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安

黄永安(1896年3月31日-1979年7月13日),满洲镶黄旗人,官至陆军中将,民国炮兵高级将领。

黄永安
出生1896年3月31日
 大清吉林省双城廳
逝世1979年7月13日(1979-07-13)(83歲)
臺灣 臺灣台北市
国籍 中華民國

生平编辑

早年编辑

1896年3月31日出生,1912年入陆军小学堂,後就读於吉林第一中学毕业。

1916年,入北京大学预科班,1917年六月因祖父黄克勤去世回家奔丧,错过攻读北大机会。因从双城到北京要分别乘坐南满与北满铁路,分别被俄国与日本人歧视,有了投笔从戎的念头。

1918年夏,恰逢保定军校唯一一次面对普通中学毕业生招候补生,三千余人经五天笔试和体检,录取七百余人,黄永安考入第八期炮兵科。[1][2][3]

保定军校编辑

1918年夏-1922年六月 在学校与王以哲为同期好友,与刘翰东罗卓英同班,与宋肯堂陈诚同宿舍。因为是普通中学生,入校后先分配到武汉陆军第二师炮兵第二团受训九个月,第二天回校,就因救助同学傅汝霖而夜不归宿,虽免于除名,仍被校方记了两次大过;1922年毕业前,又因未接受安分队长之全宿舍罚跪惩处,而再次面临开除学籍。[1]

抗战以前编辑

毕业后,即进入东北军炮四团(當時的团长為邹作华,亦双城人)服役,任炮二营中尉营附,炮四团军士教导队教官,与王和华为邹之亲信,随之点验东北军各部。[4]

1925年入陆军大学第七期学习,1925年冬以炮四团营长身份随郭松龄,以张学良名义杀出关外,推进至巨阳河。吴俊升黑龙江骑兵做决定性夜袭之时,黄永安集中全营炮火予以拦截。[5]

1927年7月,從陆军大学毕业,任东北军炮兵第一旅军士教导队队长。10月恰逢傅作义与张学良涿州大战,任炮兵参谋长(司令邹作华),辖刘汉东重炮第七团(150榴炮),王和华野炮第四团(75野炮),苑崇谷教导团加农炮四门(100mm的加农炮)。[6]

1928年,奉系军隊撤出关外,杨宇霆、张学良缩编重整东北军,黄永安任国防军东北陆军炮二团(75mm辽13式野战炮36门)团长,驻北镇,该团东北易帜後番号变为国民革命军炮15团。[7]

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8月15日发布为防俄军第一军王树常作战序列,为第一军唯一之炮兵团,于东线与俄军作战。[8] 1931年石友三叛乱,炮15团编入炮七旅,隶属于学忠第一集团军,于7月入关,战事8月8日结束。[9]

1933年2月,张学良组建67军,王以哲任军长,黄永安为参谋长,3月8日于日军激战,军指挥部位于古北口街内。此战东北军各部以67军表现最佳,青石梁守军521团梁志军团长以下,伤亡五百余人。后中央军25师接防,全军至卢龙一线布防,战于滦河右岸。对面为日军第六师团、第十四师团、骑兵第十联队等部,从四月底激战至五月13日开始逐步撤退,五月底撤至牛栏山,后《塘沽协定》签署,此战67军伤亡两千余。[10][11] 1933年3月张学良下野后,何应钦再次重组东北军,黄永安发布为炮兵第八旅旅长(炮17团、炮18团150mm榴),驻良乡、涿州。[12]

1934年8月因《塘沽协定》签署,无法在平津驻扎,率部至洛阳西工营房,秘密修筑洛阳要塞。期间与洛阳军分校校长祝绍周(保定军校第二期步兵科)相处“极融洽”。[13]

1936年春,炮八旅缩编为独立重炮17团,团长叶攸泉。黄永安转任炮六旅旅长,辖炮七团(彰德,中央军),炮12团(东北军,原野炮四团。)[13]

