790年春天,受议会委托,一个委员会承担起法国的划分,并负责解决候选城市为争抢省会称号所引起的争端。新的行政管理机构由“积极公民”选举产生,从1790年夏天开始履行其职能,一直持续到1791年。(注:纳税的选举人被称作“积极公民”,大约占当时人口的七分之一。)

宗教问题编辑

1789年8月11日,废除了什一税,这就使教会失去了部分财源。同年12月2日,根据欧坦主教塔列朗的提议,教会的财产交由国民“支配”,目的是偿清国债。被没收的教会财产成为“国民财产”,后来被成批出售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同一年,由于财政形势严峻,国民制宪议会发行了“指券”。这是用国民财产作担保的一种票据,它的持有人将来可以用其兑换教会的地产。指券起初被当作国库券使用,但在1790年4月被宣布强制流通,成为一种真正的货币。当时,共发行了4亿利弗尔票面价值为1000的指券,一个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期由此开始。

国民制宪议会设立了一个宗教委员会。1790年2月13日,宗教誓愿被废除,宗教修会被解散,但教会的医院和学校得以暂时保留。地方当局在随后的几个月进行了清点,它们常常都索要图书馆,市镇图书馆最初的藏品即源于此。国民财产的变卖从10月份开始,大部分为资产阶级所得,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的资金,下手速度快[37]

“真诚进行公民宣誓的爱国神父”和“逃避公民宣誓的贵族神父”(版画,1790年)

教士的公民组织法》在1790年7月12日获得通过,1790年8月24日被国王批准[38],这将神职人员转变为国家雇员。从此以后,教区神父由选举产生,而且应当宣誓,承认并保护新的教会组织。当时,法国教会自主论冉森派学说已深深扎根于议会中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代表,同时,社会的世俗化也是启蒙思想所认同的,受此影响,议会代表没有征求教宗对天主教会改革的意见。第一批教士没等教宗的意见就着手宣誓。

根据11月27日的法令,若想得到生活费,宣誓遵守《教士的公民组织法》是强制性的,因为薪俸和养老金是拨给宪政派教会的,而宪政派教会是由宣过誓的教士组成的。教士们必须做出选择:他们能否接受一项未经教会上层核可的改革?除4位主教先前已被迫宣誓外,其余主教全都拒绝宣誓;他们采取了消极抵抗的办法,哪怕45个主教区被取消,他们仍然无动于衷,就好像新的法律不存在一样。教会派驻国民制宪议会的代表必须在1791年1月4日前宣誓;被涉及到的250位议会代表中有99位宣誓遵守教士法。 但是,教宗庇护六世谴责针对法国教会的改革,这导致部分宣过誓的教士收回誓言。虽然很难确定确切人数,不过据估计,拒绝宣誓的占到了教士比例的52%[39]

教士的公民组织法》把神父们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米什莱米涅和阿尔方斯·奥拉尔都认为这是法国大革命的一大错误。1792年到1793年间的悲剧在此埋下了种子。1790年,最先是新教与天主教之间在尼姆爆发了流血冲突[40]。宣誓问题在法国西部转化为暴力对抗,在那里城市支持宣过誓的神父,而农村支持拒绝宣誓的神父。

失败的君主立宪制编辑

法兰西王国
Royaume de France法语
1791年9月3日 —— 1792年9月21日
国徽
格言:国民,法律,国王
首都巴黎
常用语言法语
政府君主立宪制
立法机构国民立法议会
历史 
1791年9月3日
1792年8月10日
ISO 3166码FR
前身
继承
  法兰西王国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联盟节编辑

 
1790年7月14日在巴黎举行联盟节

攻占巴士底狱一年后,为了庆祝新的国度降临,1790年7月14日在战神广场举行了联盟节,它始终是最盛大的革命节日[41],它为省际联盟运动画上了完满的句号[42]。在国民制宪议会的代表看来,联盟节体现了伟大的革命情谊,因为与此同时,数千场类似的仪式正在外省举行着,这是全民团结的一天[43]

