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岛诗人联吟大会
全岛诗人联吟大会，主要指1924年至1937年所举行的全台湾诗人诗社联吟大会，每一年的名称多有不同，又称作“全岛诗社（联吟）大会”、“全岛汉诗人大会”、“全台诗界大会”、“全岛击钵吟会”[1]。全岛诗人大会至1924年才成为正式且规律的活动，1937年因皇民化运动积极推行而中止。
背景 编辑
台湾诗社之始，最早有诸罗县令季麒光邀集沈光文等明末遗老创立东吟社，后来又有唐景崧邀集台南与台北文人组织的斐亭吟会、牡丹诗社等。诗社的活动，当时并不普及，也不是常设性的文学社团，其性质多为文人应答酬唱、创作书写的聚会。这样的诗会组织，也可以说是新统治者为了快速安定地方秩序，而拉拢在地文士的活动[2]。甲午战争之后，台湾割让予日本，诗社聚会吟咏之风虽然一时中止，但1895年日人治台后，1896年就有民政局长水野遵与土居香国、陈洛、李秉钧、黄茂清等台北文人聚会吟唱，其后，治台初期日人及台人官绅荟萃，开展了一连串的诗会雅集。尤其1921年总督田健治郎召开全台诗社击钵联吟大会，促使各地诗人、诗社渐增，更促成 1924年全台诗人大会的正式成立。[3]
发展 编辑
全岛诗人大会严格来说，系指1924年起至1937年止，在台湾所举行的诗人聚会，共举行14次。1924年2月10日，“中嘉南联合吟会”举办时，会中达成结合全岛诗社为一组织的共识。同年4月13日，瀛社例会于陋园召开，亦提出“联络文人声气”之旨，与中南部诗人之共识相呼应。是以出现邀集全岛诗人集会之举，并依黄欣建议，起草“全岛诗社联合吟会”会则。因此，全岛诗人大会在名义上属于“全岛诗社联合吟会”所召开，成为一规律且制度化之组织。1927年，“大会”复由台北轮值，会中决议改由五州（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之主要诗社轮值承办，至少一年一次，并固定于春季召开，邀约全台各地诗社推派代表参加。“大会”遂成为台湾诗社间组织联合的最高殿堂，全岛诗人因此得有固定交流的机会。1937年，日本政府全面废止汉文栏；7月7日，日华战争爆发，岛内局势益趋紧绷，至此，全岛诗人大会于是中止。[1]:330-331
活动方式 编辑
参与社团 编辑
每年举办的大会具有一定代表性意义，其参与皆为各地的重要诗社，如南部台南的南社、桐侣吟社、酉山吟社，嘉义的嘉社，中部的大冶吟社、栎社、怡社，新竹的竹社，北部的桃社、瀛社、星社、天籁吟社、萃英吟社等。[1]:333
诗会进行方式 编辑
会前准备 编辑
每年由五州的诗社轮流主办，各诗社设一名干事，制定会则，共同商议该次诗会的日期、地点、会费及相关活动。日期决定之后，接著由主办诗社召集社员，分为“庶务”、“文书”、“会计”、“设备”、“受付”、“接待”等各组进行筹备工作，并向全台各诗社寄发通知书，进行出席人数的调查。[1]:335
击钵活动 编辑
诗人大会多是为期两日的活动，第一日为击钵联吟会，第二日为诗人恳亲会。通常第一日诗题为两题，绝句一题、律诗一题，第二日亦是。击钵诗题多与当地地景相关，例如1925年诗会在台南固园举行，该次诗题为“固园听莺”；1934年诗会在嘉义阿里山举行，该次诗题为“阿里山晓望”。[1]:336
活动场所 编辑
多在私人庭园居所或酒楼餐厅，如台南黄欣固园、台中吴子瑜怡园及东山别墅，台北蓬莱阁、江山楼，或新竹公会堂、台中公会堂、台南公会堂、屏东公会堂、赤崁楼、武庙、高雄爱国妇人会馆、台北大龙峒孔子庙等场所。
活动流程 编辑
活动现场推举与会词人中资望较高者二名为词宗，分列为左、右词宗。再由词宗选定诗题、诗体和用韵，接著在限定时间内，由参与诗人分头写作，时间到则交卷，再由大会工作人员进行誊抄，避免词宗以字迹认人，造成舞弊。再分别由左、右词宗进行评选，最后统一唱名发表名次[4]。入选者可当场领奖品，入选作品会后多刊于报章杂志（如《台湾日日新报》、《台南新报》）。
出席人数 编辑
根据1931年女诗人吴燕生在〈祝栎社二十年纪念会〉所云，近年诗人大会参加的诗社社数有55，人数不下千名。[1]:336
影响 编辑
由于全岛诗人大会分由五州的诗社轮流办理，也促成以地域观念去划分诗社的想法形成。另外，在1895年台湾改隶以及1906年科举废除之后，台湾旧文人失去知识发挥的舞台，诗人大会举行的击钵竞赛，成绩以元、眼、花、胪等名次公布，也让这些旧文人重新获得如同科举揭榜的刺激与荣耀，是以增进了全台诗社的发展。[3]:189-190,194
诗人大会活动的出现，也带动征诗活动和各种大小诗活动频繁举行，日常生活的婚丧喜庆等琐事，都以吟唱或征诗的方式进行，旧诗与日常生活融合，台湾社会充满浓厚的艺文风气，文学进入家居生活，出现了社会文学化的现象。[3]:223
参加诗会的诗人，除了仕绅文人、官员学子外，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也都加入诗社，全岛诗人数量激增，相关媒体刊物，也多出现击钵吟、课题、诗钟、汉诗，造成社会沉浸于文学的氛围之中，产生文学社会化、大众化的现象。[3]:224-225
日治时期诗人大会活动，反映了殖民地的进步现代性，因应五大州轮办，以在地题材入诗，深具地方特色，并结合出版、铁道、旅游等行销风潮。藉汉诗作为媒介，日本诗社社员与台湾诗人的以诗会友，日台官绅以古典诗作为文化资本、凝聚文化意识，促进关系良善。另社会环境渐趋安定，诗社激增且参与者背景多元，旧诗吟风蔓延全岛，击钵诗风增以赠送奖品、娱乐戏剧、酒宴优妓的方式进行击钵竞技诗，娱乐性质浓厚，成为贴近大众文学形式、庶民亲切日常活动；汉诗跳脱严肃的汉学守护，另方面也引起思考文学价值、艺术性式微的反省。[1]:348-349[5]
参见 编辑
参考资料 编辑
- ^ 1.0 1.1 1.2 1.3 1.4 1.5 1.6 江, 宝钗. 從日治時期「全島詩人大會」 論臺灣詩社的轉型及其時代意義. 中正汉学研究. 2013-06, (21): 328.
- ^ 施, 懿琳. 五○年代台灣古典詩隊伍的重組與詩刊內容的變異：以《詩文之友》為主. 戰後初期台灣文學與思潮論文集. 台北市: 文津. 2005: 29. ISBN 9576687527.
- ^ 3.0 3.1 3.2 3.3 黄, 美娥. 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 台北: 国立编译馆. 2007: 185. ISBN 9789860103267.
- ^ 张, 正体. 學詩門徑.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98: 172–174. ISBN 9571501735.
- ^ 吴, 毓琪. 日治時期「全臺詩社聯吟大會」的社群文化與文學傳播. 台湾文学研究集刊. 2014-02, (15): 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