西安事变编辑

1936年十月十六日,因东北军抄查西安省党部,黄永安感觉风声不对,亲赴西安拜谒张学良及王以哲等人,希望与國民政府中央军团结,否则抗战无望。见张学良时黄永安曾预请方略,张学良曰:“到那时你看情形,自行酌量办吧,”。其在西安始终不得要领,参谋处长王仲升始告其少壮派之所为,王以哲则劝其赶紧回洛阳。[13]

1936年12月12日,清晨接西安亲译电,获知西安事变,张学良命其率部控制机场,占领洛阳[14]。随后黄永安立刻见了祝绍周,因为史学界忽略了这是“亲译电”,只有黄永安一人知情,也没必要拿出来跟部下讨论。将密电给了祝绍周之后,祝也拿不准[15], 黄永安才又提醒对方这是亲译电,不可能是造谣。

黄永安作为老资格炮兵军官对铁路相关的东西非常熟悉,甚至曾给铁路站长授课[16]。在电话都不通的情况下,建议祝绍周用铁路电话逐站向西打;最后在潼关以西的赤水站获得消息,刘多荃部已于前夜将铁路完全切断。这一消息是了解发生事变最有力的证据,同时也证明了潼关空虚,是随后迅速派樊崧甫乘车西进抢占的基础。

潼关的抢占,避免了中原大战式的分庭抗礼,在南京方面还在争吵之时[17]就初步稳定了局势,“保全国家之元气”(陈诚)。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祝绍周“挽狂澜于既倒”,黄永安亦有其贡献。[13][18]

1936年12月18日 黄永安建议对西安围而不打,并空投报纸与西安,赖琏致电中央党部,要求尤其落实空投报纸的事。[19]赖琏与黄永安交谈后建议以后避免出现“东北军”字样[20]

1936年12月20日空投十万份大公报,东北军将领和张学良读张季鸾《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之后,西安事变再次急转向,向着和平解决而去。[21]

1936年12月21日 经反复拉锯,黄永安于事发后第九天终于同意将轻武器“赠送”于洛阳军分校,但是不缴炮;即便如此赖琏也是非常满意,与炮六旅一墙之隔的国民党驻洛各机关也终于安定下来。[22][23]

1936年12月22日 炮六旅“缴械”后,洛阳人心终于安定,民众纷纷去旅部慰劳。[24]

12月25日晚六时许,张学良送蒋介石抵洛阳,黄永安欲面晤张学良,被后者以“有罪之身不见客”为由拒绝。[13]

1937年2月,获悉王以哲被刺,与刘海波赴潼关晤陈诚,允许其去西安料理后事。恰好與顾祝同(保定第六期步兵科)同车往西安,至王以哲家命人清洗尸体,更换衣服,并于王夫人研究办理丧事,后说与顾祝同亲往吊唁,方有人肯出头办理。[13]

1937年二月中旬 王以哲、宋学礼、蒋斌、徐方等灵车过境洛阳,黄永安率全旅军官及军校东北学员五百多人举行追悼会,杨之彦(王以哲副官,安置在炮六旅十二团一营当连长)念悼词,感情至深,众人潸然泪下。 [25]

抗战时期编辑

1937年7月7日,正于开封向绥靖主任刘歭述职,7月7日得知事变,于下午两点上火车返回洛阳,在郑州看到了炮12团北上抗日之列车。炮六旅于七月七日上午九时得到参谋本部命令,全旅北上保定。[26]

1937年七月九日拂晓到保定城外,炮六旅被刘歭总司令配属于黄杰第二师作战,但第二师位置无人知晓。后接参谋次长林蔚命令转进至石家庄,撤退时道路拥挤,只得留作后卫。以炮17团24挺机枪,炮12团两门野炮组建六队骑兵掩护撤退,与日军追兵发生战斗,丢炮一门(陷入泥潭)。[26]