塔列朗主持的弥撒结束后,拉法叶侯爵和立法团先后宣誓忠于国民、法律和国王,接着,路易十六王后宣誓忠于国民和法律。尽管这一全民共融的时刻让当时的目击者相信国王接受了大革命带来的变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44];路易十六, 按照他的习惯,免不了见风​使舵。不时传出不和谐的声音,并且,长期追求的统一无论在右派还是在左派那里都是不存在的:在维护专制制度的右派中,有人试图挟持国王,把国王架到佩罗讷去;而左派,马拉在报纸上攻击拉法叶,马拉也预料到了国王迟早会出走。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本该宣告大革命结束的节日如同国家协议一样,都被证明是虚幻的[45]。尽管如此,人民一直相信君主制,而且大声呼喊出“国王万岁!”

路易十六出逃未遂及后续编辑

 
1791年6月25日,逃跑失败的路易十六抵达巴黎

这一时期,路易十六拥有非常大的特权,是宪法赋予国王的,而且,君主制度未受到质疑[46],同时,王室要人只遭到过很少的攻击[47],就是在这个时候,1791年6月20日和21日发生的国王出逃未遂是法国大革命的关键性事件[48]:这一事件打破了国王同国民之间的象征性联系[49],加速了对国王个人的去神化[50],加快了公众对他的看法的转变[51],并且最终重燃人们对国内制造的侵略阴谋的忧虑,从而催生了一系列紧急状态法,成为恐怖时期的前兆[52]

国王的出逃在雅各宾俱乐部君主立宪派和民主派之间造成分裂[53]。雅各宾俱乐部的君主立宪派,像是巴伊拉法叶或者巴纳夫,急于结束大革命,他们编了一个国王被绑架的故事,并且通过7月15日和16日的法令宣告路易十六无罪,恢复其职权。正是从1791年7月16日这一天起,他们引发了革命者内部的分裂,这还只是第一次:一份由佩蒂翁拉克洛科尔得利俱乐部发起、要求废黜国王建立共和的请愿书,获得雅各宾俱乐部十来个成员的支持,然而却导致几乎全部成员离开,另立斐扬俱乐部[54]

 
1791年7月17日,战神广场惨案
(让-路易·普利尔设计,皮埃尔-加布里埃尔·贝赫托雕版版画,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第二天,7月17日,这份请愿书被送到战神广场,5000人来到这里签名。针对发生的事端,巴伊领导的巴黎市政当局宣布实行戒严拉法叶下令向人群开枪,造成50人死亡。战神广场惨案[55]在革命者中间制造了一道难以弥合的鸿沟,一方是君主立宪派,另一方是其他革命者,有民主派[56],如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还有共和派,如孔多塞

舆论变得更为激进。革命记者和革命宣传家向国王和王后[57]全面开火,极力渲染他们的卑鄙无耻,而保皇派的报纸,像《国王的朋友》和《宗徒大事录》,则鼓吹对变革进行公开对抗。对此,国民制宪议会果断下令进行全面压制,科尔得利俱乐部不得不暂时关闭,报纸被禁。丹东、安托万-弗朗索瓦·莫莫罗、安托万·约瑟夫·桑特尔、埃贝尔逃往英国;马拉躲进地窖里,罗伯斯庇尔藏到他的朋友杜坡莱[58]。但很快,当年9月就进行了大赦[59]。君主立宪派的地位看来是稳固了[60]。议会中的绝大多数代表愿意相信国王的真诚,以及他对新制度的承诺,恢复了对他的信任[61]

1791年宪法编辑

 
1791年9月,在圣婴广场公布宪法
 
1791年,让-弗朗索瓦·卡尔托为立宪君主路易十六所画骑马肖像。路易十六头戴一顶三角帽,帽上饰有三色帽徽,手握一柄剑,剑上刻有“国王”字样。

1791年宪法于9月3日完成,路易十六于13日批准该宪法并在第二天宣誓效忠[62]制宪议会借鉴了孟德斯鸠分权学说,卢梭主权在民思想,以及他的立法权至高无上理论[63]。但是他们过于严格的运用让立法和行政的分立过于刻板僵硬;于是,制宪议会丝毫就不考虑解决两者的分歧[64],更为严重的是,还有国王的否决权制造的分歧,起草者没有考虑到出现战争的情况[65]。国王拥有行政权,尽管他的直接权力非常有限,他持有国民代理人的头衔,在议会,他对自己的行为不承担责任,他是不可侵犯的,议会不能对他做任何事。国王对所有法令拥有暂时停止的否决权,也就是说,一项在议会通过的法令,若被国王否决,要推迟到两届议会期后才可以实施(从1789年9月11日算起,总共将近6年)[66]。此外,他还继续任命部长,无需经议会即可决定大使、军队统帅和高级公务员[67]

