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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杨崇伊冤案的澄清 编辑

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1850—1909),庚午年(1870)中举,庚辰年(1880)中进士,入翰林院,授编修为庶吉士,1895年补江西道监察御史。

上任后第一疏即奏严禁京师强学会;1896年杨崇伊弹劾文廷式,使文革职,永不叙用;1898年杨崇伊奏请慈禧太后垂帘训政;至此,杨被维新派视为死敌。根据《重修常昭合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常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2年版)对杨崇伊的评论记载:“------秉性沉毅,勇于任事,为合肥李文忠所器重。丙戌,庚寅分校礼闱,衡文以清正为宗,所得士无便僻诡异之行,乙未补御史,奏请广设学堂,聘华洋教习教授诸生,予以出身,以造就洋务人才。当时虽未允行,后卒如其议。戊戌变政,以政见不合,奏请太后再垂帘训政。旋简陕西汉中府,办教案,修栈道,救水灾,励精图治,以亲老改道员,特旨改发浙江,异数也。崇伊慷概有大志,性直,每喜斥人过,人亦以此衔之。”从以上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杨崇伊的人品性格和为官的政绩。

由于杨崇伊对维新的不同政见,又身处御史谏台,故“在台谏四载,适当丁戌之际,抨击权贵直声振天下,一时有笑比河清之目,是以仇家多贵人,戊申有人贿瑞澄诬,先公干预地方细故,被议,执政谓细故不得入罪,上闻拟留中,而瑞一日三电庆王,以去就争,乃询其请,张文襄,端忠愍知事诬,许请开复,而两宫升遐,先公亦卒,事遂寝。圻服阕,方呈请昭雪,而逊国矣,伤哉。”(事载《江山万里楼诗词钞》正集《纪恩诗》P.235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以下简称《江山》)。 从上面的记载,我们看到,杨崇伊做了御史大夫,由于真直敢言,既得罪了一批维新派人士,又得罪了大批达官贵人及既得利益者。维新派则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以小报小说的形式加以造谣中伤,而达官贵人们则在仕途上加以倾轧。所以《清代杨沂孙家族研究》的作者张剑博士也指出:“杨崇伊虽与维新派为敌,但大都出于政见不同,非关品质------可知杨崇伊被革职事件是党争之结果”是为中肯之语。(该书P.226)

事件回顾,当时杨崇伊居苏州,有苏州某富商狎两妓,两妓不从而逃亡到杨崇伊家,杨闻后出于抱不平而收留,富商上门索要两妓不成,于是向当时的江苏布政司瑞方伯澄行贿,瑞方即向上弹劾杨崇伊,反诬杨在苏州与人争夺妓女。庆王以此事证询大臣张文襄和端郡王端忠愍(载漪),两人都认为是诬告,并以事小未发,但瑞方一日三电催促,庆王无奈,于是就发生了“持枪夺妓,革江苏在籍道员杨崇伊职,交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清实录》卷五九六)这样的冤案。第二年,杨崇伊即抑郁而逝。 后来,杨崇伊之子杨云史为父申冤,正值光绪׳慈禧先后逝世,事被搁置,清廷也知是冤案,最后于民国十一年为杨崇伊冤案平反,并颁发“含膜吐忠”的祠额。(事载《江山》正集P.235)杨家在得到祠额后,重新建造新杨家祠堂,该祠堂直至一九九五年才被常熟地方拆除。

杨崇伊冤案已过去一个世纪了,一个世纪后的我们,不能囿于过去的党派纷争来党同划异,不能人云亦云,照本宣科,更不能冤怨相报以至用诬蔑人格来达到目的,我们应有更宽广的视野,更理性的思维,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物。以史为鉴,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以期更好更准确地结合当今社会,并为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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