1937年十月初与宋肯堂师配合,防守正定。宋肯堂是正定本地人,熟悉地形,与黄永安相伴勘察。黄永安对炮兵阵地与城东北角观测所甚满意。炮六旅以150mm榴弹炮营和75mm野战炮全团参战,75野炮二营进入正定城,一三营在滹沱河南岸布防,归炮十二团团长刘震寰统一指挥;炮六旅炮弹充足,猛烈轰击敌(14师团)一昼夜,日军炮火亦强大。[27] 10月九日城破,张兴华营长战死,野炮重炮均于夜间南渡滹沱河安全撤离(重炮无法过桥,用长挽绳浮渡);此战炮七团损失全部参战火炮(已脱离炮六旅编制)。[28][29][30] 1937年十一月初,所部重炮营随商震部参加安阳之战,随后12团一营配属139师再战于卢氏,一路艰难撤退,全旅六匹马才拉得动的克虏伯野炮虽沉重,但东北军官兵将火炮全部带回黄河南岸;随后炮六旅得到命令,属第一战区作战序列,受程潜指挥。[31][32]

1937年11月-1944年1月,任命为第一战区炮兵指挥官,除守卫洛阳要塞,重点布置于黄河南岸,与河南、陕西日军炮战,供卫陇海线铁路、潼关,为陕西屏障,维系第一第八两大战区之生命线。第一战区炮兵庞杂,除所部炮六旅东北军野炮12团、重炮17团外,各炮兵团频繁加入第一战区,如炮六团、炮九团(驻洛阳)、炮11团(潼关与陕灵之间)、炮15团(原东北军,驻陕灵)等部。[33]

1939年 训练总监部命令陕西一带炮兵统归第一战区炮兵指挥官训练校阅,黄永安遂拜谒胡宗南,但遭对方抵制,后不了了之,渠对此深感愧疚。[34]

1944年1月获军政部命令,各战区炮兵指挥部一律撤销,无任何后续安排。其将家小安安置于陕西宝鸡,祝绍周闻之随即向上陈情,于一月中旬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去报到时军长韩锡侯说必须先见一下胡宗南,但在西安吃了十几日闭门羹,不得要领。春节后再去西安仍不得见,后强行去第九军任职,韩锡侯勉强应允。[35]

1944年5月,第九军调往第一战区,黄永安嫁女(二女黄京华)迟去了三天,于洛阳拜会战区参谋长董宪章,后者云,“第九军开赴登封,于昨夜十二时以后失去联络,迄无消息,原因不明,现正查证中。”并认为此时去寻找第九军恐凶多吉少,黄不听,带副官马寄生各携短枪,经府店镇去登封寻找部队。[35]

时正值豫中会战高潮,日军重兵集团围攻汤恩伯集团。第九军奉命接替85军守彰德,时汤部已突围,第九军则被110师团完全包围。第九军本应向西南方向突围,但部队溃散,纷纷冲向西北洛阳方向,正是黄永安南下的方向。黄永安于次日清晨在府店镇找到第九军第一个连队,始知军部遭夜袭,已失去指挥,遂立即离开公路,沿小路继续前行至辇店村收拢逃散人员。完全溃散的第九军先后被收集,先后收拢军部人员和十几个营(有其他部队逃散人员加入)的部队;经一昼夜回到洛阳,但无一名团以上主官(豫中会战中同样溃散的29军91师在后来的混乱中几进全军覆没)。[36][37]

黄永安认为第九军已无作战能力,须整顿。获蒋鼎文手令,黄率第九军返回陕西,因长期在第一战区任炮兵指挥官,各兵站补给相当通融。日军尾随于后,遂一路快速西撤,同时躲避敌机轰炸[38]和豫西土匪拦截;最后于驻地点验,共收拢十七个营七千余名官兵,与第九军来时的兵员差不多。[35] 1945年2月任军政部中将参议(第九军已南下重庆)。[35]

第二次国共内战编辑

1946年随陈诚北上,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总参议,同年任辽西师管区中将司令,主要负责征兵工作。[39]