国民立法议会编辑

立法权交给了国民立法议会,1791年10月1日开始举行会议。这是个一院制议会,由745位议员组成,他们由男性纳税人间接选举产生。国民制宪议会在1789年12月4日通过的选举法把公民分为两类:“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纳税额达到标准的是“积极公民”,有选举权;纳税额达不到标准的是“消极公民”,不能投票。因此,在估计的2400万人口中,法国大约有430万“积极公民”和300万“消极公民”[68]。1791年5月16日,国民立法议会的议员出炉,他们都是新人,因为国民制宪议会决定他们的任何代表皆不可参选下届议会。新的议员富有并且相当年轻。他们将负责新宪法的实施[69]。现在,右派是250位斐扬俱乐部成员,他们是君主立宪制的真诚拥护者,他们要结束大革命;中间派,或者独立派,也被称作“立宪党”,是345位无党派议员,他们代表了最大的群体。左派是136位雅各宾俱乐部成员,他们基本上是后来的吉伦特派,另外还有极左派,非常少,他们是最激进的革命者。

社会骚乱和宗教骚乱编辑

面包的价格高居不下,城市和乡村不时发生骚乱。

积极公民自1月起选出的新主教,从2月开始获得祝圣,并到他们的教区就职。新的主教不得不招募神父,晋升一些只受过初步培训的神学生[70]。在巴黎,新的神父从2月开始就职;外省的选举较晚,投票率非常低。有些直到1792年2月才进行[71]。严重的是,按照1790到1792年间发布的法令,教区进行了重新规划,大量的教区被撤销,这激起了抗议的浪潮。每当关闭一间教堂变成既定事实,必然爆发骚乱,比如在曼恩-卢瓦尔省拉福斯德蒂涅,宣过誓的神父去上任,迎接他的是来自妇女的死亡威胁和石头[72]

宣战编辑

 
身处科布伦茨的“遗老孔代亲王”和其他流亡者正在用玩具兵充当“大军”(版画,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1791年)

流亡者聚集在科布伦茨,围绕在阿图瓦伯爵周围,他们迫切地要求外国君主介入法国事务。

1791年10月31日,国民立法议会通过一项法令,要求流亡者在两个月内回国,否则财产充公;11月29日,又通过了两项法令:第一项是针对特里尔选帝侯的,他必须解散法国流亡者的军队,第二项强制那些逃避宣誓的神父向教士法宣誓,否则剥夺薪俸,倘若扰乱公共秩序,甚至会被流放。

不顾温和右派的反对,路易十六对处罚流亡者和处罚不宣誓神父的两项法令使用了否决权,但是同意敦促特里尔选帝侯。特里尔选帝侯是奥地利皇帝的臣属,这构成一个十足的宣战理由[73]

法令的表决和通过让整个欧洲的宫廷惶恐不安,因为在此之前,1791年9月13日,原属教宗国阿维尼翁沃奈桑伯爵领地被法国吞并,接着就是德意志领主问题,尤其是那些在阿尔萨斯留有封地的德意志领主,这些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觉得,在他们的领地上废除封建权利无异于非法掠夺[74]。但是,奥地利君主利奥波德二世在法国爆发革命后只是同普鲁士国王联合发表了一份谨慎的声明,而且,他在1791年12月21日删去了可能给宣战提供借口的主要成分。法国在这一年秋天没有受到任何外国势力的威胁[75]

