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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萌芽是晚到早时期(16至18世纪)的经济现象,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把它视为类似于工业化前的欧洲的发展阶段,本土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先驱。朝鲜民族主义史学也采用这个说法。

历史编辑

萌芽论可以追溯到中国社会史论战。据现有文献,最早的相关论述是1935年邓拓的研究,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已经产生“新的社会经济系统的苗芽”。此后吕振羽在1940年明确提出明末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性的手工业工场的雏形”,清朝则已“培养着资本主义的因素”。[1]

1950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加入了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一段话: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1954年对《红楼梦》的时代背景的讨论,引发了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傅衣凌、侯外庐、吴晗、尚钺、翦伯赞、吴大琨、黎澍等中国历史学家相继撰文,后来汇编为1957年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和1960年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2][3] 他们确定了一些发生于16世纪至18世纪的中国经济进步,包括农业进步和手工艺技术的提高,市场的改善和扩大,以及工资和劳动关系的变化。[4][5]

文革结束后,讨论继续。值得注意是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于1985年出版,集中反映了中国学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学术成果。1990年代后,相关讨论在中国学术界沉寂下来。[6]

内容编辑

 
陶瓷和丝绸业工作人员(18世纪初)

如何定义“资本主义萌芽”:吴承明提出,“第一,应把资本主义萌芽如实地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第二,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不能举例论证;“第三,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将导向新的生产方式[7]

研究者已经指出,晚明和清初,雇傭勞動在纺织品、纸张和其他行业增加。[8][9] 然而,他们缺乏欧洲工厂中生产的会计方法。[10]

中国出口到西方,来自美洲的银流入,扩大货币供应量,驱动商业化、市场和税收。[11][12] 接下来的几个世纪看到了加强区域专业化和一体化的农村市场。[12]

评价编辑

  • 日本的中国史专家在20世纪50年代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尽管他们总结说,决定性的转变是不可能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晚明史学家护雅夫说这项工作“未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理论成果,虽然它发现了丰富的迄今未知的历史事实”。[13]
  • 西方的经济历史学家倾向于否认这些发展预示着朝资本主义转变。[3][14] 罗兹·墨菲则评价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把明代的这些发展趋势称为‘资本主义早期的萌芽’,这些见解是非常合理的。”[15]
  • 李伯重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感情的问题”,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由“别人有,我们也有”的“争气”心态引起的,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因此随着中国国力的提高,年轻学者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兴趣随之减弱。[16]
  • 经济学家菲利普·黄和李伯重大肆抨击“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他们质疑这一基本假设仅仅基于欧洲的发展经验,并认为这种类比是以欧洲式的方法扭曲地研究中国历史。[17][18][19]
  • 王学典认为包括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内的“五朵金花”问题是“假问题”,但蕴含着“真学术”。

其他编辑

朝鲜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接受萌芽论,以反对认为朝鲜工业化是日本工业化的结果的观点。[20] 根据这一理论,17世纪的劳力短缺下,农民采用更有效耕作方法,导致商业化和原始工业化,这被日本19世纪后期的干扰截断。[21] 这成为南、北朝鲜的学校教科书的正统理论。[22] 然而,自1980年代以来,韩国历史学家对这个理论失望。[23]

参看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注释编辑

  1. ^ 仲 (2003), pp. 224-225.
  2. ^ Feuerwerker (1961), p. 327.
  3. ^ 3.0 3.1 Brook (2002), p. 150.
  4. ^ Myers & Wang (2002), pp. 643-644.
  5. ^ Faure (2006), pp. 16-17.
  6. ^ 仲 (2003), p. 227.
  7. ^ 仲 (2003), p. 234.
  8. ^ Faure (2006), p. 17.
  9. ^ Rowe (2002), p. 526.
  10. ^ Faure (2006), p. 18.
  11. ^ Myers & Wang (2002), pp. 589–590.
  12. ^ 12.0 12.1 Von Glahn (1996), p. 2.
  13. ^ Brook (2002), pp. 151–152.
  14. ^ Pomeranz (2000), p. 217.
  15. ^ 墨菲 (2004), p. 296.
  16. ^ 李 (2000), p. 23.
  17. ^ Huang (1991), pp. 313–314.
  18. ^ Li (1998), pp. 161–163.
  19. ^ Ma (2004), p. 261.
  20. ^ Eckert (1996), p. 2.
  21. ^ Cha (2004), pp. 279–280.
  22. ^ Cha (2004), p. 278.
  23. ^ Cha (2004), pp. 278, 288–289.

来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