1948年9月,因锦州守军为云南部队,感觉东北人守土有责,遂接受范汉杰任命,为锦州城防炮兵司令。委任原锦州市长韩德身为炮兵参谋长,组建三个参谋科室两个地区组,机动兵力为:炮兵十三团105榴炮五门,十六团(原东北军炮兵)三八式野炮十二门,意造山炮四门。被围十余日后,空投之炮弹因弹药筒变形而无法使用,同时头疼的是电话电池将耗尽,急需补充。

10月十四日解放军接近城防,将瓜市(内地名 冬季是粮食市 夏天为瓜市)附近城墙击毁,国军炮兵集中火力阻止无效,解放军由刘屯冲入城内,直捣瓜市;北面解放军攻入南街白云公园,一时城炮火连天烟硝弥漫,形成街市混战。

锦州于10月十五日陷落,当日黄永安令军需处将库存款项全部发放(约三月军饷)给官兵,同时命令炮兵“城破时立即化整为零,向城外疏散,到天津集合”。中午锦州已四处火起,麾下炮兵最后战至黄昏五时,至此于邮政局二楼办公室宣布炮兵司令部解散。入夜黄永安带副官姚傑明与韩德身出逃,藏于韩德身家中仍见云南步兵于夜间往来冲杀,感叹官不如兵。天明出城时因穿军服被俘,数日后因岁数大未被注意而逃脱。出逃葫芦岛时,受到娘娘宫国民学校校长郭海力助,后由万国宝(万福麟之子)提供机票回北平。[40]

遷居臺灣编辑

1949年初,去臺灣,曾任台湾电力公司董事、齊鲁公司董事、中油公司董事。撰写《浮生》回忆录,因主要为练字,所以全为亲笔手写。

1979年7月13日,病逝。

亲历趣闻编辑

  • 1937年七月初,去开封刘歭处述职,正封其主持纪念周会,遂一同参加。结果“刘主任致辞,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如下汽车后必须将车门关好,始能开动,又办公室如何整理,家具如何修理保存等等,对于军务与民生大计,却一字未提。”“但我窥伺前面的省政大员,皆是肃然敬处,并有随时笔记,唯恐遗漏的样子。”
  • 保定会战,刘歭命炮六旅配属于黄杰第二师,但没人知道其位置。黄碰见陆大同学陈夕怅,得知后者为参谋长,赶忙询问,结果连陈也不知道,说从来就没跟司令部联络过。
  • 黄永安收集第九军回陕西时,进达阌乡,偶遇胡宗南率李延年乘吉普车迎面而来。胡宗南问:“军容颇为齐整,比我来作战的部队都好,为何后退?”黄永安只得告知最高是营级干部,无指挥系统,团长以上全部不见踪影,他自己也很费解。
  • 逃出锦州时,穿便装的一般都放行,但是韩德身的厨子穿了女人衣服,解放军实在受不了其怪异,遂将其扣留。
  • 黄永安逃至葫芦岛碰到长子黄清羲之后才知道,他在守锦州城,他儿子在54军炮兵营攻击塔山,救援锦州。
  • 黄永安乘坐的飞机,就是著名的东北大员最后出逃沈阳的那两架飞机,美钞满天飞,国民党大员被少壮一脚踢下,都是对这次航程的描述。[41]