虽然如此,国内的多个派系期望战争:首先是国王,他私下里希望法国战败,以便完全恢复权力;其次是一部分当权的斐扬派,像是拉法叶,寻找某种军事上的荣耀;最后是布里索韦尼奥领导的一部分雅各宾派,他们发现战争是个不错的方法,可以疏导民众的骚乱,可以巩固大革命,可以在欧洲传播革命思想,甚至可以创造经济机会。

 
讽刺画,1792年1月,君主主义者出席雅各宾俱乐部关于战争的辩论(版画,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1792年)

正是自此时起,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开始正面交锋。从1791年12月开始,罗伯斯庇尔俾约-瓦伦卡米耶·德穆兰乔治·丹东、弗朗索瓦·尼古拉·安托万、菲利贝尔·西蒙德、弗朗索瓦·阿梅代·杜培、安托万·约瑟夫·桑特尔、艾蒂安-让·帕尼斯,在报纸的支持下,如埃贝尔的《度申老头》、路易·普吕多姆和西尔万·马雷夏尔的《巴黎的革命》、马拉的《人民之友》、路易·弗雷龙的《人民发言人》、约瑟夫-弗朗索瓦-尼古拉·杜索尔舒瓦的《政治文学周报》、勉强算上皮埃尔-让·欧杜安的《万象报》,或者说在这些报纸的驱动下,展开了反战运动[76],他们认为战争有悖于大革命的和平精神,这种精神是载入了1791年宪法的[77]。同时,他们认为国内的革命敌人比流亡者更危险,所以应该先行消灭。

但是在国民立法议会,尤其是在1792年3月2日利奥波德二世死后,战争是必然的选择[78]路易十六撤掉了反对战争的斐扬派部长,任命了对他有利的吉伦特派。

1792年4月20日,根据国王的提议,在表决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后,国民立法议会向“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宣战,换言之,只是向奥地利宣战,不是神圣罗马帝国。

国王的否决权编辑

 
1792年6月20日,示威者和路易十六在杜伊勒里宫对峙

战争的开始阶段令人失望:至少有一半军官已流亡国外,完全陷于瓦解的法国军队很快便告失败,北部边境和东北边境失去防御。

军事失利让爱国者感觉遭到了背叛,其矛头指向宫廷、贵族和拒绝宣誓的神父。在吉伦特派的推动下,议会通过了三项法令:流放拒绝宣誓的神父(5月27日),解散国王的近卫军(5月29日),以防出现内乱,召集各省的国民自卫军(6月8日),作为一支后备军保卫巴黎[79]

6月12日,路易十六撤掉了吉伦特派的部长,13日,他对流放不宣誓神父和召集联盟军的两项法令使用了否决权。这种局面给国王招来了“否决先生”的绰号,并引发了一场新的示威游行,1792年6月20日这一天,示威者包围了杜伊勒里宫。国王虽然接受了在无套裤汉面前戴上弗里吉亚帽的羞辱,但拒绝撤销所做的决定[80]。1792年7月6日,普鲁士参战支持奥地利,这迫使国民立法议会绕开国王的否决权,他们要求所有的志愿者向巴黎集结,并于7月11日宣布“祖国在危急中”。

1792年8月10日,君主制度的灭亡编辑

 
1792年8月10日,攻占杜伊勒里宫(让·杜普莱西-贝尔托,油画,凡尔赛宫博物馆)

1792年7月25日在科布伦茨起草的《布伦瑞克宣言》于8月1日传到巴黎。它警告巴黎居民,但凡王室受到丝毫侵害,便要“血洗巴黎并将其夷为平地”。对爱国者来说,这份文件彻底坐实了国王的背叛。永远不要低估人类的愚蠢程度,这份在阿克塞尔·冯·费森的鼓动下炮制的声明[81],非但没有吓倒无套裤汉,反而点燃了巴黎各区居民的怒火,给他们二次革命推翻君主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82]。路易十六,虽然提前就知晓此事,但忘记对其语气和措辞加以节制[83]

