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二六指示

六二六指示指毛澤東1965年6月26日關於農村醫療衛生工作的談話。指示認為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主要為城市居民和官員服務，要求「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歷史

背景

1949年9~10月，軍委衛生部主持召開了全國衛生行政會議，首次就新中國成立後衛生工作的方針和任務進行研討，「初步地確定全國衛生建設的總方針應是以預防為主，衛生工作的重點應放在保證生產建設和國防建設方面，要面向農村、工礦，依靠群眾」。1950年6月，全國農村衛生座談會召開，時任衛生部副部長蘇井觀說：「今後衛生建設的重點在農村，城市是對舊有衛生機構加以改造的問題」，會議還要求衛生工作人員要「明確認識到農村衛生的重要性，掃除對農村衛生工作的忽視態度與偏差認識」，不怕困難，為農民解除疾苦。1950年8月7~19日，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召開，421位來自各地區、各軍衛生部的負責人和中西醫藥界知名專家出席，161人列席；會議着重檢討了一年來「預防為主」方針的實施情況，在深入討論和徵求意見的前提下，確定了今後全國衛生工作的總方針是：「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1950年8月，毛澤東為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鬥！」衛生部副部長賀誠在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的總結報告中提出：「最近幾年我們的衛生建設，重點不在大城市，而在中小城市農村工礦與部隊。」毛澤東將衛生工作作為全民事業和新中國建設的重要支柱之一。1951年9月，毛澤東指示各級黨委「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不僅要進行經常性的督促檢查，而且要在經費上給予保證。1952年，面對朝鮮戰爭細菌戰危險，毛澤東發出了「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的號召，全社會的力量被充分動員起來，「清潔衛生，人人振奮，移風易俗，改造國家」號召營造了講究衛生人人有責的社會氛圍。1952年12月24~28日，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召開，會議確定衛生工作的重點是：「要加強工礦衛生和城市醫療工作，使農村衛生工作和互助合作運動密切結合，並繼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防治對人民危害性最大的疾病。」與會代表進一步分析了衛生工作存在的問題和解決辦法，從一年多來愛國衛生運動的成功做法和經驗出發，認識到要做好衛生工作必須動員人民群眾廣泛參與；會議接受周恩來的建議，在衛生工作方針中增加了「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表述。至此，衛生工作「四大方針」形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編制過程中提出要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衛生工作的重點也隨之發生了轉移。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主持召開了各大行政區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會議，會議明確提出衛生工作要為工業建設服務，「應着重加強和建立城市、工礦和交通線的醫療衛生機構」。此後，城市醫療衛生投入大幅度增加，公費醫療與勞保醫療水平不斷提升。廣大農村在農業合作化運動開始後才開始自發建立合作醫療，以解決農民的看病、吃藥問題。在各級人民政府和醫務人員的共同努力下，農村醫療條件改善很快。到1953年底，全國縣醫院和縣衛生院已由新中國成立前的1437所發展到2102所，縣以下的區、鄉也大力組織和培訓醫療衛生隊伍，組建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1956年毛澤東說：「過去說中國是『老大帝國』，『東亞病夫』，經濟落後，文化也落後，又不講衛生……但是，經過這六年的改革，我們把中國的面貌改變了。我們的成績是誰也否認不了的。」1957年，中國人口預期壽命由1949年的35歲提高到57歲，一些嚴重威脅人民健康的流行性疾病得到控制，有的甚至已經滅絕。「大躍進」運動中，衛生部提出了「為六億人民服務，城鄉兼顧，城市支援鄉村」的思想，但是，當時工業化建設的艱巨任務和國家經濟面臨的嚴重困難都決定了衛生工作只能以城市、廠礦為重點，農村醫療衛生的供給還只能處於低水平的緩慢發展狀態。

指示經過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在同他的保健醫生李志綏談話時，批評衛生部只給占全國15%的城市人口服務，而且主要是為幹部服務，廣大農民得不到醫藥，「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務，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中國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農村，不為農村服務，還叫什麼為人民服務」，要求「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這段談話經整理後被稱為《六二六指示》。

後果影響

由李志綏傳達到衛生部後，劉少奇、周恩來等先後組織衛生部門的同志座談，進一步了解情況，要求落實好「六·二六」指示，加強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衛生部黨委極為重視，於1965年9月3日上報中共中央《關於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中央9月21日批轉。

自此，「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成為衛生工作方針中一條重要內容。以此為指導，衛生部加大了對農村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投入。以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病床的分布為例，1965年農村只占40%，1975年這個比重已提高到60%，全國衛生經費的65%以上用於農村。農村合作醫療全面開花、巡回醫療廣泛開展、「赤腳醫生」隊伍迅速壯大。到1976年7月，全國有110多萬人次城市和人民解放軍的醫務工作者到農村巡回醫療，有十幾萬名城市醫務工作者在農村安家落戶，70%以上的醫學院校畢業生分配到農村工作。全國5萬多個農村人民公社基本建立起了衛生院，「赤腳醫生」達到150萬人。在城鄉醫務工作者和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下，農村醫療衛生狀況大為改善。

1970年6月26日，周恩來將談話整理稿委託汪東興報送毛澤東，毛澤東批示：「暫不發表，將來再說。退東興同志存。」談話的記錄文稿，毛澤東未審閱、親筆批示，不是正式文件，也從未完整刊登於官方報刊。

中國農村醫療衛生工作的獨特方法和顯著成就受到了世界衛生組織的關注。1976年，被譽為「合作醫療之父」的覃祥官作為中國代表團的副團長，出席了世界衛生組織太平洋委員會第27屆會議和世界衛生組織太平洋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會議，並做了題為《中國農村基層衛生工作》的報告，回答了與會各國衛生部部長和記者們的提問。中國農村合作醫療的情況令各國代表印象深刻，認為「中國農村人口這麼多，居然能夠做到看病吃藥不花錢，真是人間奇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和一些國家的代表團到中國進行實地考察學習，拍攝「赤腳醫生」工作的專題紀錄片，還將《赤腳醫生手冊》翻譯成多種文字出版。1978年，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的經驗被寫進《阿拉木圖宣言》，世界衛生組織把它們作為解決初級衛生保健問題的成功範例在發展中國家推廣，並據此提出了全球「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戰略目標。

影響

農村醫療機構病床占比從1965年的40%提高到1975年的60%，農村衛生經費占全國衛生經費的65%以上。

姚力認為，六二六指示的歷史功績是，推動了：

1. 農村巡回醫療：城市醫務工作者到農村巡回醫療達110萬人次，並培訓農村醫務人員。到1975年底，全國有150多萬赤腳醫生，390多萬衛生員、接生員。
2. 農村合作醫療：到1976年，中國合作醫療普及到90%以上。