參考文獻编辑

  1. ^ 1.0 1.1 《浮生-黄永安自述》 第一章
  2. ^ 中共沈阳市委党校《西安事变与黄永安》 邵桂花
  3. ^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九期校史》
  4. ^ 《浮生-黄永安自述》 之《张宗昌于东北东山再起》
  5. ^ 《浮生-黄永安自述》 之《吴俊升其人其事》
  6. ^ 《浮生-黄永安自述》之《涿州之战》
  7. ^ 《东北军史》91页
  8. ^ 《东北军史》143页
  9. ^ 《东北军史》183页
  10. ^ 《第六十七军古北口抗战》李树桂 选自《古北口抗战文集》
  11. ^ 《历史档案》吴庆仁 1989年12月31日《东北军67军抗战略史》
  12. ^ 《东北军史》269页
  13. ^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浮生-黄永安自述》之《西安事变》
  14. ^ 《浮生》之《西安事变》“洛阳炮六旅黄旅长大定先鉴: 第十一页 刻西安发生事变,希兄率所部并指挥军分校赵云飞大队官兵,将中央驻武官扣押,占领银行仓库,拘禁所有航空人员,勿使飞机起飞一架,以待后命,张学良。”
  15. ^ 《浮生-西安事变》祝语:想是共党造谣。
  16. ^ 《浮生-黄永安亲临记》之《平汉路作战》
  17. ^ 《东北军史》408页,12月13日晨3时,南京大员之会议仍在一片混乱中。
  18. ^ 《洛阳密电中的西安事变》 徐有礼
  19. ^ 《西安事变时国民党驻洛阳办事处密电》第八号。
  20. ^ 12号密电“除申讨张逆一人外,应力避东北军字样,凡足刺激东北情感之文字,亦希取缔。”
  21. ^ 《亲中共报纸西安事变后撰文:东北军快向蒋谢罪》中载,1988年张学良仍能背诵那篇社论。
  22. ^ 《西安事变时国民党驻洛阳办事处密电》第39号
  23. ^ 赖琏语“洛阳随时糜烂”(炮六旅之威胁)
  24. ^ 《西安事变时国民党驻洛阳办事处密电》第40号
  25. ^ 《沈阳文史15》 p30 高存信《东北军炮兵点滴》
  26. ^ 26.0 26.1 《浮生-黄永安自述》之《平汉路作战》第四页
  27. ^ 高存信 《沈阳文史资料第十五辑》之《东北炮兵点滴》第30页
  28. ^ 《浮生-黄永安自述》之《平汉路作战》15-18页
  29. ^ 《河北日报》之《正定:千年古城遭重创》
  30. ^ 高存信 《沈阳文史资料第十五辑》之《东北炮兵点滴》第31页
  31. ^ 《浮生-黄永安自述》之《平汉路作战》26页
  32. ^ 高存信 《沈阳文史资料第十五辑》之《东北炮兵点滴》第32页“ 中央军炮七团是山炮,炮可以分解开用骡马驭载。但在元氏撤退时,大部分炮被丢掉了。而我们炮十二团的炮都是用六匹马拉的野炮,在撤退时一门炮也没有丢…… 当时我们认为跑就是我们官兵的生命,跑就是我们消灭日寇的武器,遇到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要把它掌握在手中。我们炮兵连行军到鸭鸽营被断,被溃军遗弃的大车几百辆,阻塞了去路,……没有迂回路可走,折腾了一夜,才算扫清了障碍。天亮后又有敌机来干扰……终于安全撤退。”
  33. ^ 《河南历史》郭晓棠 1944
  34. ^ 《浮生-黄永安自述》之《登封作战》25-26页
  35. ^ 35.0 35.1 35.2 35.3 《浮生-黄永安自述》之《登封作战》
  36. ^ 《大溃败 豫中会战漫谈3》
  37. ^ 《大溃败 豫中会战漫谈4》
  38. ^ 黄于《登封作战》回忆,“余持手令到七里河车站,与运输司令李鸿春交涉车皮西运,谈未数语,即闻空袭警报声,匆匆分手。 见有敌轰炸机十五架,飞临上空,余于马寄生急趋公路旁高约三尺的土陵下躲避。 时适有重迫击炮连驼骡六七十匹通过,敌机发现,竟轮番轰炸打一、二小时之久,到日落后方始离去,炸的我满身尘土,公路上更是人仰马翻,死伤枕籍。”
  39. ^ 《西安事变与黄永安》
  40. ^ 《浮生-黄永安自述》之《锦州被围及脱险记》
  41. ^ 《浮生-黄永安自述》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