这是一次既指向议会又指向国王的革命[84],以前还没有几次像1792年8月10日这次一样,既准备充分,又计划周详[85]。于是,8月9日至10日夜间,一个新的自治政府巴黎市政厅组建完成,并取代了之前合法建立的巴黎市政当局。拂晓,起义者出现在杜伊勒里宫前,他们是巴黎各区的国民自卫军和外省的联盟军,而守卫杜伊勒里宫的有贵族志愿者、瑞士近卫团和为数不多的国民自卫军。起义者被阻挡了一段时间,尽管伤亡惨重,但还是占领了杜伊勒里宫,而且还进行了掠夺。大量瑞士近卫团士兵被杀。不过,在战斗开始前,国王一家躲到了旁边的立法议会大厅,议会还将路易十六作为国王对待,但是,当起义获得胜利后,议会便宣布暂停国王的职权[86]

就在同时,议会通过决议,进行国民公会的选举,只有该议会可以决定是否废黜国王,它还将负责起草一部新宪法[87]8月10日夜,立法议会以鼓掌方式指定了一个由6位部长组成的临时行政委员会;但立法议会已变成一枚可有可无的橡皮图章:是新的巴黎自治政府包揽了所有权力[88]

 
九月屠杀时的沙特雷监狱和比塞特尔监狱(佚名,版画,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1792年)

普鲁士参战支持奥地利这一决定是由腓特烈·威廉二世做出的,尽管他的叔叔海因里希亲王并不同意;1788、1789年之交,海因里希亲王曾在巴黎以个人身份同内克尔探讨过改革的方案,他当时对立宪革命显示出好感,正如平等的菲利普[89]。普鲁士的参战加快了战争进程,8月19日,会合后的敌军攻入法国,军事要塞一个接一个地陷落[90]

形势万分危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丹东在1792年9月2日疾呼:“勇敢,勇敢,再勇敢,祖国必定得救。”一支200到300人的队伍承担起应对内部敌人的责任[91][92],他们在1792年9月2日那天涌入巴黎的9个监狱,残杀了一半的在押人员:所有拒绝宣誓的神父反革命嫌疑犯、指券伪造者、所有苦役犯、普通囚犯、甚至60个孩子[93][94][95]。这场屠杀被称为九月屠杀,一直持续到9月6日,巴黎市政当局不敢介入[96],10月29日前没有议员谴责此事。

国民公会的敌对双方编辑

 
国民公会齐聚杜伊勒里宫马内日大厅
 
吉伦特派重要人士
雅克·皮埃尔·布里索
(让-巴蒂斯特·福凯,凡尔赛宫特里亚农宫,1792年)

9月2日,国民公会选举从基层议会开始,采用普遍选举(男性)的方式进行,这是第一次,但投票率非常低。山岳派议员大幅度增加[97]。国民公会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

吉伦特派不信任政治团体和巴黎自治政府,也不信任巴黎各区居民,他们在外省找到支持,还获得了贸易业和制造业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十分崇尚1789年的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但厌恶非常规的作法。他们的领导人有布里索韦尼奥佩蒂翁、让-玛丽·罗兰和之后的弗朗索瓦·比佐。

山岳派坐在最高的席位上,其名称正来源于此,被视为新的雅各宾派;他们的选民基本上是巴黎居民,由乡村手工业者和小农组成。这些民众利益的维护者跟吉伦特派一样,是一些外省的资产阶级,对过激手段持怀疑态度[98]。但他们明白,为了胜利,大革命离不开人民的帮助,于是山岳派俘获了巴黎的民众,对工人、手工业者和小业主加以利用,准备采取非常措施以拯救祖国。他们的领导人有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圣茹斯特

中间坐的是大多数议员:“独立派”,也被称作沼泽派或平原派,他们致力于大革命,但没有标志性人物;他们的主张摇摆不定[99]。为了捍卫财产和自由,他们支持吉伦特派,当关系到救亡图存时,他们支持山岳派。但是,对这几个群体清晰地下定义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无论哪一派都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这依然是些不稳定的团体[100]

 
1792年9月20日,瓦尔密战役
霍勒斯·韦尔内,1826年)

