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论
背景
编辑自古以来，朋党都视作坏事，在宋代，“朋党”更是打击政敌的最好罪名。范仲淹为人以天下为己任，意气轩昂，认为朋党有正邪两种。[1]1043年，范仲淹和韩琦推行庆历新政，第二年，不少人开始攻击改革派范仲淹、韩琦、富弼和欧阳修自成朋党。宋仁宗听闻后质问范仲淹，他竟打破惯例不作自辩，公然直率回答说，自古君子小人“未尝不各为一党”，视乎君主是否明察。宋仁宗对他的答复不甚满意。[2]欧阳修随即奏上《朋党论》，独出心裁作翻案文章，反说君子才有朋党，小人倒没有；换言之，被称为朋党的才是好人。[3]
内容
编辑《朋党论》指出，“小人之朋”为了利益而形成，是“伪朋”，他们为了利益而相争，不能团结，有共同利益时就暂时结党，称为朋友，没有利益时就没有来往，甚至互相残害。“君子之朋”则是因志同道合而形成，坚守道义、忠信和名节，是“真朋”，有助修身，为国服务时则同心共济，终始如一。
《朋党论》促请君主分辨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任用君子之朋而贬退小人之朋，任用君子之朋则上下一心，国家兴盛，尧、舜、周武王都是例子；若贬退君子之朋，疑而不用，则国破政亡，如汉桓帝、汉灵帝、唐昭宗之时；若禁绝朋党，会导致人人各怀异心，有如商纣亡国之时。
手法
编辑《朋党论》篇首入论，先立论后阐明，文中大量运用史例，正反立论，并活用排偶句子，加强语气。
馀波
编辑宋仁宗始终不信《朋党论》的说法，欧阳修随即到河东做官，离开京城。《朋党论》是一时迫切之言，其实欧阳修也明知理论上君子不应有朋党，实际上他和范仲淹等人也不算朋党。第二年，欧阳修上书说明范仲淹等人根本没有朋党，只是被人诬告。[4]
影响
编辑《朋党论》是中国古代有关朋党的最著名议论文，明代东林党人就秉承《朋党论》的宗旨，认为朋党并非坏事，高攀龙《朋党说》一文赞赏《朋党论》议论杰出，沿袭其说加以补充，认为“小人之朋”在没有共同利益时也不会消散。[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