1792年9月20日,法国军队在瓦尔密成功止住了普鲁士的入侵,指挥者是迪穆里埃。为了解除奥地利对里尔的包围并将其驱逐出境,10月8日,迪穆里埃深入比利时[101]。亚当-菲利普·德·库斯汀于9月30日攻克施派尔,于10月5日夺取沃尔姆斯,随后拿下美因茨(10月22日)和法兰克福(10月22日),此举得以控制莱茵河南岸,同时,迪穆里埃于1792年11月6日在热马普取得决定性胜利,从而占领了比利时。也是在这一时期,法国吞并了萨伏依,这原是萨伏依家族的属地。所到之处,法国人都在宣传他们的革命理想,自然疆界论开始成为话题;但是,是军事力量和外交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101]

在解散之前,1792年9月20日,国民立法议会决定将户籍管理的工作从教会剥离,此后交由地方政府负责,并决定允许离婚,另外还宣布了全新的巴黎自治政府。第二天,9月21日,国民公会正式举行第一次会议;暂时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国民公会一上来就做出宣告,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并且决定,将以普遍投票的方式通过新宪法。9月22日,国民公会宣布,即日起,一切政府文件的日期均改用共和历[102]:这开启了法国的一个新纪元。

第一共和国编辑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编辑

审判国王编辑

 
1792年12月26日,国民公会审判路易十六(版画,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约1793年)
 
1793年1月21日,对路易十六行刑(版画,巴黎,卡纳瓦雷博物馆,1793年)

经历了8月10日,随后又废除了君主制,这位已被废黜的国王、圣殿塔囚犯的命运提上议程[103]。这个时期,国民公会吉伦特派主导,因为大多数中间派议员对他们有好感;而且,在先前立法议会指定的临时行政委员会中他们也占了多数。即将开启的审判给他们带来分裂;因此,他们试图推迟这场在他们看来不合时宜的审判,而比较激进的山岳派为了巩固共和国要同旧制度进行彻底的决裂[104]。但是,算盘还是落空了,1792年11月20日在杜伊勒里宫发现一个“铁柜”,里面确凿的文件让这场审判再也无法回避:不对国王的前途作出裁决将会爆发一场新的革命。虽然存在权力分立原则,但还是由国民公会审判国王;因此,1792年12月11日开始的这场审判将是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为争夺议会控制权和革命控制权所进行的殊死搏斗的起点[105]

发现铁柜和不光彩的文件是国王始料未及的;他应对失措,甚至对事实矢口否认[106]。但是,就惩罚的政治用途而言,在这场审判中国王的过失即使被证实了也算不了什么[105],鉴于此,马拉竭力说服议会让“暴君的死刑”交由议员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大声地唱名表决[107]。于是,共和的真实性将借着弑君者显明出来[108]。1月15日,辩论结束后,国民公会以693票对13票压倒性多数的表决结果判定国王有罪,1月17日,以387票对334票微弱多数的表决结果判处国王死刑[109]。平等的菲利普,也就是国王的堂亲奥尔良公爵,也投票赞成判处死刑,这为19世纪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之间的斗争拉开了帷幕。吉伦特派提出的缓刑和征求人民意见都在1月20日被否决。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革命广场被送上断头台

对路易十六执行死刑给法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震惊了欧洲的君主[110]:这也是向欧洲的挑战。1793年2月1日,法国向大不列颠王国联省共和国宣战,这导致欧洲列强结成第一次反法同盟

旺代编辑

 
旺代暴乱(埃瓦里斯特·卡彭铁尔,油画,屈尔讷市政府,19世纪)
 
旺代将领路易·德莱斯库尔侯爵(罗伯特·勒菲弗,油画,绍莱艺术历史博物馆,1818年)

为了应对复杂局势,为了补充军队,国民公会于2月24日发布了一项30万人的征集令,原因是1792年的志愿者已经正式离队。这次招募采取抽签方式进行,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大规模自发性抗议[111],特别是在阿尔萨斯布列塔尼、整个中央高原和整个比利牛斯山脉的农民中间。其中大部分地区的武装暴动或是自己散了,或是很快就被平息,但是安茹普瓦图的起义不仅组织起来了,而且形成规模[112]

1793年3月3日在绍莱爆发的旺代起义是大革命在国内所遭到的最严重的抗议。伤亡人数因历史学家而异,从11万7千人到25万人不等。

起义的爆发与2月24日议会发布的战争动员令有着直接的关系[113]。然而其原因却更为复杂。旺代人,他们也参与了陈情书的起草,他们也曾对1789年发生的革命抱有好感;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失望越积越多。旺代的农民没有从国民财产的变卖中获益,当大革命朝着反教权的方向发展时,他们的信仰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尤其是在《教士的公民组织法》出台以后。对路易十六处以极刑是无法被跟地方小贵族关系紧密的民众理解的。因此,当负责让年轻人抽签的官员到达时,他们拒绝远离家乡去为一个触犯他们信仰的制度战斗,而且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抛弃了他们的制度。起义是必然的。

当旺代起义一股脑地爆发时,很快就造成巨大影响。为了制止暴乱,1793年3月19日,国民公会通过了一项例外法:凡是手中持有武器的造反者,或是被证实参与聚集者,格杀勿论[114]。很快,在国民公会,起义者被说成是“盗匪”,巴黎给他们的起义起名叫“旺代战争[115]。为了打击镇压国内和国外的敌人,3月10日,国民公会创立了革命法庭,同时,为了顺利执行这项政策,4月6日,总防御委员会改组为救国委员会[116]

吉伦特派的结局编辑

 
1793年6月2日起义时,国民公会前的国民自卫军
(皮埃尔-加布里埃尔·贝赫托,
版画,卡纳瓦雷博物馆

共和国成立后的头几个月里,山岳派吉伦特派之间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早在1792年春天就是否开战一事出现的分歧便已经留下了阴影;以及1792年8月10日发生的那场起义,在新的自治政府无套裤汉取得胜利后,两个政治团体之间的对抗很快变为一场阶级冲突[117]:所以,是关于共和国内涵的两种实现方式引发了斗争,即便这些政治上的差异并不是吉伦特派所特有的,它也反映了外省的心态。

但是,吉伦特派终究还是要告别大革命的舞台了,这是它政策上的不一致造成的:特别是他们想发动战争却没有给出可行的方案;他们还曾试图挽救君主制;危机由于他们的自由主义政策而加剧,他们却找不到应对措施;他们再次掀起革命却随后又遏制其发展势头[118]1793年5月31日和6月2日的起义以及吉伦特派主要人物的被抓结束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

共和国在危机中(1793年)编辑

 
共和国格言被橡树叶和三色旗做成的花环所围绕,它由束棒支起,上面是弗里吉亚帽,近处有高卢鸡、加农炮和榴弹炮。(佚名,版画,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1793年)
 
马拉之死
大卫,1793年)

1793年1月21日对国王的行刑、国民公会的征服和吞并政策、革命者在欧洲各国的骚动、以及旺代暴动和随后的“联邦派”暴动,不仅让国外的战争再起高潮[119],又在国内引发战争,共和国已处在崩溃的边缘。加之第一次反法同盟,是整个维护专制制度的欧洲联合起来反对法国。春天,在反法同盟的攻势下,瓦尔密大捷以后占领的土地全部丢失,共和国的军事形势变得比1792年更糟:很快,北部边境和东部边境被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突破,西南边境被西班牙突破,东南边境被皮埃蒙特突破。国内,旺代起义已形成规模,在法国西部数四散蔓延,在被贵族控制后,起义已变为保皇派的工具;索米尔昂热沦陷(1793年6月9日和18日),但南特守住了(6月28日)。保皇派的暴动还在洛泽尔罗讷河谷发展起来。这种情况下,国民公会通过1793年2月26日和8月12日的法令将旧制度下的步兵团和国民志愿营进行混编,这就有了后来的混编旅。

1793年5月31日和6月2日的那场政变结束了吉伦特派的统治地位,之后,山岳派在国民公会独掌大权:从现在开始,他们和雅各宾俱乐部的其他成员负责指挥战争,并负责解决各种形势下出现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巴黎各区居民反对议会起义并没有将吉伦特派一网打尽,那些得以逃脱的议员呼吁进行暴动对抗巴黎,他们在法国的许多地区得到省政当局的支持[120]。7月13日,让-保罗·马拉被一位名叫夏洛特·科黛来自诺曼底的年轻女子所杀,政治紧张进一步加剧。1793年6月到9月间采取的激进措施正是这种局势下的产物[121]

1793年6月24日,国民公会通过了一部非常民主、权力充分下放的宪法,它是由全民投票批准的。藉由频繁地进行普遍投票,以及公民参与立法过程的可能性,共和元年宪法试图建立一种真正的主权在民;它还承认起义的权利(这就赋予了之前的8月10日起义6月2日起义以合法性)[122]。然而这部宪法从未得以实施,因为国民公会在1793年10月10日明确宣布在恢复和平前暂不实行[123]圣茹斯特为推迟实施该宪法作出的解释是:“在共和国目前的形势下是无法施行宪法的;将其搁置的原因在其自身。它可能会为侵犯自由的罪行提供某种保护,因为它似乎缺乏魄力去制止这些罪行。”

 
共和二年,救国委员会
(佚名,水彩画,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约1793至1794年)
 
治安委员会写给救国委员会的信件原稿,提醒“五个寄往国外的邮包”有可疑迹象。(法国国家档案馆,1794年1月27日)

政府的主要机构救国委员会创建于1793年4月6日,它取代了1月1日成立的行动不力的总防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在国民公会中遴选出的9位议员组成,丹东和贝特朗·巴雷尔名列其中。7月10日,为适应危机恶化的局势,议会更新了救国委员会:丹东落选,因为他过于温和;7月27日,罗伯斯庇尔被选入该委员会,8月14日和9月6日,又增添了新的成员。将要管治法国直至胜利之日的“共和二年大委员会”:它为采取行动而创建,它为战胜敌人而创建。它的12名委员每月改选一次;它有立法创议权,它有行政权,由它任命公务员,它把权力集于一身;它被罗伯斯庇尔的革命声望所主宰,这位“不可腐蚀者”奋力推动国民公会雅各宾俱乐部执行救国委员会的政策。每一位成员专门负责一项特定事务,如卡诺主持军事[124]

治安委员会是政府中地位仅次于救国委员会的机构;它的成员同样出自国民公会,全是山岳派。该委员会创建于1792年10月2日,经过1793年9月12日的改组,委员数量变为12人,其中有马克-纪尧姆-阿莱克西·瓦迪耶、让·皮埃尔·安德烈·阿马尔和让-亨利·武朗[125],都是些冷酷无情的人。它的角色不容小觑:治安委员会在讯问、逮捕、监禁、以及革命审判时拥有特定的权利,它在恐怖时期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并企图把这种权威永远延续下去。它和救国委员会因争夺管辖权产生对立。

为了让出台的措施得到贯彻落实,国民公会在1793年3月9日颁布法令,有组织地向各省以及军队派遣议员,即特派议员。为了惩治反革命,特派议员拥有相当广泛的权力,可以采取他们觉得必要的措施以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可以把他们认为有嫌疑的人送进监狱。他们两人一组,共同发布命令,只对国民公会负责[126]

复苏编辑

命令,民众运动,政府的巩固编辑

 
武装起来的无套裤汉
(让-巴蒂斯特·莱索尔,水粉画,卡纳瓦雷博物馆,1793至1794年)
深入民心的“度申老头”形象(左),雅克-勒内·埃贝尔(右)拿来用作他的报纸名。
 
雅克·鲁
(佚名,版画,局部,卡纳瓦雷博物馆,18世纪末)

6月2日起义吉伦特派领导层被抓之后,山岳派虽取得了控制权,但是必须重视无套裤汉和他们的极端主义代表[127]。为了战胜对手吉伦特派,他们需要这些人,但现在他们既不打算让出权力[128],也不打算满足这些人的诉求。山岳派试图通过雅各宾俱乐部对其加以控制,以求消除隐患,因为一些主张在革命上、在经济上采取恐怖政策的人,也就是“忿激派”,经常性地在巴黎煽动起义,山岳派担心自己成为下一次起义的牺牲品。掌权后的山岳派跟以前的吉伦特派一样,拒绝损害经济自由。他们不想让民众运动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没有必要站到民众运动的对立面,那就诋毁民众运动的领导人,但同时,山岳派也承认民众的诉求是合理的[129]

参考文献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